以委内瑞拉为例探究国别社会安全风险评估

　　为了更加全面的开展社会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在关注战争，武装绑架，极端势力等问题的同时，对这些现象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资源禀赋，政府治理能力，社会价值取向，民族结构和民族性，政党和贫富差距，这些经济、社会的相关要素进行详细分析和探究，并且文章中以委内瑞拉为例进行详细讨论，希望对现有评估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从而提升国别风险评估精确度。

　　关键词：安保风险,软要素,委内瑞拉

　　风险评估就是测量不确定性对“安全”这个目标的影响。社会安全风险是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作用结果，深入认识国别社会经济和政治这些软要素，有助于认识风险的特征，从而有助于安保管理人员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案。

　　1资源禀赋的基础作用决定国别社会安全整体风险

　　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自然环境、资源及储量、气候、生态、民族结构、地缘政治、人文、历史、宗教、社会生产以及人口结构，如:劳动力人口比例、老龄化比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以委内瑞拉为例，其人口约3100万，国土面积91.6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灾害较少;民族比较单一，少数土著印第安人、欧洲移民和占多数的印欧混血人，族群冲突较少;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老龄化比例低;外来殖民历史和天主教占主导的信仰氛围，使国民较为宽容、温和，不好战，没有产生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土壤;周边各国间发展均衡，文化相似;除美国以外，受外来干涉较少，与周边国家冲突较少。

　　而委内瑞拉社会街头抗议所引发的社会骚乱，多为示威人群“群体心理”和“从众心理”的表现，狂热的群体在“人多势众”的优势感中，由于个人道德和社会机制失去效力，经常引发暴力事件。据非政府组织OVV统计，2016年委内瑞拉死于暴力事件的人数达28479人[1]。

　　2经济发展能力决定社会安全风险的高低

　　宏观经济形势，如:GDP增长、通胀水平、货币稳定性、汇率等可以判断国别社会安全总体态势、发展趋势、持续时间、改善或恶化预期等。通常情况下，经济形势恶化与社会治安恶化为线性关系;在微观经济层面，则反映在民生、民众幸福感和社会公平与正义感，民生恶化意味着社会基层治安的恶化，幸福感越低，犯罪就越高，社会公平与正义感越低，有组织犯罪和暴力犯罪就越高，其广度、深度将决定犯罪恶劣程度。委内瑞拉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高速发展，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委内瑞拉的贫困率曾一度从43%降低到27.5%[2]。

　　但委内瑞拉工业化并未充分发育，经济对资源的依赖仍然较高，经济和财政收入随着资源价格的变化而剧烈波动。出口收入的90%和财政收入的40%都来自石油，石油业占GDP的20%，进出口市场单一，通货膨胀居全球最高。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使全社会物资短缺，高通胀、高犯罪率，政治冲突加剧[3]。

　　反应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大幅增加，严重影响了其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稳定;外债高筑，要靠资本流入刺激经济或维持经济发展。“进口替代”政策失败，导致与此行业相关的就业机会损失，类似美国的“铁锈地带”现象产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占经济重要地位的家族经济携资本出逃，要推动经济发展，只有左派的“革命”道路和右派的“促进外资和私人领域投资”2条道路，国家在道路选择上挣扎和摇摆，让社会陷入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

　　3贫富分化是造成社会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

　　委内瑞拉首都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印证了贫富分化的严峻，而其背后是生产资料的贫富两极化。贫富分化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内需市场，降低了国家的储蓄能力，降低了人们的社会亲和度，民众之间的矛盾升级，引发猖獗的犯罪现象，并助长了腐败。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公和经济歧视，加重了穷人的沮丧情绪，加大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部分群体被边缘化，享受不到社会提供的福利(如: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参政权利)，不能与社会建立沟通、互动渠道，不能与社会体系进行交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暴力犯罪被视为结构性失衡的结果:个体组成的群体为过上正常生活付出的努力，与潜在获得和自身实际能力相匹配的机会之间的矛盾。“结构性暴力犯罪”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4]。

　　2016年，全球50个最危险城市，委内瑞拉占去5席，加拉加斯连续多年领先全球最危险城市，原因不是非法毒品交易、犯罪团伙火拼、内战甚至帮派暴力，而是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政治对立[5]。根据2010年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数据，56.6%的谋杀案件为低收入阶层所为，27.2%的谋杀案件为穷人阶层所为，70%的谋杀为持枪抢劫，且多为摩托车作案(70%)，公共场合谋杀占到55.1%，其中青年匪徒作案占16.9%。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军警实施作案占谋杀案的4.5%(2016年统计数据)，委内瑞拉全国和首都加拉加斯每十万人谋杀死亡率如图1所示。

　　4政治因素对社会安全治理的影响

　　社会安全政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政治治理和司法治理水平，也自然反应在社会安全上。公正的政治和司法环境，高效、有竞争力的社会安全管理机构和执法机构，是社会安全治理的最好保障。委内瑞拉1999年以来实施的“波利瓦尔革命”，致力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并取得显著成绩，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的肯定。但同一时期，暴力犯罪并未降低，出现“谋杀死亡率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微小负相关性”(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13人类发展报告，39页)。

　　这是因为，基于救济手段的各种社会援助项目，未能惠及那些最贫穷的、缺乏技能的15～24岁的青年人;政治分化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反而提高了民众之间的对立和敌视。社会分裂为支持前总统查韦斯的查派(西班牙语Chavista)和被查派贬称为“瘦子”(西语Escual-idos)的反对派。一个打着“公平”、“打击寡头政治”的旗号，一个高举“民主、反独裁”的旗号，双方对立、难以调和。贫富分化在政治的干预下，导致国家地理上的政治分裂(首都东部和东南部的富人聚居区与西部边缘地带的穷人聚居区)和街头暴力对抗升级。这也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让公民对国家行政权利和机构失去信任，道德层面不再遵守法律和规则[6]。

　　委内瑞拉社会的政治对立，导致社会安全政策协调困难，公民对权利机关的“去法制化”加速，选择性执法现象频现，政策没有连续性，社会安全管理领域腐败，并在一些情况下发生因政治利益而保护暴力犯罪的现象。许多暴力犯罪得不到报警、调查侦办、起诉、裁决，又助长了暴力犯罪[7]。2016年，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只有31.4%的暴力犯罪事件报警，现在委内瑞拉合法和非法枪支拥有量超过800万支。

　　5利益攸关方管理工具用于识别社会安全风险

　　由于社会安全风险的加害方和受害者是一定意义上“利益攸关方”，利用利益攸关方概念借助FREEMIND软件，采用“头脑风暴”识别和评估国别社会安全风险。在地缘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中，也可以用利益攸关方概念，研判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所在。举例来说，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美国，对拉美有着天然的影响，而拉美左翼政府大多与华盛顿关系不佳，因此支持右翼上台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总体面貌。以此为主线，可在每次危机中用利益攸关方识别美国的关切、制裁工具、各方反应，有利于对社会风险发展做出研判。对委内瑞拉社会治安的危险源源所做利益攸关方如图2所示。

　　6结论

　　1)从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等软要素分析风险产生的根源，结合历史事件分析，有助于社会安全管理人员更好把握国别安全形势，制定更加合理、科学、细致的安保方案和应急预案，更好预测社会安全走势，研判应急撤离条件。

　　2)以委内瑞拉为例，其社会安全风险主要是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相比由战争导致的地域限制和教派冲突造成的人群限制，由于贫富差距和贫困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治安风险，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突发性、随机性、常态性，对企业员工造成的精神压力也更高，更需要科学的社会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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