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下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

　　摘要: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自贸区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处理效应模型等多种实证策略对自贸区与人力资本投资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自贸区通过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研究表明，样本期内自贸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乡村居民而言，自贸区的建立对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边际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指数以及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对人力资本投资均表现为正向影响，且在控制五大发展指数、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其与自贸区的交互项后，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效应仍然为正向影响。

　　本文源自软科学2021-01-29《软科学》杂志，于198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51-1268/G3，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西部大开发论坛等。

　　关键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自贸区;人力资本投资;准自然实验;PSM-DID

　　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面对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南北分化加剧等问题，亟需培育新动能、转换增长动力，实现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自贸区作为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日趋显著，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的研究涵盖了自贸区设立影响经济增长、区域创新水平、贸易投资等多个方面[1～3]。总体而言，虽然关于自贸区经济影响的研究日益丰富，但是关于自贸区设立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同时现有文献还存在着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对导致内生性的来源考虑不够全面等问题。此外，进一步考虑到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以及人力资本的创新效应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4]，因此本文以自贸区的建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Heckman 选择模型以及处理效应模型等不同识别策略来厘清自贸区建立与人力资本投资间的因果关系，以此对现有研究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在此基础上，从城乡层面分析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异质性影响，以此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现有研究，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自贸区设立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以及进一步考虑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对识别自贸区与人力资本投资间因果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以期为充分发挥自贸区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说

　　1.1 文献综述

　　自由贸易理论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此后历经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而得到丰富完善。自贸区作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实践形式和空间载体，自设立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日益丰富，概括起来涵盖经济效应、资本流动效应、区域协同开放等多方面。在经济效应方面，国内学者分别对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及福建自贸区等单一地区进行了分析[5～8]，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也有学者指出自贸区的设立存在正负两方面的经济影响[9]，其中负面影响可能会造成区域间不平等，妨碍自贸区与非自贸区之间的资源和贸易流动，带来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10]。还有学者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将上海自贸区与其他自贸区对资本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11]。此外，伴随南北分化的加剧，刘秉镰和吕程运用合成控制法，对比分析不同地区设立自贸区对地区经济运行产生的差异化影响[12]。在资本流动效应方面，国内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证等角度分析自贸区设立对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13～15]，发现自贸区设立能够有效促进国际资本―引进来‖和国内资本―走出去‖，但由于地区间的异质性，不同自贸区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区域协同开放方面，刘秉镰和边杨以要素流动为切入点，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降低要素流动阻力，提升区域协同开放水平[16]。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分别研究了自贸区对区域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2,17]，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水平，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虽然非常丰富，但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经验证据相对缺乏。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为：①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等多种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了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克服自贸区建立的非随机性导致的选择性偏误等问题，而相关研究对导致内生性问题的来源考虑得地并不充分;②从城乡层面分析了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现有研究;③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自贸区设立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并在控制五大新发展理念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效应。

　　1.2 研究假说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Schultz 进行了系统阐述，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其他属性的统称[18,19]，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主要由知识、健康、技能和工作经验等要素构成[20,21]。在此基础上，Schultz 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可分成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医疗等五种形式[22]，其中既涉及到政府、企业的投资，也包括家庭主体的参与和投资。进一步从 Becker 构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均衡模型可知，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量取决于投资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均衡点[23]。此外，根据自贸区建立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可知，自贸区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提高贸易便利性、建设新兴产业集聚区等。因此其建立会对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产生作用，包括收入水平、认知水平等[24]。

　　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效应、溢出效应和文化冲击效应三个方面。在收入效应方面，自贸区的建立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2]，在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下，出现的新产品、新服务以及由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带来的国外产品和服务种类的多样化，会促进有效需求的增加，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有效需求增加产生的乘数效应会带来收入的提升，进而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正向影响。在溢出效应方面，自贸区作为空间上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区，其建立能够降低要素流动阻力[16]，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提升地区一体化水平，降低收入差距，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会严重阻碍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5]，所以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收入较低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投资意愿，从而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意愿。在文化冲击效应方面，自贸区的建立会促进交通、通信、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完善，提升地区内的开放程度、营商环境以及区域间的一体化水平，这既有利于本地区居民“走出去”，同时也有利于外地居民“走进来”，从而有助于扩大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由此产生的文化和观念的冲击会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一方面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提升个体收入，改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和对教育重要性的认知[26,27]，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缩短了地区间的通达时间，降低了个体的流动成本 [28]，有利于扩大城市间的文化传播，提升非物质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29]，同时在“走出去”与“走进来”居民间的溢出效应也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1。

　　H1：自贸区的建立会通过收入效应、溢出效应和文化冲击效应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会显著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与乡村在收入水平、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异质性会影响到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具体而言，在自贸区内，相比于农村，城市具有相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较高的溢价水平，导致城乡居民对教育回报率有着不同的判断，其中城市居民通常认为教育是其提升收入、职位晋升的重要手段，而乡村居民因其就业岗位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因此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投资意愿均低于城市居民[30]。此外，从收入水平上看，一方面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高于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费中的恩格尔系数较低，在投资上的比重较高;另一方面考虑到乡村居民通常情况下缺乏稳定的工资收入来源，而收入的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其在教育方面的支出[31,32]。在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方面，相比于城市，一方面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且教育方式不优[33]，同时还缺乏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29];另一方面农村家庭对子女学习的关怀和监督不足，对学校教育的配合与支持不够[34，35]。综合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H2。

　　H2：相比于乡村居民，自贸区的建立对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边际影响更强。自贸区的建立通过引领体制机制创新、突破传统制度壁垒，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要素流动的阻力[16]，吸引人才、资金、技术以及外资企业等创新要素与主体的流入，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会提升地区的创新能力[2]，同时也会产生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新增岗位。此外，自贸区会进一步优化市场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加快促进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成熟完善，一方面对于正在求职的理性个体来说，会通过教育培训等各种方式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以此获得就业机会，实现与新增岗位的匹配和对接;另一方面对于已就业的个体来说，既为了应对由自贸区建立引发的外界环境新变化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要面对来自人才等其他高级要素集聚产生的竞争压力，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促使理性个体做出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表现为调整自身的投资结构，增加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根据 Becker 构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均衡模型可知[23]，新均衡点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量会提升。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3。

　　H3：自贸区的建立会通过优化市场营商环境等渠道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

　　2 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2.1 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为分析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设定可扩展的基准计量模型：

　　(1) 其中，hceit 为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主要以文化支出和教育支出来衡量，这是因为考虑到教育支出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36]，虽然家庭教育支出涉及到义务教育支出和非义务教育支出，而前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难以客观反映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决策;同时充分考虑到自贸区建立带来的文化冲击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体现在物质资金的支出上，还可以体现在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上[29]，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以个体的阅读量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代理变量。yeart◊regni 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 year 是自贸区设立的年份虚拟变量，regn 为自贸区设立的地区虚拟变量。 X 为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控制变量集合，借鉴相关文献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进行选择，其中微观层面选取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智力水平以及家庭纯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等变量 [37];宏观层面选择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开放程度等变量。 t  、 i 和 it 分别为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

　　  2.2 数据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库使用的分层多阶段抽样设计能够代表大约 95%的中国人口[38]。该数据至今已发布了 CFPS2010、CFPS2012、CFPS2014 和 CFPS2016等多期数据。本文立足于现有数据并结合新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选择 CFPS2014 和 CFPS2016 数据，其中以排除上海市外其他建立自贸区的地区为实验组，其余地区为控制组。宏观层面的数据包括地区交通设施以及用来计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指数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2 汇报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从中可知两种模型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初步证明了假说 1。从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显著拒绝了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表 2 中第(1)列只包含核心解释变量 year◊regn;第(2)至第(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逐步加入个体、家庭以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从中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第(1)列至第(3)列中变量 year◊regn 的估计系数波动幅度较大，两者相差 0.11，表明遗漏可观测变量导致的选择性偏误较大;而第(3) 列、第(4)列在控制受教育年限、家庭纯收入对数等重要变量后，变量 year◊regn 的估计系数逐渐平稳，最大波动幅度不到 0.02，表明由遗漏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已经相对较小，且前者的变化幅度是后者的 5 倍左右，因此根据系数稳定性理论可知，由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也会相对较小，此时系数的估计结果会较为准确。因此从第(4)列结果可知，自贸区的建立使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大约 12.8%，进一步证明了假说 1。

　　3.2 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建立自贸区为地区层面的宏观政策变量，主要受政府、国家层面的决策因素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投资为微观层面变量，通常情况下两者间不会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同时考虑到通过面板固定效应可以消除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但也可能存在遗漏可观测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再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个体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可能会选择建立自贸区的地区，由此会因样本自选择效应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因此，采取如下解决方法：继续控制可能对人力资本投资和自贸区建立都有影响的变量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采用 Heckman 选择模型，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逆米尔斯比率(IMR)来修正样本选择效应导致的偏误，同时利用处理效应模型 (Treatment Effect Model)来解决当虚拟变量为内生变量时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来厘清自贸区建立与人力资本投资间的因果关系。

　　表 3 报告了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估计结果。在第(1)列中增加与自贸区建立和人力资本投资均有关的衡量地区开放程度的变量①，在第(2)列中继续控制衡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产业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变量，两列结果均表明，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影响与前文一致。第(3)列、第(4)列分别汇报 Heckman 选择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的结果，可知在修正样本选择效应导致的偏误后，本文核心结论维持不变。

　　表 3 第(5)列、第(6)列汇报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 的回归结果。其中第(5)列是以建立自贸区的地区为处理组，其他地区为控制组;然后以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纯收入、旅游支出以及总支出等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的结果。第(6)列是以 Logit 回归计算倾向得分进行 1:2 匹配，从而获得匹配数据;然后利用匹配后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获得的回归结果。从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②，所有的协变量在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同时 LR 统计量为 2.79，P 值为 0.903，以上检验结果说明实现了良好的匹配，以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所得结果是可靠的。同理，从第(6)列可知，自贸区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论是稳健的，再次验证了假说 1。

　　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更换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使用教育支出和文化支出的加总进行分析;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非负且存在较多零值，直接删除会造成样本容量损失和产生非随机性，因此使用面板 Tobit 模型来分析;以个体的阅读量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代理变量，选择面板泊松模型进行分析。从表 4 的第(1)列、第(3)列中可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3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城市与乡村在收入、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可能会影响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效应，因此本文从城乡视角来分析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见表 4 第(4)列,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与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于乡村居民，自贸区的建立对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边际影响更大，由此证明了假说 2。对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统计分析③，可发现自贸区建立前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始终高于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在自贸区建立后，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有所上升，但城市居民上升的幅度更大，由此表明相比于乡村居民而言，自贸区的建立对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更大，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4 影响机制检验及扩展性分析

　　4.1 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以地区的营商环境作为中介变量，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渠道检验，对假说 3 进行验证。其中以樊纲的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市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通常情况下市场化程度高表明地区的营商环境较好。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①，自贸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同时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并且在控制了市场营商环境变量后，自贸区依然显著地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因此，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思想可知，自贸区在宏观层面上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进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是显著存在的。本文采用 Cutler 和 Lleras Muney 的方法 [39] ，计算中介变量 渠 道 的 影响大 小 ，具体 为 1- 0.108/0.282=0.617，表明以市场营商环境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渠道解释了自贸区建立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 61.7%。

　　4.2 扩展性分析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后，我国自贸区建设进程也同步加速推进，逐步形成辐射全国的新空间格局。然而，考虑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带来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排除这些因素对识别自贸区与人力资本投资间因果关系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五大新发展理念指数(index)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其与自贸区的交互项。借鉴詹新宇和崔培培的做法，运用主成分方法来构建五大新发展理念指数(index)和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40]②。

　　表 5 汇报了在控制五大新发展理念指数、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以及与自贸区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控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其与自贸区交互项的结果，发现自贸区的建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表明在排除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后，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影响仍然是显著的，进一步增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然而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会下降。根据 Wooldridge 提出的计算方法[41]，分析在考虑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其与自贸区交互项的作用后，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效应，具体为 1.102-0.368◊0.757=0.823,表明在考虑交互作用后，自贸区仍然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同理，从第(2)至第(6)列可知，在控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等五大发展指数及其与自贸区的交互作用后，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效应均表现为正向影响。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自贸区的建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等多种实证策略对自贸区与人力资本投资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从城乡层面分析自贸区建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异质性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对自贸区与人力资本投资间因果关系的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结论：①样本期内，自贸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提升，在使用 Heckman 选择模型、处理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纠正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后，自贸区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论保持稳健;②在城乡异质性方面，相比于乡村居民，自贸区的建立对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边际影响更强;③自贸区通过优化市场营商环境进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显著存在，同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指数以及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对人力资本投资均表现为正向影响，且在控制五大发展指数、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其与自贸区的交互项后，自贸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效应表现为正向影响。

　　根据本文的结论，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得出启示：①不断完善自贸区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更加公平、高效、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同时进一步发挥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充分释放自贸区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让成果更多、更广地惠及广大城乡居民。同时在推广可复制成功经验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现自贸区与当地经济的精准对接。②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城乡区际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扩大自贸区正向溢出的辐射半径和范围，提升区域内的城乡一体化水平，降低城乡差距，带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意愿。随着现代化交通体系的迅速发展和完善，地区间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更加高效有序，在此背景下完善区际基础设施，巩固和强化区域间的合作，进一步扩大自贸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尤其是促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可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意愿。这是因为本文的研究表明，自贸区对城市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会严重阻碍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居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25]，所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意愿。③加强自贸区之间、自贸区与非自贸区之间的协同性和联动性，完善相关配套服务体系，充分释放自贸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优化乡村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