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崛起与衰败是韦伯问题之反证

　　摘 要：徽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三百年奇迹，徽商崛起及其衰落的深层原因值得深思。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宗教伦理阻碍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按韦伯的话说，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必定内蕴着特定文化支撑力。从这一点上看，恰恰是儒家和道家文化孕育了徽商。徽商转型失败并不是韦伯问题的例证，徽商衰落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倾巢之下其安有完卵，传统经营模式未能跟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变。

　　本文源自现代商贸工业 发表时间：2021-03-12 《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主管主办，湖北省商业经济学会、武汉大学地方政府管理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协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政策指导与理论研究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国经济管理类核心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42-1687/T，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2-3198。1988年创刊，大16开本，半月刊。

　　关键词：韦伯问题;资本主义精神;徽商;儒家文化

　　韦伯是20世纪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写道：“新教伦理孕育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学 术 界 称 之 为 韦 伯 问 题。”而 在《中 国 的 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指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限制并阻碍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他们不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撑力。这就是韦伯问题的“中国命题”。为此，我们以徽商文化研究为突破口，研究徽商的兴起、其商业经营规则以及衰落原因，从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来看看韦伯问题的中国命题是否符合实际。

　　1 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孕育的母体：西方新教伦理

　　西方国家 在16世纪进行了新教改革，打击天主教，韦伯更是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空洞的教导训令扔进地狱，他所倡导的新教伦理，是入世的，个人在尘世中赚钱荣耀上帝是作为上帝子民的光荣和天职。这种理念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契合，新教的“天职观”和禁欲主义直接孕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推动了近代西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韦伯在书中写道：“通过个人诚实守法的职业劳动而获取丰硕财富资产是荣耀上帝的行为，是被神允许和祝福的。”“将锲而不舍、始终不渝且系统性的世俗社会的小市民诚实合法工作劳动，在宗教上被认为是至高的禁欲手段和方法，当然也为市民社会所信仰，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生观认为的最有力杠杆。”在 韦 伯 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赚钱，资本主义所信仰就是把赚钱荣耀上帝作为天职。新教在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导致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还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伦理。

　　1.1 基督教倡导宗旨：以营利为目的“天职观”

　　这种以营利赚钱为人生目的观念就是基督新教教派的中的教义“天职”观，通过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一刺激工作的途径来促进获取钱财;这样信徒都认为上帝是偏爱和恩宠自己，于是变成更加虔信基督教信徒，而且必须通过在尘世间锲而不舍的赚钱这一行动荣耀上帝。因为作为此生劳动义务的履行，努力赚更多的钱财一方面在道德上是被认可的，另一方面这也正是神的要求和命令。换句话说，每一个神的子民必须虔诚的按照神的旨意，履行自己的天职，努力创造更多财富。

　　1.2 用禁欲主义来禁止拜金主义

　　用“禁欲”的思想来禁止拜金主义，强调诚实合法的劳动赚的钱不是纵欲享乐，而是钱生钱，用钱做有意义的事。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新教伦理提倡禁欲主义，反对纸醉金迷，不求进取，懒惰倦怠与追求俗世的肉欲。认为纵欲享乐是背离了神，将自己与神隔离开来。这种禁欲思想不仅表现在对金钱的使用，同时还表现在商人对利益的追求方面。资本主义精神本身追求的就是钱生钱，利益越大越好，但商人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斗争会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通过苦行，如苦行僧般的修行，亲近神，摆脱肉体的欲望，所以西方人周末要去礼拜，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克制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请求上帝的原谅。至高无上的神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们，约束他们。

　　在教义的影响下，信徒一方面将劳动致富作为神的旨意要求，自己必需尽心尽力的义务，不断地增加资本;另一方面杜绝浪费，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严格禁欲。从“开源”和“节流”双向度一边疯狂追求财富，一方面厉行节俭，这样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迅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就连马克思都不得不感慨宗 教 改 革 是 很 大 的 力 量，说“它 把 僧 侣 变 成 俗人，而把俗人变成僧侣。”由此可见宗教改革力量巨大，它把俗人社会中的人变成了上帝的子民，并把信徒对上帝的信仰与在俗世中创造与积累财富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1.3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没有用宗教领袖的言谈和教义，而是富兰克林的警句来描述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滋生繁衍性”。富兰克林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有以下三点：勤奋、节俭和信用。勤奋，节约时间用于创造出无限价值，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不放弃任何一个賺钱的机会。节俭省钱，富兰克林认为钱能生钱，不能奢侈浪费一分钱，把省下的钱用于投资，赚更多的钱，争取利益最大化，让钱有 “滋生繁衍性”，严禁任何的浪费娱乐，认为赚钱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赚钱就是目的，不能忘记，忘记赚钱就是忘记自己的责任，逃避自己的义务。信用，中国人讲无信不立，在新教教义中，也提倡讲信用，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信用可以维持好关系，对增加产品的销量、加快资金的流动性、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对赚钱都起到促进作用。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必备的三点“精神”，这是市民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出发点。韦伯极其重视精神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一论点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反。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在这种以赚钱营利为人生目的信念指导下，“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 础。”这 就 是 资 本 主 义 精 神，也 是 韦 伯 核 心 观点———即上述的勤奋、节俭、信用等美德，已成为指导现实社会的功利化的指导原则，孕育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促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2 徽商经营理念：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入世精神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分析是沿着“宗教伦理一经济伦理一社会变迁”的逻辑思路，即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前，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精神了。“韦伯命题”的分析思路是和马克思主义相逆的，他从精神到物质，已精神为考察点，通过现实存在的鲜活的市民社会生活的状态与论证新教教义之间的契合，论证新教伦理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理论的关键在于以“入世苦行”的理想精神来概括新教理论，他认为“入世苦行”的教义是西方国家才有的，断言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来源就是“入世苦行”。而韦伯在对东方中国儒教研究之后，居然下结论认为儒家伦理并不存有这种“入世苦行”理论，所以最终得出所谓的中国儒教和道教是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一说法漂洋过海一来到中国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学者多方论证，其中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研究的结论恰好和韦伯的结论相反，余先生认为中国儒家入世和出世的思想，恰恰是主张“入世苦行。”他还提出了儒家的入世和出世的思想、中国文化中“义之所在” “直指本心”的精神与西方“因信称义”等思想同具普遍的合理价值，包括禅宗的“求心立命”等思想都和西方的新教伦理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1 徽商的入世苦行

　　余英时先生认为，新教伦理(又称入世苦行)主要包括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断言这种“入世苦行”的宗教伦理是西方独有的，就思想根源来说，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来源。儒家伦理思想教导我们效仿天地运行的自 然 法 则，树 立 积 极 进 取 的 人 生 态 度。《道 德经》说：“人 法 地，地 法 天，天 法 道，道 法 自 然。”《周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宇宙，寒暑昼夜更替，生生不息，君子应顺天而为，道法自然，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宋朝程颐将《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曰仁。”人的生命本能是天地都承认并弘扬的，因此“富有之谓大业，日新谓大德，生生之谓易”，徽商以 “生生”为目的，去做符合“仁”的生意，创造财富，实现生命的意义。徽商能够吃苦耐劳，被称之为“徽骆驼” 和“绩溪牛”。徽商无论创业初期还是富裕后，大都能保持勤劳 节 俭 的 生 活 作 风。徽 商 积 极 进 取 和 开 拓 创新，徽商艰苦奋斗、以诚待人，勤奋节俭、讲究信用、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等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2.2 徽商的超越性动机

　　韦伯认为中国人缺乏一个内在的核心，没有由内而外的、由某种中心的、自主的立场。换句话就是没有超越的宗 教 道 德 信 仰。没 有 此 世 与 彼 世 的 现 实 紧 张性。中国人从先秦时期儒家一直提倡入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提倡“内圣外王”提出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达到仁人和圣人的境界。并在《大学》中提出“内圣外王”具体化，提出了三纲八目。所谓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目是内圣范围，后三目是属于外王范围。韦伯攻击道家的出世思想，但他只是停留在老子泛泛而论之上，其实道家尊道贵德，德者道之用，道不立则德无以生的出世取向与终极根源的道是一致的，即世而超越。到宋明理学时期，朱熹明确提出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是长期的拉锯战，从中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此世与彼世的现实紧张是何其巨大。徽商的所谓超越性动机，徽商认为他们从事的商业经营活动意义重大，虽说是迫不得已寄命于商，经商有着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立身立业、立功立德，能够报效国家、睦邻宗族、济危救困和繁荣文化，带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为家族、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责任和贡献。

　　2.3 徽商的“理性化过程”

　　理性化既是韦伯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其评判中国社会与宗教的标准。韦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致力于研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韦伯指出中国未能从儒家伦理中发展出来具有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原因主要是儒家缺乏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韦伯并没有考察中国商人历 史，早 在 汉 朝 就 有 司 马 迁 写 了《史 记 货 殖 列传》并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到明代时就用了“賈道”一词，意为买卖之道。表明他们对商业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赚钱之外，“賈道”还有其他意义，另一方面“賈道”还有怎样运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做生意的目的，相当于韦伯所谓的理性化的过程。徽商用世代商业经营规则阐释了儒賈相通、以儒饰賈、儒道賈用等徽商賈道德特点和作用。徽商善于利用儒学经典中的思想，去指导商业经营活动，从而达到事业上的成功。他们认为賈儒是免不了贪利，所以用儒家伦 理 道 德 来 约 束 经 商 行 为，避 免 世 人 的 诟 病。徽商被天下人誉为儒商，成功改变了几千年来世人对商人的看法。徽商的成功在于他们用儒家伦理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又将儒家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到商业经营中，非义不取利。

　　3 结语

　　通过对徽商入世苦行、超越性动机、徽商理性化的商业营规则等方面来对“韦伯式问题”进行一一批驳。韦伯所说的赚钱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市民普遍信奉的“天职”，他们的目的为了赚钱而赚钱。新教伦理(又称入世苦行)主要包括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徽商的成功在于他们用儒家伦理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又将儒家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到商业经营中，非义不取利。无论是为人处世之道还是商事买卖活动他们相信无信不立。徽商无论创业初期成为商贾巨富，都能保持初心本色，勤俭节约。徽商的所谓超越性动机，徽商认为他们从事的商业经营活动意义重大，虽说是迫不得已寄命于商，经商有着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立身立业、立功立德，繁荣文化，带动经济发展。为家族、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责任和贡献。徽商后期的衰落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倾巢之下其安有完卵，传统经营模式未能跟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