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传播时代对新闻真实的挑战与坚守

　　摘要：随着机器人写作、AI新闻播报、算法推荐、AR\VR虚拟直播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一方面，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更便捷、更快速地抵达新闻“现场”、接触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技术迭代更新带来传播主体关系发生变化、时空关系发生变化、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日趋模糊，使新闻真实问题变得犹为复杂。遵循唯物辩证的根本方法、遵守公序良俗的伦理底线、尊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新闻“真实”这一核心价值才能得以更好保护和呈现。

　　本文源自传媒观察,2020(08):94-98.《传媒观察》(月刊)创刊于1984年，由新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该刊强调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内容以讨论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为主，并报道国际时事、地方通讯。为传媒相关人士提供新颖、实用、有价值的新观念、机关报思维、新经验、新技巧，促进传媒在新的背景、新的框架下改进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荣获中国新闻核心期刊;江苏省优秀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1992)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

　　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对现代传媒而言，互联网的诞生及相关科技的迅猛发展，将新闻的形态变得愈加直观、生动、多元，新闻真实成为“可见、可听、可感”的存在。特别是2019年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网络应用等现代科技手段，与传媒的结合愈发紧密，机器人写作、AI新闻播报、算法推荐、AR\VR虚拟直播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恰如麦克卢汉所说，“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1一方面，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更加便捷、更加快速地抵达新闻“现场”，身临其境地接触事实“真相”，进而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各种全新的传播方式，不断推动传媒结构重组与内容创新，但随之带来多维的新闻伦理思考。其中，真实性问题在全媒体深度融合的语境下，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伦理问题，亟待引起高度重视。

　　一、新闻真实性问题的理论沿革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2庄子采用寓言的方式，利用孔子与渔父的对话来阐述对“真”的认知。自古以来，思想家们从未停止过对“真”的追求探索和讨论。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提出真相是被记住并流传下去的东西，柏拉图则表示真相是只有在完美世界中才能出现的东西。到了中世纪，真相为国王与教会的话语所把持。文艺复兴后，“人道主义”的思想被确立，真实的地位也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存在是一种本质，并且这种本质可以被认识。

　　传媒是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人类对“真”的追求，尤其反映在对信息传播的真实性要求上。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准确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决定自己的行动，顺利实现既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实是新闻的基本价值。只有真实才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深化认识，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真实是新闻赖以存在的根本属性，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求和普遍原则，被誉为新闻的生命。

　　马克思关于新闻真实的经典性论述：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虽然都是“描写事实”，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根据事实”，是将事实作为报道的依据;“描写事实”，即按事实的原貌进行叙述;“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就是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符合新闻真实性要求。“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是基于主观意愿和主观臆断加以报道，不仅在消息源和报道内容方面会出现谬误，而且在叙事方式方面也难免发生偏差，从而违背新闻真实性要求。马克思从源头上厘清了真实新闻和虚假新闻的界限，并对新闻真实提出了要求：“根据事实描写事实，且要从总体、本质和发展趋势上把握真实性。”3

　　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对真实进行论述时，突出了其为新闻学科的本质要求。其中，陆定一在1943年9月对新闻定义的概括最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他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传媒实务是第二性的”，并且对新闻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就是在具体采编工作中必须对客观事实给予高度尊重。4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注意之最近事实也”。王中在研究中表示，新闻并非对事实提出观点，而是对事实进行反映。若是缺乏事实自然就不能形成新闻，只有事实存在才能存在新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结合一定观念来对事实加以分析，而这种分析与事实的结合就展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若是只有观念没有具体事实，那么就无法形成新闻。甘惜分则认为，新闻事业的规律就是反映事实真相，让事实说话，为此新闻事业就是积极报道最新发生的事实，并对这些事实进行评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一直给予极大重视。毛泽东早在1925年《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对敌人进行反攻的方法无需多辩，只要如实报道我们具体的革命工作事实即可。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针对《时事简报》上刊登的内容，他要求“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针对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的报道，同样要求新闻工作做到“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并且“要分析，不要片面性”。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积极向当地农民了解真实情况，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获得颇为翔实的资料。对新闻报道来说，调查无疑是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深入现场、走访对象、查看材料乃至后期的整理和写作，其中每一个步骤都关系着新闻报道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毛泽东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了对真实的重视，以及调查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价值。

　　邓小平新闻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他曾经说过自己就是实事求是派，新闻的真实性要“拿事实说话”。他提出明确要求，报刊、电视以及所有宣传工作必须“拿改革的实际进展来说话”。5邓小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认为只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能对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产生免疫力，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2016年2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讲话中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求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也就是说，新闻舆论工作既要保证个别的具体的新闻报道的微观真实，又要放眼整体、把握全貌，保证新闻报道的宏观真实。习近平同志同样重视调查的重要性，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就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一文中表示：“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是新闻工作者成才的根本途径;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把自己锻炼成思想端正、作风扎实、业务过硬的新闻工作者。”6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深入基层、接地气，这样才能了解全面真实的情况。

　　二、现代传媒科技对新闻真实带来严峻挑战

　　技术的发展，会通过对传播系统的影响，左右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与可能。相比于传统媒体时代，因为技术迭代更新带来的新闻真实问题显得犹为复杂。首先，传播主体关系发生变化。互联网使得社会交往从原先的熟人社会进一步朝着陌生人社会过渡，同时也对交往间的主体身份进行了颠覆，不同于以往的一对一或是一对多，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发布轻易实现了一对“无数不确定人”的转变。恰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Rawls)在《正义论》中所设想的，网络提供了“无知之幕”7的功能，各类参与主体可以躲避在此“幕”后，原来的身份束缚被彻底摆脱;其次，时空关系发生变化。网络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时间和地域限制，身体的存在位置已经不是决定群体是否有共同经历的前提，新媒体一方面将身处不同物理空间的人整合进共同的虚拟场景，另一方面又使得处于相同空间的人因网络注意力的不同可以分离在不同的场景中，再加上网络的全时段全方位覆盖，使人们的交往不再受到时间的约制，社会节奏显著加快;最后，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日趋模糊。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指出：传媒极大地推动了后现代社会的到来，虚拟与现实、低俗与高雅等原本二元对立的概念，相互间的差别、边界和范围逐渐消失。8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深融的新闻真实常常呈现出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状态。

　　1. 社交媒体赋予了全民成为记者的可能，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信息，网络上海量未经审核的信息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而在争夺网络话语权的竞争中，对专业新闻媒体的时效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全媒体形式、全天候不间断发布，必须争速度、抢时效，发布时间甚至以分秒来计算。因为缺乏充分的时间去验证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更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深入、全面地采访和调研，追求速度的代价就极易损害新闻的真实性。一有消息就马上发布，随着事情发展进展再不断去验证，由此造成“新闻反转”现象层出不穷。所谓“反转新闻”，大多表现为一条热点新闻出现后，形成有明显倾向性的舆情热潮，公众在细究之后出现事实反转，引发各方观点争执，最终随着事件进展水落石出或者不了了之。

　　2.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智媒化已成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机器人写作、AI新闻播报、算法推荐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视野。

　　相较于传统新闻生产而言，基于“算法”进行的新闻生成方式更加复杂，其真实性也更难把控。众所周知，大数据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两大部分，分析才是真正关键所在。人工智能亦是如此，其核心是深度学习，而深度学习的基础则是大数据和算法。具体表现在：基于大数据来完成的报道任务，使得制作人员与具体事实之间呈现出技术中介化的问题。因为技术中介化的属性，操作技术细节上的差异，就可以使最终呈现的新闻呈现出多元化的效果。如此一来，那些根据报道主体的立场、需要和价值框架进行的建构行为，就被遮蔽在了大数据中，躲在了算法的“黑箱”中。人们可能以为大数据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和算法之间没有关联。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种抽象符号，大数据新闻在形式上遵从效率与精简的基本原则，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是为人设计的，所依赖的算法运算技术既存在客观上失真的概率，也存在主观上失真的可能性。事实上，对大数据新闻来说，数据来源的客观性、数据存储的时效性、数据生产主体的倾向性，以及算法的建构合理性等等，使得对大数据新闻的真实性认证将会变得更加耗费精力。所以，规避和减少大数据新闻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过度干预行为，是最大限度呈现大数据新闻真实性所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3. 5G网络及其终端的推出，为视频新闻的沉浸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沉浸式新闻”，是利用“有限虚拟”技术、“超高清”技术、“3D”技术和360全景技术，让用户获得“身入其境”的视频效果，犹如把观众拉入场景，融入事件。其逻辑可以理解为“VR+游戏+新闻”。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诺妮·德拉佩纳(NonnydelaPena)，她在《沉浸式新闻：为第一人称新闻体验设计的沉浸式虚拟现实》(ImmersiveJournalism:ImmersiveVirtualRealityfortheFirst-PersonExperienceofNews,2010)一文中，将“沉浸式新闻”定义为“能够强化使用人员在具体新闻事件或情境中实现第一人称的新闻制作方式”。这一新闻方式最主要目的是通过让观众化身为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的“目击者”(Witness)，而不仅仅是一个新闻的“观望者”(Viewer)，给观众更强烈的视觉和心灵上的冲击，激发观众的关怀与同理心，使在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的新闻事件和它们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得到更多、更实际的关注。这种技术将质朴的新闻变成现实感超强的体验，极具震撼性和共情性的体验带来巨大的感官冲击，使新闻的呈现方式做到了多感官的融会贯通。但难以避免的是，这种更倾向于游戏的体验，带来的是对新闻真实性的再次解构，人们越发注意情绪和感官上的共情，而往往忽略了对新闻事实本质内涵的理性思考。

　　三、把握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核心价值

　　新闻是事实的反映，事实是新闻报道的基石。传播技术的进步，理应带来责任意识的跟进。当技术可以“假作真时真亦假”时，我们更需要对技术的使用和发展保持清醒认识和谨慎态度，不能盲目推崇和任意推广。传播技术只有置于伦理、法规和价值理性的约束和框架之中，新闻的“真实”这一本质属性才能得以更好保护和呈现，否则，只能扰乱传媒秩序、伤害传媒正义、透支传媒公信。

　　1. 遵循唯物辩证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原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新闻，只能是对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由此，大数据、人工智能、5G传播时代所有的新闻生产，首先要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把握。从新闻传播的功能看，新闻报道涉及的真实，大致可以分为真、善、美和假、丑、恶两大类。每个社会、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选择关注什么样的人物、事件和现象，如何恰如其分地进行客观报道，以实现以正祛邪、以善制恶的目的，必须有清醒的理解、认识和把握。其次，要对事件人物双方、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平衡把握。事实能不能反映客观真理，不仅要通过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精心选择，而且要透过五光十色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这就需要全面掌握事件全貌，不偏不倚，把握平衡。最后，要对新闻传播信息总量进行科学调控。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什么是核心的、主流的，什么有利于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对新闻真实的追求离不开对信息总量“度”的把握。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新闻传播中掌握好质和量的统一，注意分寸和火候，才能有效反映和指导客观现实。

　　2. 遵守公序良俗的伦理底线。

　　公序良俗是社会道德与公共秩序的重要指向标，更是社会最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其中的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大数据、人工智能、5G传播技术下的表达自由同样需要尊重和遵守宪法和法律，将公序良俗视作重要的底线与界限，否则，缺乏相应的约制，便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对新闻传播事实的效果，就必须从社会公德、伦理规范上全面综合考量。有些事实和细节，比如爆炸现场、凶杀细节、意外事故等等，把血淋淋的镜头或照片，或者残忍的细节公之于众，尽管是真实的，却会引起公众心理的不适，有违新闻伦理。还有些突发灾难等公共安全事件，对新闻事实报道“度”的把握尤其不易，如何把握时机和效果，既能引发人们充分的警惕，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以众志成城抗击灾难，又不至造成社会恐慌和混乱，都需要我们稳妥处置。

　　3. 尊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

　　在这样一个“万众皆媒”“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时代，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正日益模糊。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就其意义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现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这话同样适用于现代传媒科技的发展。无论是遵循唯物辩证的根本方法，还是遵守公序良俗的伦理底线，新闻真实的最终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在于尊重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传媒正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本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是具有社会联系的，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践产生更和谐良好的社会。为此，在《共产党宣言》这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通过消灭产生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命题。对传媒来说，实现人的价值和潜能，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从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应该是最基本的价值理性要求。

　　一切传播不应偏离“人”的主体地位，应当自觉围绕人的需求、人的发展以及人的命运来衡量信息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技术发展的初衷是为人所用，满足人类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需求。当传播技术可以“以假乱真”之时，我们更需要对技术的使用和发展保持清醒意识，不能盲目推崇和任意推广。如果技术的使用违背了人性的要求、损害了人的权利、贬损了人的尊严、增加了人的痛苦，传媒就只能沦为冷酷的传播机器，违背传媒正义的根本要求。为此，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在使用技术工具的时候，应当时时怀有谦恭之心，铭记人性之本，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以人本精神引领技术进步，将人类的价值观“嵌入”算法程序，才能让未来传媒业的智能化发展闪耀更多人类价值理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