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芳吉湖南时期的文学活动

　　摘要：白屋诗人吴芳吉1920年至1925年在长沙任教,适逢湖南“自治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发酵。通过追溯屈子遗风,提倡近代以黄兴、蔡锷为代表的湘人气骨,吴芳吉尝试着从湖湘文化传统和精神中寻找补救中国现实积弊的传统资源。同时,反思激进政治运动、创办《湘君》杂志等活动,也反映出其以“温柔敦厚”诗教匡正人心、改良文化的努力,并最终以诗文的形式呈现出来,构成了吴芳吉个人对于现代湖南乃至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本文源自云梦学刊,2020,41(06):116-124.《云梦学刊》杂志，于198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43-1240/C，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语言文学研究等.《云梦学刊》杂志以时代性、学术性、探索性为办刊宗旨，注重刊物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保持了较高的转摘和转载率，多次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全国优秀社科学报、全国地方高校名刊、“湖南省优秀理论期刊”。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重庆江津人，是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其代表作《婉容词》被誉为可与《孔雀东南飞》相媲美的长篇叙事诗。吴宓曾评价其诗作，“至是值文学革命，新诗初兴，君亦多为新诗，以天性笃挚，富感情，又深研旧诗格律，故所作自有特长，与众不同”，“然其后乃复为旧诗，造诣宏深。但君之旧诗终与人异，盖真能镕合新诗旧诗之意境材料方法于一炉者”1，道出了吴芳吉诗歌创作介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特质。而吴芳吉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笔下文字对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民国社会的观察思考，亦往往呈现出特定历史变局中普通文人的思想状态与精神症候，故而其诗亦有“诗史”的性质，成为民国社会动荡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时代镜像。

　　吴芳吉1920年受聘入湘担任长沙明德学校教员，后又赴周南女中、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组织参与湘君诗社、“红叶会”，并创办《湘君》杂志，直至1925年离开。这一时期，恰逢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地区风起云涌，新文学、新思潮广为传播，“遂成一时极灿烂之光”2。同时，因不堪忍受民初军阀混战之苦，湖南自1920年起，开始在省长谭延闿、湘绅熊希龄以及青年毛泽东等湖南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尝试推行“联省自治”，起草宪法，筹备议会，期望“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把湖南建成先进省”3。吴芳吉作为外省人，既作为本地教员置身其中，亲历世变，又以旁观者的姿态在局外冷静观察，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湖南有着自我独特的思考，并最终呈现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因此，梳理吴芳吉此阶段的创作、思想活动，不仅是探究其文学道路的重要窗口，也可管窥当时湖南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

　　一、访屈子之遗风

　　1920年8月，因为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和教员打抱不平，得罪了校方，吴芳吉辞去上海中国公学的教职，并出于个人经济上的考虑，应允明德学校校长胡子靖的邀请，赴长沙任教。当时还远在日本的诗友郭沫若，曾遥寄一首《送吴碧柳赴长沙》赠别：“洞庭古胜地，屈子诗中王。遗响久已绝，滔滔天下狂。愿君此远举，努力轶前骧。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4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吴芳吉除了担任中国公学教职，还曾就任《新群》杂志编辑，频频对北京、上海等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文学革命”“文化运动”发表自己的看法。离开这一风云激荡的中心舞台，对于心怀壮志的吴芳吉而言，心中多少有些不甘，他在组诗《别上海》的末尾这样描写自己人生的下一站旅途：

　　只我向何处去?舟人告我洞庭。那岂不有屈原的故里，与杜甫的游魂?那岂不有湘妃的血泪，与冯夷的鼓声?奈何去彼诗人的绝域，风雨的荒程?5

　　在诗人个人印象及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湖南乃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流放之地，是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飘零之所，是许多古代文人政治、人生失意之后的去处，许多迁客骚人甚至在此走向生命的终途。联想到吴芳吉离开上海的原因，有些失落在所难免，但他很快融入了湖南的生活。正如郭沫若所描绘的那样，对于传统读书人而言，三湘四水代表的古时潇湘盛景，以及三闾大夫在此地留下的灿烂诗篇，同样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对于正有感于新文化运动“鱼龙混杂”“淆乱黑白”“恐人心世道未能被得文化运动之福，而已先受文化运动之祸”的吴芳吉来说，离开繁华的现代都市，入长沙城与麓山湘水为伴，于明德学校优雅清净之校园潜心指导学生诵读古诗文、研习国学经典，恰能实践自己有关文学、文化的改良设想。更重要的是，在现代都市当中目睹世道人心日益败坏、忧心于欧风美雨冲击传统文化的诗人，似乎于湖湘深厚文化底蕴中找到了一种情感的慰藉。

　　因此，初到湖南的吴芳吉，更多的是像柳宗元、刘禹锡、陆游、秦观等古代寓湘文人一样，在友人的陪同下，寄情于山水之间，登岳麓，泛湘江，游君山洞庭，并写下了《爱晚亭》《自湘江望岳麓》《涝湖泛舟》《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濯足歌》等诗作。这些作品保有古典诗词的神韵，亦夹有新意境、新词语。如《爱晚亭》诗云：“我坐亭中思古人，古人窥得真和平。我想古人亦笑我，笑我应似自由神。自由神，古人今人两不分。但闻山鸟绕亭鸣，泠然空谷曳长音，长音美以清，识得古今生命根。”6诗中既有“和平”“自由”这样的新名词、新思想，又有“山鸟绕亭”“空谷长音”等古典境界营造。这种诗学的自觉追求，正与吴芳吉入湘不久在《谈诗人》一文中提出的主张相契合。在这篇文章中，吴芳吉表示，作为诗人，应该与世无争，同自然接近：“今人对于甘守淡泊，或遁迹山林之事，攻击甚力，这都是片面的见解。”“我也是附和‘返于自然’ReturntoNature的人。我是绝对的厌恶现今的社会。”7湖南旖旎的自然风光，恰好成为此时吴芳吉从新文化浪潮的旋涡中暂且退却出来、继而反思现代文明的寄托。

　　进入湖南任教的第二年年初，吴芳吉应湘阴籍学生彭泽岐的邀约，与友人前往汨罗，并写下《汨罗访屈原墓作》等诗作，这对他而言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五四新旧文化碰撞、各种学说思想交锋争鸣，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新文学作家，纷纷通过追溯屈原的高洁人格来吸纳自我提倡个性解放与鼓舞爱国热情的思想。正如美国学者劳伦斯·斯奈德所言，屈原“那充溢着炽热的自信自尊和孤芳自赏情绪的诗篇，唤起那些因时代与命运而受黑暗统治所折磨的著名人物的个性、独立精神与孤独感”8。很显然，新文学作家对于屈原的接受和推崇，更多着眼于个人主义等现代思想的传播。而吴芳吉所苦苦追寻的，则是可以支撑现代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汨罗江畔、屈子墓前，听山风振起松涛，望青林飞出白鹭，他不仅有“汨罗山水佳，一见如亲故”的感慨，更有“君魂不用招，君魂本无数”的发愿。在汨罗江北岸独醒亭所写《独醒亭下作》中，他写道“一人之精神，民族之性根”“诉我民族苦，招我民族魂”。民族日渐衰沉，好比一颗树，原来树上花颜何灿烂，而今却花谢叶凋零，这需从民族根性上寻找原因。

　　至于吴芳吉期望从屈原身上以及屈子行吟过的湖湘大地唤醒什么样的民族根性，虽然诗作中未曾指明，但在其与好友吴宓的书信中却有坦露。1921年底，在致信吴宓回顾自己入湘一年多来的见闻感受时，吴芳吉曾表示：“湘中文学之盛，在近代中国实推第一。吉在上海新群社习染刻薄暴戾之气，为此身堕落时代。入湘以后，访灵均、濂溪、求阙、湘绮之遗风，渐知温柔敦厚所以立教。其救济我灵魂与骨气者，为力至大。”9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沪、湘两地的情感姿态，与《别上海》中流露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上海这座现代都市中所遭遇的“刻薄暴戾之气”等弊病逐渐显现。借着游历三湘四水的机会，吴芳吉也重新追溯了灵均(屈原)、濂溪(周敦颐)、求阙(曾国藩)、湘绮(王闿运)等湖湘先闲的诗文传统。他在给友人邓绍勤的书信中曾提到，自己入湘后，致力于收集湘中诗家，从屈原开始，直到近代曾国藩、王闿运、敬安(八指头陀)等湘人诗集都有整理阅读。这些显然都是从儒学及温柔敦厚诗教着眼的。故而1923年明德学校20周年校庆时，吴芳吉参与发起教员筹资，在校园内修建“楚辞亭”，亲自题写对联纪念屈原10，后又组织湘君社在此雅集，并根据社员徐绍周所绘屈子像写下《题屈子画像》，在诗中歌呼“魂归来，灵知否”，以鼓腹而狂歌的姿态再次为屈子招魂。

　　访屈子之遗风的背后，是吴芳吉对湖湘文化所代表的一种传统的接纳，除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还有一种精神骨气。在经历了北京、上海等不同地域空间与城市文明后，湖南这一曾经心目中“诗人的绝域，风雨的荒程”，给予了处于人生漂泊逆旅中的吴芳吉以一种文化慰藉，并使其生出一种心理上的亲近之感。在1925年离湘之际，他又写下了一首《南国》：“南国长沙美，能容五载居。高楼明月满，佳气碧湖虚。笑语相闻惯，殷勤互有余。安能抛汝去，蜀地少芙蕖。”11“芙蕖”原指荷花，汉代王褒追思屈原的《九怀》中有“抽蒲兮陈坐,援芙蕖兮为盖”一句，吴芳吉以此象征屈子的高洁品格，也指向他在湘期间与本地师生、友人交往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文化品格，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巴蜀故乡作比。尽管这里有离别之际刻意美化的成分，但依然显示出诗人对于湖南学子及湖湘文化的期待，并将之作为应对现实社会危机的希望寄托。

　　二、见我湘人兮气骨

　　吴芳吉进入湖南时，湖南刚刚经历了驱除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处于较为混乱的时期。作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当时的三湘大地屡有战事，民众饱受兵燹之苦，可谓1920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有作者在报刊上发布社论《哀湖南》，称连年的战事已经让湖南“变乱迭生，早已民穷财尽，十室九空”;“岂仅湖南，恐莽莽神州，都要陆沉，则吾湖南哀，又不啻为中国哀”12。据有的学者研究，1921年的中国正经历着至暗时刻，神州大地灾害不断、兵匪横行，光是湖南一省饥民就达200万之多13。这种残酷的现实，与同时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相对自由平稳的生活形成了巨大而又鲜明的反差。吴芳吉本人在来到明德学校任教后，先后经历了湖南地区的联省自治风潮、湘军内讧、湘鄂军阀战争、直系军阀扰湘等政治军事事件，目睹了各种由战乱造成的人道灾难，深感于“中国前途，仍属悲观，一刻不得有太平之象也”14。故而此阶段的湖南形象在吴芳吉笔下并不全是褒扬，他不仅仅有对湖湘文化传统的追思，也有对于残酷现实的直观见证和文学表现，并借批评现实社会与世道人心，呼吁一种民族的精神气骨。

　　反映军阀混战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创伤，一直是吴芳吉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此前在四川时，他就通过《儿莫啼行》《曹锟烧丰都行》《巫山巫峡行》《甘薯曲》《埙歌》等诗歌作品，展现乱世当中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其中不乏他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来到湖南后，社会秩序依旧紊乱，吴芳吉虽暂时谋得稳定的工作，却时时感受到外部战事的纷扰对平民生活的冲击。特别是1922年湘军内讧，当此前被排挤出湖南的谭延闿被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时，在衡阳起兵讨伐时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炮击长沙长达五十天之久，使无辜民众横遭祸端。吴芳吉所居住的明德学校寓所附近，经常会有炮弹落下。这期间他写下了《北门行》《南门行》等诗歌，其中“谁教生乱世，民命猪与狗”(《北门行》)、“长沙十万户，缩首如牢囚”(《南门行》)等诗句，正是吴芳吉作为布衣书生对现实发出的泣血控诉。他的长子吴汉骧在长沙城被围困期间患病，家中孤立无助，于是他便作《围城中骧儿大病，每夜换班守护，自午夜常坐至天明，冷静多感，索性题诗》一诗，来反映普通民众在军阀兵匪蹂躏下的生存境遇。诗云：

　　城边隐约喇叭吹，流弹飒然落四围。惊起棲鸟无树息，漫漫长夜惨安归?

　　我同鸟鹊等流亡，一水盈盈阻故乡。何不临城当匪去，替天行道足锋芒。15

　　正是对于社会局面的直观体验和失望情绪，促使着吴芳吉入湘之后努力从湖南本地的文化传统当中寻找改良时弊的精神资源，不但三闾大夫成为他追思的对象，近代以来为国事挺膺负责的湖湘人物亦成为他期望借以重建国民精神的依托。在1921年登衡山后所作的《南岳诗》中，吴芳吉这样写道：“此邦最是南方强，当前曾左后蔡黄。我来不幸逢迟暮，老成相继早凋伤。”16在近代国家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际，湖南曾先后出现过曾国藩、左宗棠、蔡锷、黄兴等杰出人物，他们或是清廷中兴的肱骨，或是缔造共和的功勋。而现今却呈衰落之象，整个湖湘大地饱受军阀侵扰、生灵涂炭之苦。在纷乱的时局中，吴芳吉正是通过对近代湘人英武的追溯来反衬现实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湘中子弟迟暮颓唐的担忧。在《南岳诗》中，他慨叹道：

　　吁嗟斯人尽作古，古人世代皆踵武。湘中尤以健儿称，个个生龙与活虎。如何古盛至今衰，文章德业鲜人才?太傅祠堂新战垒，将军墓表旧蒿莱。我知湘土美风俗，我知湘土古纯朴。只因厚道转偷安，坐令人才不再出!17

　　细细揣摩吴芳吉诗中之意，其与一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有着相似之处，“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那里去了”18。陈独秀期望通过整合晚清民国时期湖南人的精神资源来推动提倡进取、开放精神的新文化运动，而这种期待，正与吴芳吉入湘之后通过诗文向湖湘子弟所表达的意愿一致。以此来看，吴芳吉并不是一位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作为曾先后在聚奎学堂、清华大学等新式学校学习的学子，他怀有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同时又认同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蔡锷、黄兴这样的湖湘人物推崇备至，也才会对于湖南的地方自治运动表现出热情和关注，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早在入湘之前，1919年初途径四川泸州永宁河边的护国岩，瞻仰护国战争中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入川时留下的遗迹时，吴芳吉写了长诗《护国岩词》，歌颂其作为“共和神”“国家干”“同胞使者”的丰功伟绩，并重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精神。1921年3月，湖南省“省宪起草委员会会议”在长沙开幕，宣布从即日开始起草省宪，拉开了湖南地方自治运动的帷幕。吴芳吉亦参加了开幕典礼，并拜谒位于岳麓山的黄兴、蔡锷墓，作《两墓表词》，抚今追昔，既以对黄、蔡二位将军的追思，“见我湘人兮气骨”，亦希望在“湘宪”纪元，借此鼓舞湘人自立自强的精神：

　　湘波兮浩荡，岳麓兮奔放。孤城兮微茫，大野兮平旷。莽萦带兮四周，万家环以瞻望，墓表兮指天，山河兮无恙。天之高兮洋洋，我心极兮悲壮。彼来日兮方长，惟斯人兮草创。吁嗟墓表兮堂皇，昭我湘人兮向上。(19)

　　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吴芳吉连续通过纪念近代湘人的文字来呼吁湘中之健儿、湘人之气骨。与陈独秀一样，他期望借助重塑“湖南人的精神”，从国民性、民族精神层面来应对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乱局。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等人就已在长沙《大公报》数次刊文，为湖南人的自治自决进行舆论造势，指出：“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之所以在这之后“新锐顿挫，事业旋亡”，就在于“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19。他们在反思当时中国武人横行、政治腐败的同时，也有一种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自觉。

　　自治运动当中这种自觉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意识，以及对于近代湘人精神骨气的重新发掘和提倡，同样是吴芳吉所看重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书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自治运动所抱有的期望。故而1923年当省自治运动被军阀内讧破坏时，吴芳吉于失望之余，在自注为“哀湖南省自治之鲜终”的《示同学少年》诗中，有“全湘活百姓，岳麓死将军。伤时翻念古，谁与泣秋坟”“湘江流千里，东西成敌国。争战宁辞苦，所惜鲜人杰”等诗句，讥讽当时谭延闿与赵恒惕之间的内斗殃及湖湘百姓;也有“当时翼曾左，神州挽陆沉。云帆东海开，阵马天山牧”“每读《湘军志》，何其古道笃!每咏《独行篇》，何其厚风俗”20这样的感叹，从古道风俗的层面，呼唤心目中真正的湖湘人杰和民族气骨。

　　三、领袖斯民，纳之正轨

　　正是基于这种追溯近代湖南人气骨、激发国家向上民魂的信念，才使得吴芳吉在湖南的文学、教育活动显现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尽管其信念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提倡近代湖南人精神、期望借此改变国民消沉委顿与不能振作之现状的初衷不谋而合，但他们在具体认知和实践上有着各自的取舍：陈独秀等人更偏向于独立、开放、进取以至于“革命”的现代国民品性，并将之运用于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上来;而自幼便深受儒学熏陶、恪守儒家道义的吴芳吉，一方面赞许这种从屈子开始就具有的感时忧国精神，欲重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传统气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却忧心过于激烈的文化运动，会如操之过急的政治革命一样，不仅不能换来国家民族的新生，反而会动摇社会文化的基础根本。

　　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吴芳吉在发表于《新人》杂志的《答上海民国日报记者邵力子》一文中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极端赞成的，反对的只是有人将之当作投机事业，进行肤泛的叫嚣、互相陷害谄毁。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如要成功，首先在于参与者要有良好的人格。居湘期间，吴芳吉曾极力支持湖南当地的爱国行为。1921年底，当长沙的市民、工人、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以反对当年美、英、日、法等国为瓜分支配中国等远东区域而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时，吴芳吉还曾兴奋地写下诗作《万岁之声》，赞扬湖南民众的爱国热情。但是，他对于借此寻衅滋事的盲动行径和由此暴露的凶恶人性，包括煽动激进暴力和思想的文学，始终保持着警惕，故而在给好友吴宓的信中屡屡有诸如“湖南社会形势日趋激进，在此颇为危殆”之语。特别是长沙数次爆发反日活动，一些人借反对日货的名义，作出一些过激的暴力行为，“见人衣冠似日货者，立即毁碎，复以硝强水漆面，曰亡国奴。令肉腐不能涤去”。这让一直反感于以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为挡箭牌而肆意荼毒社会的吴芳吉尤感愤然，并将之归因于五四学生运动的发展演变，他遣责道：

　　群众专横之事，自民国八年所谓五四运动者始。当时教育界诸公颇以为得意。今则荡激益暴，彼日君子，复无悔祸之心，是可叹也!21

　　类似于鲁迅早年在《破恶声论》等文章中对“以众虐独”、多数人专制进行的反思，吴芳吉对于这种群体性的盲动(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也有着自我清醒的认知和批判。在发表于《新人》杂志的另一论文《谈诗人》中，吴芳吉提出过文学“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概念。尽管他对于当时在中国青年中盛行的安娜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着严肃的批评，但极力主张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文学之根本，在于个人而非团体，诗人不应被团体(新文化、新思潮)之观念所裹挟，不应取媚于外部社会的风潮。延伸到文化层面，吴芳吉认为国家前途的好坏，除了此类群体性运动之外，更应注意个人的德性修养。他在自治运动期间给邓绍勤的信中批评“中国今日之文学，为流氓滑头所假借”，而所谓新旧文化云云，乃是“欺骗群众以行其恶”22;又谈到学生借运动为名要挟教师的活动，感叹道：“坐令其为义和团，为过激党，而不敢匡正以诱启之。学风如此，复何言哉。”吴芳吉反对被群体意志所裹挟、煽动阶级或民族仇恨的激进行为，期愿在内政日纷、外侮无已的时代“得明达稳健之士，领袖斯民，纳之正轨”23。

　　也正因为此，吴芳吉虽支持湖南发生的自治运动和学生爱国行径，但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的思想动态有着自己独立的观察思考，并期望通过学校教育、文学创作、结社雅集及创办文学刊物等活动，在文化层面以稳健的姿态来引导社会民众。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吴芳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带有鲜明的儒学色彩，注重‘诗教’(文学教育)和‘礼教’(伦理教育)，并以之作为教育改良的基石和匡正人心的途径”24。吴芳吉提倡儒家思想中的“性善”学说，注重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看重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引导作用。他在当时明德学校的校刊《明德半月刊》上指出，“今社会最要之事，莫急于正人心以厚风俗，而藉风俗以化人心”25，主张潜移默化后来者，育人于无形。而与之不同，当时湖南学生界的宣言却是“不要梦想一部省宪，就可以给予人民的自由，因为自由的获得，是要革命的鲜血，不是呆板的文字”26。这一方面确是由于对于军阀操纵下的所谓省宪、自治运动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吴芳吉所担忧的一味追求激进和暴力，缺乏对社会及文化进行重建的耐心。

　　1922年，湖南宣布成为“自治省”后，吴芳吉在明德学校的教育渐渐有了成效。他在给吴宓的信中谈到湘省教育情形时说：“湖南少年之迷信新潮，为众省之冠。然一二月来，已有多人渐渐转其方向，而趋于中道”，同时，有感于“此间诸生，富于文学趣味者尚多。惟以学校偏重英文、数学，故于国文进功甚少。”27同年底，吴芳吉又在致邓绍勤的信中谈及湘军之后古文之不传，借推崇曾文正公之文，批评谭嗣同的偏激，并论及古文之法，认为“为文不难，难乎在人。自古文家，其节莫不坚韧，其气莫不浩然，其心莫不以道自任，其行莫不温柔敦厚”28。在这里，吴芳吉将近代湘人身上尤为凸显的坚韧浩然气节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相提并论，表面言说的是古文之道，实际却构成了对只注重气节却忽视古道风俗的群众运动的补充思考。

　　也正是在这一年，受到吴宓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的启发，吴芳吉也萌生了借助明德学校办读书会与文化刊物以宣扬儒学道德根性的想法，这就是后来与《学衡》杂志遥相呼应的《湘君》杂志。1922年3月，《湘君》在长沙创刊，吴芳吉亲自撰写发刊词阐明办刊宗旨，所以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他在同期为近代湘军将领罗泽南诗选所作《〈罗山诗选〉导言》中说道：

　　三湘自屈子以还，素以骚人词客、志士健儿称雄海内。半世纪前，湘人征伐之威遍十八省。而文运之隆，迄于民国初基，犹为世所宗仰。……

　　罗山之诗，古道照人。何以致之，是亦风俗之所成而已。今湘中士夫，竞新文学矣。求之于白话，求之于异邦，舍己以从人，逐末而弃本。29

　　正是在《湘君》杂志上，吴芳吉先后发表了《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等文章，与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展开对话，阐明自己“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的观点，并邀请吴宓等人为《湘君》杂志撰稿，多刊发“矫正伪新派文学之失”的论文及旧体诗词。同时，他还以明德学校的湘君社为基础，多次组织教员与学生在岳麓山举行红叶会这样的雅集活动，即使在军阀内讧、长沙围城的硝烟炮火中，也弦歌不辍，并留下了“枫叶已教红万树，青山久不著狂歌”“炮火围城天未醒，飞鸿何处怅云罗”(《寄答明德十七班诸君》)等诗句。作为一份地方性的文学刊物，吴芳吉的直接目的，正是期望以此刊物的文学实践活动及所传达的文化理想影响湘中子弟。他还通过《湘君》杂志与湖南的读者互动，如发表于第三号与湘潭女生讨论诗歌的《答湘潭女儿》30等等，但其中只有少数文章通过被《学衡》杂志转录而推向更广的读者群体。虽然因为不肯迎合潮流，《湘君》杂志在湖南本地的销售寥落，但此段经历无疑是吴芳吉自己文化观念和文学抱负的一次施展。离开湖南后，吴芳吉曾作诗《湘居》追忆，其中有“湖上旌旗张异军，湘君社友尽能文”“麓山胜友赏心同，邀约清秋万树枫”等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湘君社诗友的怀念，以及对《湘君》杂志作为新文学之外“异军”的骄傲之情。

　　四、结语

　　1925年8月，因为“湖南的思想界，日趋极端”31，且有波及到吴芳吉本人之势，他不得不离开湖南，赴西安西北大学任教。他在湖南的五年生活，远不如《湘居》中描写的那般诗意浪漫，不仅其本人时常会忧虑于纷乱的时局及日益激进的社会，而且他在明德学校及《湘君》杂志的文学活动也并不被本地学生所接受和理解。当时长沙《湘报》新办的副刊《野火》，便激烈地反对吴芳吉所代表的“复古风气”，甚至批评其“是四川的一个冬烘遗少，我们久已知道他在长沙给了青年不少的麻醉，和浪漫的梅毒”32。在湖南的这种遭际，大概是吴芳吉短暂一生的缩影和写照。在趋时求新的社会变革浪潮下，他被当作一个保守派，或被忽视，或受质疑。但透过这位白屋诗人的笔端，亦能窥见当时湖南地区日趋激进的社会思想情形。

　　吴芳吉在湖南期间的文学活动，并非徒劳无功。1932年他病逝于江津后，以《明德旬刊》为代表的湖南刊物屡有文章纪念，并在1935年出有纪念专号，称“其创《湘君》，乃悯文人陷溺，与湘军异事齐辙，终能翕合吾徒，去稂莠而滋嘉榖，排揵局而敞高堂”33，对其在湘期间的贡献有了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后来著名的历史学者、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周策纵，在长沙市第一中学的校园刊物《长高学生》上发表的习作《读吴碧柳白屋诗存》云：“诗境重新大小吴，好诗与好色无殊。君诗屈子峨眉样，我好君诗好色乎。”34吴芳吉是追溯着三闾大夫的足迹来到湖南的，湘中学子将其诗作与屈子并提，是对其湖南时期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肯定，亦何尝不代表现代湖南社会发展的另一股文化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