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和研究对象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特征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和其他西方政治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区分。它由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的正义原则和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解放原理，实现从政治道德构建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明确性，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前提，也更有利于全面、准确的阐述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的边界，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的区分，会为今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建立一个相对规范的对话平台，会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实现方式等多维空间上通过立体形态来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是建立与共产主义

　　实践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导出的规范、价值观念和由这些原则构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结构。

　　马克思政治哲学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这与其他政治哲学把公民社会、自由的国家、私有财产保护、法权的实现等作为最高理想原则不同。同时，马克思政治哲学针对不同的历史阶段确立了相应的政治价值追求。古希腊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合作关系为理想的政治形态，但柏拉图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尊重平等这条路上来的。”①即从事正义的事的人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是没有本事作恶。

　　因此，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如何通过契约实现城邦的稳定和人之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这个问题，无论依照理智或根据事实都不难予以解答。世上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是统治者。”②因此，其研究政治哲学的目的则在于“探究主奴的结合对人类日常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利益”。

　　专于经济学的亚当•斯密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初期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的历史学家，他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基础和发挥资本主义功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④即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马克思还谈道，人道学派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把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巨大差距作为他们的研究目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劝无产者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劝资产者节制生产扩张。而博爱学派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被马克思称为是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否认对抗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像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空想主义者的探索目的和价值理想，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建构出各种各样的新的试图称为科学的体系。之所以这些体系最终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马克思认为，那是因为尚未形成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必备的物质条件。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马克思指出:“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⑤马克思对于工人与非工人即资产者的根本对立的深刻批判，明确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即如何消灭资产者存在的基础———私有制。

　　因此，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和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的人还是私人，利己的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⑥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概念和“公民”身份的反公民本质的深刻揭示。至此，马克思通过批判柏拉图“人自私是必然的”和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即揭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对立的历史性。同时马克思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⑧即只有消灭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抽象的公民才能复归于自身，人才能真正解放。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人类苦难，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一切批判“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⑨。他为人类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上十分有效的解释体系。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人类最具现实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原则。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范畴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

　　尽管马克思和其他政治哲学家存在部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但可以说，与生产、劳动、资本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权利、阶级、国家、市民社会、剥削、自由、平等、正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更受到马克思的关注。

　　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特别关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更集中于:黑格尔国家之上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性;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依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原则和政治信念;人的解放原理;现代性扩张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公正观;社会公正观的历史性、主体性与民族性分析;社会公正的奥秘;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反动本质;技术主义政治哲学的陷阱;历史正当性与历史事件的正义性区分。对于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正义的起源与本质，也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问题域的主要分界点。正义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进入哲学家的视野。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类却假设有些事是不公正的”⑩，而神没有不公正概念;正义在柏拉图那里是“守法践约”瑏瑡;在休谟那里，“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愤慨”瑏瑢。

　　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家，马克思没有停留在正义理念的形成与确立上。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瑏瑣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不正义者如何以正义自居的伪善面目以及分析实现正义的物质基础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瑏瑤即研究正义的败坏和实现必须要把问题域集中在经济关系上，而不是围困在正义的道德世界中。

　　自由，是一个极具传统和争议的政治哲学范畴，也是马克思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与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家关注自由作为基于抽象的、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各种定义不同，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资本主义是如何不自由上。资本主义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的有限性，即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是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至于资本主义人权和公民权，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不过是利己的人处置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所以，“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瑏瑥。而资本主义的平等则被马克思称为无非是利己主义自由的平等。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市民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重化。人是双面人，既是政治国家的人，又是市民社会的人。这两种人，在黑格尔主义者那里被称为私人和公民，被马克思称为私人与公人。

　　公民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对财产的所有权。公人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没有这种平等。马克思的二重性解释了资本主义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处于全面分裂状态，人把自己和他人都看作工具利用和被利用。而对于黑格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称颂的公民权利，在马克思看来，那是市民社会中人的政治生活和实际生活相分离的产物，是个人失去政治权利的标志。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异化和外化概念则来自于黑格尔，但黑格尔的异化和外化不过是理念的客观化的过程，而自然界则是自我异化的精神。不同于黑格尔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域，马克思通过提出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工人劳动的真相。

　　“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瑏瑦因此，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不属于他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范畴。“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瑏瑧工人的劳动被非工人占有，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而工人得到了所谓的公民权，即外化劳动的权力，非工人的公民权则是占有工人劳动成果的财产权。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的本质。“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瑏瑨即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一切固有的价值，人在异化中获得了虚假的权利、平等和自由。

　　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规律和本质，是一切近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对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问题域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则独立地提出生产关系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构成社会制度的核心范畴，且由此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人的解放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从政治道德建构论转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没有专门总结和评价过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品格，但他在丰富的理论阐释中显现出他与其他流派的政治哲学家们所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思维个性。马克思政治哲学把政治理想的确立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而不是先验观念的理论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的转向，它的思想原理为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公正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根基。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停留于规范层面的政治伦理讨论，而是深入探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互动。马克思政治哲学所珍视的根本方法就是实践和行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理想的实现路径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依赖哲学家超越现实的顶层设计，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实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现实的行动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设置了障碍，但这是最后一道障碍，因为，其中蕴含了克服它的力量。

　　因此说，在此历史时刻，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被认为普遍合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入人类从未实现过的完全自愿的自由联合。在第一国际的内部思想斗争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原理得到充分展示。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要废除继承权的政治理想时指出:“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瑏瑩马克思称江湖骗子与无知之徒的巴枯宁不过是继承了圣西门派的旧废物，还指出了蒲鲁东也具有同样的愚蠢思想，“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瑐瑠，以至于又迂回地回到资产阶级立场上。

　　对于蒲鲁东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而无法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1846年马克思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道:“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瑐瑡所以蒲鲁东被马克思称为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瑐瑢。即蒲鲁东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实践和社会变革的行动。

　　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类似，巴枯宁主张社会清算，即立刻实行废除一切政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称其为:“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瑐瑣而布朗基派极“左”分子则走向另一极端，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冒险活动，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行动的失策，马克思明确要由布朗基派负责。马克思曾批评巴枯宁说:“‘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瑐瑤由此可以展现出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构建政治理想的原理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全部路线图。现代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流派也没有一个能跳出“保留阶级但要求阶级平等”的形而上学陷阱。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最后解释了他确立政治理想的原理，即从原初状态的假设中审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意味着从全社会和全时态的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特殊性，这种永恒的观点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或超越的存在物，而是来自于我们人自身的理性和情感。“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思想和情感形式，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代人，他们就能够把所有个人的观点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那些调节性的原则。”瑐瑥特别是《正义论》的最后一句话说出了整个著作想表达的实现正义原则的路径，即“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的轻松自如”瑐瑦。

　　不难看出，罗尔斯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同时也是霍布斯、洛克等初始状态的拙劣翻版和幼幻的柏拉图主义的当代延伸。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符号动乱”瑐瑧“达到自己一开始没有的善境的自救”瑐瑨和“公民意识”瑐瑩等“路径创新”和罗尔斯一样，都没有走出巴枯宁的魔咒。

　　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现方式是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道，哲学与无产阶级互置对方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或精神武器。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直接介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彼此互为动力。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世界的斗争。

　　对宗教的批判就是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使人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瑑瑠即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进入私人领域后，尽管不再是国家的精神，但转化成了市民社会和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是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德国人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历史。而德国的哲学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法权的永恒理念。马克思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差别，而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时，国家是以概念的方式宣布废除了这些差别，但“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瑑瑡。马克思揭示了在概念中消失的这种政治差别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在事物世界中存在。

　　马克思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对于蒲鲁东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指出:“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瑑瑢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蒲鲁东说:“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瑑瑣这种研究范式被马克思概括为:“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瑑瑤这是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方法，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纯粹理性批判方法仍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马克思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

　　马克思肯定蒲鲁东对宗教、教会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对于蒲鲁东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谈道:“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瑑瑥这被马克思称之为用蒲式空谈来战胜法国式空谈。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

　　对此，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以至于始终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在批评博爱学派时指出:“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瑑瑦其实，远不止博爱论者在严肃地从事他们自己曾经或一直在声色俱厉地反对的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谈道:“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瑑瑧这不仅是过去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普遍理论品格，也是过去一切从无产者到走到自己的反面的“两面者”历史命运的辩证逻辑，更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自己命运的警示。

　　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揭示的政治辩证法。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阐明了哲学的现实化(从天国到尘世)是无产阶级展开自我否定的现实之旅的前提。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哲学现实化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使命的路径。通过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和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

　　五、结语

　　“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瑑瑨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商品宗教性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性提示，超越西方传统以“物权”或“法权”为基础的观念，从人的解放来理解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建构和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包括后来沿着遵循市民社会框架的所有政治哲学的超越，但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与过去人类思想资源彻底绝缘，而是吸收人类已经创造的丰富的思想成果和智慧价值，特别是在与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们的论争中汲取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概念、问题，特别是在批判可供批判的对象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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