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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的明治维新论对日本研究的启发

来源: 树人论文网发表时间:2017-10-12
简要: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时期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提出了很多见解,这对于国家的改革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他们虽然各有特征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时期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提出了很多见解,这对于国家的改革是非常有帮助的,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他们虽然各有特征,但是也有其共同的理念,他们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动力归结为豪杰之士的英雄气概,并强调养成这些因素与汉学密切相关。而且他们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一面,尤其是中国优越于日本的内容。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偏向阻碍了对日本文化的深入探讨,也造成了在效法日本过程中的盲目性。而如今的日本研究,应该仍然重视“同中求异”,做到“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提升日本研究的水平。

  关键词:清末维新派,明治维新,异中求同

  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梁启超曾撰文感叹中国勤于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无论是学子负笈还是官方考察,都想以他们所学到的经验来“施诸有政”,但是,其结果却是“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日本之所以致富强者,我袭而取之,则不得强而得弱,不得富而得贫”[1]114。为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再回过头来重读当时的维新派是如何看待明治维新的①,或许可以为思考这个问题找到一些线索。

  一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他自己是将它作为“明治维新史”来写的。1877年底,黄遵宪任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1882年春离任时,有诗曰:“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 [2]105这里的“明治维新史”就是指他的《日本国志》。如果将明治维新的下限划到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不仅是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因为他的积极活动,甚至可以说是参与者。

  因此,《日本国志》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明治维新亲历者、参与者所撰写的唯一一部“明治维新史”。其撰述的旨趣,作者也曾忍不住透露出可以将这部“务从实录”的“史志”作为政治著作来读的隐秘心态。其《日本国志书成志感》有言“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且在《黄书》下自注:“《王船山集》有《黄书》”[2]116。众所周知,《黄书》作为一本政论著作,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认识,牵涉的问题很多,对明治政府实施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其态度也不都是肯定的。从整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黄遵宪认为明治维新的动力是“处士之功”和“汉学之力”。他在《日本国志·国统志》中将日本历史变迁的“治乱之由”概括为四个环节:依次为“在外戚擅权,移太政于关白”“在将门擅权,变郡县为封建”“在处士横议,变封建为郡县”“在庶人议政,倡国主为共和”。其中后两项即为幕府灭亡、废藩置县和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什么力量推翻了幕府呢?“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他认为:“独浮浪处士,涉书史,有志气,而退顾身家,浮寄孤悬,无足顾惜。于是奋然一决,与幕府为敌,徇节烈者于此,求富贵者于此,而幕府遂亡矣。”

  929而“处士”的思想基础,是《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说。早在1880年,黄遵宪驻日期间为日本学者藤川三溪的《春秋大义》所写的序文中,对《春秋》尊攘之说在明治中兴之业中的关键作用已经作了精辟的解说。在《日本杂事诗》中也强调过倒幕“卒赖以成功,实汉学之力也”[2]30。《日本国志·学术志》的“汉学”一章中,也明确肯定明治中兴之功乃收汉学之效。

  第二,黄遵宪强调明治维新是一个“顺人心”“结民心”的渐进过程。首先,明治维新的各种改革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自维新以来,举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损益,朝令夕改,月异而岁不同”[2]821。不断损益、摸索,其轴心何在?他解释说:“尊王之说自下倡之,国会之端自上启之,势实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务顺人心,既亡幕府,恐诸藩有为德川氏之续者,又务结民心。”[2]929唯有顺应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改革事业才能最终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国统志》篇末列举了日本朝野围绕是否应该速开国会的两派论争,“保守之说”另当别论,其概括“调停之说”所用之词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为一人,苟专为一人,有兴必有废,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2]930云云,与王船山《黄书》中论“宰制”部分中所谓“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专其治,散列繁辅而制其用”[3]508的分权思想和“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3]519的反专制论,何其相似。从他对明治政府“下诏己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的评价“论其究竟不敢知矣”这看似悬疑的八个字后面,“留心时务者”自当能察知个中是非曲直之究竟。

  第三,倡导西学中源,为变法维新扫除心理障碍。主张西学中源者,自明清以来,至今仍不乏其人。在黄遵宪这本灌注了其“忧天热血”的《日本国志》中,为了倡导变法图强,也着力倡导此说。其《学术志》曰:“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不仅其立教源于墨子,而且还强调“其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者尤多。”[2]1414等等。他更加关注的是“百年以来,西国日益强,学日益盛,若轮舶,若电线,日出奇无穷。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憚于千金以购还之。今轮舶往来,目击其精能如此,切实如此,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2]1415这方面,日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对于非其所固有的格致之学,能够“降心以相从”,发愤自强,因而骎骎乎有富强之势。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况古人之说明明具在,不耻术之失其传,他人之能发明吾术者,反恶而拒之,指为他人之学,以效之法之为可耻,既不达事变之甚,抑亦数典而忘古人实学、本朝之掌故也已。” [2]1415通过明治维新,“蕞尔国耳”的日本放下身段效法西学,已经从事实上证明这是一条可行的自强之路,何况这些格致之学本来源自中国,因此于情于理都没有不效法的道理了。

  二

  再来读读康有为的相关论述。在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呈《日本变政考》的一个月之前,他为其女康同薇的《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戊戌春月上海大同译书局印)所写的序(1898年3月16日)中力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由“处士浪子发愤变政”、由“义士游侠热血涨力发蹈之所成”。而其《日本变政考》所述,如康有为在跋文中所言,“其变法之次第,条理之详明,皆在此书。其由弱而强者,即在此矣”[4]274。该书实际上就是一部编年体的明治政治史。在康有为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不断“刮垢除旧,改良进步”的过程。作为维新最终成果的明治宪法,也是“经百十之阻挠,过千万之丛弊”[4]48,“几阅欧美之考求,几经再三之改错,而后得此”[4]274。

  而且康有为特别强调其起步与过程之艰难,正是因为日本经历了如此艰难而获得了成功,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变法维新可靠的向导。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效仿日本,他甚至为光绪皇帝列好了时刻表:“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4]105其自信的基础,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各种条件比日本都优越,如在自然和社会方面,“我广土众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片纸涣汗,督抚贯行,四海无虞,民罔异志。”而经济上,“就今岁入,已逾万万;若括陋规,必可得倍;若正经界,更得倍蓰;若善银行之用,则不可思议也。”加上与日本文化、习俗相同的一面,所谓“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4]104-105而且进一步在《日本变政考》跋文中强调,因为“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4]274就是说中国也只能效法日本,舍此别无他途。而其有效性的根据是建立在对中日文化共性的基础上的。

  康有为也思考过明治维新的各种变革和新政,最根本的是什么?中国学习它应该从何下手?他认为首先是制度的变革,具体而言是官制的变革,最重要。制度建设固然重要,康有为也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够执行新法的新人。“执旧例以行新政,任旧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当者也。故惟此一事,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矣。”[4]137尤其他注意到基层的行政执法者的重要性。“今日百政,皆下知县。而知县选之甚轻,捐纳军功,皆可得;任之甚重,兵、农、学校、赋税、讼狱,皆责于一人。彼未尝读其书,立此志,如之何而责其行也?知县不奉行,则无一政能逮于民者,如此而望新政之行、自强之效,岂非却行而求及前哉?日人新定府县制,而尽废旧制,诚得变法之本矣。” [4]19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三

  说到梁启超,他虽然没有留下关于明治维新的大部头专著,但是明治维新对他的影响,或远远超过黄遵宪、康有为二人。他自己也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盖吾之于日本,真所谓有密切之关系。”[5]186与直接涉及明治维新的相关论著相比,其传授学习日文经验的《和文汉读法》一书,或更有影响。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现身说法:“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对于所辑《和文汉读法》,更是胸有成竹,谓“学者读之,直不费俄顷之脑力,而所得已无量矣。”

  之所以认为容易,也是由于多看到中文与日文的相同之处。如他所言:“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6]81这种读法,他自己也曾在《东籍月旦》中解嘲说是“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6]83

  梁启超的论著中涉及日本幕末维新之处不少。首先,他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乃是幕末诸豪杰之所赐。而其中尤其推崇吉田松阴。在梁启超的思想变化中,无论是倾向于革命还是倾向于立宪改良,吉田松阴都是他重要的思想资源。当他的思想倾向于革命的时候,认为吉田松阴的“打破局面”的破坏精神是日本维新的主动力;而他的思想回归到立宪改良的时候,还编译《松阴文钞》(1906年)来为立宪派助威。在《松阴文钞序》中他强调“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结吉田松阴。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甚至“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这种“新精神”是什么呢?

  他在这篇序文中没有明说,只是提到“事业与学问皆枝叶也,而有为事业、学问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则枝叶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叶,本则拨矣,夫安所丽?”[7]360这个“本原”借用吉田松阴的话说就是需要刻意厉行的“勤王敌忾”精神,对此,梁启超批注曰:“此言不啻诏我辈”[8]248。在他看来,维新中国的创造也要在维持既定的“国体”这个本原的前提下进行。

  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论,最精彩之处当在其《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一文,而此文实为一篇“明治政党史纲”。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诏预备立宪,声称“大權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篇文章正是因此而作,目的在于借鉴日本的经验。总体而言,他认为明治宪政得以成立,是政府和人民双方力量相互“借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尤其强调人民的要求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宪法之运用,其成绩斐然可观,明治宪法,从形式上看虽是钦定宪法,但从根本上看,其动机发自人民。因此,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国民努力的结果。效法日本,就是要效法其国民。他强调“凡善良之政治,不可不求其基础于国民。”如果“国民政治不发生,而欲国家即于盛强,是又欲入而闭之门也。”[7]387而中国当时的国民都将“政治”作为“政府当道者之专有物”[7]389,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态度,敬而远之。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即便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也将难见成效。

  梁啟超虽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明治维新著作,但是他曾直接参与了大隈重信所编《开国五十年史》(汉文版在1909年9月由东京印刷株会社出版发行)汉译稿的校对马冰洁:《〈开国五十年史〉与明治日本的文化输出》,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第11届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资料集《东亚视阈下的日本与中国》,该论坛2017年3月18日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该书汉文版发行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这与梁启超等立宪维新派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也对此书极力推荐,说“兹编所记载,皆出彼都元勋硕儒自举其所阅历者,以资其后昆及与国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无其途焉。”[1]115针对那些主张直接学习欧美,认为日本一切制度学艺皆裨贩欧美而不愿做再传弟子的观点,梁启超主张“吾苟诚求而善学者,则日本已足以资我而有余。若其不能,则事事模仿欧美,而画虎类狗之丑态,必更甚于今日数倍,有速其亡已耳。”[1]114怎样才称得上是“诚求而善学”?我们学习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现象?

  四

  对这个问题,如果从当时的革命派来说,道理可能很简单。众所周知,比如章太炎就说立宪本来就不适于中国,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宪政,不过是“封建世卿之变相”罢了。中外历史及世界大势在他眼里,“欧洲、日本去封建时代近,而施行宪政为顺流;中国去封建时代远,而施行宪政为逆流”[9]396。又说:“世人徒见欧洲、日本,皆以立宪稍致清平,以为四海同流,中国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间之相同,而不悟时间之相异,其亦疏缪甚矣!”[9]397就是说,方向走错了,当然是只能渐行渐远、越学越坏了。

  不同的政治立场大概不足以拿来代替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学理性分析。维新派的明治维新论还是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线索的。如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一些基本相同的理念。比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将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动力归结为豪杰之士(处士、侠士、志士)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的因素,而养成这些因素之土壤无不与汉学有关。又如,他们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方面,甚至是中国优越于日本的方面,因此对于效法、学习日本的制度、语言都充满自信。他们的认识也各有特点,比如黄遵宪基本上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写《日本国志》,虽然材料是日本的,但那是作为传统的中国史书来撰写的,如他在《日本国志叙》中所言:“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2]819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而康有为的经世意识、帝师观念非常鲜明。他研究日本,并非对日本本身感兴趣,其出发点在中国。其《日本变政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4]274。他也意识到西方的良法美意,一到中国就弊窦丛生,最终他将其归结于中国官制之积弊太甚。

  相对而言,梁启超或要理性、严密得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意识到中国与日本有根本的不同,认为日本再好的著作也只能作为中国的参考,而不能照搬。在《东籍月旦》中介绍井上哲次郎和高山林次郎合著的《新编伦理教科书》时,他说:“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书亦精心结撰。但专为日本人说法,日本国体民俗有与我国大相反者,故在彼虽为极良之书,在我则只足供参考而已。”[6]87就是很好的例证。只是这种不同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研究,就很快因为应急、速成的现实需要而被表面上的似乎相同所掩盖,因此将对象简单化了。

  梁启超只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而给予这个问题以清晰的解释的,或许要数周作人。他根据自己研究日本语言文化的切身经验,在1942年初发表的《日本之再认识》一文中强调:“如果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10]92他说:“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视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10]92-93可是到今天,还是有许多人不重视对日本作“客观的考察”,不去下功夫寻求“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的“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还不时能够听到有人片面强调以中国人的主体关怀去读日本史,甚至说所有的日本史都是中国史。这种“‘中国式’日本研究”或认识,可否谓之“诚求而善学”,仍然还是一个问题。

  [参 考 文 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M]//《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

  [2]陈铮.黄遵宪全集(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王船山.黄书[M]//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38.

  [4]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四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M]//《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饮冰室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M].徐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0]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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