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理塘县中扎村的语言生活

　　提 要 乡村振兴与乡村语言民生、乡村产业语言和乡村语言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当务之急应是了解现状、梳理事实，而非急于给出结论。中扎村的语言，按照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藏语、汉语和英语。藏语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受方言、宗教因素影响呈现出多种变体。汉语有普通话和方言变体，英语的使用相对简单。村民对语言使用、语言学习两个话题的讨论，隐含着他们的语言态度：前者涉及藏传佛教通用语、藏语方言和普通话，后者涉及汉语、藏语和英语。村民还面临各种语言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语言民生、乡村产业语言和乡村语言教育 3 个方面。其中，由语言不通引起的出行难、看病难和维权难让村民最为忧心，反映了他们最实际、最迫切的语言文字需求。中扎村属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攻坚区，根据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可以从两方面做进一步思考：(1)社会是一个语言市场;(2)信息就是力量。从语言规划角度，建议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力度，扫除村民的语言文字障碍。具体来说，一是培养村民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满足日常生活的语言需求。二是培养村民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能力，优先解决村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语言民生需求。三是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对乡村中的经济或文化精英人物精准培养，充分发挥他们在语言能力上的引领示范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语言生活;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困境

　　赵春燕 语言战略研究 2022-01-04

　　一、引　言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平均海拔 4014 米，面积 14 352 平方公里。全县有 22 个乡(镇)，中扎村为拉波镇下辖 8 个行政村之一，是拉波镇人民政府驻地。拉波镇派出所、卫生院、林业工作站、小学、幼儿园都设置于此。村里有一座寺庙，一家邮政所，一个村民活动中心广场，两家超市，三家饭馆，一家茶楼。全村共有 62 户人家，常住人口 200 余人。除个别汉族外，基本上都是藏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率较高。① 中扎村藏传佛教信仰深厚，几乎每家都有一位成员出家，僧人备受尊敬，村里经常举办各种宗教活动。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种植业、畜牧业、采集业(冬虫夏草、松茸、黄芪等野生植物)和外出经商打工。20 世纪 80 年代后，一批中扎村民远赴海外发展。多年打拼之后，他们近年来又陆续返乡创业，带动了当地的乡村建设。2018 年中扎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2021 年被列入四川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名单。

　　笔者对中扎村的研究，缘起于结识了村中一位海外归国藏胞——DZJC。他 6 岁随父母赴美，在纽约长大，20 岁回国。2017 ～ 2019 年间，他在北京华文学院学习汉语。作为他的汉语老师和班主任，这两年来笔者与他交流密切，建立了深厚情谊。毕业时他听从父亲安排，返回家乡创业。笔者赞赏他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也非常好奇一个在美国都市长大的年轻人，投身中国乡村建设，将会经历怎样一番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于是 2019 年 7 月跟随他一起来到中扎村，进行了一次为期 10 天的试调查。在这期间，笔者接触到了很多土生土长的藏族农牧民，也认识了更多返乡的海外藏胞。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语言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多样，他们面对的语言困境也远比我们想象的错综复杂。正式调查原计划在 2020 年完成，因新冠疫情推迟到 2021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8 日。调查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两种方法。调查对象的选取采用了目的性抽样、异质性抽样与滚雪球式抽样相结合。此次调查以及 2019 年的试调查，一共对 36 位藏族村民做了访谈，其中男性 26 人，女性 10 人，年龄最小的 6 岁，最大的 74 岁。一共采集了 52 段访谈录音资料，其中最长的 326 分钟，最短的 33 分钟，还获取了 96 份语言景观资料和 31 份观察日志。乡村社区在社会文化上通常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民族地区更是如此。笔者与重要调查对象有师生关系，凭此身份顺利融入社区，得到了村民的充分信任，从而保证了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三农”专家温铁军(2018：12 ～ 13)认为，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它是中国应对全球危机的出路。这就要求学界读懂乡村，为这一重大战略做好理论准备。付义荣(2021)曾对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做过全面总结，“总体而言，现有的成果还不足以体现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应有的学术价值。相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涉藏农村地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更是严重落后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到目前为止，国外鲜有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国内近年来出现了少量研究成果，大部分围绕语言与收入展开(王浩宇 2019b ;李瑞华 2019，2021 ;何竹 2020 ;王海兰，等 2019)，语言扶贫的意义、方式和作用等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也有一些探讨语言认同、语言习得等问题(王浩宇 2019a ;罗夏梓平 2020 ;许淇星，等 2020 ;孔祥馥 2021)，主要集中在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上。总体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急需深入探索。笔者认为，乡村振兴与乡村语言民生、乡村产业语言和乡村语言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当务之急应是了解现状、梳理事实，而非急于给出结论。本文即采取描写主义的研究取向，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尽可能翔实描述中扎村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和建议。

　　二、中扎村的语言使用

　　中扎村的语言，按照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藏语、汉语和英语。藏语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受方言、宗教因素影响呈现出多种变体;汉语有普通话和方言变体;英语的使用相对简单。

　　(一)藏语

　　因地理分布极其广阔，衍变进程极其漫长，藏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在藏语方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至今众说纷纭。意见相对统一的是将藏语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 3 个次方言，康方言分为牧区、北部和南部 3 个次方言，安多方言分为牧区和农区 2 个次方言(陈荣泽 2016)。按照这一说法，拉波镇一带的方言属于康方言的南部方言。现实中藏语方言的纷繁复杂程度，远超人们想象。ZMYX(18 岁)刚刚高中毕业，她讲述了求学过程中藏语方言带给她的困扰。

　　笔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拉波话和别的话不一样? ZMYX ：我们小时候就在村里上学，这边都说拉波话嘛，那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学普通话一点儿不难。我藏文课一直不好。(笑)笔者：小时候都在村里上学?然后出去上中学? ZMYX ：对，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后来初中就要去县城上学。哎，倒霉了，完全听不懂理塘话。那时候又小，就每天感觉好痛苦，不想上学。那段时间最难受啦!后来有了几个好朋友，就好些了。嗯，我们几个就说普通话，他们也和我说普通话。后来又去泸定上高中，大家都说普通话，就好多了。笔者：高中班里都是藏族同学吗?也有汉族同学吧? ZMYX ：对，有藏族人，也有汉族人，大家都说普通话。

　　村民习惯把理塘县城的藏语方言称作理塘话，把拉波镇的方言称作拉波话。中扎村只有幼儿园和小学，上初中必须去理塘县城。读过初中的村民都经历过 ZMYX 的困扰。理塘县至今没有高中，初中毕业后若要继续求学，就得去泸定、康定或成都上寄宿学校。拉波话和理塘话差别很大，却和邻县的稻城话接近，稻城县城的藏语方言被称作稻城话。因此，村民外出打工、购物或就医都首选稻城县城，而非理塘县城。他们都表示，这种方言不通的情况在涉藏地区很常见，事实上并不存在藏语通用语。

　　对僧侣群体来说，却存在着一种藏传佛教通用语，它可以在不同的涉藏地区通行。这是一种特殊的藏语变体，必须经过专门训练才能掌握。一方面是因为它含有大量佛教词汇。一个人即使学习藏文，若没有接受专门宗教教育，也不可能理解佛经。DZJB(20 岁)是一位大学二年级学生。一次佛教法会上，笔者和他坐在一起。开法会时每个人拿到一本佛经，僧人们高声诵唱，信众们手捧经书。笔者：你都能听懂吗?这本书都能看懂吗? DZJB ：大概一半多吧，很多词听不懂，也不认识。笔者：是吗?我以为你们上过学，都懂呢。 DZJB ：不是你想的那样，喇嘛们学的和我们学校里不一样。你看，这里，这里，这些词都不懂。

　　另一方面它与藏传佛教的教育传承模式相关。DZKZ(41 岁)和 GN(37 岁)是两位僧人，都曾赴印度学习佛法。他们用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GN ：藏语是这样的，不同地方的人，可以听懂一点儿，但是说不出来。比如我们去印度的时候，什么地方的和尚都有，青海的、西藏的都有，我们能听懂一点儿，但是说不出来。西藏话 ① 我们基本上能听懂，但是我们说不出来西藏话。笔者：对，你们在印度的时候，那肯定是不同地区的和尚在一起，那你们怎么说话呢?因为你们不能只是听啊，比如你们辩经的时候，说什么话呢? DZKZ：对，是这样的，它一个寺庙有好多个和尚，然后一个寺庙有一个语言。各种各样的，一起混的有一个语言。对，这个语言 80% 是西藏话。印度三大寺庙都是这样子的。笔者：那要是三大寺庙在一起辩经呢?那怎么办? DZKZ ：80% 是西藏话嘛，然后剩下的 20% 就是各种语言混在一起。笔者：所以你们在一个寺庙里会有一个大家都能听、都能说的话。那个话和你们的拉波话还不太一样? GN ：对，我们说拉波话，人家听不懂。笔者：所以你们会说拉波话，但也会说这种寺庙里的话。就是因为你们去印度学习过。 DZKZ：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碰到一些人，一说话我们就知道他们也去过印度寺庙。我们听他们说话就听得出来。所以是有这样一种语言的。笔者：那你们刚刚去印度寺庙的时候，肯定也听不懂吧? DZKZ ：对，刚刚去的时候也听不懂，会比较难。就是我们老家的一些和尚，那些先去的，我们就跟他们慢慢学。但是差不多一两个月就学会了。笔者：哦，也就是说，你们到了印度，要先学一下寺庙的话，然后才能在那儿学习佛法。 GN ：对，一定要先学这种语言。挺难的，但那时候年纪小嘛，一下子就学会了。要是让我现在学，就不行啦，学不会啦!(笑)

　　村民普遍认可这种说法。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的三大寺庙(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是僧人们学习佛法的最高学府，所有格鲁派僧人都以能去那里学习为荣。学生来自不同藏语方言区，为了教学和生活方便，三大寺庙就逐渐出现了一种以拉萨方言为基础的藏传佛教通用语。它在三大寺庙略有不同，但可以实现互相交流。僧人们学成返乡，会继续使用这种通用语向其他僧人传授佛法，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在涉藏地区通行、仅供僧侣群体使用的藏语变体。调查期间，曾有四川省稻城县、乡城县和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一些僧人来访。十几位不同地方的僧人围坐在一起，交流极其顺畅。此时其他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只是安静地倾听。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尊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语言无法沟通。

　　(二)汉语及英语

　　村民与外界交流最常用的语言还是汉语普通话。QR(47 岁)是中扎村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在海外侨居多年，2017 年回国创业。目前在稻城县经营酒店餐饮，经常去成都、康定、昌都等地出差。 QR ：我没有上过学。(笑)但我特别喜欢学汉语，我就喜欢和别人说汉语。为啥?汉语太有用啦!笔者：出门经常说汉语? QR ：对呀，几个藏族人一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能听懂一点儿，但说不出啊，这样子就说汉语。汉语比藏语有用多啦。笔者：我听他们说你会说拉萨话、安多话什么的? QR ：会一点儿，在美国那时候做藏族同乡会嘛，这里那里藏族人都有，就会说一点儿他们的话，但不行，做生意根本不行。

　　僧人外出办事，比如去外地开会、陪村民看病等，一般也使用汉语普通话。上文的僧人 DZKZ 是寺管会的成员，参与经营村里的两家超市，对外联络频繁。 DZKZ ：我们藏族人都是不同的语言，康巴、安多那些。笔者：你们不同地方的说藏语的人怎么沟通呢? DZKZ ：我们在一起就是不同的话，所以就直接说汉语了。笔者：直接说汉语吗? DZKZ ：对，我们去哪里都是这样的。去给超市进货啊，去医院里面啊，我们就说汉语了，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藏语。笔者：其实你们藏语，拉萨话不就算是你们的标准话吗? DZKZ ：拉萨话只是那么说，差不多是标准话，但是好多老百姓都听不懂。

　　受藏语影响，大部分村民的普通话都带有口音，但和四川方言有明显区别。他们都声称自己说的是普通话，不是四川话。他们或多或少也会说一些四川话，但一般不主动和对方说四川话。他们认为四川话是一种非正式的语言，只能私下说一说，比如会在调侃别人时偶尔冒出一两句四川话。几乎听不到村民说大段的四川话，但能听到普通话对话。孩子之间用普通话交流，用拉波话和父母家人交流，这种语码转换场景很常见。虽然发音并不准确，但村民有说标准普通话的意识，能判断出别人的普通话是否标准。BMRZ(74 岁)和 BMQC(72 岁)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基本上不会说汉语，但可以听懂一些。有一次他们通过翻译告诉笔者：“你说的汉语好，我们能听懂。那个山东人说的话，我们使劲听也听不清。”(观察日志，2021-08-06)他们口中的山东人是另一位汉族来访者，他的普通话带有山东口音。英语是中扎村使用频率最低的语言。2019 年去中扎村时，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人，他是 DZJC 的朋友。他不懂汉语，也不懂藏语，DZJC 只能和他说英语。那是唯一一次听到中扎村有人使用英语交流。

　　三、中扎村的语言态度

　　中扎村村民对语言使用、语言学习这两个话题的讨论，隐含着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使用涉及藏传佛教通用语、藏语方言和普通话，语言学习涉及汉语、藏语和英语。

　　(一)对语言使用的态度

　　村民笃信藏传佛教，尽管藏传佛教通用语的使用范围很小，它仍然被公认为最尊贵的语言。访谈中经常听到村民说：“师父们说的话是最好听的藏语。”有一次笔者和几位村民在一起聊天，其中有一位是僧人。谈话气氛很活跃，大家也互相调侃。后来这位僧人开始念经咒，笔者观察到其他人立刻沉默下来，气氛马上庄重严肃起来。不过，村民不主张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混为一谈。如果僧人在非宗教场合使用藏传佛教通用语，他们既不欣赏，也不支持。日常生活中他们还是认为“普通话是最有用的语言”，推崇使用普通话。LRDZ(52 岁)和 DZHJC(48 岁)是两位僧人，他们一起讲述了村民关于语言使用的观念。

　　笔者：刚才你们说不同地方的藏族人在一起都要说汉语普通话，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LRDZ ：我们觉得这样非常好，大家都是共同的。笔者：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像汉语一样，搞一个藏语的标准话?你们觉得需要吗? LRDZ ：(指着 DZHJC)我们两个说话，说汉语有点不好意思的。但是不认识的人，没有接触过的，汉语说起来是最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地方不同的时候，语音不同的，这样汉语说的话比较好。笔者：因为我们汉语也有方言，我们慢慢地各个地方的人都学普通话，你觉得我们藏语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我的意思是，你们藏族人在一起说汉语，你们不觉得有点儿奇怪吗? DZHJC ：(有点儿着急)这个不是啊，我来给你讲一下子。我们不是去过印度嘛，我们下来了，这边我们如果平时和他们经常讲西藏话、拉萨话什么的，那样讲的话，他们会笑你的。所以我们就不说西藏话……啊，他去了两三年，老家的话就忘记了啊，他们就这样子摆来摆去。笔者：就像我们汉族人回老家还说普通话，不说老家话，他们会笑你的。 DZHJC ：对，所以就这样，慢慢我们就直接说拉波话，就没这种事情了。笔者：但是你说汉语普通话，他们不会笑你吗? DZHJC：对，那个不会笑的，他们不笑的，他们会觉得你普通话说得还可以，他们就是这样子。笔者：是不是你普通话说得挺好，他们还觉得你挺厉害的?挺羡慕你的? LRDZ ：对，你说得对，他们经常这么讲。 DZHJC ：以前只是一些老师啊、政府里的人啊讲普通话，现在必须要讲普通话，老师讲课都要用普通话。笔者：对，学校里都要说普通话，所以你们普通话说得好，他们会觉得你们挺有文化的。 LRDZ ：对，对，是这样的，说其他地方的话就不太好。 DZHJC ：我给你讲啊，我们这边以前有一个当兵的，他当了两年还是三年兵，所以他下来的时候经常说汉语，不说藏语。(笑)然后他们就笑他，你看他，两三年老家的话就忘了。但是后来这几年慢慢地就变了，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二)对语言学习的态度

　　村民反复强调，“以后学好普通话最重要”。特别是那些有外出经历的村民，更能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LRDZH(51 岁)是 DZJC 的父亲。他是一位商人，可以说是中扎村乡村建设的领头人。他曾在美国侨居多年，领导爱国侨团活动，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走南闯北的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汉语学习的重要性。自己工作繁忙脱不开身，就安排儿子先后在成都、北京脱产学习汉语 3 年。从国内外生活经验出发，LRDZH 认为汉语学习最重要，藏语次之，英语最不重要。

　　笔者：那您在美国那么多年，英语怎么样呢? LRDZH(DZJB 翻译，下同)：(笑)啊，只会一点点儿。就会说一点儿口语，还有餐厅里经常用的话。在美国，一直忙着打工啊，后来又开餐厅啊，很忙，没时间学英语。笔者：在美国学会英语，是不是可以帮助您的事业? LRDZH ：学英语没什么用的。我在美国是去赚钱的，不是去学英语的。开餐厅，学汉语就够了。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里，还是汉语最重要。笔者：是吗?您不觉得藏语是最重要的吗? LRDZH ：我觉得藏语不太重要，汉语最重要。因为拉波话这些都是地方话，我们出去经常语言不通，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用汉语交流，不管做生意还是什么别的，都是用汉语交流。笔者：照您这么说，藏族人都要好好学汉语。如果这样的话，那藏语会不会慢慢没人说了，您有这样的担心吗? LRDZH ：对于孩子们，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学汉语。因为现在的社会不管做什么都要用汉语，做生意啊，上学啊，现在政府不是说要讲普通话嘛。至于藏语嘛，有精力就去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不担心我们会变成汉族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欧洲，不管什么人都是用英语交流，我们也要这样，大家都用一种语言来交流，所以要以汉语为主。不可能不学汉语，只学藏语，因为说藏语的就这些地方，不可能扩展到其他地方。笔者：所以您的态度是学汉语极其重要。那我们需不需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藏语呢? LRDZH ：像活佛、和尚之类的，因为藏经很多嘛，就必须要学习藏文。像我们平民百姓，还是应该以学习汉语为主。其实相比较以前，会写藏文的人更多了。因为以前学校不普及，大家都不上学，都像我这样。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所以现在学习藏文的人挺多的。像以前四五十年代，虽然汉语不普及，但是也没几个人上过学，藏文知道的人其实很少。除了那些和尚之类的，他们是必须要学藏文的。但是现在像这些孩子们，上小学、初中都有藏文课，所以现在比以前，会藏文的还挺多的。笔者：我觉得您说得非常对。我们国家的藏语学校教育让更多的人学会了藏文，其实就是保护了藏语，对吧? LRDZH ：对，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民族语言教育，帮忙我们藏族人，我们自己肯定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担心藏语的问题。

　　村民普遍不重视英语学习。绝大多数归国藏胞即便在海外生活多年，也都只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日常口语。DZJC 和姐姐 GRLX(29 岁)从小在美国长大，英语能力接近母语水平。村民们对此不以为然，还有人批评他们的藏语说得不地道。姐弟二人有时会为此苦恼，感觉自己不被村民理解和接受。村中的学生们也坦然接受自己的“中式英语”，只把它当作考试、升学的工具。DZJC 的堂妹 DJZM(21 岁)是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表示：“哥哥姐姐在美国长大，当然英语好。我学英语就是为了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他们从没教过我英语。不过，我也没想过让他们教我。”(观察日志，2021-08-01)

　　四、中扎村的语言困境

　　中扎村村民还面临各种语言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语言民生、乡村产业语言和乡村语言教育 3 个方面。其中，由语言不通引起的出行难、看病难和维权难让村民最为忧心，反映了他们最实际、最迫切的语言文字需求。

　　(一)乡村语言民生问题

　　村民最关心的就是与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问题。村中公路、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备。有公交线路站点，几乎每家都购买了汽车，距离稻城机场也只有 1 个多小时车程。可以说村民出行的硬件方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很多村民对外出还是有畏难心理，因为又出现了一种新型 “出行难”，那就是信息化引起的各种出行障碍。智能手机应用越来越广泛，可即便有了一部智能手机，下载软件、网上购票、预约酒店、手机支付，对于这些操作很多汉族人尚且需要求助他人，更何况这些藏族农牧民。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地反复查验健康码、行程记录、疫苗记录等，都让村民望而生畏。调查期间疫情防控一度收紧，连去村中的超市都必须出示健康码。很多村民不会操作，就随身携带身份证，请店主帮忙记录身份信息。

　　外出看病更是难上加难。小病尚可在村里的卫生院解决，严重一些就要去县城。村民常去的医院是稻城县医院。笔者曾去稻城县医院做核酸检测。那里不需要提前预约，但从排队挂号到医生诊疗，整个过程必须使用汉语。从检查报告到诊疗结果，也全都是汉字。如果病人听不懂汉语，或者不认识汉字，根本不可能弄清病情。很严重的病，那就必须去成都了。疫情期间成都医院实行网上预约看病。去成都看病，对很多村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出行、食宿到就医，方方面面都需要求助亲友。所以一些村民生病了，干脆就拖着不去医院，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外出就医。而且，有些村民即便去了大医院，也听不懂医嘱，看不懂处方，往往最后还是耽误了治疗。2019 年笔者遇到一位村民，他的腿非常疼，几乎无法走路。他说半年前曾去过一次成都的华西医院，当时既没开药，也没给他做治疗，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找出他的病历资料，笔者看到医生处方既有药物，也有复诊要求，但他和家人完全看不懂。DZKZ 和 GN 将村民出行、看病的语言困境描述得非常清楚。

　　DZKZ ：我们现在外地去的话，只说说汉语就不行啦。必须要懂汉字，写汉字。以前我们这边亲戚，或者朋友，或者家人，病了的话，我是第一个人去的，带他们去的，所以我就懂一点儿汉语啊。现在不行，必须要手机里面，那些挂号啊，取那个照片啊。什么东西都要汉字啊，或者手机啊。那些我们现在就搞不懂啦，就不行啦。我也想学习汉字。笔者：对，你说得对，所以你感觉只会听和说不够了。 GN ：很多手机上的内容啊，那些健康码什么的，我们都不会，就找小孩儿。来，小孩儿，你弄吧，你弄吧，我们也不会弄。(笑) DZKZ ：现在越来越发达了，都要写字的。 GN ：去医院挂号，手机上的;你去买票的话，手机上的。现在一点儿都不会呀。

　　DZKZ ：是的，全部都不会。以前只要懂一点儿汉语就行了，去医院这边问一下，那边问一下，就直接混过去了。 GN ：对，这些你们是小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很大的问题。手机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有钱去成都哪里啊，你没有文化的话，滴滴都打不到。比如说在成都，机场去的话，打个出租车，50 块钱、40 块钱嘛。会坐地铁的话，只要两块钱(用手指比画数字“二”)，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别。去年我就找一个人帮忙我翻译，用滴滴打车。 DZKZ ：现在都是网络时代，都在手机里面或者电脑里面搞。你跟不上时代就跟不上了，只会说就不行啦。 GN ：这是文化的差别。我自己感觉一定要学，我也自己在学。比如说，手机里面弄，银行里面不要去啊，手机里面直接转账啊。不然这边排队，去了话太麻烦了。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自己缺文化的原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汉字的重要性。学会汉字对我们的生活帮助很大，办什么事情也方便。

　　对很多村民来说，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一桩难事。他们往往会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大多不清楚有哪些维权渠道和维权方式。线上政务服务系统貌似便利，其实都建立在汉语读写基础上。即使找到线下办事人员，一般也被要求提供书面证明材料。村民一听到需要递交书面申请或证明，通常就直接选择放弃维权了。2019 年笔者曾去山上看一些村民的老房子。今年那些房子都不见了，据说是以移民搬迁的名义被拆除了。被问及是否得到了搬迁补偿款，一位村民表示：“我们家只拿了一点儿，有的人家多。我们那时去问，那些管这个的人跟我讲：‘就这个文件，这里边这么说的，你们自己去看吧。’我哪里看得懂!人家也有家里人看得懂的，就跟他们要钱。说是要写个什么东西，写了钱就比我们多。我们也不会，唉，我们也不懂，就这样算了吧。没文化就是这样。”(观察日志， 2021-08-02)还有的村民有资格申请助农免息贷款，听说手续烦琐就考虑放弃优惠了。

　　(二)乡村产业语言问题

　　乡村产业升级也是中扎村的一大难题。村民基本上还延续着传统的农牧业生活。一年当中有两段时间最忙碌：一是 4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采集冬虫夏草，二是 7 月至 8 月采集松茸。中扎村出产优质虫草和松茸，这两种产品价格昂贵，所以村民大部分收入都来源于此。调查期间，正赶上村民采集松茸。村里设有 3 个松茸收购点，收购价格每天上下浮动，基本保持在 100 元 / 斤。收购商都是拉波镇本地藏族人。他们每天把新鲜松茸运到稻城的松茸交易市场，卖给那里的藏族商人，每斤只赚几元钱。这些商人又把松茸批发销售给全国各地的商人，他们再以 200 ～ 300 元 / 斤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成都等地的商人还把松茸出口到日本、韩国，其售价高达 600 ～ 700 元 / 斤。上述产销链(藏族农民—— 藏族收购商—— 藏族批发商—— 各地商人—— 消费者)，村民们并非不了解，那他们为什么不跳过中间商，直接把松茸卖给消费者?除了市场渠道、物流仓储等因素外，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原因。笔者曾为一些村民演示网上直播，他们都表示：“太复杂了，弄不懂。没办法跟汉族人直接打交道，还是这样比较省事。”(观察日志，2021-08-05)

　　DZJC 想做出一些改变。他打算成立一个拉波镇土特产公司，已经找到了几位有合作意愿的汉族投资商。可撰写产品策划书却让他犯难。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汉字“拦路虎”了。虽然一直都在努力学习，但对他来说汉语毕竟不是母语，遇到语言要求较高的商务应用，他还是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他经常请汉族人代写文书。不过，即使别人写完了让他读，他也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

　　DZJC ：我觉得我们上课学的好像跟写这个，就是两回事。

　　笔者：怎么叫两回事呢? DZJC ：你知道我们的合同啊，那些东西都是请人写的嘛。我不是给你讲了嘛，我们找了一个汉族人经理。但我给你讲啊，他写的那个我其实真的看不懂，就是什么呢?哎，怎么说呢?那些汉字我好像都知道，但是它们放在一起我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笔者：哦，是的，这里是会用一些比较专业的词语。 DZJC ：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啊，跟课本上不一样嘛。

　　(三)乡村语言教育问题

　　国家大力推广通用语言文字，村民对这一政策不仅完全理解，而且绝对支持。但目前针对普通群众的乡村语言教育近乎空白，村民缺乏正规有效的学习渠道。除了在校学生，其他村民的汉语学习处于自发无序状态。学习质量低劣，发音、书写不规范比比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 DZJC 那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学习汉语，他们只能想尽办法自学汉语。有的使用小学语文课本，跟孩子学习汉语，有的寻求汉族朋友帮助，还有的用手机下载学习软件或浏览汉语短视频。访谈对象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学习汉语的愿望，但请他们具体描述学习困难和需求时，大多数人都语焉不详、含混不清。表述最清晰、最明确的还是文化素质较高的僧侣群体。所以本文选取了 3 位僧人的访谈片段，作为村民意见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汉语学习情况分别处于低、中、高 3 个阶段：LRJY(51 岁)汉语水平较低，必须借助翻译交流;JC(49 岁)汉语听说流利，但不能读写;LRZR(55 岁)汉语水平较高，有更高层次的学习要求。

　　LRJY(PC 翻译)：我非常愿意学习汉语，但是我现在只能用手机里的软件自己学习，而且我发现软件翻译过来的汉语有非常大的差异。其实我们寺庙里很多僧人都有学习汉语的愿望。非常希望你们能够有你们的方法，帮助我们学习汉语。可以请你们的老师来教我们，或者我们去你们那里学习，这都是可以的。我以前也去县里说过，要求给我们请一位汉语老师。但是他们就没有派老师，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吧，如果字典里能够翻译藏语就非常好了。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周边的一些小孩子在寺庙里补课，就非常地麻烦了，藏语、汉语翻译的书非常地少。希望你们是国家的机构，能够召集一些人才，把那些《新华字典》什么的能够翻成藏语就好了。

　　JC ：我在山东的时候，就请了一个汉族人，教了我两个小时拼音，然后我就自己学。慢慢就能和汉族人说话了，后来也能给弟子讲课了。但汉字是一个也不会写，没有拼音的话也不会读。发音也不好，可能因为你是教外国人的，所以你能听懂我说话。我的弟子们，和我一起时间长的还好，已经听习惯了嘛，新的弟子经常问：“师父啊，你说的是什么啊?能再说一遍吗?” 就这个样子，发音不行，读和写一点儿都不行，我必须还要学。我们说爱国爱教，不会汉语，法律啊、这些规定啊什么都不懂，这怎么行。

　　LRZR ：我跟一个汉族人学过一阵子汉语，后来我感觉不太好，因为他是河南人，有河南口音。后来我就一直自己学，看电视啊，看书啊。我很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历史的电视，我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学。接下来我是打算详细地学一下这个汉语。我的弟子里面也有一些有学问的人，我想知道怎么样子跟他们沟通。读文章很多地方，比如句号、逗号我都不怎么懂。哪里结束了用句号，哪里用逗号，我都不怎么懂。我现在汉语写文章不行，几句话啊，写个字啊，还可以，但是整个写的话不行。我现在看汉语的时候，很多内容不怎么明白，没有藏文的我不行，藏汉对照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希望你们能教我怎么读文章，我很想读一些世间的文章，因为佛法的基础我们都很好了，就是世间怎么跟人沟通有些问题。比如现在我们两个人沟通的时候，有一点儿说不出来的、很多的不懂的感觉。我从小出家，对社会很多东西都不懂。我们国家的历史啊，政策啊，法律啊，我都不懂的。我很想多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们在想什么、关心什么。我最想读这个时代的，比如鲁迅、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所以我这里面学一学，肯定学得到很多东西。我现在只能看看电视学习他们的理论，我非常佩服他们。

　　五、结　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针对乡村区域差别做出了引领区、重点区、攻坚区三步走，梯次推进乡村振兴的部署。中扎村属于攻坚区乡村。从本次调查来看，涉藏地区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根据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可以从两方面做进一步思考。

　　(一)社会是一个语言市场。正如经济市场，我们的社会同样存在语言市场：各种语言变体就是各种语言产品，它们具有不同的语言价格;语言价格的形成遵循一套市场规则，拥有语言资本的人有权力影响价格的形成并获得语言利益;语言市场中必然存在不平等、垄断和审查制度(Bourdieu 1993 ：78 ～ 89)。中扎村的语言市场，一共有 6 种语言产品。其中包括两种藏语变体：一是藏传佛教通用语，供僧侣使用，尤其是在正式的宗教场合;二是拉波镇方言，供村民日常生活使用。两种汉语变体：一是汉语普通话，用于藏汉交流和不同涉藏地区之间的交流;二是汉语方言，用于四川方言区交流，偶尔用于村民日常生活。两种英语变体：一是近似母语的英语，被极少数人用于中外交流;二是中式英语，纯粹被当作应试工具。

　　中扎村的高价值语言产品，是藏传佛教通用语和汉语普通话。它们在使用过程中，都同某种正式目的、事件或活动相结合。语言使用的背景和条件越正式，使用者越需要被授权。藏传佛教通用语和汉语普通话的使用者必须具有语言合法性，比如必须拥有学习证书，必须发音正确、拼写规范等。在正式或官方场合，方言使用者显然无法通过这些“语言审查”，所以只能陷入沉默状态。方言也不被推崇，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英语在中扎村价值最低，因为它没有市场。或许它在中扎村之外的语言市场具有价值，但在这里“只能用一种简单的规则来理解，那就是一种没有市场的语言能力会变得无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再是一种语言资本，而只是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能力”(Bourdieu 1993 ：81)。如前所述，藏语受地理、交通制约分化为三大方言，次方言、方言片数不胜数，尤其在康方言区，可谓一沟一语。更为错综复杂的是藏语还有 3套表述体系——敬语体系、宗教体系、老百姓体系，各有不同词汇，仅“太阳”一词就有 30 多种表述。藏传佛教通用语在语言市场上价值虽高，但只适用于宗教人士。藏语的这种客观现状，严重阻碍了藏民之间的语言互通，更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在涉藏地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二)信息就是力量。随着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演进为“信息就是力量”。当代社会中知识的信息化主要表现为知识的符码化。符码化加强了拥有语言资本的人对语言价格的控制力和对语言产品的垄断力，信息制作和传播网络愈加集中在少数社会力量的控制之中，“真正知道，并能决定和操作知识论述的形式、意义和标准的人，只是少数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科技人员或专家”(高宣扬 2005 ：273)。以汉语使用为主体的科学技术力量，使得汉语普通话在信息化语言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长期以来藏民较低的知识偿付能力，即较低的知识投资和智力投资程度，决定了大部分藏民在信息化语言市场中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高度信息化的语言市场形成了一套针对使用者的更加苛刻的语言审查制度：他们不仅需要在具体社会情势下灵活运用的听说读写能力，还特别需要以处理用户名、密码及其他各种人工符号为优先的数学程序操作能力。这让中扎村陷入了一种新型语言困境：只拥有藏语能力的村民彻底失语了，包括那些拥有藏传佛教通用语能力的僧侣;仅具备汉语普通话听说能力的村民，这一能力也基本失效了;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村民，面对信息符码化的纯数学性质，也会感到紧张无措、穷于应付。中扎村的语言困境，实质上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尚未掌握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通用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遭遇到了后现代化的信息爆炸和信息万能。从语言规划角度，对症双重语言困境，建议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力度，扫除农民的语言文字障碍。具体来说，一是培养农民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满足日常生活的语言需求;二是培养农民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能力，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语言民生需求;三是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对乡村中的经济或文化精英人物精准培养，充分发挥他们在语言能力上的引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