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贝格尔对边缘情境的合理化阐释

　　内容提要边缘情境作为一种生存论处境，长期以来遭受着各种阐释困境。克尔凯郭尔从生存论视域描述了个人置身于边缘情境的种种体验，卡尔·雅斯贝尔斯则明确提出了边缘情境的问题，其后，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哲学等都曾试图对边缘情境做出解释。彼得·贝格尔试图就边缘情境进行合理化论证。彼得·贝格尔将边缘情境描述为一个人在其生活中“被驱近或驱出决定他日常生存的秩序”。彼得·贝格尔试图走出生存主义在此问题上遭遇的阐释困境，通过神圣价值意义体系来对边缘情境进行宗教性的合理化论证。彼得·贝格尔对边缘情境做的合理化论证，一方面他通过神圣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神正论的解释，另一方面也通过对边缘情境的合理化论证，完成了价值秩序的神圣化。

　　本文源自浙江社会科学 发表时间：2021-03-10《浙江社会科学》Zhejiang Social Sciences(月刊)曾用刊名：探索，1985年创刊，是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发表国内外社科工作者的优秀成果，也是反映浙江社科学术研究动态的窗口。注重探讨现实中的一些重大的焦点式的理论问题，力求体现学术性、时代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自创刊以来，质量稳步上升。

　　关键词彼得·贝格尔边缘情境 合理化论证神正论

　　彼得·贝格尔(P·L·Berger，1929年-)将宗教视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认为宗教是人类建造社会世界中的一种重要建制。宗教为人类提供了现世生存的意义阐释，并为规范人类行为提供了某种神圣秩序。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社会建制，宗教提供了某种人类社会的价值秩序，对人们的社会角色提供引导，并为现实社会中的各种边缘性的价值现象提供合乎理性价值秩序的规范、引导与阐释。

　　宗教的合理化论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论证、对社会角色的合理论证及对无秩序现象的合理化论证。就无秩序现象来讲，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苦难、罪恶和死亡等难题，宗教合理化论证对这些现象做出的复杂程度或大或小的解释，也是神正论试图做出的努力。本论文试图就彼得·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提到的无秩序经验中的“边缘情境”问题做一番探讨。

　　一、“边缘情境”：一个生存论问题

　　“边缘情境”首先进入人们的视野要归功于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认为整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目标，宗教所倡导的终极关怀和神圣意义更是子虚乌有，人生充满着不可预测的意外与灾难，人与人存在着微妙的隔阂，人时时处处受到限制和折磨，时刻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隐约恶意。其中，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尼采等人都论及了“边缘情境”。

　　克尔凯郭尔是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来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厌烦、忧郁、绝望等悲观情绪作为其哲学的主要内容。他的个人是一种为恐惧、战栗、悲

　　观、绝望等消极情绪所支配的个人，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是个人对自己的生存的最本真的体验，因此边缘情境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从宗教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的，出发点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悲观情绪。他在《恐惧与战栗》中描摹出“边缘情境”的无所不在。亚伯拉罕听从神的指示，带着以撒前往摩利亚山献祭，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不安与恐惧，弥漫着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与不舍，一路上所面对的道德伦理以至亲情的心理挣扎。在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被天使制止，最后用公羊代替了以撒。全部的现世生活隐退，“人单单成了一个个体”，“世上无人不为某种原因而绝望，无人未曾感到过哪怕是程度很轻的绝望，世上无人不在其最秘而不宣的深处隐藏着某种不安、忧虑、不协调，隐藏着对不知道、甚或他不愿知道的东西的恐惧。 ”

　　雅斯贝尔斯在阐述其生存哲学的过程中，提出将“边缘情境”(Grenzsituation)作为生存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边缘情境”是人的生存所不可回避和改变的处境，“我们必有一死，我必受苦，我必须战斗，我必须服从偶然性，我无可改变地卷入罪责”。①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科技支配自然，但人不能避免衰老死亡等自然的必然结果。人们也可以通过团结合作消灭一切反对人的斗争，以确保自身安全。然而，任何国家、社会、宗教、组织都不能抵抗“边缘情境”。总之，“边缘情境———死亡、偶然性、罪责或世界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面对着失败的现实。 ”②当人们突然面临生命的严重变故时，由于日常的对话关系的突然断裂，社会随之崩塌，被置于其中的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所谓“正常生活”的规范、秩序和价值，审视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意义。

　　彼得·贝格尔就“边缘情境”的论述则更为全面深刻，他将“边缘情境”描述为一个人在其生活中“被驱近或驱出决定他日常生存的秩序”，③这是由人及其创造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所引发的。 “每一种在社会中得到定义的实在，仍然受到潜伏的‘非实在’的威胁。每一条在社会中构成的法则，都必然不断面临着崩溃而陷入极度混乱的可能性。 ”④常见的典型形式在个人角度来讲主要有睡梦幻想和死亡两种;在集体角度来讲，自然灾害、战争或社会动荡都可能引发集体性的边缘情境。

　　首先，睡梦所带来的边缘情境“最主要的是在睡眠与醒来的过渡阶段中。”⑤在梦中，日常生活的实在性被睡梦所遮盖，在入睡和醒来的中间过程中，日常生活的实在性的轮廓是不清晰的，日常生活的实在性不断被各种迥然相异的阴影包围着。庄子的“庄周梦蝶”也表达了类似思想。其次，个人在面对死亡时，不得不深深地“怀疑关于他在社会中‘正常生活’的特定的认识和规范的有效方法”。⑥死亡向社会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不仅因为他明显地威胁人类关系的连续性，而且因为它威胁着关于社会赖以生存之秩序的基本设想。这二者是个体所遭遇的边缘情境，以“入神”体验为特征，即处于或超出于实在之外。最后，整个社会或团体也会集体地经历这种情境，当自然灾害、战争或社会动荡发生后，这些情境可能作为其结果而出现。

　　二、意义阐释：“边缘情境”的阐释困境

　　在遭遇“边缘情境”后，个人据以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并认识自己身份的基本秩序，会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由于在心理上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个人不仅将失落其道德上的方向，其认识上的方向也将变得不确定。就在维持性的对话开始断裂的时刻，世界开始动摇。而人类及社会需要继续下去就必然要求我们给出一个解答。

　　1.克尔凯郭尔：孤独的人与非理性的选择困境

　　在《恐惧与战栗》中，亚伯拉罕的遭遇或许可以看出克尔凯郭尔的深层用意。亚伯拉罕前往摩利亚山的途中始终沉浸于恐惧与战栗的绝望中，他或者把刀子插入自己的胸膛，成就了一个完全悲剧情结但成全伦理的父亲，或者怀着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以及上帝应该不会带走以撒的存疑立场，在不可言表的巨大痛苦的沉默中，举起刀子完成上帝的要求。亚伯拉罕最后选择了后者，将自己置入一种存在与虚无的绝境：在上帝带给“孤独的人”巨大无边的痛苦之时，保持着完全的信仰与顺服。这一刻，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绝对孤独的人，既要面对可能失去爱子的悲恸，又要忍受这种遵从信仰的无根据性和不确定性，所有的行动都不可言说，他不能从任何地方得出任何献祭以撒的意义，所以，亚伯拉罕在献祭的路上一言不发。人只能在绝望中，抛弃现世所有一切可触可感的凭依，舍弃社会、家庭、自己，一无所有投身一个无法证明的信仰，才能在完全幽暗的绝望中望见闪烁的熹微光明，实现自己的真实存在。

　　克尔凯郭尔强调孤独的非理性的主观心理体验和感受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直截了当地说：“在客观的不可靠中，即使站在万丈深渊的边上，我也不失去信仰”，“上帝不是一个假设，而存在者假设上帝这件事则是一个必然性”。⑦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只有在同超越他的“绝对的对方”的关联中，才能规定自己的存在，而他所说的“绝对的对方”就是上帝。换言之，人经历痛苦或欢乐是由他同上帝的关系决定的，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显示出自己是存在的。

　　在他看来，从一个道德阶段到达宗教阶段⑧并不是可以由理性的逻辑可以达到的，真正作用的是一致的行动，即人的选择。但选择没有统一标准，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理性往往无能为力：理性不仅无法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问题，人生的重大举措也不能经由理性论证后得出，所以选择只能是非理性的。但这也不是像动物行为一样的本能冲动所能达到的。人之所以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要有一定标准，这标准出于我们自身生命的承诺，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普遍的。如果是这样，就将不可避免的导向一种价值相对主义。

　　2.雅斯贝尔斯：“人注定失败”与回归自我

　　就这一问题，雅斯贝尔斯认为对于边缘情境，“我们的回应却是或者通过掩饰，或者若我们确实掌握它们，通过绝望与恢复：我们将在我们存在意识的转变中成为我们自身。 ”⑨这样就提出了他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超越。但在这种处境下，人们要么产生虚无之感，要么感受到超出世俗世界存在之外的真正存在。在边缘情境面前完成超越，这是雅斯贝尔斯关于生存、自由、交往、人道主义、理性和历史性等概念必然导致的结论。由于超越所意指的是向上的上帝，因此，雅斯贝尔斯的归宿必然指向宗教信仰。

　　3.尼采：死亡的不可解困境与超人

　　尼采向世人做出了这样的宣告：“上帝死了。 ”⑩在尼采看来，这意味着终极秩序观的崩塌，人们对无法证明的宇宙秩序、物质秩序失去信心。同样，作为必然伴生性结果，也失去对道德秩序的信心。激进神学家阿尔蒂泽(T.Altizer)说：“我们必须意

　　识到上帝之死是一个历史事件，上帝已在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存中死了。 ”輥輯訛虚无主义开始泛滥，尤其当人们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袭来时，人们变得不知所措。随着尼采的这一宣告，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由此解体。

　　尼采由此提出，人类没有了上帝，也就没有了可以找到积极的可能性，上帝的消失正是为人类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打开了第一道门户，人类可以迈向新阶段———成为超人，即通过驾驭自己的虚无主义而成为传奇英雄。

　　彼得·贝格尔试图用“超自然者的隐退”来概括这一神学境遇。在《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一书中，他说：“如果评论家们能对当代的宗教状况达成甚么共识的话，那就是超自然者从现代世界隐退了。这种隐退可以用这样一些戏剧性的说法来表达：‘上帝死了’或‘后基督教时代开始了’。 ”

　　综上，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尼采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边缘情境的发生语境及尝试性解决途径，但克尔凯郭尔认为脱离了上帝的孤独的人，面临非理性的选择时，不得不通过理性的操作来创造选择标准，这种互相矛盾的做法无法推导出有价值结论;雅斯贝尔斯同样持一种悲观想法，在边缘情境面前，人们能寄托的只是难以企及的超越，或者在自我意识中达到全新自我，或者陷入虚无主义深渊;尼采所侧重的是上帝所代表的终极价值与秩序系统的隐退，人类面对的是必须孤军奋战的世界，虚无主义阴影仍未消散。

　　三、“边缘情境”的合理化阐释

　　彼得·贝格尔很重视“边缘情境”的问题，他认为，“边缘情境”将在世界建造之后的维系过程中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睡梦和幻象所展现的另外一个“可能世界”会导致个人及其家人身份的分裂性变态;不可避免的死亡则使“每一件事都变成了可疑的、最终是不真实的、与人曾经认为的不一样的”輥輱訛;个人也可能在遭遇边缘情境时，与社会世界彻底脱离，即所谓越轨或失范輥輲訛，情感丧失，经验迷失，失却了对实在和身份的意识，变得没有自己的世界。最后，个人据以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并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基本秩序，会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世界也由此开始动摇。

　　鉴于此种情况，彼得·贝格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试图走出这种阐释困境，提供了神圣价值意义体系来进行宗教阐释，给予“边缘情境”以有价值有意义的存在论解释。

　　在《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再发现》一书中，彼得·贝格尔曾试图从人出发，即从人的经验出发来实现“超自然者”的再发现，从而建构一个以“超自然者”为核心的神圣价值意义体系。彼得·贝格尔认为神学对人类学有着以下几种态度：古典的新教自由主义、新正统神学以及新近的世俗神学。彼得·贝格尔试图提出他自己所理解的神学的人类学出发点，他认为，神学思想应从人类经验所给定的事实中去寻求可以被称为超验之表征(signalsoftranscendence)的东西。这里所谓超验之表征，意指能在人类的“自然”实在范围内发现却指向实在之外的现象。在彼得·贝格尔看来，“从人出发”是实现“超自然者”的再发现的可能途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彼得·贝格尔试图“从人出发”，来实现在现代世界中“超自然者”的再发现，从而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建立起一个神圣价值意义体系。这一神圣价值意义体系，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罗伯特·贝拉所谓的一个关于价值与意义的“象征系统”。

　　从神圣价值意义体系出发，彼得·贝格尔尝试对边缘情境做出合理化论证。

　　首先，宗教通过把一种较高的认识地位归之于边缘情境，从而将其实在与日常生活的实在合并在一起。它运用各种方法，如警告、预言或者与神圣者决定性的相遇等，把梦和夜里的幻象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于是这些梦和幻象对于社会中的日常行为就有了特殊的影响。

　　其次，宗教赋予边缘情境神圣价值地位。它根据一种包容一切的神圣实在来证明一切边缘情境之合理，维系了在社会中被定义的实在，使经历过这些情景的个人得以继续在其社会的世界中生存，不是劝慰他当做仿佛什么事都未发生，而是令这些事件或体验也在有意义的宇宙之内获得了一席之地。

　　最后，彼得·贝格尔建立了作为完整的神圣价值意义体系的神正论。在彼得·贝格尔的定义中，神正论是宗教合理化论证对苦难、罪恶和死亡等无秩序现象做出的理论复杂程度或大或小的解释。

　　在人的经验中，无秩序的经验及边缘情境如恶梦、死亡总会发生，而且无论社会如何被神圣化，痛苦与不幸总是伴随着人的一生。神正论的功能就是把这一切无秩序的经验、痛苦及不幸说成是有意义的，是需要的，是命定的。在作用于社会的时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神正论可以把无秩序的事件归并到社会既定的法则中，把它们塑造为必然的。于是，不仅是自然灾害、疾病或者死亡可以得到解释，一切苦难都可以放到这一模具里进行消解。

　　结语

　　彼得·贝格尔从人类生理结构的未完成性入手，开辟了一个从哲学人类学和现象社会学出发来解释人类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的新角度。彼得·贝格尔就“边缘情境”建立了一整套论述系统，他将边缘情境定义为“将人趋近或驱出人们日常生存的秩序”，将人在其社会性生活中所经历的无秩序活动编入其中，揭示了一切社会世界所固有的不稳定性，为了保护社会世界的“理所当然性”，即舒茨所主张的生活世界对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和不言自明的背景性存在，对秩序进行神圣化解释，赋予其本体性地位及稳定性。他认为由于人的未完成性，导致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边缘情境。因此，在维系世界的过程中，宗教就为解决该问题摆出了“神正论”这一神学系统，将梦境、幻想、死亡等无秩序边缘情境进行意义赋予，并整合入正常生活秩序。

　　不可否认地，无论是概念的厘清、论述的切入点与角度、还是现世实在意义的解决，彼得·贝格尔都做出了跨越性推进。针对克尔凯郭尔以“绝望”为代表的悲观情绪式论述，彼得·贝格尔将边缘情境的定义更深层次地推进到社会世界的每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实在的阴影存在，人人都不可避免;针对雅斯贝尔斯的“人注定失败”，彼得·贝格尔明显要明朗，他最终将边缘情境整合入社会秩序，由神正论一直持续维系;针对尼采，彼得·贝格尔并未最终将结论推向所谓“超人”这一难以与人们日常的生活联系起来的高难度操作的结论。最终，彼得·贝格尔总结出，“边缘情境”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日常生存的秩序的不重叠部分”，并将这一情境归位到社会建造和维系过程

　　中。同样，在就其进行合理化论证的过程中，相较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尼采等人，彼得·贝格尔设置了完整的神圣价值意义体系，从而在思想进路上为边缘情境提供了合理的意义和秩序地位。

　　彼得·贝格尔对“边缘情境”做了合理化论证，一方面通过一个神圣价值体系来提供一种神正论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在对“边缘情境”的合理化论证中，完成了价值秩序的神圣化。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彼得·贝格尔的宗教神圣价值意义体系本身面临着一些疑难。宗教对于边缘情境的解释，在历史角度来看，多造就出超人格者。当社会不得不激励其成员去杀人或去冒生命危险，从而同意置于极端的边缘情境中时，宗教的合理化论证就变得很重要。“官方”实行暴力行为，无论是在战争中或是在执行重大的惩罚时，几乎总是伴随着宗教的象征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宗教合理化具有已经讨论过的“好处”，即允许个人区分其“真实自我”(他做这些事情是害怕或者有顾忌的)与作为角色承担者的自我(战士、刽子手、英雄、冷酷无情的复仇者等)。正因为如此，从古到今在合理的权威保护下的杀戮，一直是有宗教道具和宗教仪式相伴的。人们在祈祷、祝福和诅咒声中去出征，去送死。对于恐怖和暴力行为的入迷，正是通过这些手段，被保留在“健全”的范围内，如古代中国的战争前的卜筮、祭祀，罗马天主教的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的强迫性扩张，参战者被赋予了某种天命或某一神圣职责，像帷幕一样遮盖了其作为个体的本性和角色。边缘情境的宗教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被错位使用，神圣价值的被赋予者被授权进行看似合理并有意义的肆意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