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敌托邦与乌托邦的四种逻辑关系转向

　　摘 要：敌托邦与乌托邦在发展过程中有紧密的关系，但学界对其逻辑关系长期缺乏明确的认识。本文将敌托邦与乌托邦作品的逻辑关系，归纳为四种，分别是对立关系、递进关系、偏离关系与隶属关系。本文试图有效梳理敌托邦与乌托邦之间的视域空间，并通过对这些关系的展开，深化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

　　本文源自《教学与研究》2020年24期《教学与研究》(教研版)办刊宗旨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同时发表相关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教学与研究》(教研版)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读者对象是高校、各级党校、各类成人院校的理论课教师，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者，以及广大一线中小学、幼儿园各学科教师。

　　关键词：乌托邦 敌托邦 逻辑关系 转向

　　乌托邦(Utopia)，本意指“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追求乌托邦乃人之天性。在人类漫长的乌托邦追寻史中，乌托邦并非只是欢愉人心的梦幻，而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愿景[1]。敌托邦(Dystopia)，也叫反乌托邦，它指一种令人反感，厌恶的社会环境和“乌托邦”相对应。反乌托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概念，它与乌托邦紧密相连[2]。然而无论是国内外的著作，都缺乏对乌托邦内涵的演变进行清晰的澄清，而乌托邦、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敌托邦、歹托邦等词语在国内外的滥用更是让其变得愈加复杂[3]。本文试图通过文献资料梳理，揭示从乌托邦与敌托邦的演进和逻辑关系。

　　一、对立关系：空间的分离

　　在西方神学中，伦理上的善恶对立，于空间视觉呈现的世界是先天分离的，即至福之地与惩戒之地。无论是后者的空间还是领主，都是从前者分裂坠落生成的。地狱作为一个独立空间的存在，其起源来自路西法坠落(Lucifer falls into hell)的文化母题。其最初的创造者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至马尔齐奥》(Carmenadversus marcionem),而完整的细节故事是由巴多罗买(Bartholomew)在新约伪经里，由被缚的贝利阿尔(Belial)以回顾过去的方式，给予了冥府以叙事合法性[4]。当他坠入地狱后，名字被改为撒旦(Satan)，该词构词法由撒旦奈尔(Satanael)，即上帝的天使而来。当撒旦坠入地狱后，地狱才以地表之下的空间与天堂区分出等级的秩序，进而形成善与恶的具象化地貌。

　　分离之后的乌托邦与敌托邦再无转换的可能，人间现世横亘其中，成为区隔的象征。在该关系下的乌托邦便具有了“完美的理想社会”(PerfectIdeal Society)之义。戴维斯(Davis)在《乌托邦与理想社会》(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中就确定了五种理想社会，除却乌托邦外，还有乐土(Paradise)、田园(Arcadia)、完美的道德共和国(moral-commonwealth)和千年至福(millennium)[5]。

　　完美理想社会的空间吟唱，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诗。在《奥德赛》(Odýsseia)中，海神波塞冬就鼓励陷入困境中的墨奈劳斯(Menelaus)坚持下去，并为他绘制了福地厄鲁西亚(Elysium)的模样，宛若后世教徒心目中的天堂，被称为彼岸的极乐世界：

　　“凡人的生活啊，在那里最为安闲，

　　既无飞雪，也没有寒冬和雨水，

　　只有不断的徐风，拂自俄刻阿诺斯的浪卷，

　　轻捷的西风吹送，悦爽人的情怀。”[6]

　　与此相似的还有苏丽亚(syria)海岛和赫西俄德(Hesiod)在《工作与时日》里创作的幸福岛[7];圣经中的伊甸园、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桃花源村也归于此列。

　　这些乌托邦空间都具有“岛”的特征，即空间的封闭性：无法通过以地图可见的途径被发现，却与现实世界的人共处与同一空间，要通过旅行、历险或神的带领才能偶然发现。诸如《太阳城》(Sun city)、《乌托邦》、《基督城》(City of Christ)、《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等现代意义上的乌托邦作品皆是如此。[8]

　　对立关系下的乌托邦与敌托邦空间无法相通，有时代的交通发展原因，即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Age of Exploration)。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早期，未知区域被亟待发现中，人们对其的社会想象便非常充裕。有大量的关于未知地理空间的异世界新奇描述：一方面形成了游览式的、不在地图上的乌托邦国度，典型的作品是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里描述的慧骃国(Houyhnhnms)。[9]

　　另一方面是对新奇世界的想象，这些新奇世界未必是美好的，却一定是不现实的，如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2)里，借马可·波罗(Marco Polo)之口对忽必烈汗(Kublai)讲述的55个城市[10]。

　　苏联社会学家沃尔金(ВячеславПетровичВолгин)就认为：

　　“乌托邦的文学形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旅行的故事)……是在十五到十六世纪的地理发现已经开始但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写成的。”

　　[11]

　　与此相对应的敌托邦，便成为了江晓原所命名的“残剩文明”(Remaining civilization)的集合体[12]。与路西法坠落相似的是，作为对立关系下的敌托邦作品也一定会将坠落形象进行具象化描述，即启示录(Apocalyptic)与后启示录(Post-Apocalyptic)，前者侧重于灾难发生瞬间的冲击性场景，或曰破坏性崇高(Destructive sublime);后者则是灾后多年产生的新世界。

　　为了达成启示录，必须要让审判日(Yawm ad-Dīn)以某种形式降临。圣经的《启示录》(Revelation)中就给出了惨烈的世界陨落画面：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13]

　　在这个语境下，或许中文将其命名为恶托邦(Evil-topian)才更为恰当，恶作为伦理概念，原本就与宗教因素息息相关，而在恶托邦空间下则容纳了惩戒恶行的执行者、被恶降临的时刻、被惩罚的恶者与恶肆虐后的世界等诸多意象。

　　恶托邦本身亦会形成奇美拉(Chimera)叙事，即作为诸多碎片的无规律拼贴的空间，带给人强烈的恐惧感。这在美洲文学里形成了独特的克苏鲁(Great Cthulhu)文化。

　　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宗教色彩逐渐削弱，但坠落叙事却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发展，充盈为末日文学。

　　末日文学并非某个文明的独有文化，在现实意义上，既有宗教色彩浓厚的影响，也是全人类面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崩溃的整体性焦虑反应。如果在该对立关系下的作品，同时出现乌托邦与敌托邦元素，那么就会遵照“坠落前世界-坠落时刻-坠落后世界”的叙事逻辑进行。乌托邦作为岌岌可危并一定会消失的坠落前世界，在很多作品里甚至会成为传说(Legend)。

　　世界上第一部末日小说《最后的人》(The Last Man,1826)由著名科幻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该故事描绘了三百年后的未来世界，从君士坦丁堡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瘟疫，主人公莱昂纳(Lionel Verney)带着家人不断逃亡，直到其他人相继死去，他孤独面临灾后世界的故事。当下众多流行文学都有它的原型，废土(Wasteland)流也成为了其中的重要风格。

　　坠落叙事里有三个典型的子主题(Sub topics)。它们分别是突发浩劫(Sudden catastrophe)、异族入侵(Invasion by different race)与核战争(Nuclear war)。这也分别是以征服自然环境(前现代)、世界大发现与殖民(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后现代)三个时期中各自的末日主题。

　　突发浩劫包括天降神罚(Al-Malhama Al-Kubra)、自然灾害、陨石坠落、高污染物质泄漏等内容;异族入侵则显得更多变一些，除了同是人类的无休止战争(如阿修罗道(Asura)描述的场景)外，还有被其他种族入侵的危险，如《异形》系列(Alien，英国/美国)是外星怪兽、《活死人》系列(以《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1978)为开端)是丧尸入侵，此外还有吸血鬼、狼人、猿猴族、觉醒的人工智能等诸多异常物种。核战争亦不仅仅是讲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核战后的废土生存，诸如EA公司出品的游戏《废土》系列(Wasteland,1988)和《辐射》系列(Fallout, 1997);核战争还可能成为某个大规模杀伤性实体的象征，如日本的哥斯拉(ゴジラ，Godzilla)文学和加拉帕戈斯化(ガラパゴス化，Galapagosization)主题作品。

　　二、递进关系：时间的骤变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延，地理大发现逐渐探索到了地球上的大多数角落，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已被探索的陆地面积从2/5变为9/10，海域则从1/10也变为9/10，未知区域的减少，想象性他者失去了彼岸空间，欧洲人逐渐发现现实的落差，并认为是被欺骗了。在这期间的典型变化就是，曾被认为是“历史悠久、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的清朝(Qing Dynasty)，在1750年前后被骤然评价为“贫困软弱、停滞衰败、暴虐野蛮的帝国”[14]。作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想象性空间，并没有更大的变化，评价却截然相反，这与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受到的评价落差非常相似。

　　周宁认为这是一种二元对立表征(Representation)带来的他者想象，他者的真实面目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与某既定区域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虚构的叙事而存在。保罗·利科尔(PaulRicoeur)将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归结为超越性的与固定性的社会想象，并在两者中会有离心与向心的张力转换[15]。

　　亨利·博戴尔(Henri Baudet)就认为：

　　“起初，我们的文化在实践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象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16]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里也是以时间与空间划分出不同的乌托邦：

　　“在某些历史时期，愿望满足是通过投入时间来达到的，而在另一些时期，他则通过投射于空间来进行。根据这种区分，可以把空间的愿望称作乌托邦，而把时间的愿望称作千禧年主义。”[17]

　　这种转变放置于乌托邦与敌托邦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变量是时间，在同一空间下的区域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前提下，其评价发生了剧烈的转换。

　　如果我们回到卡尔·曼海姆的乌托邦描述中，将“千禧年计划”看做是时间上的乌托邦，就能发现，一条缺失具体实践过程却拥有完美结果的乌托邦作品谱系。于是在这个阶段后再也没有更好的乌托邦，“只能在永恒时间(Kairos)中得到满足”[18]。

　　这些作品所描述的地点是明确的，能在地图上显著地找到，甚至就是主角们生活的地方;在非常明显的时间跨度下看到了乌托邦，不管是依托于梦境、催眠或科学技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英)里遇到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一觉醒来的200年后的伦敦当地;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ord：2000—1887,美, 1888)中的主角韦斯特则是被催眠，直到113年后(故事中的2000年)才苏醒[19]。

　　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乌托邦作品，比偶然找到的异空间乌托邦作品，有更强烈的时代感。尽管缺乏具体实践细节，但面向未来的线性时间，才是更好的从逻辑上推进的乌托邦可能，即乌托邦作者们的历史观的进化：

　　乌托邦由空间迁跃到时间迁跃的线索……由在一个封闭环境中才能生存的偶然的社会，到对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的体认。[20]

　　何怀宏认为这亦是基于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认为后期的乌托邦作者们，也受到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感召——既然科学技术是能做到的，那么理想社会的国家制度也是能做到的——并对乌托邦的未来可行性报以相当高的期待：

　　有人说太平洋一大片碧波浩渺的海水就是乌托邦思想的故事，此言对早起乌托邦论者来说倒爷不虚……而到地理大发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乌托邦论者就更多地去设想未来了，这和当时社会都普遍相信进步……比较乐观的思想氛围也有关系。

　　早期乌托邦论者一般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作品是非现实的，甚至他们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在空想，因为那时要直接批判和否定现实是有些危险的，而后面比较自由的乌托邦论者却没有这层顾虑，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所谈论的虽然不是今天，却是明天的现实。[21]

　　反之亦然，如果我们站在空间撕裂的角度来看敌托邦，就是上一部分谈到的对立关系;如果我们以时间撕裂的角度来看敌托邦，就是递进关系，即从逻辑推演来看，一方是另一方的极端状态。

　　在这个语境下，中文翻译为反乌托邦(Anti-Utopia)是最合适的，Anti-词缀有三重意思，分别是“相反”、“对抗”与“极端”，但无论是哪种意思，都必须要有某个具体指向的对象，才能生发出“相反的”、“与之对抗的”与“极端化的”逻辑关系。这里的指向对象当然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乌托邦空间。

　　递进关系分为两种，乌托邦是敌托邦的极端状态，或敌托邦是乌托邦的极端状态。

　　乌托邦作为极端状态的作品，侧重强调为了实现乌托邦这一目的，而必须进行敌托邦的行为。

　　于是乌托邦成为了“整体工程”或“未来计划”，敌托邦成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詹姆逊将前者从乌托邦的大概念中分离出来，命名为“乌托邦模式/规划/蓝图”(Utopianmodels/projects/blueprint)，再增加了“乌托邦冲动/欲望”(Utopiaimpules/desire)[22]作为对改造未来的渴望作为区分。他反对将乌托邦模式直接等同于全部乌托邦，但是他也承认，在大部分递进关系作品里，乌托邦文本几乎亦沿用的是乌托邦模式而展开。在更早的时候，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把乌托邦模式描述为整体工程，于此相对立的便是零星工程。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详细地展开了敌托邦行为与乌托邦目的的关系：

　　“乌托邦的方法更为危险，因为它似乎可以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极端历史主义方法的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法……我们必须把它们同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或中间步骤的中间或局部的目的明确区分开来。加入我们忽略了这个区别，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忽略追问这些局部的目的是否可能促进最终目的的实现……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因为可能导致独裁……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们之间的任何一种意见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况下，因此必然导致运动权力而不是运用理性，即导致暴力。”

　　[23]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平等颂歌》(Animal Farm: A Fairy Story)故事的前半部分里，即尚未人化的猪、拿破仑(Napoleon)对动物们宣扬，忍受当下苦难以换取更好未来的叙事，即是寓言化的波普尔理论。

　　在另一种更极端的情况，即循环史观(historicism)叙事下，连乌托邦蓝图都被迫缺席，或者说只存在于想象界中。艾玛·拉金(EmmaLarkin)在《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FindingGeorge OrwellinBurma)里讲述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勇者变恶龙”(Warriordegenerates intoAjatar)的故事：

　　“每年，这条龙都会要求村庄献祭一名童女。每年村子里都会有一名勇敢的少年英雄翻山越岭，去与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当又有一名英雄出发，开始他九死一生的征程时，有人悄悄尾随，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男子来到这里，用剑刺死龙。当他坐在尸身之上，艳羡地看着闪烁的珠宝，开始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直到他自己成为村民惧怕的龙。”[24]

　　勇者变恶龙主题在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コードギアス 反逆のルルーシュ，日本，2006)、《地铁理想国》(Metropia，瑞典，2009)。

　　尽管都是极端状态，但敌托邦作为极端状态，却与乌托邦作为极端状态是不同的。前者的叙事背景多来自古代神话和寓言故事，而后者则多来自科幻未来。这种作品，侧重强调的是机械遵照乌托邦蓝图，最后抵达敌托邦的结果。

　　在智能科技高速发达的今日，大部分机械乌托邦蓝图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对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Scientific Prometheanism)的反思，即人可以成为造物者，这一乌托邦渴望是危险的。其创始者就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Frankenstein，英，1818)，该书也开创了科幻小说的先河。被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具有独立意识的人造人，甫一开始就被想象为怪物，而后真的成为了怪物，并且把杀害了创造他的科学家及其亲眷，最后消失在茫茫北极之中。广义上说，这是人妄图成为造物神的悲剧性叙事。被自己的创造物杀死的叙事，亦成为人工智能敌托邦作品的类型化叙事之一：《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美,1982)里的复制人罗伊·贝蒂(Roy Batty)杀死了创造者泰瑞(Dr. Eldon Tyrell);《机械姬》(Ex Machina,美/英，2014)里的机器人艾娃(Jieva)亦最后杀死了创造者内森(Kenesen)。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恶的透明性》(The Transparency of Evil)一书里里就提到，届时(即人造人、仿生人、克隆人、有机机械体、人工智能等未来人时代)下，人类身体中储存所有信息的遗传因子将成为假体(prosthesis)，个人变成了抽象的基因公式，传统两性结合的家庭伦理被颠覆，人类不再有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25]。

　　机械乌托邦蓝图作品还有第二条思路，即没有独立意识的机器人会在指令中心主义(Command Centrism)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冲突中选择前者。

　　安德鲁·斯坦顿(Andrew Stanton)编导的《机器人总动员》(Wall-E,美,2008)就是其代表：艾克松号(Axiom)飞船的总引擎，自动驾驶AUTO，为执行第一任船长给出的指令A113而不惜一切代价。在过程中确实亦拥有了乌托邦的阶段，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在真理号内的人类是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且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的;但很明显言论自由(FreedomofSpeech)与信仰自由(FreedomtoWorship)是被AUTO牢牢掌控的：幼儿学语言时，从拼音字母阶段就被灌输字母B与BNL大卖场(BuyNLarge)认知关系，AUTO亦不遗余力限制船长寻找绿色植物的信仰。

　　相似逻辑的作品还有《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Avengers: Age of Ultron，美，2015)里的智能机器奥创(Ultron)、改编自刘慈欣(Cixin Liu)同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中，2019)中的系统Moss[26]等。

　　三、偏离关系：缺失是多元

　　时间跳跃式的乌托邦作品，是基于作家的近未来主义(Near Futurism)思潮，刘慈欣曾用这个思潮形容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幻作品特点[27]。衔接的思路是“如今看来或许很遥远，但很快就能变成现实的技术”[28]，在这些作品里，当下和未来的连接所基于的是一种向前弯折的时间性(forward-inflected temporality)

　　[29]而达到统一。

　　可是认为这是一种科学发展规律的自信，必须建立在缺乏足够详细的实践描述中，即它只是在理想上符合完美的逻辑推演。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TheRhetoricofReaction—Perversity,Futility, Jeopardy)里就认为，这叫做“让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即“新旧改革间总是具有和谐与相辅相成的关系”[30]，这被进步主义论者当做为无效命题的“永恒结构”铁律。

　　而实际则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仅在发展规律方面，如果我们坚信进步史观(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即不断进步是时代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消耗也是历史趋势。如果在乌托邦的完成过程中，出现了动力的消耗，就可能重蹈普罗提诺(Plotinus)所说的“恶的本源是缺失”的覆辙。他在《九章集》(EneadesII，8)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这个命题。《赫尔墨斯秘义书》(CorpusHermeticum)里就认为：

　　“上帝没有制造恶，恶更多是通过善的自我消耗，在创世的过程中产生的。恶行(Malum)对于赫尔墨提卡来说，是从变换的漫长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用坏了的、衰败了的善(Bonum)。”[31]

　　善如果作为一种完美的需要被追求的存在，那就是乌托邦的古典称谓，善又具有唯一性，因为“创世作为存在物的典范全部是善的”。而恶就是善的匮乏，其匮乏的形式很多样，包括但不限于背离、缺损和缩减。不仅如此，匮乏出的结果也是多样的，从而导致更多的偏离于乌托邦状态的敌托邦空间群像。

　　倘若没有乌托邦与恶托邦的逻辑关系在作品中的张力，我们便能看到前文所提到的“异世界新奇冒险”所经历的诸多不同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彼此的独立与多样，便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到的异托邦(Heterotopias)，他认为异托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32]，复数个异质空间出现在同一文本中，文本便成为了呈现片段的舞台。被誉为“异世界穿越类型动画鼻祖”之一的《魔神英雄传》(魔神英雄伝ワタル,日本,1988/1990/1997/2020)系列是异托邦作品的典范，而且摒弃了如《格列佛游记》那样的讽喻乌托邦(Satirical Utopia)的政治意味，成为了纯粹的探索多样世界之旅。

　　然而建立在乌托邦与敌托邦的偏离关系上的作品，在保证其异托邦的基础上，却给出了诸多相互排斥的敌托邦世界。乌托邦概念在偏离的敌托邦世界的相互倾轧下消失了，人们只能“多害相校取其轻”，仿佛是在回应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那句名言“在各种无道的政权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33]。所以有学者将其(敌托邦)译为反面乌托邦(Negative-Utopian)，在这些作品中是合理的，因为反面乌托邦的形式亦是多样且混杂的。

　　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美,1931)创作出的多世界排斥，就是其滥觞之作。赫胥黎在作品里营造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敌托邦：在该作中不仅描述了穆斯塔法·蒙德(Mustapha Mond)统治下的以福特(Ford)纪元为年号的文明社会，还有被当做观赏游览的野蛮人保留区。第16章，约翰和蒙德对话的过程中，后者还讲述了“塞浦路斯岛上的两万两千个阿尔法自我管理”的故事，结局则是引发了“塞浦路斯岛内战，二十二万人死掉了十九万”[34]。而真正的乌托邦，只存在于赫胥黎命名该小说“新世界”时的本体(tenor)——圣经启示录里上帝承诺重建的新世界。同样的写作思路还见于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创作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该作的地理空间珊瑚岛(Coral island)并不存在敌托邦，重要的是孩童们心中的敌托邦冲动(Dystopia impules)[35]。于此相对应的乌托邦文本，则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宾逊漂流记》(Th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或者更广义的说，是对所有“孤岛求生建设家园”这一乌托邦叙事的背离。

　　真正将其混杂的敌托邦世界独立出来，而不是作为某个对象的附庸，或只是存在于过去的讲述的作品，是由艾拉·莱文(Ira Levin)创作的小说《这完美的一天》(This Perfect Day,美,1970)，该作品被誉为“堪与《美妙的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并驾齐驱的反面乌托邦文学经典之作”[36]。在该作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几个相互独立的敌托邦：高科技社会、马霍卡岛和统一电脑。这三个敌托邦各自代表的寓意高度明确且抽象，分别是被均质化统治的空间、充满生命力却混杂的空间与统治阶层充满享受的空间。

　　此后亦涌现出更多类似的作品，从中我们依然能看见《这完美的一天》为这些反面乌托邦所塑造的原型影子。

　　如木城雪户(木城 ゆきと)的漫画《铳梦》(銃夢GUNNM，日本，1990-1995)，其中的敌托邦世界至少有两个：分别是充满着犯罪、欲望与债务缠身的废铁城和在人脑内嵌入刹车装置的规范市民所在的天空之城撒冷。

　　如史考特·韦斯特费德(Scott Westerfeld)的《丑人儿》(Uglies,美，2006)，其中的敌托邦世界主要有两个：可以寻欢作乐但是模样一致的美人城，与无人管理不受福利覆盖的丑人城，以及保留区、锈铁废墟等具有诸多彼此不同特质的空间。

　　如欧格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导演的电影《龙虾》(The Lobster，希腊/英国/爱尔兰/荷兰/法国，2015)，敌托邦世界分为三个：强行配对的恋人行动区域、酒店内的单人生存空间与拒绝且破坏配对的森林空间。

　　如中国女性网络小说家priest的《残次品》(2018)，作品内的世界地图分为八个星系，从伊甸园直到残次品蛮荒之地。而真正承担起不同敌托邦空间的是以人作为群体的伍尔夫的人工智能军团、林静姝的芯片大军及以霍普为代表的反乌会等。

　　这些敌托邦空间看似纷繁复杂，但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归纳为四种类型，即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Le suicid，法，1897)中总结出的四种类型的自杀：

　　“由于社会整合程度过低而脱离社会义务和束缚的利己型自杀(Egoisticsuicide)、由于社会整合过高而失去自我价值意识的利他型自杀(Altruistisuicide)、由于社会规制不足和规范混乱所导致的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以及由于社会规制过度而使个人失去希望的宿命型自杀(Fatalistic suicide)。”[37]

　　倘若我们将人的自杀作为敌托邦在身体空间里留下的最终叙事(诸如《美丽新世界》里野人约翰的自杀)，那么作为偏离关系的敌托邦亦同时具有了社会整合(integration)过低与过高、社会规制(regulation)不足与过度带来的四种偏离结局：社会整合过低带来的空虚贪奢(逃避生活的空虚，追求心理快感)、社会整合过高带来的非人异化(一味迎合社会规范，将自身零件化)、社会规制不足带来混乱痛苦(社会动荡下的混乱波及自身感受)与社会规制过度带来的(被)剥削绝望(结束无法改变的上等阶层对下等阶层的持续性剥削)。

　　四、隶属关系：面目渐模糊

　　关于善与恶的关系，还有一种解释，他们并不是清晰可分开的，而是一开始就有所隶属与嵌套的。我们不将乌托邦叙事的发展史进行推演，就回到经典的乌托邦故事本身，我们亦能发现至少两处用以维系乌托邦稳定发展的敌托邦核心元素。

　　一是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与分区(zoning)。向心力与分区的特点，后来直接被敌托邦作品继承为图腾崇拜与不同特质的区域隔离。

　　向心力的传统，在西方古典乌托邦叙事中源远流长。

　　《乌托邦》《太阳城》与《基督城》都有城市中心，城市中心里还有地标建筑。这些地标建筑或者是政治雕塑(如乌托普总督)、或者是宗教信仰(如太阳城神庙)，又或者是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合流(方形城市中央的神庙与广场)。

　　时至今日，仍有类似作品借用这个设定构筑敌托邦空间。

　　《进击的巨人》(进撃の巨人，日本，2009)里的城市建筑结构是“三层城墙”，人类生活在三层城墙的同心圆式包围之中。《约定的梦幻岛》(約束のネバーランド，The Promised Neverland，日本，2016)里的城市建筑结构是六面环绕悬崖的孤城，中心是作为捕获“食用儿童”存在的总部，其他五面都是和主角生活的“孤儿院”里一模一样的结构，

　　功能分区则是不断完善的。《乌托邦》里的功能分区较为简单，只有四个，分别是市场，公共医院，厅馆和居住区。到了《太阳城》功能分区便开始复杂化：

　　“例如城墙之间架起房屋，最下层是架空层，用于行走，中间偏下层为各类作坊、仓库，军械、食堂等，上层则是住宅，这些中间层以上的可以去到城区更中心的地方。”[38]

　　乌托邦文本越往后，其功能分区越为复杂，《乌有乡消息》里建立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主义地上乐园，直到《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美，2012，将其达到顶峰。在)：施惠国(Panem)下分区高达13处，除却富饶的政治都城外，分别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城市功能。

　　这种结构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泰勒管理制(Taylor management)具有结构相似性：都有一个凌驾于所有视野之上的中心，以都有功能不同、信息互不相通的流水线。如果我们将“功能不同”置换为“功能相似”，就拥有了乌托邦作品里的均质性(homogeneity)特征，在建筑空间上，也具有了全景敞视监狱的特质。

　　《乌托邦》内市民们外出时身穿一模一样的外套。乌托邦的所有城市都是一模一样：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风俗、传统和法律。各个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保证你在不同城市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念想其他其他地方，因为所有空间都是一样的。”[39]

　　同样，在《太阳城》里，空间也是高度均质化的，在穿着上“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色的，每月用强碱液或肥皂洗一次”，在个人认知上，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只是集体的一部分，“他们把任何一个服务都称为学习。……所以，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去完成”。在《大洋国》《新大西岛》里生活的人们，也都处在全新的没有文化差异的地区。

　　均质性又恰好是诸多敌托邦作品常用的风格。《500年后》(THX 1138，美，1971)里的空间四处都是白色、秩序井然;《这完美的一天》里，所有男性与女性都只有四个姓氏;小柯特·冯格尼特(Kurt Vonnegut Jr.)的小说《哈里森·伯格朗》(Harrison Bergeron)将其发展到对身体的限制：所有人样貌、形体、智力都要均质，如果有所偏移，就必须带上限制器。

　　二是被遮蔽的群体。

　　在《乌托邦》中，为了保证乌托邦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大量劳动都是由奴隶完成，“这般奴隶不但不断要做工，而且上了链”，“厅馆中或多或少费力而又肮脏的全部贱活都由奴隶承担”，不仅如此，乌托邦城市还持有大量金银财富(尽管居民不能浪费)，“除了国内积存的财富，他们在国外还有大宗的金银财宝，我上面提到，许多国家欠他们的债”。 这或许说明，如果不是已经预先聚敛有巨额财富，乌托邦式的国度是无法运行的。

　　这一原则亦被众多敌托邦作品所继承。如《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中，2012)里的城市与时间的折叠、《这完美的一天》里被无视的厄普西隆(ε);《昱尘》(HELIO，美，2015)中的居民甚至被迫遁入地底。

　　无论是城市分区还是群体遮蔽，都呈现出明显的隶属关系。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论邪恶》(On evil)中谈到恶与善的“大图景”(Big Picture)，这是便是隶属论的一种，恶是善的一部分——或曰敌托邦是乌托邦的一部分:

　　“它认为邪恶并非真的是邪恶的，它不过就是我们无法辨认出来的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宇宙图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世界，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面前呈现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在总体的善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缺乏邪恶这个角色，整个世界就无法正常运转。一旦我们将事物放在大图景的语境中进行考量，原本看起来坏的东西，就能变成好的。”[40]

　　还有一种极端状况，乌托邦不是实体，而是塑造的谎言，则会引发出虚假的隶属关系。如电影《云图》(Cloud Atlas，2012)里克隆人星美们相信辛勤劳作12年后，会去往极乐园，而极乐园却只是谎言。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建立在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体验机(The Experience Machine)命题及其基础上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作品。当然，前者的谎言是一种真相被蒙蔽，亦未曾体验到乌托邦的谎言;后者的谎言，则更像是乌托邦成为被隶属的一部分。

　　这便是反向的隶属关系，即乌托邦作为敌托邦的一部分。

　　《这完美的一天》的前半段设置了一个统一、强大且幸福的国度，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个个温良恭俭让(为了保证其持续性，成员还必须每月注射一定剂量的奇怪药物)，直到62岁，会被平静而“幸福”地带离他们生活的世界。真相是统一电脑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并享受着其更多资源。

　　这部作品贡献了标准的隶属关系叙事模式：通过外在强制力(如药物、魔法、科技、谎言)让人感觉到幸福，却是作为被牺牲的一部分。敌托邦的外在破坏性是存在的，但这亦并不能消除没有踏入敌托邦(或离开乌托邦)的生活空间是幸福的。

　　不管是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英，2005)，科幻电影《逃离地下天堂》(Logan's Run，美，1976)，还是漫画《约定的梦幻岛》都沿用了该模式。

　　除了前文提到的通过强制力，与建立在智能科技基础上的二阶欲望(second-order desire)外，还有一种基于战争视角下的乌托邦隶属。即建立在核武器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的相互保证毁灭(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主题，该主题还有一个临近主题，即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The Dark Forest Theory)。在该主题下的作品可以通过营造敌托邦恐惧达成“维持和平发展”的乌托邦结果，即“通过开发核武器能防止核战争”这一诡异叙事，而这种和平也被成为核之和平(Nuclear peace)。基于失控与恐惧的和平，或许终有一天会消失，但亦不能否认其和平时期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第一部分里提到的“核战争”便是核和平失控之后出现的辐射尘与

　　核冬天(nuclear winter)的场景。

　　隶属关系只能勉强分清乌托邦与敌托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结合更进一步，便会愈加模糊，直至无法分清。

　　即便在隶属关系的作品中，人物亦难以分清，究竟是忍受当下获得幸福，还是幸福生活只是为了被攫取。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经济学在空间上的最好体现就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Panopticon)，在文章中是作为乌托邦空间畅想说明书而出现，是一项为了满足最大幸福原则(Maximum Happiness principle)的提案和设计[41]。全景敞视监狱在200年里的建筑风格并未出现大的变化，而评价却截然不同，除却时代认知的发展以外，或许其乌托邦与敌托邦的模糊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卡洛尼·品特(KarolyPinter)在《乌托邦的剖析》(TheAnatomyofUtopia)里认为：

　　“乌托邦就像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一样，拥有正反不同的两副面孔(Janus-faced)”。[42]

　　尽管品特的重点在于乌托邦是实体化的雅努斯，其两面的冲突是既描述未来蓝图，又不断强调其虚幻性。但这个隐喻(Metaphor)亦可以用来类比乌托邦与敌托邦的相似性，两幅面孔成为了乌托邦与敌托邦，而雅努斯失去了他的能指(signans)。乌托邦与敌托邦是连体孪生，或一体两面的。

　　这个问题在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短篇小说《杰科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特案件》(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6)又译《化身博士》中获得了实体。在这部作品里，如果说海德先生(Edward Hyde)作为独立的恶个体的诞生与存在，可以与“路西法坠落”叙事相呼应，那么赋予海德独立身份的杰科(Dr. Jekyll)，也并非是纯善的，而是如同荷努斯那样的善恶混合体。

　　在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平等颂歌》的终焉，将看似分离的乌托邦与敌托邦个体再次混同起来，猪与人的面目区别性开始模糊，乃至分不清到底是猪还是人，亦是对乌托邦与敌托邦越靠越近无法分离的表现：

　　“十二条喉咙在愤怒地狂喊，在也分不出哪个是人，哪个是猪来了。如今猪脸起了什么变化已经非常明白了。窗外的动物们先看看猪，再看看人，又反过来先看人，后看猪，但他们再也分辨不出人和猪有什么分别了。”[43]

　　乌托邦与敌托邦的结合体，或用乌合空间(Uhespace)来命名最恰当。该词朱大可原本是用来描述“在电子数字革命下的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组合空间”[44]，但其实他原本想指向的，是另一个不存在于现实界的空间，逆托邦(Retrotopia)。

　　该空间的前身是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TheFutureofNostalgia)里提到的“怀旧”(Nostalgia)。该词“由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这两个希腊语词根促成，指的是“对某个不再存在或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45]。在该书中，博伊姆梳理了怀旧从思乡病(maladie du pays)发展为世纪病(mal du siècle)的过程，并且给出了诸多怀旧景观(田园场景、城市废墟、诗意风景、网络世界、外层空间等)与怀旧机制(修复型怀旧与反思型怀旧)，而朱大可所定义的乌合空间描述的只是怀旧机制。

　　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直接将过去置于“别处的国度”(Foreign Country)。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急骤的变化，对现代人造成了强烈的应激性反应(这已经快要抵达失范型自杀的边缘)：

　　“破坏性、颠覆性的变化已经加速了。技术创新、飞速淘汰、建筑环境的迅猛现代化、大规模移民和不断延长的寿命一道让我们处于越来越陌生的环境中，即使是才刚刚过去的事件也显得遥远无比。”[46]

　　鲍曼(Zygmunt Bauman)在《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 2017)里将怀旧情绪升格为整体空间，即逆托邦。作为不是真实发生的过去之地，在鲍曼的描述中，逆托邦的“未来往回走”有三种特别趋势：

　　“共同体的部落模式复兴、向原始的自我……的回归，以及从当前……文明化秩序中撤退。”[47]

　　鲍曼认为，逆托邦在一定程度上忠于乌托邦的精神，但逆托邦已不再指向未来，连乌托邦冲动都消磨掉了。逆托邦所挖掘出的，只是那些诸多其他空间中人们乐见且愿意代入的部分，如成为利维坦(Leviathan)下的统治者、以换取安全性的盲目模仿(copycat)群体中的一员、自恋阶段培养出的心理人[48]。而共同拥有乌托邦与敌托邦特质的乌合空间，早已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路径尽数囊括。

　　五、总结

　　总的来说，乌托邦与敌托邦这四种关系分别是：在共时性(synchronic)上寻找乌托邦与敌托邦的所在地(对立关系)、在历时性(diachronic)上发现乌托邦到敌托邦的骤变(递进关系)、对偏离既定轨道之外的分岔路径(偏离关系)，以及难以将其区分开来的融合状态(隶属关系)。

　　这四种关系亦是伴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次走上历史舞台，并叠加出现的。

　　对立关系的作品最早出现，多见于资本主义早期及其以前，具有强烈的宗教审判特质，里面包含了末日审判、地狱场景、克苏鲁文学等一些泛末日文学主题。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步，递进关系作品在乐观主义的驱使下获得了“现实生活→乌托邦”的路径，科技的高速发展则对这条路近提出质疑，并转向敌托邦(手段)→乌托邦(结果)与乌托邦(机械)→敌托邦(结果)两组关系。(这里的机械既有机械遵守，也有机械体遵守的双重含义。)

　　递进关系是明确的逻辑延续，如果我们认可这种逻各斯主义(logos)，那也必须认可善在实现过程中会消耗并匮乏。而逻各斯主义未必有效，伴随着失控因素的增加，乌托邦的轨道被偏离，从而生发出利他型、利己型、失范型与宿命型四种大类的敌托邦空间。

　　隶属关系则是对偏离关系的扬弃。乌托邦与敌托邦的界限未必如此泾渭分明，他们或是以隶属关系存在的;而当他们融为一体时，对此对应的对象成为了非现实的怀旧。

　　在这个过程中，乌托邦谱系的词汇亦渐次获得家族扩展。恶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反面乌托邦、逆托邦获得了各自的具体能指，而这些能指都具有同一个共性：敌对/对立/针对姿态，所以他们的上位词都应该被统一描述为敌托邦。

　　至此，乌托邦与敌托邦的逻辑关系才在空间、作品与时代中完全浮现。

　　参考文献：

　　[1] 蔡熙，论乌托邦空间的四个维度，北方论丛，第5期，2019，p39-48

　　[2] 李仙飞, 国内外乌托邦研究综述，社会科学评论，第1期，2008，p119-123

　　[3] 王一平，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与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辩，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2017年，p55-59

　　[4] 彼得·安德鲁·阿尔特[德].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宁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3. p22

　　[5] 参见Davis, J. C., M.A.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writing, 1516-1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 荷马.奥德赛[M].陈中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p121

　　[7] 参见赫西俄德[古希腊]著. 工作与时日 神谱.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8] 马少华. 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4, p36

　　[9] 乔纳森·斯威夫特[英]著. 格列佛游记.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03

　　[10] 参见伊塔洛·卡尔维诺[意]著. 看不见的城市.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04.

　　[11] 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190

　　[12] 江晓原.从《雪国列车》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J]. 读书, 2014.7, p110

　　[13] 圣经·启示录 6.12-14

　　[14] 周宁.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J].学术月刊 2005.8,p12

　　[15] Paul Ricoeur , 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 , editedby George H. Taylor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86 , pp. 194.

　　[16] Henri Baudet , Trans. Paradise on Eart h :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by Elizabet h Went holt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pp.74

　　[17] 卡尔·曼海姆[德].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p210

　　[18] Karl Mannheim(1979), Ideology and Utopia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36), p198

　　[19] 参见爱德华·贝拉米[美]著. 回顾 公元2000-1887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09.

　　[20] 马少华.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4, p40

　　[21] 何怀宏.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p274

　　[22] 参见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译林出版社，2014年

　　[23]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p292.295.300

　　[24] 艾玛·拉金[美].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王晓渔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0，p95

　　[25] 参见让·鲍德里亚[法]. 恶的透明性.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09.

　　[26] 参见刘慈欣. 流浪地球.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0.04.

　　[27] 刘慈欣，缺失的宇宙--浅论上世纪50和80年代中国科幻的一个特点，《文学·2017春夏卷》，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322/c404034-29883189.html

　　[28] Nocolai Volland, 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 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 1945-196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05

　　[29] ibid., p.102 About the "forward-inflected temporality", see also Paola Iovene, Tales of Futures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0

　　[30] 阿尔伯特·赫希曼[美].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2, P135

　　[31] 彼得·安德鲁·阿尔特[德].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宁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3. p40

　　[32] 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原载Dits et ecrits 1954—1988, Gallimard.

　　[33] 托马斯·阿奎纳[意大利].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p50

　　[34] 参见阿道司·赫胥黎[美].美丽新世界.黄津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03.

　　[35] 参见拉塞尔·雅各比[美].杀戮欲.姚建斌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3.9

　　[36] 艾拉·莱文[美]这美好的一天，吴建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序p3

　　[37] 参见 埃米尔·迪尔凯姆[法]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

　　[38] 康帕内拉[意].太阳城，陈大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p5

　　[39] 参见托马斯·莫尔[英]，乌托邦，1516

　　[40] 特里·伊格尔顿[英].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7，p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