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俗并举中国农村村名和佛教

　　摘　要：佛教入华，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进入寻常百姓家。村落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载体。村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村名记载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奋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名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村名渊源的了解，能够加深对家乡的热爱。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原生态村名是自古既有、经久流传的。地名村名对研究历史、地理、经济、交通、民情有助。村名是社会历史的缩影或活化石，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折射一个地域的文化传承，象征一段特定因缘。

　　本文源自五台山研究 发表时间：2021-03-17《五台山研究》杂志，于1985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14-1080/B，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文殊研究、五台山学专论、生态环保等。

　　关键词：佛教建筑;佛教人物;村名

　　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华夏，广袤国土上星 13 罗棋布着历史悠久、形态各异的传统原生态村落。在长期的农耕文明迢递中，村落逐渐得以形成，这是基于亲族利益诉求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是自发形成的小群落。村名与该村的文化景观密切有关，往往蕴含着历史传说，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关，融入民众的价值取向。传统村落村民的特点是闭塞、亲情、血缘、地域、保守、祖宗崇拜、安土重迁。

　　村庄名称属于乡村方舆方志草野文化，村名名不见经传。农耕文明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一种适应农业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社会制度、礼仪风俗、村落结构、家族姓氏、民间信仰、礼拜仪式等文化集合。传统中国社会最初的宗教以自然崇拜为主，但佛教促进了互相往来。普度众生，平等慈悲，使农民接近了普世价值。

　　一、佛教和农耕文明

　　大体说来，佛教属于农耕文明，绝少城镇商业气息。山岭幽谷，所在多有。佛教寺院对于蛮荒之地的垦殖，对于偏远农村山乡民众的道德教化，对于村民的风俗淳化，对于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有很大意义。这体现在村庄名称和佛教寺院地名称呼的相同性、重合性上，足以看到佛教寺院和村庄山乡的良性互动。

　　佛教 “善耕心田”，以“众生为田”，发展出敬田、悲田、恩田、悯农思想。不仅如此，寺院僧侣也垦田辟地，以农为业。佛教之于农业、农村、农民，皆有所贡献。佛教社会慈善事业，对于济助当时农民有相当大的帮助。佛教主张农禅思想，日常着衣吃饭，都透露禅机。《高僧传》记载，道安大师初出家时，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佛教留下“黄檗开田”“老禅师晒香菇”“垦荒辟地、规模耕种”故事。与农禅生活有关的公案所在多有，如地藏桂琛禅师的耕田播种，筛谷作米。佛教对碾米厂、磨坊的设立，对兴修水利，开辟园圃，种植果林，都有贡献。百丈禅师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村落名称具有历史演化性，与时俱进，寄寓着美好期许。村庄不仅是繁衍生息、耕读传家之地，也是礼佛诵经、修身持道之地。村庄命名使用佛教名词，表明佛教深入村庄百姓农家生活和日常意识，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这无疑会影响村民向善乐施的道德情操。佛教是农业民族宗法社会宗教。佛教和农业农民农村密切相关，具有自然循环的特征。村庄命名中动人的佛教传说，表明佛教与生活、与农事、与寻常道德伦理密切相关。任何宗教，既有深奥教义信条，也通过深入浅出的哲理和百喻经故事一类文化形式，口传诗教，影响教化大众。村名和佛教人物故事，就有此效应。村落名称从按地形地势、物候水体、姓氏家族命名，到以寺庙观庵命名，这是从自然到人文的进步。一个村名包含佛教因素，无论因寺名村，还是先村后寺，通常都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伴随佛教寺庙建筑，佛教人物故事和信仰活动，带有丰富的佛教信念。

　　佛教寺院经济和村庄生活结合，有的村名直接采用寺庙名称，因为香火旺，村民也大发利市。僧俗不分，有的僧人还可兼顾家庭生计。村庙结合，互为依托，古来如此。宗教本是对超验超凡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信仰，然而在佛教却被冲淡。人间佛教、居士佛教、寺庙丛林，僧团通过斋供和法会追求物质财富。佛教“世俗化”是从山林向经世、出世向入世、死寂向生活的转型 [1]。从这个角度看佛教渗入村名，就不足为奇。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由神性向人性复归，地名逐渐除去宗教色彩，大量带有庙、寺、庵、佛等字眼的地名被更改。

　　我国农村村名的产生，是民间乡绅贤达或农夫野叟自发无政府行为。无规则，无理论，无指导，只能左右横向比照。乡村居民日常生活注意道德品行，规矩礼仪。寺庙仪规也影响农民大众生活。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当然首先庄严村土，利乐村民。广袤大地，一爿极乐净土，与世隔绝，不染红尘，清高自许，殊属难能可贵。

　　唐宋以后，佛教越发盛行 , 以庙、寺、堂名村者大增。基层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佛教寺院与村落互动关系。族群聚居的形制和格局都与宗教有密切关联。宗教教义的宣扬直接影响村民生活。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特点，儒释道三教合一混杂，难以彻底厘清。这也体现在村庄的命名中。佛教从属于农业农村。宗教活动、经典、名称、礼节、仪规，三教互相借鉴。但佛教又与土地庙、孔庙、城隍庙、家庙、祖宗祠堂不同。三者成鼎足之势。达摩浮槎东来，唐僧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证明佛教与儒道还是不一样。体现在乡村生活上，佛教轻视血缘亲情，对墓穴、厚葬、祭祖、祖宗牌位、神龛、财神、门神、灶神、孝亲、夫妇父子兄弟伦常，不大重视。村名接近周遭佛教寺庙，有助于对冲守旧文化，对决封建礼教。佛教重未来、重人世社会，不是重坟墓、重血缘、重亲情、重地域，不是重狭隘民族主义。农村山庄取村名，从取法乎山川形胜、沟壑坡岭、江河湖海，到以宗教情怀寺庙堂殿命名村庄，表明人类从单纯依赖自然、畏惧自然，转向注重社会人生终极关切、敬畏神灵，进入社会历史文化心理意识领域。

　　带有佛教色彩的村名，数量众多，雷同者多。同一村名分别诞生于天南地北，可能重复。有的村名有传奇故事，有的则对于民间传说付诸阙如。有的故事真实，有的出于杜撰或牵强附会。挪用、借用，移花接木，以讹传讹，也或有之。想象的羽翅尽情翱翔，但故事的真伪不在首位，重要的是在民间无意识领域发生作用。也有的村名具有佛教术语色彩，其实与佛教无关，但我们也尽量不遗漏。民间想象力的翅膀和民间艺术创造，多少也包含信仰情愫。这就使本文有了意义。佛教农业是中国佛教的传承。佛教以寺院为基层单位 , 坚持“人间佛教”，农禅并重、 贴近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 , 以农业陶冶僧众情操，以农业与村民和谐相处。

　　本文村名里的佛教因素，往往不纯然是佛教术语，间或杂糅儒学或道教成分。因为儒释道三教合一，乃古老华夏国色。风俗、建筑、宗教场所、仪规、信理、名称，佛教道教都互相借鉴，常与儒家或宫庭及民间祖宗崇拜结合。所以，佛教仪规、教条、典礼、建筑、名词，常和道教有些重合或渗透。

　　二、村名和佛教建筑塔、堂、庵、院及其他

　　(一)村名和佛塔

　　塔，最初供奉佛骨、佛像、佛经、僧人遗体，是高耸型点式建筑，称“佛塔”。寺院佛塔首发于印度。佛教在中国发展，塔也有了新的造型设计。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塔就成为流行的佛教建筑。起初塔的造型保留印度特色，是覆钵式塔。汉代之后，塔的建造也出现不同的形象，塔形各有千秋。汉传寺院佛塔多与中国传统楼阁相结合，即楼阁式塔，后又演变成密檐式塔。唐宋时期，佛塔流行。佛塔作为佛教建筑，展现出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佛塔多建在山巅野田至高之处，成为地标导向。本文讨论的村名和寺庙，不在都市而在寂静山原，远离尘嚣。塔是标志性建筑，有助于农民确立耕地出行坐标方位，对农民有莫大好处。塔，传说也是为了镇邪降妖伏魔，农人无不喜爱。村村有塔，高塔林立，村以塔名。塔常有名，佛教含义居多。全国村名尾词(尾缀、尾称)为“塔”的，约 3393 个数据来源。

　　白塔是藏地佛教符号。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叫做白塔寺的寺院。山东淄博白塔村，白塔镇驻地。宝塔镇河妖，也镇山妖。降妖伏魔，国人的基本功课。有些村庄与佛教遗迹有关，如太原市北塔(村)、塔沟(村)。

　　河北永年县有村叫三塔村，唐朝建洪福寺(清代改名安仁寺)，寺内有三座塔。明永乐年间，周、武、宋等姓氏迁此占产立庄，命村名三塔村。

　　山西临县郭家塔(村)、双塔村，山西房山还有张家塔(村)。因塔得村名的，还有江苏如东大佛塔、上宝塔、塔院。

　　河北省威县陈贤塔村，相传，隋炀帝时该村村后有一座塔，又常出贤能之人，陈姓最早在此居住，故名“陈贤塔”村。

　　河南洛阳二教塔村，佛道合力建塔。二教塔村，原名万安塔，又名二姐塔。村庄还有一个俗名“二家塔”。相传二教塔村古时曾有座金堂寺。唐初，金堂寺住持想修建教灵塔，资金不足。关帝庙道士倾囊相助，修建教灵塔。教灵塔改名二教塔。《洛阳县志》[2]和《王氏家谱》记载，王姓、谷姓两个姓氏的人，自明朝初期由山西迁来，形成村落。因近塔成村，遂称为二教塔村，俗称二家塔村，即王姓人家和谷姓人家 [3]。

　　太原花塔(村)，唐贞观八年(634)村中建寺及无垢净光佛舍利塔，塔称华严塔。花、华，古代均作华。寺以塔名，而村以寺名。花塔还出土了北齐释迦七尊像、北齐贴金彩绘释迦坐像、北齐观音菩萨五尊像、北齐释迦头像、唐贴金彩绘菩萨立像、东魏郭妙姿造释迦坐像等珍贵精美文物。

　　西安大雁塔村，位于大雁塔脚下的大慈恩寺南侧，村因塔得名。村名始于唐代，村中唐姓人家谱记载：祖上唐代居此，原名曲池坊雁塔村。

　　河北省曲阳县塔头村，意为修建定州塔取土最远处，即为塔头。塔头村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据传过去有个古塔。

　　(二)堂、院、殿、禅院

　　佛教寺院是佛教修行和教育的重要场所。寺，僧侣居住的地方;院，寺中其它房舍。凡愿意为僧者，均可到寺院修行。寺，在古代本是朝廷机构的名称，如“大理寺”。院，本是寺内的一部分，寺内的别舍。后来佛教僧人也单独用院作为居住处所的名称。

　　河北乐亭有的村庄名称，与寺庙有联系。如阎各庄镇的国仙院村，旧名鬼子尖坨，明朝建有明福寺、清朝改建天齐庙，村名与寺庙有关，因讳名鬼子尖坨改叫“国仙院”。

　　穷乡僻壤，破屋草堂，村名却取名高雅，叫 “堂”的村庄，全国就有约 12384 个。

　　山西盂县罗汉堂村，五台山文殊寺运送 100 尊铁罗汉，途径此地，遗失一尊，村民建崖堂置其中奉祀，更村名为罗汉堂村。北京朝阳区、陕西商南县、四川西充县，都有观音堂(村)。观音堂，相传此地有座观音庙，后取名观音堂。辽宁沈阳观音村，建于明未清初，据传观音曾显灵。

　　禅院是佛教寺院的一种，供禅师参禅悟道。河北衡水深州村名因庵观寺命名的村庄均因寺院观庵而得名。山东烟台昆嵛山下一个小山村，以寺为名，在无染寺东。明洪武赐名“六度禅院”。六度寺建于 583 年，“六度”意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相传朱元璋逃亡路过六度寺，庵中住持密谋杀害他。朱元璋央求尼姑放了他。尼姑将他放走。朱元璋取得天下，带兵回到昆嵛山，血洗金水庵，放了救过他的尼姑。

　　三、村名和寺庙

　　还有许多以佛教传统起名的村庄。 河北沧州前台基寺村，元朝时，该村原址在台基寺东，村名小东村。元末，小东村被大水冲淹，村民迁居台基大寺前建村，故名前台基寺村。台基上可建楼、阁、塔。

　　山西一些村名与“寺”关系密切。忻州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汇，战乱频繁。明太祖实行移民政策，人口才有较大发展，村庄也相应发展。五台山一些村名是先有寺庙、后有移民，多以寺庙名称为村名。

　　山西五台县有刘定寺(村)、法华寺村、佛光寺村、灵境寺村等 31 个村庄以寺名村。至今古寺已废而村名依旧。何为灵境?庄严妙土，吉祥福地也，多指寺庙所在的灵山胜境。

　　山西太原寺庄村，该村西南原有一座“三教寺”，故称“寺庄”。山西太原古街村名开化村，处开化峪口，故名。清《太原县志》[4]：“开化峪在县西北十里余，造砂锅……隋仁寿初(601)改名净明，唐武德三年(620)复改为开化，清称法华寺。”

　　辽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石佛寺村，在七星山，七座山峰拔地而起，酷似北斗七星。明代，这里是辽东镇的十方寺堡。清代叫石佛寺。十方，佛教指十大方向，即上天、下地、东、西、南、北、生门、死位、过去、未来。村以寺得名。

　　山东永丰村有一座古寺，名永丰寺，本名崇兴寺，却少有人知 [5]。崇兴寺年代久远，方圆数十里。世传“先有永丰寺，后有沾化城”[5]。《金史》记载：“明昌六年(1195)，更招安为沾化，始筑城”。崇兴寺当建于宋金之际。该寺匾额题记中最后一次修缮是在清道光八年(1828)。

　　山东莱州自然村，多以庙宇寺院观庵命名。山东莱州十哥庙(村)，宋太祖赵匡胤部将郑子明修东海神庙，为自己战死沙场的十名将帅，修庙宇以示纪念。凿石、架桥、修庙、建起了一座庙宇，叫“十哥庙”。

　　山东济阳县来佛寺村，始建于明代。清初黄河决口，村民挖沟排水，意外挖到一尊木佛，供奉在寺庙中。便把圩子里称作“来佛寺”。

　　河北沧州有村名舍女寺(村)，村中有一座大庙，僧众铸钟。竣工时，一女孩夜啼，其母恨声叱责：“你再哭，我把你扔到铸钟的炉里!” 邻居听得此言，传扬出去。铸匠们便把女孩扔进炉火中。新钟悬起，却发出凄厉哭声。听者默然。后将钟毁掉，大庙改名“舍女寺”。当然民间故事，多有虚假，很可能寄托爱憎，但会有各种对立或相异的传说。村民们未必那样残忍。

　　佛教僧徒本为出家，但中国寺庙与村庄毗邻，村庄常以族群聚居，使佛教寺院蒙上家族影子。河北乐亭齐家寺村，明朝时齐姓人在此建庄，历史上这里建有兴龙寺，庄南还有座虫王寺，结果姓和寺加在一起精简成了村名。吴家寺村，明朝初年建庙，叫做吴家寺，村名为吴家寺村。西五祖寺、东五祖寺村，唐朝咸通年间修庙宇，名五祖禅林寺。明永乐年间，山西移民来此，在寺西、东两侧各建一村，以庙名冠以方位，取名为西五祖寺、东五祖寺。孙猛寺，建于唐代，原有一庙松竹寺，庙旁立村，取名也叫 “松竹寺”。后来有一个叫孙猛的人修缮了此庙，人们为了纪念他，把松竹寺更名为孙猛寺，该村也易名孙猛寺。青莲寺，明朝弘治年间，有一个在此建寺庙的和尚叫“青莲”，寺庙竣工后取名叫青莲寺。该村建于青莲寺一侧，即以寺名命名为村名。刘五门、阎五门：明代有一座庙叫“五门寺”，后来有刘姓人家迁此庙南立村，庙名冠以姓氏，取村名为刘五门。后来有阎姓人家从本县郎子头村迁此庙北立村，借庙名冠以姓氏，取村名为阎五门。五门，佛教语，坐禅所用的五大“对治法门”，“五门禅精要用法” 说的五门，即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五义。

　　河北威县因寺庙得名的村镇，有 16 个来源于佛教，如七级村。七级村建“大兴善寺”，周围因寺相聚，遂成一村。佛教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因以“七级”命名该村。北双庙村，北双庙村原来村西村东分别有三官庙、财神庙和土地庙、菩萨庙，因而取名“双庙”。双庙，佛道合一，宗教宽容，和谐连理。威县元寺村，元朝时该村东有一座圆形的寺院，因称“圆寺”，后村民为书写方便，简化为“元寺”。

　　河北馆陶县许多村叫寺、园、林、桥。以寺为名的村庄如大寺堡(村)，传说村东有大寺院。馆陶县在五代之后佛教大兴，馆陶人李修向高僧垣学习医道并有大成，唐朝馆陶人高僧慧震、宋代馆陶人高僧灵默(吕志贤和尚)名闻遐迩。

　　四川乐至县大佛镇下辖的 35 个行政村， 14个村名有佛教印记，占 40%。乐至县大佛寺村，当地有一座古庙叫“大佛寺”。乐至县《宗教志》[6] 记载：乐至县大佛寺位于大佛场镇西面白鹤嘴山腰，东西两面各有一座“莲花台”坡遥相呼应，象征菩萨在此诵经，其地形异常。山体西东走向，西高东低。大佛寺早在明代为著名古刹，庙有七重殿堂，僧人众多，香火兴旺，惜毁于明末。清初，乡人在山东北侧重建。清咸丰三年(1853)设镇，以摩崖大佛像命名称“大佛镇”，沿用至今。

　　四川、广东有东禅寺村，村名“东禅”，源于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住湖北黄梅之双峰山接引学人，举扬禅风。因其山位于县境之东，故称东山，世称其所传禅法为东山法门。以“东禅” 作村名的，有四川广汉、自贡、湖北黄冈与山西长治的村庄。

　　四、佛教诸派人物与村名

　　具有佛道色彩的村名，常有动人的故事传说。村名除尾词外，有些村名自身与佛教各宗派关系也很密切。许多村名以佛教诸派命名。

　　村名带佛的，安徽怀远县永佛村，此村附近有永佛寺。重庆沙坪坝双佛(村)，附近有官房寺(村)。河南新乡小宋佛(村)，云南大理小赤佛(村)。山东淄博博山村有一阁，内供女佛一尊，定村名为石婆庄，后演变为石佛庄，又简称石佛。山西翼城县有石佛(村)，村中曾建石佛寺。安徽铁佛(村)，原有一唐时建造的古寺，寺内有三尊佛像，最大的为铁铸成，寺名“铁佛寺”，村庄也以铁佛像得名。

　　山西省孝义城区有块宝地，山腰有个如来村。冯姓家族祖先冯如来举家迁居于该地。冯如来德高望重，他去世后，人们就把“蒲草窊” 改称为“如来村”。显然，冯如来这个人名就和佛教有关。

　　陕西安康弥陀寺村，“弥陀”即阿弥陀佛之简称。很多村庄以“弥陀”作村名。有很多村名叫华严村、九华村、文殊村、普贤村、禅村、天台村、净土村。

　　浙江诸暨文殊原村，相传有一做买卖的白须老人，推着货郎车来此做生意，亦讲经说法，猝死。一过路老丈言曰：“此乃文殊菩萨化身。” 说完一缕青烟升空。村民烧香叩拜，将文殊菩萨的化身抬进村边三教祠，裹泥描金，塑为真骨像，村名改叫“文殊原村”[7]。至今，在诸暨，佛道思想在民间深入人心，为数不少的老人吃斋诵经、潜心向佛。

　　河北保定阜平县法华村，据《阜平县山水文物志》记载，唐代五台山一高僧云游到法华村，看到这里山青水秀，在大槐树的北侧建一寺院，取名法华寺。善男信女来此上供献香，逐渐有人垦荒种地，形成村庄，以法华村为名。明崇祯七年(163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曾在法华村营盘地聚集。县志记载，康熙到五台朝山，曾到法华寺上香，并拜过古槐。

　　四川资阳有村名叫铁牛湾村。“铁牛”，源于禅宗“铁牛之机”，“铁牛”，即谓其“体”不动、 “用”无应迹而自在之大机用，形容无相之佛心印。《碧岩录》第三十八则曰：“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佛门中称为铁牛寺的庙宇有很多。河南陕府城外有大铁牛，传说是禹王为防黄河泛滥所铸，为黄河之守护神。以“铁牛”作村名的有很多。

　　北京门头沟西达摩村，京西深山一处“原味”村落。西达摩村空气澄净，夏夜星光灿烂，银河迢迢。为纪念达摩，此处被称为达摩山，村庄则有达摩庄、上达摩村、西达摩村之分。住建部公布宜居小镇，其中有门头沟西达摩村，这里没有雾霾。四川眉山市也有个达摩村。

　　湖北蕲春菩提村，与佛教有缘，村内曾有菩提寺、菩提桥、菩提坝。菩提寺早已不存，但人们心中仍有寺，民间传承依然有关佛寺文化。据地方志记载，菩提桥是唐朝贞观年间由慈应禅师募建，慈应禅师又在此地修建拦水坝，名为菩提坝，堤上修菩提寺，大殿内供菩提祖师。清道光年间，当地人张洪垣在寺内建月轩书院。民国初年改为经馆，胡风曾在此读书。史载，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就曾率部在此作战，阵亡将士多埋在附近的山上。菩提寺虽不再有，但佛教文化依然在民间保存。

　　四川绵阳市有菩提村。浙江天台山也有一个菩提村。天台山佛宗道源，离不开念珠，其中一类就叫做“五线菩提”。而在天台东乡，就盛产五线菩提，它就是东横村。据《天台山方外志》 [8] 记载 :“相传谓西天焚僧游化于此，人得饭之，乃遗报此菩提树种。释迦牟尼就是在毕钵罗树下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故称菩提树。”[9] 而唐诗人皮日休也有诗赞曰：“十里松门国清路，饭猿石上菩提树。”《佛学大辞典》[10] 载：“菩提子有草、木两种，木本中国唯天台山有之，故称天台山菩提”。现在，天台县境内的国清寺、智者塔院、灵溪、东横、乌溪等地都还有这种古树。

　　河北永年县有东、西赵目连村，原为一村，以唐末建筑的目连寺为村名，曾发掘一尊目连僧铜像。因最早赵氏在此建村，遂以目连为名，又冠以赵字，叫“赵目连村”。清末赵目连村分治为东赵目连村和西赵目连村两个村 [11] 。目连，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又作摩诃目犍连、大目犍连，意译天抱，被誉为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的根本道场位于湖北大冶目连寺。目连救母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曾经是无数图画及戏曲的题材。

　　四川资阳宝剑河村，“宝剑”二字，来源于佛教的“金刚王宝剑”，为禅门譬喻临济四喝之一，谓临济有时一喝，为切断一切情解葛藤之利剑也。临济语录曰：“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幺生会!僧拟议，师便喝。人天眼目曰：‘金刚王宝剑者，一切挥断一切情解。’”以“宝剑”作村名的还有海南琼海、陕西铜川、重庆。

　　山东德州市陵城区活佛庙(村)，明永乐年间一姜姓善吹锁呐的民间艺人，人称“姜喇叭”，自认是转世活佛，生活中也按照佛教修行。姜喇叭成了民间的活佛形象 [12]。

　　山东莱州有五佛蒋家、五佛刘家，五佛邱家、五佛穆家等村，附近有一座供奉五尊佛像的寺庙，逐以五佛加姓氏成村名。五佛又名五智如来、五智佛、五方佛、五圣，或称五禅定佛，密教中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尊佛。

　　河北邢台竺庄，该村原名“天祝庄”，为劝导村民礼佛行善，改“天祝”为“天竺”。天祝庄 , 因佛教圣地称天竺国，“祝”、“竺”同音。天竺，中国对古印度和印度次大陆国家的统称。

　　云南大理有名古生(村)，古生者，救生也。古生村，白语叫 gonghe，即救生，农历 7 月 23 日佛教放生之日，放泥鳅到洱海，叫古生。传说唐僧西天取经返回途经洱海，龙马受惊，沉入海底的经书被泥鳅协力拱到海面，唐僧师徒得以收回经书。

　　以《西游记》佛教神话故事命名的村，云南大理、湘西怀化有猪八戒(村)。当然高老庄就扬名九州——但这和佛教无关。江苏江阴有悟空(村)，悟空寺旧址出土观音舍利 , 悟空村也随之声名鹊起。还有村名为大圣村、唐僧村。包蕴花果山名的村名计有多处。北京昌平花果山村，山青水碧，石奇花鲜，花香山美，古泉长流，闻名遐迩。重庆花果山村，奇山异石 , 峰回路转，花果满山，景色神奇。

　　农、佛具有渊源关系，佛教为农业宗教，佛家也务农劳作，所谓农禅是也。有些山庄散户隐居农家，也是逃避赋役或官府逼迫，具有避世性质。佛家多为看破红尘，厌恶官府或逃避迫害。这使得出家人和散落住户农家有友谊关系。佛教徒遁世避世，但又普度众生，辛勤劳作。所以寺院庵堂和乡野村庄庶众耕夫离得不远。离世是离开世卿世禄，但不离播种耕耘。

　　本文涉及农村自然聚落称谓中含有佛教及民间杂祀崇拜的词缀现象。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平常心是道。普通村庄的名称，也显示佛教道教民间杂神文化的遗留。佛道及民间宗教深入百姓日常意识久矣。佛教是出世的宗教，离世修行。但佛教信众又生活在现世之中。所以许多村名带有佛教印记。重要的是，村名属于民间戏谑，不很严肃，属于民俗文化。一方面，村名取佛教语汇，受佛教影响。另一方面，村名或许不那么严肃，但佛教地名村名，有助于教化大众，纯洁心灵。中国人的果报，着眼于现世物质生活，彼岸超验成分较少。在现世物质生活领域，中国农民，村姑野叟，追求物质富庶、丰盈、欢乐。宗教具有超越性、超验性追求，不满足于当下和眼前。

　　自古以来，古人建村，企盼神灵保佑，图吉利，多借庙宇为村庄命名。村名是村民对良好愿景的祈求期盼，有的村名只取或直呼宗教圣地名称，以代村落名。寺庙成为精神寄托。如今虽香火不再，但村名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