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祥夫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

　　[摘 要] 王祥夫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一股不可忽视的艺术力量。王祥夫小说表达的意义在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挖掘出个体生存的复杂心理，并让个体自我消除这种复杂的心理，凸显人性的真实，直抵生存的本质。本文紧紧抓住王祥夫小说叙事艺术特点，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小说的叙事倾向，即从家庭伦理角度凸显个体生活的荒诞行为和婚姻悲剧; 从平民立场书写乡村无奈的生存境遇与痛楚; 从人物心理侧面透视失业者的生存理想与价值追求。这三个方面几乎涵盖了王祥夫小说的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从而完成了自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心灵艺术之旅。

　　[关键词] 王祥夫小说; 人物心理; 婚姻悲剧; 生存命运; 叙事艺术

　　张羽华， 枣庄学院学报 发表时间：2021-10-31

　　1980 年代以来的小说无形中表达出一种对日常生活复杂的情绪，最终在复杂的矛盾纠缠中得到有效地转化，实现了富有诗意的人生诉求，这是其价值所在。这种创作的叙事心理在王祥夫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关注社会转型期普通人民的生存问题，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放进大的社会现实生活语境中进行审美观照，注意对这个群体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与描绘，抓住他们日常生活认识的心理特征，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自的生活选择、生存困难、心理矛盾，以及人生命运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表达出作家的一种价值认同和审美判断。作家这种不离不弃而繁琐的生活细节描写，凸显了人性的真实，不仅对城乡个体的复杂心理进行想象的探索和复原，还通过跨越空间来展示自我的叙述尺度和艺术表现力。

　　一、凸显个体生活的荒诞行为和婚姻悲剧

　　阅读王祥夫这类小说，给我带来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王祥夫是一位对普通家庭生活始终保持紧密关注的作家。他以悲悯之心，贴切之情深入到各类家庭生活秩序的内部，去打探普通家庭生活的密码，寻找和思考那不为人知的荒诞行为和婚姻悲剧。他将自己的社会感触和生命情怀巧妙地融入这种叙事场景中，沿着悲悯而充满沉郁叙事基调的轨迹，打开人们家庭婚姻生活的帷幕，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普通家庭婚姻生活所涌现出的生存之痛和无奈之感。同时，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揭示了当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出路，以及保护这一严肃的问题。比如 《风月无边》 《尖叫》 《流言》 《卟的一声》《发愁》等，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家庭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荒诞行为，揭示出她们痛苦的生活经历和艰难的生存本相。王祥夫的这类小说 “对社会生活的多元性空间进行了多侧面的展示，让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多种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地展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生活提供更好的媒介，为文学理论知识的创新提供更充分的文学实践”[1]( P103 ～ 108) 。

　　王祥夫是一位具备敏锐观察力而善于抓住人物细微心理变化书写的男性作家。在阅读过程中，首先引起我阅读兴趣的是选入小说集《愤怒的苹果》的中篇小说 《明桂》，这篇小说后来经作者反复修改，列入小说馆花城出版系列，扩充到了 15 万字的篇幅，并改名为 《风月无边》，于 2017 年出版。这部小说以地方权力为叙述焦点，以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作为故事的叙述主体，借助乡镇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变化的细微心理直抵形而上的人生哲理思考层面，洋溢在叙事暗流中的都是那些在家庭婚姻笼罩下人的功利、人性的冷酷与人心相互较量的复杂心理。小说展示了当代婚姻家庭普遍存在的生存心理，以及这种生存心理在现代生活快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灵痛苦和复杂情绪。在这种普通家庭结构中，最牵动人的当然还不是普通家庭平凡的现实生活，而是沿袭了多年以来家庭伦理秩序内部迸发出的矛盾与张力。夫妻、母女、情人等相互纠缠、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在以家为单位的核心区域游离与靠近，或多或少地与个体心理失衡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直面个体日常生活的荒诞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悲剧，王祥夫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而问题是造成这一行为和结果的本身不带有客观必然性，而是由个体怨恨这一主观因素使然。女儿明桂对母亲章玉凤充满强烈的怨恨情绪，归因于母亲在生她之前吃了打胎药，又出乎意料地生下了外形丑陋的明桂。同时，明桂对丈夫于国栋也充满了怨恨心理，是因为丈夫在凭借父亲的权力达到目的后，又明目张胆地与漂亮的齐新丽发生奸情。同样，于国凤对齐新丽也表现出一股怨恨情绪，她认为恨就是一种力量，只要用这种力量去阻拦齐新丽掺和哥哥于国栋的家庭生活。就于国栋而言，显然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本着 “人活着最好实际一点”的人生哲学，看中明桂父亲李书记手中的权力，毅然抛弃了漂亮的女朋友齐新丽，与丑陋矮小的明桂结婚。出乎意料的是，明桂父亲在一次外出中偶然发生了车祸，而于国栋觉得明桂已没有利用价值，借此想摆脱这不如意的婚姻关系。但明桂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怨恨于国栋过河拆桥，并毁坏了于国栋漂亮的脸蛋而投案自首。王祥夫的文学表达意义就在于，他成功地穿越生活的表象，抓住生活的本质，让明桂接受于家人及于国栋本人的谅解，最终化解了双方复杂的矛盾心理，扭转了这个家庭婚姻的危机，从此回归到平静的家庭生活。

　　王祥夫十分关注乡镇普通家庭的生存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尽力为弱者代言，写出她们的生存命运、婚姻状况和内在的复杂心理，进而表达一种价值诉求。中篇小说 《尖叫》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个极其荒诞的故事。女主人公米香娘家尽管在镇上开设了三个塑料厂而有一定影响，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相反，她却错嫁给了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关培绍。而关培绍整天在镇上参与赌博，一旦输掉钱财，回家不但不反悔，还要殴打米香，甚至残忍地剪掉了米香的一个手指头。小说原本叙事的紧张场面演化为心灵的冲击与搏斗，遂产生了难以预料的人命案。米香的大弟弟和二弟弟对关培绍原本充满怨恨，在面对姐夫多次毒打米香，并且威胁到自己家庭生活时，大弟弟果断拿出三万元钱给米香，请米香的同学疤头出面，把姐夫关培绍打成了植物人，而米香也遭受了法律的惩罚。米香的悲剧伦理除了米香软弱的性格和关培绍变态的心理使然外，外部环境也加剧了米香的悲剧力度。首先是镇派出所为了维护模范镇的荣誉称号而劝解双方好合，同时法院也为了镇上达到零离婚率的指标做调停工作，让他们放弃离婚的念头，但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在没有了解和调查米香事实情况的基础上武断地下结论，最终造成了米香人生的悲剧。显然，“在作家对于这样一种既带有几分荒诞色彩同时却也带有几分悲壮色彩的人生悲剧故事的叙写过程当中，我们既能深切地体会到作家一种对于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无言的愤慨与控诉，同时也能真切地体会到王祥夫内心深处面对人类某种必然命运时一种万般无奈的深刻的苍凉来。”[2]( P107 ～ 113)

　　文学是生命个体的心灵反映，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升华。王祥夫对普通家庭伦理叙事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关怀和思考，并上升为一种艺术的表达，作出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他把这种家庭夫妻、血缘伦理冲突纳入现代文化语境中叙述，从繁琐的生活细节里尽情地挖掘个体的悲剧心理和凄惨的人生命运，这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和反思。舍勒说: “婚姻和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某些典型关系，也构成了各种类型的怨恨的丰富源泉。”[3]( P421) 《流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婚姻家庭的怨恨情绪。天生和桃花原本有着情感深厚的婚姻基础，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桃花从农村嫁给家住城边的天生，夫妻二人开起了出租车，养育两个孩子，生活其乐融融，应该算是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后来事出偶然，桃花不幸地被流氓强奸三次，惨遭割喉，幸好被路过的人发现，送往医院挽救了性命。然而悲剧并未结束，在公审大会上，犯人对强奸桃花的细节添油加醋，无限地夸大了事实，进而给桃花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桃花的悲惨命运不仅得不到娘家人的理解，还遭受到丈夫天生的怨恨，以及周围人的非议。这场厄运打碎了桃花朴素的生存理想，但是她依然忍辱负重地生活下去。可是，丈夫天生在与同行司机吵架时被羞辱，回家把怒气发向桃花并暴打了她，而桃花也忍受不了那段屈辱的经历选择喝农药结束了生命。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许地山小说《命名鸟》时颇有深意地指出: “爱最终必然要由理想的走向现实的爱，如果经不起柴米油盐的考验，也就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一定可以在现实面前依然保有其内在的纯粹性。”[4]( P59 ～ 68) 这句话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性。诚然，王祥夫在这里对桃花最终的选择是持否定态度的。毫无疑问，王祥夫凭借日常生活的洞察力和娴熟的叙事技巧，有效地处理了婚姻与情感、家庭与社会、个人与命运的矛盾关系，并上升为一种悲剧力量，表达出作家宽广而深邃的人道情怀，以及渗透在作品中的价值立场和艺术旨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驶向北斗东路》更是呈现出流言对亲情道德伦理的冲击和质疑，从而扭曲了人的灵魂，颠覆了普通人的价值观念。干货在载客的过程中捡到画家忘掉的十万元钱并与画家取得联系，画家答应给他报酬，但在归还时干货从中扣除了两万元。当亲戚都知道干货有钱后纷纷找他借，然而并没有如愿，他们反过来怨恨干货吝啬。这时，干货又遭受到公共媒体的过度质疑和宣传，最后双方不得不合议把两万元钱捐给了社会。另外，《惩罚》叙述了村长刘齐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全村多名妇女发生了关系，从而引起受到侮辱了的丈夫们的强烈不满。富有意思的是，作为村里唯一的 “库存货”，牟小玉反而怨恨村长刘齐忽视了自己。于是，在这种违背传统伦理的文化认同中，社会伦理与文化权力发生了强烈的道德冲突和较量。当刘齐非法占有牟小玉后，牟小玉的丈夫刘府伙同其他受过侮辱的男性村民对刘齐进行荒唐的报复和惩罚，有效地实现了心理的平衡。

　　二、书写乡村无奈的生存境遇与痛楚

　　王祥夫小说主题指向非常明确。“三农”问题、城乡普通群体、进城打工仔，都是作家的重点取材，同时也表现出作家对这些题材运用自如的叙述能力。毋庸置疑，王祥夫始终是站在平民的立场来描摹小人物的生存心理，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关心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描摹奋斗不息的精神面貌，以及揭示普通人在奋斗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生命运。“王祥夫的底层小说是小人物欢乐和悲哀结成的日常生活，但在这尘世俗事里，有无限的生命力。他直面人生并关注现实，对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挖掘，以积极的入世之情书写了 ‘被现代后的嚎哭者’。”[5]( P50 ～ 56) 王祥夫这种叙述能力尤其表现在对普通群体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层面，他对这类小人物的生存处境进行独到的细致描写和评判，写出了这个群体在对面临具体生活问题的焦虑状态，从而不自觉地生发出一股怨恨心理，体现出作家超越的现实观察能力和探索意识，以及满怀深情的人道关怀。

　　在某种程度上，王祥夫 “不纠缠于底层人物质生活的艰难，而是把目光投向精神层面，揭示底层人被各种外在力量侮辱、践踏、丧尽尊严的窘境，显示出其超常的洞察力和表现力”[6]( P126 ～ 128) 。长篇小说 《种子》 很能说明王祥夫这种叙事能力。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长篇经典力作，充满底层悲悯情怀。故事集中在刘玉山一家人身上。农民从县城种子站买来的水稻不能正常发芽，怀疑是假种子而引起人们的愤恨。假种子事件从刘玉山一家扩展到城郊几个村庄。为了尽快播种，农民们纷纷到种子站换取真的种子，可是种子站又没有现成的种子。此时种子站主要领导一边商量对策应付农民上访，一边联系县里要求筹资款项重新买种子。而面对这个具体问题，种子站的工作人员也各怀鬼胎，领导者推卸责任，无责任者幸灾乐祸。“怨恨作为一种心理情感波动，首先是一种心理过程，是建立在对各种外部刺激进行心理加工，对社会现象、自身社会位置、生存状态进行认知归因基础上的。”[7]( P26 ～ 29) 愤怒的农民急于播种，在失去了理智的状况下砸毁了种子站。在一场人多混乱的格局中，偏偏是刘玉山的三儿子用砖头砸了为官正直为民急于联系种子的好同志陈剑华。面对这种突发性事件，种子站的主要领导都慌了神，尤其是当时具体负责购买种子签协议的方玉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小说的剧情发生了喜剧性转变，由于站长与方玉枝的私人关系，趁机把种子的责任事故推给遭受重创的陈剑华。同时刘玉山的三儿子又可能以 “暴徒” 的嫌疑遭受法律的严惩，而三儿子的老婆又怀上了孩子，就怂恿老实而帅气的大儿子哑巴代替三儿子去坐牢。作家以一种荒诞的叙事姿态，审视乡村生存图景，对农民在生存中表达的某种情绪进行了详细地刻写，对其生活中存在某些困难和不幸表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近些年随着农村进城打工的人逐渐增多，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了变化。比较起来，我阅读长篇小说 《米谷》却给人一种难以喘息的机会，内心显得异常沉闷。这是一部书写乡村进入城市职业乞讨者的真实人生而又充满现实讽刺意义的小说，从而全新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叙述的经验范式。小说主人公米谷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都以某种方式进城乞讨赚取婚嫁的钱物，这也是家人对米谷的一种期待。按照现代城市乞讨规则，米谷长得漂亮，应该赚取足够的钱物，可是米谷进城并不幸运。她巧遇依靠卖羊肉串为生的进城打工仔小年轻，并借居在他那里，从此开始了同居生活。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日子还算过得去。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孩子不幸被人贩子抱走，并不断遭到敲诈。米谷只有出卖身体凑齐钱，不幸的是又被派出所抓了。恰巧小年轻骑车因对方酒驾撞了发生了摩擦，酒驾者凭借权力对小年轻进行毒打而导致一条腿残废。米谷又不得不再一次卖身赚钱医治小年轻的病。米谷对自我的生存之路怎么突围，始终迷茫。 “农民的怨恨情结来自于贫困所形成的价值差异和冲突，其目的仅仅是获得城市镜像所呈现出的物质景象，并非其内在的价值理念。”[8]( P85 ～ 90) 作家既写出了米谷们对日常生活的怨恨心理，又挖掘出他们在生存困境中强烈的生存愿望。米谷对外在环境造成自己不幸的生存命运深表愤怒，但是对亲情、夫妻之情，甚至友情又表现出真挚而真诚的美好品质。

　　另外，王祥夫善于抓住乡村小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尽量写出他们生活的原貌，展现这些小人物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比如 《劳动妇女王桂花》就围绕王桂花下田劳动而蚂蟥钻进了她的私处，要求丈夫在大白天通过特殊方式把蚂蟥引出来，但是在父亲的指引下，丈夫去买了肉来熏下面，王桂花却舍不得那一碗肉，在茅厕里偷偷灌进了农药，企图毒死蚂蟥来祛除自我的疼痛心理。这篇小说看似写了普通人的个人琐事，实则反映了农村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细微的心理变化和人生苦恼。同样，《顾长根的最后生活》《发愁》 《伤心蘑菇》 《管道》 《菜头》 《端午》 《卟的一声细响》 《愤怒的苹果》《一丝不挂》等小说，从多角度展示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心理，以及面对苦难生活，怀抱希望毅然生存下去的那种执著精神和勇气，在某个层面上表达了作家对乡村普通群体生存命运的关切与思考，继而完成了自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心灵艺术之旅。

　　三、透视失业者的生存理想与价值追求

　　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和发展，城市出现一群从固有的职业中解放出来的下岗工人和失去土地后的无业农民，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最终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诉求。比如曹征路 《那儿》，刘继明 《我们夫妇之间》，陈应松 《一个人的遭遇》，毕淑敏 《女工》，阿宁《乡徙》，叶弥 《郎情变意》，方格子 《锦衣玉食的生活》，翁新华 《哀兵阿满》，高君 《取暖期》，鬼子 《上午打睦睡的女孩》，魏光焰的《胡嫂》，范馨月在 《都市街灯》，李铁 《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有令峻 《夜风》，许春樵《男人立正》等。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艺术风格表达了失业者对日常生活的复杂心理，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积极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

　　应该说，在书写下岗职工题材方面，王祥夫当之无愧是一位真正达到一种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家。王祥夫熟悉城市生活，对国营企业破产后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仔的生存状况、生活追求有着独特的发现，在艺术表现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比如 《屠夫》 《我本善良》 《一步一徘徊》 《寻死无门》 《百姓歌谣》 《为什么不去跳舞》《歌声》等，尽管这些小说有的触及到了农民，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流动性的农民，生存的空间依然是城市，所以王祥夫对这类题材，处理起来驾轻就熟，而且也富有深度。

　　王祥夫以穿透性的眼光、深厚的情感和艺术化的直觉，直捣失业者灵魂深处，深刻地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和复杂的心理。长篇小说 《屠夫》叙述了一个名叫宝根的下岗工人在肉联厂杀了一辈子猪，下岗后继续在肉菜市场卖猪肉的命运遭际，反映了普通人不寻常的生活。宝根面对现实生活，充斥着精神的困苦，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丝毫气馁，执著地生存下去。他凭借勤劳、诚实、不欺客的美好品格，赢得了顾客，也赢得人脉和市场。同胞哥哥和姐姐同样遭受失业的打击，生存更加艰难，但是宝根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并没有回避困难和责任，反而尽力帮助他们。他不顾大哥二哥和姐姐推卸责任，自己一个人承担了母亲住院的全部医疗费。难能可贵的是，他瞒着妻子拿出钱想办法去为二哥申办一个报亭，尽管最后没有实现愿望，但从宝根善良的品格可以看出，他在金钱和亲情面前，更注重亲情的一面。

　　作者写出了卑微人生最朴素的亲情感，将个体的生存放在合法性的空间立场，从而显示出自我的身份和地位。当然，宝根在肉菜市场卖肉的过程中，也怨恨过这份并不理想的职业，凡事都得向顾客卖笑，所以他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送儿子读书，通过考大学来改变儿子的身份和命运。然而，尽管宝根本分、诚实而恪守市场规律，不作假，但是在经济利益至上的个体价值追求中，他反而被工商所嫌疑往猪肉里注水而抓走并罚款三百元，这显然给他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看到了曾经一起杀猪的两个同事的儿子继承了父辈的事业，而且不断在猪的身体里注水，心情表现出异常的复杂。小说写到最后，宝根被同事刘老二的儿子打成了残废，只有用手摇轮椅去送猪血，最后儿子也继承了他的事业———杀猪。小说塑造一群失业的普通人物，对这些人物群体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度挖掘，客观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存心理，揭示了他们在生存过程中凄惨的命运，并表现了他们对各种不如意生活的怨恨情绪和无奈心理，同时又写出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王祥夫小说向我们展示了 “中国故事” 的一种讲法，他取材于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又以中国式的美学加以书写与描绘，显示了传统中国美学的生命力及其在当代的创新，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9]

　　《百姓歌谣》讲述一个十分琐碎的日常生活故事。小说穿插各类平凡人生的纠葛与矛盾，凸显了人物对生存的执著、生活无奈的心理。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下岗工人，都有美好的心灵、朴素的理想和执著的人生追求，他们互相帮助，但是面对单位困难的现实处境又不能让他们的理想走得太远。二木单位效益不好，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家庭，他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去挣钱。尽管很累很苦，但为了读大学的儿子以后有好的工作，他宁愿忍受很多屈辱和痛苦。接老母亲到城里居住，体现了他的一份孝道的传统美德。当开清障车发生碰撞后，他内心惶惑，生怕承担责任，没有钱医治对方。当交警告知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对方酒驾造成时，他焦虑的心理才释然。但是事情偏偏遇巧，酒驾者的弟弟又恰恰是交警，为了挽回哥哥的损失，就对二木进行无耻的敲诈，幸好二木的朋友出面，问题才得以顺利解决。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二木的日常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当被辞掉开清障车的职业后，二木帮别人开出租车，却又被来自内蒙古的两个年轻人撞成重伤，并拖到郊区庄稼地里差点弄死。二木也算幸运，被路过这里的司机救助送到医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二木后来被辞掉了出租司机的工作，身体的伤害，求职的困难，生存迫使他不得不去从事卖饼子这一行业。在现实生活中，二木是有想法的。他本想通过各种渠道给学校学生送早点，找了很多熟人，最终还是没有如愿，依然艰难而不失时机地从事最低微的职业。王祥夫笔下的二木们的人生命运往往是不如意的，但他们敢于向命运挑战。 “面对命运，他们从不退缩，亦无埋怨，他们以自己的爱和激情挑战日常生活中的平庸，消解命运的不公和对他者的怨恨，通过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追寻完成西西弗式的命运承当，他们是超拔脱俗的真正自由者。”[10]( P23 ～ 34) 换言之，在王祥夫看来，这种生存现状本身是回避不了的，只有以乐观的人生态度积极地面对现实生活，他们才会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空间。

　　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挖掘普通人的社会人生和心理状态，并以平民的姿态审视人们不如意的生活引发的复杂心理，这成为文学的叙述焦点之一。《我本善良》仅仅围绕生命与金钱来展开，进而挖掘美好的人性在社会转型期遭受严重的挑战和考验，揭示了金钱对人性善的腐蚀，对人性恶的激扬这种不合理的悖论逻辑。吴美芳的儿子翔宝救了马来亚落到水里的儿子，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该值得赞赏，但是吴美芳在丈夫刘大宝的唆使下，认为儿子因救人导致死亡是件好事。一方面减少了抚养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可以从马来亚那里获得三十万的赔偿。下岗工人马来亚无法满足对方的需求。这种畸形的期待心理加重了吴美芳对丧失儿子悲痛之情，也刺激了她对师妹马来亚的怨恨心理，并不断驱使她去犯罪———马强的干妈吴美芳居然丧心病狂地把马来亚幼小的儿子诱骗到了一个废弃的大水箱中毙命，当然吴美芳最后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王祥夫的这种叙述笔调直抵人性的隐秘深处，在众多当代文学叙事方面，涵括了相当广阔的叙事心理视域，表现了鲜明的人性价值立场和游刃有余的叙事能力。

　　《寻死无门》叙述了下岗工人刘小富患病后的复杂心理。当他得知自己患了肝癌后，于是选择以卖肾、撞车自杀等方式筹钱，希望在病症恶化之前将生命最大程度的物质化。小说充分展示了金钱与道德之间的较量、矛盾与冲突，以怨恨的情绪剖析了富裕阶层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城市下岗工人的疏离和逃避心理。文本自始至终没有写出死亡的现实，反而通过寻找死亡印证了现实民众普遍存在的畸形性格和怨恨心理。“作品中刘小富的生命体现为一种向死而在的意义，在死亡这一终极话题的观照下，主人 公 获 得 了 人 性 的 尊 严 和 生 命 的 重量。”[11]( P42 ～ 44) 不仅如此，我们从王小丽 (《一步一徘徊》) 身上看到了下岗工人另一种生活方式。王小丽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同时做多份工作。她一边要抚养老父亲，一边要出租房子。富有戏剧性的是，出租的房子又面临拆迁。生活的重压和精神的折磨，总是在充满希望而又绝望的心理时空挣扎，理性一次次战胜现实的虚空，自觉地挑战不可避免的客观困难，复杂的情绪最终被行动的智慧取代，痛苦而屈辱的生活总会迎来希望的阳光，王小丽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王祥夫始终站在平民的立场从人性的角度去窥视小说中人物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和价值倾向，并在这种特殊场域中通过文学有限的阐释空间对复杂心理景观进行了精微而艺术化的处理，最终实现了复杂心理的有效转化。毫无疑问，从心理层面进行叙事是王祥夫个体生命体验和人生哲理思考的有效途径，也是他挖掘和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最佳表达方式，从而赋予了小说独特的诗学内涵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