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特征及其动因分析

　　摘 要：生产性景观因其具备诸多潜在价值受到广泛关注。校园生产性景观作为一种新兴的设计理念，在中国较少应用于农林、医药、设计类等具有生产或实验用地的大学中。岭南大学是我国近代教会大学中开办农科的典范，其农科教育和校园生产性景观的关系及发展过程值得探究。通过档案研究、社会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等方法，综述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的历史渊源和现代实践，梳理岭南大学农科的办学背景，分析其校园生产性景观的特征及其动因。研究发现，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源于早期的农业造园活动，并伴随着农科教育逐渐丰富，最终以面状分布在校园周边。以期完善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发展的认知，为今后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本文源自黄雯雯; 林广思， 中国园林 发表时间：2021-07-08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岭南大学;生产性景观;校园景观;情境分析;农科教育

　　在应对城市化引发的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侵占周边农田等问题，生产性景观因具备的生态、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潜在价值受到广泛关注。在学校领域，中国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实践已初具成果，但对生产性要素还停留在景观表达的层次[1]，相关研究也较少关注农林、医药、设计类等开设生产实践或实验专业的大学，如何发挥校园生产性景观的综合效益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究。

　　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最早可追溯至近代农业学堂、农业专门学校和部分开设农科的教会大学中，是用于农科教学、实践和科研的生产基地。其中，岭南大学是由美国人创办的基督教会学校，不仅将美国大学教育、科研和推广三结合的办学模式成功引入我国[2]，还成为教会大学中开办农科的典范。然而，学校最初并没有开设农科的计划，伴随学校主权、教育理念和体制的改变，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是如何产生又呈现出怎样的景观特征?

　　通过档案研究、社会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等方法，综述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的思想来源和实践，概述岭南大学农科的办学背景，并以1921 年该校确立完善的农科体制为界，将校园生产性景观营造分为2个时期，分析农科相关的造园活动以及生产性景观的产生原因、具体内容和景观特征。该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近代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解，拓展生产性景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从教育、社会和经济效益三方面为今后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建设提供建议。

　　1 校园生产性景观的历史渊源和现代实践

　　生产性景观源自生产劳动，以生产材料作为造景元素，其管理涉及栽培、维护、采收、分配等过程，是一种具有物质产出、视觉审美、文化价值、可持续的景观类型。从历史上看，“风景园林”的源头之一是果木蔬圃[3]。农业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力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园林逐渐增强其装饰性和游赏性，但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 “生产性”特征。从造园手法上看，西方规则式造园营造了一种艺术化的实用性园圃(garden)，兼具观赏性和生产性，例如意大利冈贝里亚庄园的柑橘园、法国维兰德里庄园的观赏性菜园和凡尔赛宫的国王菜园等[4]81-118。欧洲自然式风景园营造了一种田园牧场风光，又提供了高效的生产场所，例如英国的斯陀园、斯图海德园中的放牧区域，法国的埃麦农维尔庄园和德国穆斯考花园内的各种园圃、农场、牧场和工厂[4]172-251。风景园自英国兴起传至欧洲大陆，体现了源自农业生产的乡村美学思想，对生产性景观的应用不再局限于实用性园圃，而是以景观规划的方式统筹乡村乃至区域的发展，以获得社会改良和经济提升的综合效益。

　　工业文明时期，为应对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设想城市四周被农业用地围绕，包括耕地、牧场、果园、森林等。同时期，“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一词逐渐用于风景园林规划和城市规划实践之中，城市公园运动在欧美大陆兴起。源自农业生产和乡村美学的园林文化，成为当时诸多城市公园的设计理念。即使在现今多元化的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仍有许多被设计的景观 (designed landscape)延续了“生产性”特征，例如英国米勒花园中的苹果园、克伦伯公园的厨房花园(The Walled Kitchen)，美国的白宫菜园(Kitchen Garden)、阿尔塔迪纳市民农园 (Altadena Community Garden)等[5]。

　　在学校领域，中西方大学校园都经历了从内向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对生产性景观的应用从实用性园圃，发展为集生产、生态、文化、教育等一体的综合性景观。西方大学校园形成于私人住宅的学园，发展至中世纪为道院封闭式的方院体系，一些庭园种植果树、蔬菜及药草，并在建筑周围点缀花卉和灌木[6]18-24。在近代大学中，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例，最初是在中轴线两侧的10 个花园里种植庄稼，既可以使师生享受收获的乐趣，也可满足自给自足的理想生活[6]44-45。生产性景观还应用于开设农林、医药、设计等需要生产实践或实验专业的大学中，为教学、实践和科研提供场地和资源，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校区)校园内种植野生水稻的湿地花园[7]，沈阳建筑大学浑南新校区的稻田景观[8]等。

　　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可追溯至近代农业学堂、农业专门学校以及部分开设农科的教会大学中，具体内容包括农田、桑地、果林以及各类园圃等，但相关的历史和实践研究仍然匮乏。岭南大学作为美国教会大学，在校园规划和教育模式等方面完全采用美国大学校园模式，并首先引进美国农业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教育模式[2]。

　　2 岭南大学农科办学背景

　　岭南大学农科办学始终受两方面因素的驱动，一方面是以高鲁甫为代表引入美国农业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是为解决近代中国尤其是广东的农业问题(图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大学在中国纷纷成立，以传播宗教、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为目标。同时期，欧美教会意识到发展农业教育是传教的有效手段之一，遂派遣农业传教士到海外服务进行传教活动[9]17-25。1908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专业的高鲁甫(Groff George Weidman，1884—1954)到达中国广州岭南学堂任教[10]，此后数年开展一系列农业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实践活动，不仅促进了岭南大学农科的成立和发展，也将美国农业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引入中国[11]。

　　同时期的中国，兴农思想盛行，政府相继出台法令为农业兴学提供保障。1903年清政府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中国各省以农业学堂、农科大学为代表的农科教育缓慢发展起来。 1912—1913年间，民国政府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农业专门学校规程》等，标志着高等学校进入法治管理阶段。1922年，教育部颁布实施“壬戌学制”，借鉴美国教育体系 “六三三学制”，进一步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逐步确立农业教育是作为农民职业教育的观念[11]。在相关政策的保障和高鲁甫的推动下，岭南学校农学部于1916年9月成立[12]171-173，其农科教育适应时代需求逐渐兴起。

　　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巨大冲击下，教会大学纷纷向政府注册，执行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9]111-112。1921年，由中国人负责的岭南农科大学成立，以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为办学宗旨，下设教育部、试验部、营业部和推广部(劝农部)，分管教学、研究以及推广农业技术和成果[13]56-58。1927 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原岭南农科大学改为私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其农科教育迈向更兴盛的时期。

　　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发展停滞。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的文、理、政法、财经各院系并入新中山大学(今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区);农学院并入华南农学院 (今华南农业大学);工学院并入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14]。原岭南大学康乐园改为新中山大学校址，原中山大学石牌校园改为华南农学院和华南工学院的校址。

　　因此，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以1921年为界，根据建设目的不同分为2个时期，前期是以科研为主的小规模试验型生产性景观，之后是 “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教育模式下的生产性景观。这些伴随农科教育形成的生产性景观，成为各个时期校园户外空间的重要内容。

　　3 试验型生产性景观(1907—1921)

　　1904年，岭南大学在广州河南岛的康乐村建设永久校址，早期的校园规划方案没有农科相关的建筑和生产用地[15]。这是因为学校最初没有开办农科的计划，旨在通过教授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对中国进行启蒙并使之基督教化[13]9。最初，校园景观建设就是简单的清除杂草和整地铺路，但从高鲁甫来到后，就开始了系统的植树活动。不久校园里就植上了李树、榕树、樟树和荔树等乡土植物[13]31，为校园增色不少。

　　在教学方面，高鲁甫在授课之余进行了一项 “学校花园计划”(school garden program)[10]，以激发学生对农业的兴趣。曾于1910年在岭南中学读书的谭锡鸿称此经历为“劳动所获，颇有可观，对植物学渐感兴趣”[12]167。至1912 年，岭南中学正式开设“学校园艺”(school gardening)课程[10]，要求“中学第三年级学生需领地一小段，树艺疏豆或花木，借以研究其生长[16]”(图2)。1911年，高鲁甫在校内新建一座奶牛场，既满足学校部分人对稳定的奶源的需求，也为相关的教学和实践提供场地(图3)[13]56。

　　至农学部时期，农科课程逐渐丰富，与之配套的实践也以实习的形式列入教学章程，要求学生亲自从事垦地、栽树、养殖、收获等农业活动，并对成果进行验收(图4)。1918年，学校新增桑蚕学院以试验改良蚕丝，在校西南怀士堂围墙外开垦30亩(2hm2 )地种桑，由谭锡鸿负责授课[12]171-173。

　　在科研方面，高鲁甫进行了大量中美之间的植物引种和适应性研究，并与美国农业部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1907年，美国农业部植物引种处开始实施一项荔枝引种计划，高鲁甫负责调查原产于华南的荔枝和龙眼[18]。1917年，高鲁甫接受美国农业部任命，担任美国南部之行的田野调查助理，研究柑橘溃疡病的问题，并研究岭南荔枝作为他的硕士论文[13]57。他的工作和广东省新兴的农业计划符合，不少成果在广东享有很大的知名度，也开创了学校把教学成果推广到社会的办学模式[19]。

　　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品种为岭南大学校园绿化提供了丰富的植物基础。例如1915年，学校在菲律宾科学局的帮助下开办草药种植园，园内的植物主要来自野外采集，由罗云飞负责。 1916年，学校建立了柑橘属水果引种站，栽满了不同种类的柚子、柑橘、中国蜜桔和其他柑橘属植物，有些种子甚至直接播种在校园里[13]57。

　　1904—1921年间，随着农科教育的引进与完善，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从无到有，主要用于培育改良各类农产品，为教学和实践提供场地，也起到美化校园的作用。根据所得农产品的类型，可将生产性景观分为5类：蔬果类、花草类、果木类、粮食类和禽畜类。蔬果类：蔬菜园圃内除种植华南著名品种之外，还引进美国甜糯米粟、甘笋、秘鲁棉豆。花草类：有公花园2处 “供校内陈设，亦有出售者”[16]。果木类：珠江河畔基围上有老树黑叶荔枝150株、老檀香山木瓜1株，桑地30亩(2hm2 )。粮食类：至少有农田 150亩(10hm2 )。禽畜类：指畜牧养殖的建筑， 1918年又新建家禽坊、猪坊、山羊舍、磨谷坊，位于校园西邻新凤凰新村边界之间[12]171-173。

　　4 “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生产性景观

　　1921年，高鲁甫协助钟荣光校长组建了岭南农科大学，次年接掌，成功引入美国大学“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2]。学校农场面积扩大到150英亩(约60.7hm2 )，主要用于庭院布置、培育果蔬、办牛奶场和饲养牲畜、改良稻米和其他作物的品种[13]58。随着农科教育的兴盛，校园生产性景观呈现出更为广阔且丰富的内容。

　　逐渐本土化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教育模式在人才培养、农产品改良、产品销售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都取了丰硕的成果，对广东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作出巨大贡献。 1923年出版的《教育一瞥录》中记载：“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 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广州水牛乳、檀香山木瓜均有成绩报告。前年已经建成新式牛房一座。4 年来又派植物专员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约4hm2 )，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21]”这种注重实际应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也从农科推广到其他学科，成为岭南大学对“作育英才、服务社会”这一办学精神的实践，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贡献[19]。

　　到了20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形成了包括实验总场和实验分场的一整套实践基地，校园生产性景观以面状分布在学校周边区域(图5)。其中，蚕丝学院相关建筑及桑蚕基地分布在校园南部，其旁有园圃和一大片竹园，另外一片则分布在十友堂、模范村屋的北侧和西侧，还有一片分布在北部珠江边上。在校园靠近珠江的地方，堤岸上种植着一排排荔枝树，堤岸下为农业试验田(EXPERIMENTAL FIELD)，用于种植大米(图6)。学校还有2座新式温室，用于植物繁殖学和促生学的相关试验[13]95。

　　这一时期的校园生产性景观得到极大发展，直接原因是学校对农业教育的高度重视，逐渐形成农田、试验田、竹林、桑蚕基地等类型丰富、面积广阔的景观内容。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岭南大学发展农科是源于当时社会对农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并由教会和爱国志士两股势力共同促成。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相关社会运动的爆发，教会大学迫于政府和国人的外部压力使其教育趋向本土化、世俗化;另一方面，教会大学内部顺应社会实际需求，在“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想下，发展农业实业教育以为服务中国社会。

　　同时期，教会大学中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也相继开设农科课程。这些教会大学也有类似的校园生产性景观营造活动，在校内外开辟各类农场，将校内形成的生产性景观元素向城市中延伸。比如金陵大学将校内未建筑的地方一律用作农林实验场，也在校外的鼓楼左、太平门外开辟农场400 余亩(约26.67hm2 );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在邵武开辟了农艺试验场150亩(10hm2 )，森林试验场1 000多亩(约66.67hm2 ) [22]。

　　可以说，岭南大学发展农科教育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顺应国情的必然举措，在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适应国情以寻求自身发展，秉承“施行人格教育，养成科学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的办学宗旨[13]221，逐渐发展出本土化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同时，岭南大学发挥其临近水源、地势平坦、气候湿润等自然优势，逐步开辟农田、园圃、试验场等景观内容，丰富了校园空间的层次和形态，形成了具有田园特色的校园景观风貌，为相关教学、实践和科研提供场地，也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和经济效益(表1)。

　　5 结果与讨论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停办，中山大学迁入。此后，中山大学在扩建中维持了原“十”字轴线的空间格局，在原生产性景观中仅保留西运动场旁的竹园(现为竹标本园)。华南农学院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和岭南大学农学院农场改建为实习农场，并明确农场应配合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试验研究，使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指导生产[23]。如今的华南农业大学既有悠久的历史积淀，亦有山林原野、农田湖泊等独特的景观资源，包括各类试验田、树木园、苗圃、温室等[24]，呈现出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式景观风貌。

　　对比岭南大学、重组后的中山大学和华南农学院的校园生产性景观发展，再次印证了校园空间作为教育的物质载体，随教学内容和教育理念的改变而变化的特征。岭南大学的农科教育是在内外压力共同作用下逐渐发展兴盛，随之开展的农业造园活动形成了校园空间形态中的新元素。校园生产性景观伴随着农科教育的兴盛，其类型逐渐丰富、数量和面积持续增加，最终形成以面状分布在学校周边的布局形态。但因其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布局略显散漫且欠缺观赏性。同时，校园生产性景观通过承载师生课外教学、实践、试验等活动以支持“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教育模式，进而实现“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教育理念[13]221，即培养农业人才，并向社会推广农业成果和技术以促进经济发展，兼具教育、社会和经济效益。

　　总之，通过分析岭南大学校园生产性景观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加深对近代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解，完善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发展，也为今后校园生产性景观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对于开设农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需要实践场地的院校而言，生产用地是珍稀的景观资源，有助于营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风貌。结合目前我国校园生产性景观存在的问题，可从教育、社会和经济效益三方面改进相关规划与设计。校园生产性景观建设不仅应注重审美上的观赏性，体现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还应将生产所得付诸实用以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可提倡学生参与劳动，在实践中彰显教育意义。此外，鉴于现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多样化和更新快等趋势，大学校园规划应注重空间的多功能性和弹性，并根据自身教育理念、办学模式和学科特点，灵活地设计和改进校园空间以满足师生的活动和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