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的方式突显性差异及其动因

　　提要：本文通过两项研究考察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词汇化模式特征、方式突显性差异及其动因。研究一采用汉英小说类比语料，对比两种语言的类型学倾向。结果显示，汉语在编码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表现出非强势S⁃语言倾向，而英语表现出V⁃语言倾向。研究二采用汉英小说平行语料，对比两种语言的方式突显性差异，验证研究一的结论，发现汉语方式信息突显性高，描写颗粒度较为精细，而英语呈现较强的方式泛化倾向。汉英方式突显性差异是由两种语言“因言而思”模式差异所致，受到两种语言的词汇语法可及性和搭配灵活性的限制。

　　李家春; 邓宇， 现代外语 发表时间：2021-07-29

　　关键词：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因言而思;方式突显性;词汇化模式

　　1. 引言

　　根据 Talmy (2000) 的宏事件理论，运动事件、体相事件、行动关联事件、实现事件和状态变化事件 (Event of State Change, 简称 SC)是语言和认知中最普遍的语义范畴。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件时，概念结构映射到句法结构的模式具有跨语言差异。Talmy 据此提出语言类型二分法，将世界诸多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 (Verb ⁃ framed languages, 简 称 V ⁃ 语 言) 和 附 加 语 框 架 语 言 (Satellite ⁃ framed languages, 简称 S⁃语言)。V⁃语言的典型代表是西班牙语、法语等罗曼语族语言， S⁃语言的典型代表是英语、德语等日耳曼语族语言。Slobin (2004) 针对连动式语言提出了第三种类型，即均衡框架语言 (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s, 简称 E⁃语言)。上述语言类型划分主要基于运动事件，而对具有同等普遍性的状态变化事件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统观文献，宏事件类型学主要基于框架事件的核心图式判定，忽视了副事件的作用。方式、致使等副事件虽处于从属地位，却有可能比框架事件显得更为具体、形象和生动(严辰松 2008)，对事件语义类型特征亦有锚定作用。

　　事件的方式语义研究近年成为语义和认知领域的热门议题。Bowerman (2005) 考察了语言习得中方式泛化现象及其与类型学的关系。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10)、Levin & Rappaport Hovav (2011, 2013)探讨了方式和结果的句法语义接口问题，提出方式和结果的互补性原则，并分析了方式动词的事件结构特征。Talmy (2000)聚焦于方式语义要素的跨语言词汇化模式，而 Slobin (1996, 2004, 2006)认为方式语义编码及其修辞风格与词汇化类型学特征呈现正相关，S⁃语言比 V⁃语言的方式语义突显性更强。Majid et al. (2007)发现不同语言在方式动词的语义聚类上存在共性，但在特定的方式语义空间上呈现差异。Slobin et al. (2014)通过实验证实了 S⁃语言方式突显性假说。具体而言，S⁃语言拥有丰富的方式动词，还可用多种修饰语对方式动词进行增容; V⁃语言则使用大量泛义运动动词，当方式语义需要突显时，常通过副词修饰语 说 明 。 Kou & Hohenstein (2020) 通 过 分 析 实 现 事 件 ( 特 殊的状态变化事件)，认为方式语义的概念化会影响词汇化类型。由上述可知，状态变化事件的方式语义编码特征对语言类型学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以汉英对比为例：

　　(1) 他捏死了那只蚂蚁。 (2) He killed that ant.

　　例(1)中，汉语用 V1⁃V2动补结构做谓语，V“1 捏”是主动词，编码 [方式]，V2 “死”是虚化的封闭类补语，编码核心图式[状态变化]，整个状态变化动词复合体呈现 S⁃型。例(2)中，英语用单动词“kill”做谓语，编码状态变化事件的核心图式，呈现 V⁃型。汉语中大量诸如“捏死”、“灌死”等结构均可英译为“kill”。由此可知，方式信息编码与语言类型学差异具有高度相关性。鉴于此，本研究拟从以下三方面展开：1) 考察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的类型学差异;2)重点探讨[方式] 语义要素的词汇化模式差异;3)分析方式语义表征差异之动因。

　　2. 理论基础

　　2.1 状态变化事件的词汇化模式

　　状态变化事件指“物体或情景特征的变化或保持不变”(Talmy 2000: 237)。 Vendler (1957: 143⁃160) 提出四种事件类型：状态、活动、完成和达成。其中，完成和达成具有终结性，属于状态变化事件的范畴。状态变化事件的核心图式是[状态变化]，即内因或外因导致某种状态上的变化，可分为自主性状态变化事件和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本研究聚焦于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 (Event of Caused State Change, 简称 CSC)，包括施事性和非施事性两种。

　　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不仅编码[状态变化]，还包含[致使]和[方式]等语义要素。Talmy 的词汇化类型学聚焦不同语言编码同一事件的总体倾向。V⁃语言倾向于用主动词编码核心图式，用分词或副词性成分表达副事件;S⁃语言则倾向于用附加语编码核心图式，用主动词表达 [方式]副事件。既往研究认为主动词是核心，补语是附属性成分。Talmy (2000) 则提出附加语可编码事件的核心信息。例如，“I blew the candle out”中“out”编码[状态变化]核心图式，而主动词“blow” 编码[方式]副事件。

　　状态变化事件的认知研究已引起学界关注 (贾红霞、李福印 2015; 杜军 2016; 杜静等 2018)，但汉语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的类型学研究尚属薄弱环节，相关汉英对比研究亦鲜见。

　　2.2 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方式]语义异同

　　一般而言，[方式] 信息常见的编码手段是方式动词(Manner Verb，简称 MV)和外围方式表达 (Alternative Manner Expression，简称 AME)。方式动词即表达[方式] 信息的主动词，如“踢碎”中的“踢”1 ;外围方式表达是主动词之外的成分，如“kill sb. with kicks”中的“with kicks”。根据 Talmy (2000)和 Slobin (2004) 的研究，S⁃语言通常用方式动词编码 [方式];而 V⁃语言通常以外围方式表达编码[方式]，因而其副词性成分获得更高的突显度。但是，由于外围方式表达为额外成分，增加了认知负荷，V⁃语言使用者出于经济性考虑常将其省略。可见，方式动词的语义精细度和使用频率具有类型学区分意义，而外围方式表达有助于研究不同类型语言的修辞风格和语篇特征。汉语和英语在方式语义突显度上存在如下差异：

　　首先是方式动词的使用。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倾向于采用动补结构编码 [方式]和[状态变化]，对于[方式]的描写精细度较高，如“砸碎”。英语属综合型语言，动词的整合能力较强，可将[方式]和[状态变化]共同融入主动词中，如“smash”。英汉方式动词存在一对多现象，例如，“cut”对应着汉语“切”“剪” “割”等多个动词，呈方式泛化倾向。

　　其次是外围方式表达的使用。方式信息可通过形容词、副词、拟声词、重复、小句等词汇⁃语法手段编码。例如： (3) a. 他……啪嗒弄响了一个机关。《红高粱家族》 b. He …snapped on a switch.

　　汉语采用动补结构“弄响”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中性动词“弄”并未定指[方式]，因此用拟声词“啪嗒”补偿方式信息，加强修辞效果，句法上具突显性。而英语采用“snap”对译，[方式]包含在动词中，句法突显性降低。

　　Talmy 将状态变化事件视作运动事件的隐喻扩展。有关运动事件的实证研究表明：S⁃语言和 V⁃语言中[方式]突显性存在显著差异，S⁃语言描述[方式] 频率更高，词汇更丰富，颗粒度更为精细 (Slobin et al. 2014)。按照 Slobin 的假设，[方式]的类型学差异会扩展到其他类型事件中。运动事件相关研究一般认为汉英均为 S⁃语言。倘若这种观点正确，汉英都应属于[方式]语义突显性高的语言，[方式]的概念空间会获得更多关注，[方式]语义的可及性较高，编码[方式]的词汇丰富程度和频率都较高。如果此观点经实证研究证伪，则说明不能对一种语言中的各类下属框架事件做语言类型的笼统判定，而应就具体事件而论。

　　3. 研究一

　　研究一以汉英小说文本为类比语料，考察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典型模式的分布，揭示两种语言的类型学倾向。

　　3.1 语料选择

　　选择汉英小说各九本，每本抽取 30 个片段，每个片段包含一个或多个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具体包括事件的起始点、终结点以及[致使]、[方式]、[状态变化]和[工具]等语义要素。各语义要素的表层形式有动词、名词、短语和小句等。抽样时，参考 Özçalışkan & Slobin (2003)的原则，采用系统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从首页起每隔 5 页穷尽性抽取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片段，每种语言抽取 270 个片段，汉英共计 540 个片段。两位研究者整本阅读后确定抽样原则，再分别交叉比对所有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片段，确保一致性。语料抽取一致率为 97.4%，不一致的由第三位成员判定。最终语料录入 Excel 进行标注分析。

　　3.2 语料标注

　　语料标注以小句为分析单位，即：每个小句只包含一个谓词，每个谓词只表达一个状态变化情景 (Berman & Slobin 1994: 657)。我们对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表达的 S⁃型、V⁃型、E⁃型等结构进行了标注，结果见表 1：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可通过多种形式突显[方式]信息。例如，“Tom flung open the door”可汉译为“汤姆猛地推开门”，汉语通过方式副词“猛地”对方式动词“推”进行扩展，突显方式信息。这类外围方式表达的跨语言差异在平行文本中更显著，我们将在研究二中详述。

　　3.3 结果与分析

　　经统计，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词汇化模式分布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显示，汉语中的 V⁃结构占 8.18%，S⁃结构占 46.97%，E⁃结构占 25.86%，方式动词占 18.73%，中性动词占 0.26%，汉语词汇化模式偏重 S⁃语言类型。由于 E⁃结构和方式动词单用占一定比重，汉语并非强势 S⁃语言。英语中的 V⁃结构占 63.10%，S⁃结构占 26.90%，方式动词占 5.17%，中性动词占 4.83%，因而偏重 V⁃语言类型。两种语言的结构特征与 Talmy (2000) 和 Slobin (2004) 的观点不一致，但与李家春 (2018, 2020) 对实现事件的类型判定趋同，这表明同一语言中不同事件的语言类型归属可能截然不同 (Croft et al. 2010)。

　　为了揭示方式信息的突显度，我们对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表达的各类词语的类符和形符做了统计，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汉语中共有 673 个状态变化相关词语。其中方式动词类符为 147，形符为 296，数量和比重较为突显。非参数卡方检验显示，方式动词和其它类型在类符分布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c2 = 341.513，p < 0.05)，形符总数亦存在显著差异 (c2 = 447.698，p < 0.05)。而英语文本中共有 372 个状态变化类词语，其中方式动词类符为 14，形符为 23，频率远低于汉语。但英语状态变化动词使用频率较高，形符占 61.29%。

　　同时，我们对编码方式信息的其他词汇⁃语法手段做了统计，结果见表 3。从该表可见，汉语中外围方式表达共 13 例，具有多样性。最常见的是副词性表达，对方式动词起修饰和补充作用，共 6 例;形容词仅 1 例;拟声词共 3 例;词汇重复，具有强化方式语义的作用，共 2 例;小句，可单独承载完整方式语义信息，仅 1 例。而英语中外围方式表达共 19 例，以副词性表达为主，其功能亦是对方式信息的扩展。

　　4. 研究二

　　为弥补类比语料之不足，研究二以平行语料考察汉英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方式突显性的差异，验证研究一的结论。选取莫言的六部小说及其英译文为语料，译者是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其译作具有广泛的接受性和较强的研究价值。文本选择基于三个因素：第一，情节起伏较大，富于戏剧冲突，描写生动，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丰富;第二，口语化程度高，符合“高频率、口语化、普遍性”标准 (Talmy 2000: 27)。第三，小说及译本的语义范畴具有同一性，即语义事件相互对应，通过分析原文和译文差异，可揭示词汇语法可及性以及语言使用倾向 2 。研究主要探讨汉英方式语义编码的系统性差异及其动因。

　　4.1 语料选择

　　语料包括《酒国》《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蛙》《红高粱家族》及其译文。抽样方法与研究一相同，但数量增加至每本 60 个片段，汉英总计 720 个片段。汉语原文抽样后，从英译本中找出相应译文。如果译文某句省略，则删除该句后再按先前抽样方法补齐。语料的结构特征及标注方法与研究一相同。

　　4.2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比发现，汉英方式语义突显性存在系统性差异，其中最显著的是英语文本中[方式]语义的泛化倾向，即[方式]语义精细度降低或省略。

　　根据精细度来划分，方式动词可分为上位方式动词和下位方式动词。例如，汉语“V 死”类结构中，“杀死”属于上位方式动词，而“轧死”、“踢死”属于下位方式动词。汉语采用较多下位方式动词，对[方式]予以精细化描写，而英语采用较多上位方式动词、中性动词和省略等，整体上降低了 [方式] 的突显性。汉英文本的语义对等情况可分为两大类：语义对等和语义不对等。语义不对等又可分为语义调整、方式动词语义泛化和外围方式表达语义泛化三种类型。语义对等占比较高，达 50.37%，说明汉英具有语言共性，英语的词汇语法特征允许译者在编码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汉语的结构，如“洗净”译为“wash sth. clean”。语义调整占 7.33%，如“染红”译为“stain”，“灌死”译为“drown”，语义上发生了变化。方式动词语义泛化占 34.23%，如“毒死”译为“kill”。外围方式表达语义泛化占 8.07%，如“枪毙”译为“put sb. in front of a firing squad”。我们将重点论述后两种语义泛化现象。

　　4.2.1 方式动词语义泛化

　　汉语对[方式]描写较为细致，而英语方式语义常省略或编码于宽泛的词语，如上位方式动词、形容词使动用法、中性动词和静态动词等，其[方式]语义的精细度削弱。

　　第一类，上位方式动词。译文中上位方式动词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原文。原文中部分 S ⁃结构在译文中译为了单动词。例如，“捻破”、“踩破”均译为 “squash”;“拽开”、“拧开”均译为“open”;“摔死”、“气死”都译为“kill”。经统计，译为“kill”的汉语词汇有 12 类，共 36 个。由此可知，汉语倾向于采用 S⁃结构， [方式]描述丰富细致，而英语倾向于采用 V⁃结构，[方式]精细度有所降低。

　　第二类，形容词使动用法，包括使动用法的形容词和形容词派生的动词。例如，“打瞎某人”译为“blind sb”，“瞎”表达的[状态变化]由方式动词“打”导致，英语仅表达了[状态变化]，[方式]隐没。又如，“熏黑”译为“blacken”，[方式] 省略。

　　第三类，中性动词。语料中的英语中性动词对应原文方式动词的句法槽位，但[方式]信息隐没，见表 4。

　　第四类，静态动词。英语以静态动词对应汉语原文的动态动词，如“喝光”译为“finish”，“踢倒”译为“send sb. sprawling”。这些动词虽具有施事性，但呈静态性。

　　4.2.2 外围方式表达语义泛化

　　汉语偏好使用动词编码方式语义，与英语相比动态性更强。英语可将 [方式]编码于主动词，亦可采用外围方式表达对译，[方式]描写也常呈泛化倾向。

　　第一类，名词性结构。S. Potter 指出英语中存在“名词优势于动词”的倾向 (转引自连淑能 1993: 105)。Quirk (1973: 48) 强调，“名词通常具有静态性特征，因为其指称的是稳定的实体，既包括具体的实体也包括抽象的实体。” 英语中大量名词性结构的使用降低了文本的动态性，使得[方式]精细度降低或省略。

　　(4) 我感到铁蹄砸碎了那狼的头骨……。 《生死疲劳》 I felt the crack of bone…. 原文中“砸”表达[方式]，“碎”编码核心图式[状态变化]。译文中的“crack”只强调[状态变化“] 裂开”或“碎裂”，[方式]不明确。第二类，形容词结构。英语常采用形容词表达动词语义。

　　(5) 干草要铡细过筛…… 《丰乳肥臀》 The hay must be fine and free of impurities… 原文中“铡细”表示用铡的方式使干草变细碎，而英译文中形容词“fine”仅表达[状态变化]，[方式]未提及。第三类，介词结构。英语介词丰富，被称为“介词性语言”。样本中介词结构使用频率较高，抑制了方式动词的使用频率。

　　(6) 他握紧拳头，轻轻地敲打着橡木的暗红色年轮…… 《酒国》 When he thumped the dark red growth rings with his fist… 例(6)中，“握紧”并未译出，但用介词短语“with his fist”进行补偿，“握”未体现，[方式]有所泛化。

　　5. 综合讨论

　　5.1 汉英[方式]突显性的系统性差异

　　类型学差异导致汉英[方式]语义突显性的系统性差异。汉语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具有丰富的词汇语法手段，其词汇化模式偏重 S⁃语言特征，但并非强势 S⁃语言。英语在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体现出 V⁃语言特征。这与 Talmy 和 Slobin 等基于运动事件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一致。

　　现代汉语属分析型语言，不同语义可由不同词语表达;英语属综合型语言，很多词语的语言整合能力较强。这种类型学差异在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英语母语者常用两种策略：一是用单动词编码[方式]和 [状态变化]，二是直接编码 [状态变化]，[方式]隐没。从整体上看，汉语在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动补结构使用较为频繁，方式动词较为丰富，方式信息描述的精细度较高;英语则在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呈现方式泛化现象，倾向于简要描写甚至省略方式信息。这与英语运动事件方式突显性高且为 S⁃语言的结论不一致 (Slobin 1996, 2006)。由此推定，同一语言中不同类别事件词汇化模式类型存在差异，Talmy 的类型学二分法亦不适用于所有语言。一种语言在词汇化模式上可能具有 V⁃语言特征，但在修辞风格方面具有 S⁃语言特征，而在其它参数上可能呈现迥异的特点。无论是类型学二分法，还是连续统，都不能对所有语言中的不同事件笼统定性，可采用类型矩阵，根据多种参数锚定每种语言特定事件在矩阵中的位置。

　　5.2 汉英方式信息突显性差异的动因

　　Slobin (1987, 1996, 2004) 基于跨语言口语实验和翻译文本提出了“因言而思”假说。该假说属语言相对论温和派的代表观点，聚焦于语言类型对思维方式和语言在线处理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在语言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中，思维方式受到本族语语法结构的影响，因而优先关注本族语中已有结构允许编码且易于编码的内容。不同语言之间的类型学差异对认知过程尤其是描述事件时的在线处理方式产生影响。不同语言的心理表征差异引导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一些未曾关注的方面。S⁃语言中，主动词通常编码[方式]，倾向于对[方式]精细描写;V⁃语言中，主动词编码[状态变化]，而[方式]信息常用附属性成分表达，且仅在必要时予以描写。这是不同“因言而思”模式驱动的结果，而不同“因译而思”模式使得译者受到不同词汇语法可及性和词语搭配灵活性的限制。

　　5.2.1 词汇语法可及性的限制

　　可及性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通常指人在说话时，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程度 (许余龙 2000: 321)。一般情况下，更易提取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具有更高可及性。译者所做的选择是在目的语所能提供的各种选项中进行的。根据提取便捷程度，这些选项使用频率不同，形成级差序列。而不同语言中，级差序列有所不同。编码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汉语中的 S⁃结构可及性大于 V⁃结构，而英语中 V⁃结构优先于 S⁃结构。汉语中很多表达在英语中可及性较低甚至不存在。例如，“刺死”和“刺成重伤”在英语中转换为“resulting in either 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