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

　　摘要：狄更斯是中国译介最早、译介作品最多的英国作家之一。文章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系统梳理后发现,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呈现战争题材更受译者青睐、短篇小说译介多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多为重译本且语言通俗化等特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对抗战文艺及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进程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狄更斯在中国翻译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

　　本文源自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09):130-133.《哈尔滨学院学报》(月刊)创刊于1980年，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发行的，由哈尔滨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其前身是《哈尔滨师专学报》，1980年创刊，季刊，1999年改为双月刊，2001年更名为《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改月刊至今。本着传播理论信息，沟通学术见解，推动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繁荣科学文化的办刊宗旨，在体现学术性、高校性、师范性和地方性特点的同时，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新(选题新)、快(出版快)、高(刊文学术水平高和编辑出版质量高)，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刊风格。荣获全国地方高校优秀学报。

　　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数十部中篇小说及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作品运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大都真实再现了他所在时代各个阶级不同人的生活状况,注重描写底层生活人民的艰难困苦,揭露社会不公。因其作品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狄更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在中国,狄更斯是译介最早也是译介作品最多的欧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海《大陆报》将狄更斯介绍给中国读者,1907年林纾与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长篇小说,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从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就没有中断过。

　　关于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学者已经做过相关研究。柯亚最早对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进行了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考察了狄更斯在我国近一百年的译介史,并分别从文学接受角度与翻译研究角度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前(1907—1949)、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1949—1977)、新时期以来(1978—2002)各个时期的译介特点与重点,揭示了在狄更斯译介背后复杂的操纵因素及与之关联的我国各个时期文化语境的特色。[1]童真在其专著《狄更斯与中国》中,将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分为1907—1948、1949—1966、1977—2008三个时期,介绍了狄更斯译介的主要译者及出版者,并分析了狄更斯代表作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汉译本;指出了狄更斯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和被接受的缘由,分析了狄更斯对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狄更斯对老舍及张天翼创作的影响。[2]

　　现有研究都没有将全面抗战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来探讨。笔者认为,抗战期间,意识形态、文学取向、目标读者及时代诉求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笔者将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分析其价值所在。

　　一、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译介情况

　　全面抗战时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社会现实促使文学翻译的选择更加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的译介主要表现在翻译出版及期刊连载两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情况来看,魏易编译的《双城故事》(ATaleofTwoCities)于1933年3月出版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3年11月及1935年6月再版了1926年12月该馆出版的伍光建译本《劳苦世界》(HardTimes)。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以32开本的形式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块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至1937年6月该译本已三次出版。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二京记》(ATaleofTwoCities)。同年,由奚识之译注的《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由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上海达文书局出版了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该译本于1940年再版。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了海上室主翻译的《双城故事》文言文译本。1942年2月,上海新时代社出版了邱斌存翻译的欧美作家短篇小说集《汤琰穆飞游记》,其中狄更斯的短篇小说《娜如底死》《曷利底死》被收录其中。1943年1月至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大卫·高柏菲尔自述》(DavidCopperfield)(4册),该译本原译稿54～57章在桂林紧急疏散时丢失,后由徐永怀补译。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了邹绿芷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其中收录《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六篇短篇小说。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3册)。1945年2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译的狄更斯中篇小说《圣诞欢歌》(AChristmasCarol)。1945年9月,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陈原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人生的战斗》。

　　从期刊发表方面来看,也很丰富。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文学研究》每月连载孙云翻译的《圣诞欢歌》。1944年,邹绿芷所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酒徒之死》刊载于《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同年,邹绿芷翻译的《和雷细奥·斯帕金斯》刊于《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改进》杂志刊载了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古怪的当事人》及其随笔《我的家庭生活》。

　　自193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狄更斯有《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两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得到译介,既包括新译本的出版,也包括前人译本的再版。从译本数量来看,《双城记》在当时最受译者及出版者欢迎,共出版五个不同译本,《大卫·科波菲尔》次之。当时在中国译介的中短篇小说有《人生的战斗》《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圣诞欢歌》《古怪的当事人》,共计11篇,此外还有随笔《我的家庭生活》。

　　二、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译介的特点与战时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

　　査明建和谢天振认为,文学的发展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每个时期的文学翻译也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社会政治对文学的诉求息息相关。不同的文化语境就决定了文学翻译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呈现不同的特点。[3]全面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样也决定了狄更斯作品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译介具有以下特点。

　　(一)中长篇小说译作多为重译本且语言趋于通俗

　　在全面抗战时期,译者选择翻译的狄更斯作品多为之前已经译介到中国的作品。根据已知资料发现,《双城记》首次译介是1928年魏易编译的版本,之后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五种不同译本,包括节译本、全译本、译注本、文言译本、白话译本等;《大卫·科波菲尔》更是早在1908年就经林纾和魏易合作以《块肉余生述》的名字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熟知,抗战时期又有新译本即许天虹译本出现;《圣诞欢歌》译本在中国首次出现是竞生于1914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期名为《悭人梦》的译作,之后接连出现了孙毓修、闻野鹤、谢松糕翻译的三个译本;《人生的战斗》在1916年最早由周瘦娟以译名《至情》译介到中国。此前的译本都是文言译本,而在抗战时期,除去对之前已有译本的再版,已很少有译者用文言文翻译,大都采用白话文,且所用语言通俗易懂。

　　早在1908年,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一系列作品,将其带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之后,众多译者纷纷开始翻译狄更斯的各种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识。全面抗战时期众多重译本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战争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极不稳定,各种日常活动包括翻译活动受到阻碍,译者选择翻译之前已有译本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品可以相对降低难度,减少相应工作量。二是,这一特点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相一致。在整个抗战时期,从理论主张到创作,抗战文学成为席卷文坛的主潮,称之为“抗战文学思潮”。抗战文学思潮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重视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第二,现实主义是抗战文学的主潮,但浪漫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仍有存在。[4]而这一时期之前的译本都是文言文译本,进入抗战时期后,所有活动都围绕抗战这一主题展开,时代语境和文学诉求都发生了变化,目标读者变为广大抗战军民,目的变为激励群众战斗的决心,增强群众抗战的信心。许多作家及学者诸如茅盾、老舍等都呼吁大众文艺、文艺通俗化,呼吁用白话文写作,翻译也是如此。用白话文重译之前的译本正符合这一时期文学大众化的特点。

　　(二)短篇小说较之中长篇小说更受译者青睐

　　通过对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译介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只有《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两部长篇小说、《人生的战斗》及《圣诞欢歌》两部中篇小说出现了新译本,且都是重译本,有之前的译本借鉴参考,可以相对减少译者的压力。反观篇幅较短的短篇小说,如《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古怪的当事人》九篇和随笔《我的家庭生活》一篇,都是首次翻译。由此可见,较之篇幅长、耗时久的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抗战时期译者更倾向于选择翻译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

　　译者选择翻译短篇小说,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收入下降,生活极不稳定。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译者为了支撑生活,更倾向于翻译较短篇幅的作品来获取稿费。如许天虹就曾说过:“改进社因战事影响,经济非常窘迫,我就只好译写较短的东西来投寄给浙东和赣南的各报——例如天台的《青年日报》、宁海的《宁波日报》、云和的《东南日报》、赣县的《正气日报》、最近还有龙泉的《浙江日报》。幸蒙各报的编辑和主持人特别体谅,常常能把稿费提早汇寄给我,才使我们一家人能在这物价冲天飞涨、真正‘米珠薪柱’的非常时期苟延残喘。”[5](P563-564)除此之外,国家局势也限制了译者的选择。战事影响使出版界处于暗淡的状态,不但文艺的,就是一般书籍的印行都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型刊物是无法出版了,小刊物和小册子是打破出版界沉寂的唯一东西。[6]周扬进一步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大量形式短小、内容通俗而富于煽动性的作品。[6]另一方面,这与战时文学活动的特点相呼应。朗诵诗、街头诗、街头剧、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小型作品的涌现,是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重要特点。这些作品以抗战的内容和通俗多样的形式,起到了宣传群众的作用。[4]

　　(三)选材与战争相关,译作内容充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全面抗战时期,译者在对狄更斯作品选择译介时,更加倾向于选择与战争相关的题材。如最受译者及出版者青睐的《双城记》就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其中不乏一些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深壕沟,双吊桥,高厚坚固的石头墙,八座大塔楼,大炮,火枪,烈火,浓烟。冲过烈火和浓烟,冲进烈火和浓烟,人海把他冲到了一门大炮跟前,于是他立即变成了一名炮手——酒铺的德发日干得像一个勇猛的士兵。两小时浴血奋战。”[7]“在那年的十二月里,革命已经变得更加险恶、狂乱,甚至南方的河流都让夜间强行抛入水中而淹死的尸体堵塞了,囚犯也给排成方阵行列而枪杀在南方冬季的阳光之下”等。[7]这些对战争场面及战后惨状的直接描写可以引起身处战火之中的中国读者的共鸣,引发他们对战争的思考。此外,有一些译作虽然主题与战争无关,但内容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书中有大量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描写,同时又用语言及故事情节激励人们在苦难中看到生活的希望,如狄更斯著名的圣诞故事《圣诞颂歌》。

　　在战时,翻译家介绍盟邦作家描写战争的作品,是因为这样的作品能给中国读者增加抗战的力量,中国读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认识别国国民怎样为祖国尽天职,学习其奋斗经验,启发爱国心。[8]正如张由纪在其所译的《双城记》译序中所说:“在中古时代欧洲人民的渴望自由真如我国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今日渴望平等一样……可惜迭更司不生于今日,不生于亚洲,要不然他一定会把亚洲隔着大海的双城怎样地其中一个民族受尽压迫,怎样地要争气要平等以及一切的一切会给迭更司以寓意的笔调写他一个痛快,让后世人纷纷竞读。”[9]这是《双城记》在全面抗战时期受到译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三、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价值

　　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是狄更斯在中国译介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继林纾翻译狄更斯小说之后,有不少译者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译介,但这些译本,包括林纾的译本,翻译方式均以改译及节译为主,语言采用文言文。而到了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左翼文艺思潮的兴起,狄更斯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及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直接描写吸引了左翼文坛的关注,左翼翻译家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翻译队伍中的主要成员,将狄更斯作品首次忠实完整地翻译出来,如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大卫·高柏菲尔自述》等。此外,在左翼作家、翻译家、出版者等的推动下,狄更斯作品的翻译首次以选集的形式出版发行。1945年,首本《狄更斯选集》由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和《大卫·高柏菲尔自述》两部长篇小说,以及法国作家莫洛亚著、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评传》。这一时期,狄更斯短篇小说的译介也得到较好的发展,共计9篇短篇小说公开发表,其中许天虹翻译的《古怪的当事人》、邱斌存译《娜如底死》《曷利底死》等都是首次译入中国。此外,狄更斯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邹绿芷译)也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出版发行。

　　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丰富了战时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如《双城记》中德法日夫妇关于革命富于反抗性的谈话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慰备受战争摧残、看不到痛苦尽头的中国读者,激起备受战争摧残的中国读者持久抗战的决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太太学着说,“怎么会不要很长时间呢?复仇和惩罚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规律。”“地震吞下一座城市并不要用很长的时间。”“哦,那好!告诉我预备那场地震要用多长时间?”“我想是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等它准备好了,它就发生了,并且立刻把挡着它的每样东西都碾个粉碎。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它一直都在准备,虽然咱们看不着也听不见。这就是对你的安慰,把它记住吧。”“凡是咱们干的全都不是白干。我一个心眼儿地相信,咱们会看的见成功。”[9]小说中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和自由英勇抗争、不畏艰险,在逆境中也不放弃希望,坚信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不会白费,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这一精神给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坚定了自己取得最终抗战胜利、获得民族解放的信心。

　　四、结语

　　在全面抗战时期,由于人民的大多日常活动尤其是文艺活动受到战争的阻碍无法正常进行,对文学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趋于通俗化、大众化,抗战成了当时唯一的主题,一切都为抗战服务。学者及出版者都呼吁文艺作家及翻译家真实反映各种生活现象,借此来提高民众的情绪及认识,以期推动解放进程。这一时代语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呈现战争相关题材更受译者青睐、短篇小说译介多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多为重译本这些特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对抗战文艺及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进程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翻译史上不可被忽视的重要时期。

　　参考文献：

　　[1]柯亚.百年足迹: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历程[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3.

　　[2]童真.狄更斯与中国[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3]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邵全建.译书都为稻梁谋:回忆在台州落户的翻译家许天虹[G]//方山.台州全要.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G]//苏光文.文学理论史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7]狄更斯.双城记[M].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廖七一.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9]狄更斯.双城记[M].张由纪,译.上海:达文书局,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