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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发表顾城诗歌的接受类型与语境分析

来源: 树人论文网发表时间:2019-08-27
简要:摘要:顾城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已经有四十余年的历程。顾城诗歌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受众群体对其诗歌的接受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效果。精英话语通过朦胧诗论争、诗学理念的阐

  摘要:顾城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已经有四十余年的历程。顾城诗歌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受众群体对其诗歌的接受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效果。精英话语通过“朦胧诗论争”、诗学理念的阐释以及文学史的写作,对顾城诗歌的接受逐步走向深入、明朗,更加全方位、深入地进行研究与考察。大众话语以完全敞开的姿态,用多种媒介方式来获取对顾城诗歌的接受,显示出更加开放与包容的特点。官方话语对顾城诗歌从最初的认可与推介到后来的冷落境地,其接受态度的转变显示了自身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顾城诗歌的传播与接受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下展开的,时代语境的置换,造成了顾城诗歌接受的差异性。

  关键词:顾城诗歌;传播;接受类型;话语;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83(2019)01-0015-07

黄河文学

  《黄河文学》自创刊以来,坚持以“关注心灵秘密,提升人的品格”为办刊底色,以都市性、现代性和文学性为办刊风格,以品牌经营为办刊理念,以培养本地作者为办刊宗旨,面向全国开放办刊。栏目设置一频道、走马黄河、小说天地、散文大观、人物纪实、当代诗人、青年诗人、说文谈艺、数据库收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400期刊网1999年宁夏社科期刊第二次质量评估“优秀奖”、2001年宁夏第三次社科期刊质量评定“优秀期刊”、第三届全区出版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诗刊》《星星》等国内权威诗歌刊物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在刊物上发表其诗作。1980 年,顾城参加了《诗刊》组织的首届“青春诗会”。首届诗会的成功举办,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如果说‘青春诗会’‘成为《诗刊》向社会推荐有创新精神的青年诗人的一个窗口’,《诗刊》社此举亦是以实际行动倡导探索,是其慧眼更是胆识促使‘朦胧诗’由地下转而公开,并借国刊的发行量使之由北京走向全国”。[4]顾城开始在诗坛声名鹊起,成为朦胧诗代表性诗人。《一代人》等诗作在当时的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1985 年,顾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诗歌获得更多关注。而此后,随着“第三代诗人”崛起以及顾城赴欧洲讲学与移居新西兰,其诗歌的传播热度逐渐消减。1993 年 10 月,顾城杀妻后自缢于激流岛,震惊了整个中国文坛。这一次的传播,不仅在诗人、学界,更是在大众读者范围内,也得到了迅猛传播。人们最初更关注于“杀妻自缢”事件本身,从道德的角度对事件进行评判。顾城诗歌的文本内涵与意蕴也为学术界所深入探讨。在“诗人之死”的影响下,顾城的传记、诗集或诗选也陆续出版或再版,《英儿》《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作品代表集》等得以出版问世。

  20 世纪的诗歌传播,主要依赖于静态的纸媒传播。顾城在早期成名之后不久,便有诗集、诗选出版。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以一个诗歌流派来出版诗集,顾城的诗毫无疑问会被经常性选入。影响力最大、最为重要的版本莫过于1985 年 11 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编选者为闫月君、高岩、梁云、顾芳。“初版只印了五千五百册,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1986 年4 月第二次印刷激增到三万册。到了1996 年第三次印刷时已经达到二十四万八千五百册。除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等古典经典诗集,哪一本新诗集也没有这种盛况,可以说《朦胧诗选》受欢迎和受模仿程度在新诗界是空前的。”[5]此版本共收入顾城诗歌33 首。从发行数字上可以明显得知,本诗选传播范围之广,此后的朦胧诗编选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本书的影响。而顾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黑眼睛》,198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级专业的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传播受众和影响力都较为广泛。“仅1986 年3 月、10 月两次印刷就达17600 册,这在当时对纯文学诗歌作品集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6]除此之外,顾城的个人诗选、诗集还有:《顾城新诗自选集:海蓝》(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年版)、《顾城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顾城—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顾城诗全集(上下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等等。

  新世纪以降,顾城诗歌借助电影、电视、歌曲以及互联网等媒介手段得以广泛传播,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立体化。顾城诗歌与流行歌曲的联姻,以一种通俗流行的方式实现了有效的传播。独立民谣乐队“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于2011 年12 月18 日在北展剧场举办的“山谷里,我的家”演唱会上,演出了年底发行的新专辑《C 大调的城》里的作品。[7]专辑名称里的“城”不是城市,而是代表诗人顾城。收录其中的作品都是改编自顾城的诗歌,这些作品包括《小村庄》《海的图案》《和一个女孩结婚吧》《一个人在海边》《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等16 首诗歌。此外,歌手万晓利、马頔,民谣组合墙宇飞碟等演绎的歌曲中也都出现过顾城的身影。而电影《顾城别恋》、谈话类节目《铿锵三人行》、书信朗读节目《见字如面》以及央视《新年新诗会》等,或是以顾城的生平爱情故事进行创作,或者围绕顾城的人生轨迹进行评说,或是在电视舞台上演绎顾城的诗作,让大众进一步了解顾城及其诗作。互联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传播场域,因其具有信息储存量大、更新速度快、使用成本低、在线互动交流等特点,早已打破了电影、电视等新媒介的局限性,拓宽了大众获取顾城诗歌的信息渠道,以更加多元化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广泛传播。

  二、顾城诗歌的接受类型

  “话语虽由符号组成, 但话语所做的要比这些符号去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得我们不能把话语归结为语言和言语, 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述这个更多。”[8]福柯强调了“话语”的复杂性与多元综合性,并不是从单纯的语言学来看待,认为“话语”承载丰富的内涵,并且具有自身的实践性,在立体的语境中展现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整体意义上的话语是一个系统, 它由权力话语、精英( 知识分子)话语及大众话语构成。”[9]诗歌在不同的接受语境下,话语接受方式也不同。为此,笔者

  针对老一辈诗人的批评,顾城等青年诗人当时并进行激烈的争辩,他写就《请听我们的声音》一文阐释了“朦胧诗”中所包含的真正内容—— “自我”。诚如有的支持者所言:“一种新的诗歌流派刚一出现,由于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传统的表现手法有很大不同,为一些读者所不能马上接受,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因为对艺术作品的欣赏,需要读者主观心理的积极配合。”[11]174 在新旧转换的具体历史语境下,以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群体,在精英话语的反复论争中,彰显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以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横亘在当代诗坛。这场论争有助于确立顾城诗歌的经典地位。

  2. 对顾城诗学理念的研究。对一个诗人的创作整体性的阅读,“往往需要我们把本文同诗人的写作抱负、艺术立场和诗歌精神等文本外的东西联系起来才能获得”。[13]顾城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也多次在公开场合阐释自己的诗学理念。顾城的诗学理念零散地分布在他的散文中。他的诗学理念整体上表现出其“自我伦理性”的文化探索,谋求主体与文化、自然本体间的重新连结。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自然观、生命观的人,顾城想要与自然融为一体,他曾说:“我对自然有一种信仰,我对我的自性也有一种信仰”[14]107,追求一种“与自然合一的状态”。[14]110 这种自然观前期主要表现为用儿童的视角看待自然世界,展现童真的美好。精英学者对顾城诗中透露出浓浓的童话趣味研究得较为透彻。如张捷鸿认为,顾城的诗歌透着深深的“童话”印记,“这种童话的印记不仅因把顾城和其他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而显示出独特性,更因顾城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地位而显示出惟一性”,生命意识、自我意识、灵性意识是他童话世界的三根主要支柱,“在追求的过程中, 他的态度也太绝对太偏执, 在不断完善自己童话王国的同时, 他也不可避免地被自己亲手构筑的虚幻图景所迷惑”。

  80 年代以前,大众读者主要通过报刊、书籍等纸媒来获取对顾城诗作的阅读,并且还会采用书信的方式与顾城就其诗歌的理解进行交流,如对发表在《诗刊》上的《小诗六首》的理解,“来信大部分认为这样的诗是能接受的,但也有一些表示了疑惑和不解。有些同志,很仔细地谈了对这几首诗的看法,和读诗后引起的联想,要求印证”。[14]246顾城也就自己的“理性注释”进行了回复。这种“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无疑有助于大众对顾城诗歌内涵的理解与把握。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文化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时代已然到来。“在以状态多元为特征和以功利追求为原则的商品社会,知识分子通过过去的方式与社会的联系被割断,大众话语开始拒斥精英话语的统制,并利用文学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的机会,成功地将‘纯文学’中蕴含的精英话语放逐到社会大众的视野之外。”[16]123 在消费时代,大众话语空间因信息的传播方式而进一步拓展。大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日益多元化,不仅有纸媒等传统媒介,更有影视、网络等新兴媒介。不同于在传统媒介中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话语与对文学经典建构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在消费时代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与接受。

  80 年代以前,大众读者主要通过报刊、书籍等纸媒来获取对顾城诗作的阅读,并且还会采用书信的方式与顾城就其诗歌的理解进行交流,如对发表在《诗刊》上的《小诗六首》的理解,“来信大部分认为这样的诗是能接受的,但也有一些表示了

  疑惑和不解。有些同志,很仔细地谈了对这几首诗的看法,和读诗后引起的联想,要求印证”。[14]246顾城也就自己的“理性注释”进行了回复。这种“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无疑有助于大众对顾城诗歌内涵的理解与把握。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文化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时代已然到来。“在以状态多元为特征和以功利追求为原则的商品社会,知识分子通过过去的方式与社会的联系被割断,大众话语开始拒斥精英话语的统制,并利用文学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的机会,成功地将‘纯文学’中蕴含的精英话语放逐到社会大众的视野之外。”[16]123 在消费时代,大众话语空间因信息的传播方式而进一步拓展。大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日益多元化,不仅有纸媒等传统媒介,更有影视、网络等新兴媒介。不同于在传统媒介中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话语与对文学经典建构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在消费时代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与接受。

  结语

  顾城在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与官方话语的传播与接受下,逐渐确立了作为当代诗人的经典化地位。然而,读者在关注顾城自杀事件之外,与诗歌的文本的对话能力还显较弱。精英话语采用严谨的态度力求深入探究顾城及其诗歌的丰富内涵,展现一个立体的真实的顾城;官方话语则受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突破基于“教育”“正面形象”等方面的拘囿,进行广泛传播与接受;而大众话语虽然经过精英话语与官方话语的过滤,但对顾城诗歌的接受因富有更开放自由的空间而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顾城的诗歌也正是在精英、大众、官方等不同话语场域,经过传播——变形——接受——再传播——再变形——再接受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屹立于当代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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