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发表皖江佛教的历史沿革与思想特质区域特征

　　摘要：皖江地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与净土宗的重要道场，也是历史上佛教文化长期延续的集中地。皖江佛教经历了初传、发展、兴盛、衰落、复苏等几个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演化、变迁的缩影。禅、净合流与地藏信仰是皖江佛教的基本思想特质，而农禅一体、圆融开放、民间世俗化则是皖江佛教区域特征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皖江佛教;禅宗;地藏信仰

　　中图分类号：B929.54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9)02-0065-08

　　《佛教文化》主要面向佛教界、文化界、艺术界人士及社会大众，旨在通过对佛教文化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对当下佛教文化现象的展示与解读，对重要佛教文化事件的关注与报道，不断探索和实践赵朴初先生“人间佛教”的思想，充分展示佛教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佛教在隋唐五代时期达到鼎盛，一改魏晋“格义”之法，以“判教”为依据创立不同宗派，意味着中国化佛教的正式形成。“判教”之后的佛教宗派偏重于义理的探究与辩难，基本打破了前期南方重义学而北方重禅法的格局，使佛学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八个：三论宗、法华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与密宗，八大宗派均传入安徽境内，其中在皖江地区影响较大的依旧是禅宗与净土宗。净土法门因修行方式简易而受到广大民间群体的信仰，在汉地颇为流行。禅宗一系由孝”一体的思想观念。再次是“慈悲”情怀。《地藏菩萨本愿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石画像。或土石胶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是人百返生于三十二天。永不堕于地狱”[17]103，“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护卫。行住坐卧永保安乐”[17]164。与人于乐，拔人之苦，正与佛教中的慈悲理念相符合，不仅仅是地藏菩萨，佛教中所有佛菩萨、声闻缘觉等都具有慈悲的善念。此种宗教理念在宗教信徒的内心中极易形成依赖、救赎的宗教体验，这无疑加深了民众对地藏菩萨的信仰。此外，《地神护法品第十一》还言：“是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升天……。”[17]156 在古代农业社会，这种让大地万

　　物繁茂、天下生灵安康的祈愿，无疑是十分符合百姓心愿，特别是符合苦难农民的需求的[2]509。最后是“坚韧”意志。地藏菩萨的应身金地藏于九华山苦修数十年，在极其艰苦的山林中不怕险恶、饥荒、暑寒、独寂，顽强地保存着内心的信仰，着实令人肃然起敬。这与地藏菩萨不度尽众生而誓不成佛的执着精神、儒家复圣颜渊的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同是信仰坚定、坚韧不拔精神的真实写照。

　　地藏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的一支，也是皖江佛教的基本思想特质之一。九华山因“金地藏”的本生事迹而成为地藏道场，又因地藏菩萨的慈悲精神受到劳苦大众的普遍信仰而成为地藏信仰的集中地。从信徒的角度来看，“幽冥教主”身居地狱，超拔众生的悲悯意志与净土所弘“极乐世界”结伴而生。由此，地藏信仰与作为中国佛教主流之一的净土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往生净土的有利助行[17]23。时值于今，池州一带的民俗中仍然存有地藏法会、盖地藏印、打地藏七等活动，青阳地方戏傩戏中还有《九更天》《目莲救母》等佛教思想剧目，亦可明证地藏信仰早已深入到皖江地区的文化基因中去了。

　　(二)皖江佛教的区域特征

　　任何地域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这是地域文化的区域性所决定的。皖江佛教与中国佛教存在个性与共性的矛盾特殊性关系，其个性的一面就表现为它的区域特征。

　　1. 农禅一体。印度佛教的仪轨制度要求僧人“托钵乞食”，主要是认为掘土垦地会杀生害命，违背首要戒律。佛教入华之后，僧伽清规因佛教的

　　中国化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禅制度就属其一。如宋百丈怀海禅师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实行“普请法”，即普遍邀请禅众劳作的制度，规定无论上下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求生活的自给[18]。皖江地处中原，山林众多，以农业为主，所以皖江佛教一直秉承“农禅一体”的优良传统。早在二祖慧可禅师时就以“宜居山林”教导僧璨，此后道信、弘忍等几位祖师也是隐居修行，过着自足的农耕生活。六祖慧能南下传法、创立南禅系，其门下弟子入驻皖江后也是依山建寺、农禅并举。至宋代，太湖县司空山、白云山、佛图山、狮子山、法华山，枞阳浮山，潜山皖公山等名山已被禅师占尽，正是“天下名山僧占半”的真实反映。皖江禅宗佛教中心以农禅为基本生存状态，而九华山佛教亦是如此。从金乔觉在世时开始，九华山僧人除了研习佛经，还种稻、育茶、植树，过着“禅耕”的生活[2]507。从皖江佛教的整个历史沿革来看，佛教的兴盛与其“农禅一体”的区域特色是分不开的。唐武宗灭佛之后，原先依附于官府支持而获得寺院经济的佛教宗派俱是一蹶不振，只有聚集山林、农禅自足的禅宗兴盛至今。宋代以降，我国佛教开始走下坡路，禅宗文化中心也迁至东南沿海，皖江禅宗进入维持阶段。九华山佛教却在明清两代兴盛异常，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九华山独特的山林条件符合统治者的宗教政策所致。朱元璋曾明文鼓励禅师应隐居山林、清苦自修，清代皇室崇信喇嘛教，对汉传佛教进行限制，只有禅耕自足的佛教模式才可久据长存。

　　2. 圆融开放。皖江地区依靠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运、数千米的古驿道而成为我国古代交通便利的地区。正是由于皖江地区信息交通流畅，皖江人的思想观念比较解放，常常得风气之先[19]。加之佛教本身就具有圆融、和合的性质，所以皖江佛教也相应具有圆融开放的区域特征。

　　皖江佛教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皖江佛教的内部宗派来看，佛教的多个派别、法系在皖江地区都产生过影响。以安庆禅宗文化与九华山佛教为例，后期禅宗“五宗七派”中，除沩仰宗以外，其他派系诸如临济宗杨岐派、黄龙派、曹洞宗都曾在安庆一带弘法传道。九华山佛教从一开始便是禅净并行，久居九华山的明代高僧蕅益智旭更是一位精通禅、净土、华严等宗学的大师，自称“地藏之孤臣”。第二，从佛教与儒、道两家的融合与会通来看。不管是禅宗早期

　　的慧可、僧璨，还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的白云守端、五祖法演，曹洞宗的投子义青等各位禅师，亦或是九华山佛教的诸位高僧大德，俱是积极吸取儒家“忠孝”思想，援道入佛，以此丰富本宗派的义理内容从而光耀门宗。其最典型者仍属智旭禅师，他将佛学与儒家经典相贯通，撰有《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主张“以禅入儒，诱儒知禅”[2]512。第三，从皖江佛教对它地文化的影响即对外辐射性来看。皖江太湖、潜山、枞阳等地是中国禅宗的发源地，禅宗正是由此地发展壮大起来，并迅速传播到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甚至东南沿海以及海外等地。譬如禅宗四祖道信传法于弘忍，弘忍授神秀与慧能，正式形成禅宗的南北禅系，其顿悟、渐修的修行法门，般若空性与涅槃实相的义理内涵均由皖江地区传至它地。总之，皖江佛教的圆融性体现在佛教内部宗派之间关于义理内容与门庭设施的借鉴、吸收，开放性则表现为佛教各个派别的并存、与儒道理论的融合、对同质文化的深刻影响。

　　3. 世俗化与现实性。宗教的世俗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宗教日益关注社会现实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趋向。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现实性于佛教入华伊始就有所表现，宋明之后更为明显、突出，至今依然延续。皖江佛教在历史变迁中也存在着世俗化的倾向，这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来。

　　首先，在宗教理论层面，皖江佛教在佛学义理的基础上吸纳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孝老愉亲、忠君爱国。禅宗虽然信奉慈悲为怀，但作为一种宗教，在服务社会、服务众生的过程中，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公平。宋代皖江僧人大慧宗杲就是佛教世俗化理论的大力倡导者。《示成机宜(季恭)》云：“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2]514宗杲不仅将“忠”与“孝”视为一体，而且作为佛门弟子的行为准则和修行的境界。这一理论是宋代佛学对儒学的靠拢，也是佛教世俗化的彰显。

　　其次，皖江佛教的世俗化与现实性表现在实践层面。南北朝时期著名高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佛法难立”，表明佛教的兴衰与统治者的扶持有着莫大的关系。宋代从皖江禅区入法的多位高僧如佛果克勤、大洪报恩等人都曾应邀入京，为皇家宫室宣讲佛法、祈福康泰。杨岐派传人白云守端驻持海会寺时，于开堂法会上首先要为皇帝祝愿，以此报答统治者对禅宗的发展扶持。九华山僧人特别注重举办面向民间的佛事活动，为普通大众的精神需求服务，僧俗长期共居，不仅相安无事，而且往来频繁，关系融洽。九华山以“地藏道场”成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本身就是佛教民间化、世俗化的结果。

　　三、结语

　　皖江文化犹如安徽地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而佛教则是这颗明珠散发出的最为耀眼的光彩。皖江佛教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发展，形成了禅宗文化与九华山佛教两大佛教传播基地，塑造了独特的思想特质与区域特征，实为皖江人民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新世纪的我们在享受现代便捷生活的同时，更应该发掘皖江佛教的宝贵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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