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徐志摩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何影

　　论文摘要：徐志摩对罗索的《论教育》一书极为推崇，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作为一个诗人、文人，徐志摩如此尊奉哲学家罗素，这表明他对社会政治十分关注，徐志摩的大量散文中尤其表现出他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政治批评家。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也是蜚声国际的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受到各阶层广泛欢迎。

　　徐志摩(1897-1931)，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硕果累累的文学翻译家。他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期间，徐志摩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罗素是20世纪为世瞩目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主张运用分析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开展哲学研究，形成了逻辑分析哲学派别，为当代哲学开一代新风，并对各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他积极致力于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活动，向那些鼓动战争的舆论作勇敢的斗争，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关切。他这—正义行为，遭到英国政府的仇视，但也受到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同情。

　　作为极为敏感而又喜欢寻求新知识的徐志摩，很快注意到了罗素及其著作。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志摩就极为关注罗素，阅读了罗素1920年前已出版的哲学和社会问题的著作，如《战争时期的正义》、《社会重建的原则》《政治的理想》、《自由之路》和《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知识》等，深深地被罗素的渊博学识和见解所吸引，而罗素那种敢于不顾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的精神，更是博得了他的由衷崇敬。此后，徐志摩一改出国留学的初衷，一心想要“从罗素”，并毅然离美赴英去剑桥寻师。徐志摩和剑桥的渊源也起源于他决定放弃在美国的求学，决定到英国去师从罗素。

　　可是，徐志摩这次远渡大洋，赶赴英国，偏偏因罗素周游世界而未能如愿。后来罗素回到英国，二人开始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徐志摩从英国回到中国之后，不遗余力地译介罗素的作品。从神交到现实的来往，徐志摩在不知不觉中即受到罗素的极大影响。

　　徐志摩受到罗素影响之深，之广，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坦率地说，虽然罗素没有直接造就徐志摩成为诗人、文人，但他对徐志摩的影响却是十分全面、巨大而且明显的，从政治思想到文体风格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初出国门的徐志摩，其文风还是梁启超式的，行文用字还颇显中国古典特色。笔锋犀利充满火力，可以说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可是，在英美留学以后，特别是从英国回来以后，他的文风突变，情趣幽默，平白自然，这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的影响，尤且是对罗素文体的借鉴。只可惜，徐志摩英年早逝，未能追及罗素著作中所发现的惊人智力，以及文字的明快利落。

　　徐志摩为“从罗素”而到英国，他赞佩、崇拜罗素，接受了罗素尊崇人道和平，提倡创造，反对压抑天性的思想;在个人气质上、婚姻态度上，他都与罗素不无关系。

　　徐志摩在世时非常热衷于评介罗素的著述，他不仅翻译了罗素的《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机械主义》，介绍了罗素写的书《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还写过好几篇关于罗素的文章，如《罗素游俄记书后》、《罗素又来说话了》、《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等。

　　徐志摩在1922年从英国返回中国，途经巴黎时，虽未能与罗素见面告别，但接到罗素送他的—本新书《中国问题》，徐志摩答应回国后就此写一篇书评。因此，1922年11月7日，他写了《罗素与中国——谈罗素著<中国问题>》一文，发表在同年1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

　　在这篇文章里，徐志摩赞扬了罗素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写道：“罗素去年回到伦敦以后，他的口液几乎为颂美中国消尽，他的门限也几乎为中国学生踏穿。他对我们真挚的情感，深刻的了解，彻底的同情，都可以很容易从他一提到中国奋烈的目睛和欣快的表情中看出。……他说中国虽遭天灾人患，其实人民生活之快乐直非欧洲人所能想。他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意志最勇猛，解放最彻底，前途最无限的青年;他确信中国文艺复兴不久就有大成功。……”这些说法，真切地道出了罗素对中国的热爱和同情，表明他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同时，徐志摩还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肯定了《中国问题》一书。他认为，“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石。他是真了解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同情化的正确见解……”。徐志摩指出，罗素希望并相信中国“自会得在百十年间吸收外来他们所需要的原素，或成一个兼具东西文明美质的一个好东西”。这表明罗素当时是热望中国人民既要吸收欧洲先进的科学文明，又要继承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并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的。仅此一点，就可见罗素不愧为杰出的智者。而徐志摩能注意并着重指出这—点，也说明他是颇有同感的。

　　此外，徐志摩还为罗索作了辩白，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他所厌恶的，却并非欧化的全体——那便成了意气作用——而是工业文明资本制度所产生的恶现象;他的崇拜中国，也并非因为中国刚巧是欧化的反面，而的确是由贯刺的理智和真挚的情感，交互而产生的一种真纯信仰，对于种种文明文化背后的生命自身更真确的觉悟与认识。”最后，徐志摩指出了罗素的某些思想局限。他认为，罗素并不十分明了中国文化及生活何以会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主要是受孔子思想影响，而不是老庄哲学。

　　1923年底，徐志摩又写了《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这是他读了罗素的《余闲与机械主义》有感而写的。罗素在他的文章中，从中国生活有充分的余闲中，认为西方生活过于紧张，而这是由于工业主义和竞争造成的。即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类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徐志摩对于罗素的看法，颇有同感。他把罗索的有关思想作了一番阐发后，得出结论说：“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罗素和徐志摩的看法，未能触及社会制度这—根本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可是，他们能够看到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激烈竟争造成许多消极现象的发生，并主张抑制过度的竞争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是颇为有益的见解。

　　1926年，罗素《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一书出版，徐志摩表示认同并大加赞扬，发表文章介绍和宣传罗素书中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徐志摩的这种言论，受到中国有些教育家的反对。在北京有人对罗素的儿童教育法提出批评，徐志摩秉笔直书为自己和罗素辩护，发出并撰写了极为激烈的言论，因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徐志摩对罗索的《论教育》一书极为推崇，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作为一个诗人、文人，徐志摩如此尊奉哲学家罗素，这表明他对社会政治十分关注，徐志摩的大量散文中尤其表现出他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政治批评家。

　　当然，徐志摩也不是盲目地顺从罗素，他既肯定罗索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赞扬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爱惜;同时也指出罗素虽周游中国，却对中国的现实了解甚微。他虽感觉到人类的命运、生活的消息、人道的范围，但对于中国繁文缛节的孔孟、乐于自然气概宏大的老庄还是感情不深。尽管如此，罗索仍然令他倾倒，留在他心灵深处的印记是深刻的，在他心目中：“罗素是现代最莹澈的一块理智结晶，而离了他的名学数理，又是一团火热的情感，再加之抗世无谓道德的勇敢，实在是一个可作榜样的伟大人格，古今所罕有的。”

　　徐志摩这样热衷评介罗素的著述，可以说不仅尽了朋友的情谊，而且更是做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

　　罗素对徐志摩的影响巨大，如果不是为“从罗素”，徐志摩很可能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虽然罗素没有直接造就徐志摩成为诗人、文人，但如果没有受到罗素的影响，徐志摩就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徐志摩，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瑰丽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