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认知与译文的可接受性

　　摘 要：译文的可接受性是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身体认知视角出发，阐释“共享体认”作为译文可接受性的认知基础，提出翻译的逆向体认原则，认为源语文本的生成是顺向的体认过程，而源语的解读与译文的构建却是逆向为之，译文具有可接受性的关键就是在逆向体认过程中寻找到语际间的“共享体认”。在对体认与逆向体认流程作出认知分析之后，提出三种基于身体认知的翻译路径，并结合译例分析其在翻译中的可行性，从而丰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及研究视角。

　　关键词：身体认知;可接受性;逆向体认;中央文献翻译;新视角

　　宫宇航; 项成东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01-20

　　一、引言

　　不同的政治思想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需克服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而障碍的消除则主要依靠翻译，任何政治思想若要谋求传承与发展，必须走出自我封闭的窠臼，主动或被动地与其他思想和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刘云虹，2015：16)。正是翻译使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想及文化在空间上得以扩展，在内涵上得以丰富。目前国内译界关注较多的是文学及典籍的外译研究，而对于政治文献外译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对于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都是不利的(陈双双，2020：75)，尤其在理论体系及研究视角层面的欠缺，直接影响着政治思想的对外传播。中央文献作为国家政治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工作承担着国家政策、主权利益和政治立场的对外传播及国家形象建构的功能，对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然而，从近年来中央文献翻译的接受效果来看，“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 (习近平，2017a：149)。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中西文化、意识形态、诗学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固有偏见之外，主要是由于国际舆论长期由西方话语主导，加之我们在翻译时经常“采用单一且生硬的政治宣传模式……而忽略接受情况”(胡开宝、李婵，2018：6)。“事实上，重话语建构、轻话语译介、重话语传播、轻话语接受是目前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常见现象”(胡安江，2020： 44)，也是当前中央文献翻译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毕竟，翻译的归宿就在于为目标语语言体系及社会文化所接受，而未被受众接受的译文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被接受之后才会变为“现实的存在”。故此，本文以身体认知为研究视角，对中央文献翻译中的译文可接受性进行认知分析，阐释翻译中的“逆向体认”及流程框架，结合译例探究其在应用中的可行性，进一步探索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新路径。

　　二、译文的可接受性：翻译的终极目标

　　在翻译中，无论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几乎都无法忽视译文的可接受性，毕竟一切翻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受众看得懂、肯接受。“翻译的完整意义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转换……而还应该包含帮助和促进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际。”(谢天振，2014：228)若译文疏离了受众，理解与交际则无从谈起，更无法产生预期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译文也自然不会在目标语环境中获取“来世的生命”。对于中央文献的翻译来说，“高质量的文献译文是国际社会认知、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基础性、原初性材料”(杨雪冬，2020：10);译文的可接受性决定着我们的思想与理念能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我们“向海外受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我们传播的内容，从而更加了解中国，认同中国，这是外宣翻译的出发点和归宿”(周忠良，2020：98)。因此，中央文献翻译作为党和国家对外宣传的主要途径，文献译文的可接受性就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译文的接受过程中，作为异者的源语文化往往会遭到目标语社会的抵抗，原因在于“任何社会都倾向于让自身保持为一个纯净且未受侵染的个体”(贝尔曼，2021：6)，故而本能地做出“排他反应”，拒绝一切混杂与入侵，且目标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机构都致力于一种本族中心主义的还原(Venuti，1998：82)，拒斥外来文化任何可能的再现方式。中央文献及译文作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与目标语文化必然会构成一种翻译的差异性伦理关系，而这种伦理关系总是被包含在某种面对权力的政治分歧中，它所体现的是“始终处于不对等状态中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刘云虹，2015：106)。因此，中央文献在对外翻译时不可避免地会与目标语中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相互碰撞并发生分歧，而两者能否实现相互理解、交融并促使译文被接受，则取决于译文是否迎合了受众的文化价值及话语需求，毕竟，目标语社会往往会据此把那些看似无助于解决本土关怀的争论和分歧排斥出去(Venuti，1998：67);然而对于中央文献的翻译来说，目标语文化及话语因素始终要让位于政治因素，此外，无论是从非母语译到母语还是“从母语译到非母语，语言与文化的隔膜始终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规律”(谭莲香、辛红娟， 2018：75)。因此，若要在这个既表现差异又克服差异的过程中完成译文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则需译者以实现译文的“可接受性”为终极目标。

　　三、可接受性的认知基础：共享体认

　　在译文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受众的自我意志或本族中心主义倾向，会将作为 “异者”的译文视为一种“入侵”来对待，译文传播的受阻是有着文化和政治上的必然性的，然而，若译文具有可接受性，受众则会发现“异者”的表象与它所体现的内涵并不相同，异也没有它表现的那么绝对(贝尔曼，2021：42)，异的考验终将被克服，在某时某刻达成译文与目标语的融合与认同，原因在于源语作者、译者与受众之间原是存在着某种具有共性的认知结构，而译文的可接受性使其被激活于受众的心智中，这种基于人类与自然和社会互动所产生的身体经验而形成的具有共性的认知结构可被称为共享的身体认知，即共享体认。“每个人都拥有着相同的身体器官，有着相同的生理功能和基本相同的身体经验”(项成东，2019：52)，这种共性所产生的经验既包括身体感官的体验，也包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下，身体及心智情感与外界环境及存在事物的互动体验。人类认知结构的形成是基于体验，相似的身体经验往往促成相似的认知结构，这就决定了人类的身体认知存在互通的可能性。

　　身体认知即 embodied cognition，也常译为体验认知或涉身认知等，也可简译为 “体认”，无论何种译法，都强调了身体经验在认知加工中的重要作用。“人以身体认知的方式认识世界，概念与思维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身体经验”(同上：96)，作为概念与思维的载体，语言亦是体认的，这种体认既有身体属性，也有社会文化属性;身体因素决定了语言在体认层面上存在互通性，而社会文化属性导致了思维方式及语言使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就体现在翻译中语言使用层面的表达方式的分化上。不过，语言使用层面的分化，不能动摇其深层的涉身认知基础，不能动摇基于涉身交互体验和文化体验的共性”(谭业升，2012：131)，即不同的语言及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共享体认，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翻译，也必然会受到共享体认的影响，它决定着源语文本及文化在目标语中以何种形式出现。译者在目标语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着一场“语言的炼金术”，其目的就是生产出符合交际目的且可接受的译文，而译文能产生可接受性的前提就在于它可以通过语义及语言符号的表达来激活受众心智层面上的共享体认。

　　四、身体认知视角下的翻译：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1 源语的生成：顺向体认

　　语义的建构及其语言符号的形成是人们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亦是顺向的身体认知过程，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身体与事物的互动体验获取感觉和知觉，并在大脑里形成事物的心理表征，即意象(image)，之后对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进行多次互动体验并经过隐喻和转喻的认知加工，进而形成抽象概括的认知结构，即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同时基于特定的语境生成与某领域知识相关的认知模型(CM)，再通过归纳与类比，将多个相关的 CM 结合在一起构成理想化认知模型(ICM)，它是高度概括性的图式表征，人们常以 ICM 为原型进行范畴化，建立范畴，并建构概念，它是心智思维的基本要素，由于人们的体验对象存在于某个语境之中，这是一个包含着多个事体的复杂的认知关系网络，因此从范畴中得以建构的，往往是由多个概念组成的概念包，即图 1 中的“概念×n”，随后，语言符号会作为载体，将概念包的内容固定于语言表达之中。

　　与意象相比，意象图式距概念较近，更易成为心智思维中固有的成分，而意象与概念相距较远，且往往具有即时性和较强的地域文化属性，若源语文本中存在鲜明的意象，则很有可能在跨文化传播与理解中遇到困难，此外，相似身体经验的不同凸显以及不同体验环境所导致的某种偏好的概念化及符号化形式，往往会造成原型及范畴成员的差异，以及概念在语言表达上的分化，这意味着源语作者对相同事物在多样化的认知场景中生成的文本也会有所不同。例如，革命传统与红色基因、天下与世界、做表面文章与敷衍塞责等。但无论源语采取何种例示方式，顺向体认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共享的因素，故在接下来的源语解读中，译者需凭借自己的百科知识去寻找自身与源语作者的共享体认以获取对源语的准确理解，并以此来构建译文。

　　2 源语的解读与译文的构建：逆向体认原则

　　源语生成的过程是从身体经验出发，通过大脑形成的意象和意象图式，对事物进行范畴化，再进行概念化和词汇化，最终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这是人们常见的认知过程。但翻译过程包括对源语的理解和译文的构建，其认知过程则逆向为之，故翻译中的逆向体认原则是指译者为了满足特定的跨文化交际目的，以源语作者、译者及目标语受众之间的共享体认为基础，在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下对源语文本作出的逆向体认处理过程。具体流程见图 2。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首先使文本“脱离源语语言外壳”(deverbalization)(Seleskovitch，1975)，其功能在于提取文本蕴含的抽象概念，随后，译者的思维会返至范畴并重构原型，在心智中激活源语的 ICM 与意象图式以及所包含的意象，通过找到共享体认来完成对源语的理解。在译文的构建中，为使受众获取无限相似且可接受的身体认知，译者会凭借其主体自洽(王文斌，2007;宫宇航，2020)能力，依据自己的百科知识，有选择性地以隐喻映射的方式将作为认知翻译单位的概念隐喻、ICM 或意象图式 A 映射到目标语中，找出对应的概念隐喻、ICM 或意象图式 B，若 A 与 B 之间在某一方面存在着共享体认，则映射成功，并通过范畴化和词汇化来构建译文，若译者在映射中没有发现与之有共享体认的 B，则映射失败，译者很有可能会选择解释性翻译来达成间接的共享体认，或在不影响译文功能的前提下省略不译。需要注意的是，此过程中的认知翻译单位之所以被确定为“意象图式、ICM 和概念隐喻”是由于共享体认往往存在于三者之中，而范畴的层次较多，边界模糊，导致共享体认的凸显度不强;原型除了被理解为范畴中心趋势(central tendency)的抽象表征(索尔索、麦克林、麦克林，2005)或 ICM(Lakoff，1987)以外，还可被定义为范畴内的典型实例(Langacker，1987)，具有一定的意象性，共享体认很难同时满足原型的多种定义;而且意象较为具体，对于文化及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在跨文化传播中遇到阻碍的可能性较大。

　　3 基于身体认知的翻译路径

　　心智思维与认知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毕竟人类无法下意识地体会构建原型和范畴化的过程，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译者可根据文本信息的凸显，快速确定主要翻译单位，寻找语际间直接或间接的共享体认，并以此来构建译文。基于身体认知，翻译通常有如下三种路径。

　　3.1 以概念隐喻为基础

　　人类可以通过身体认知在范畴中建构具体事物的概念，并通过隐喻来认识并表达抽象事物的概念，进而“通过概念了解抽象的思想，将这种思想隐喻化”(叶子南， 2013：8)。因此，概念隐喻大量地存在于语言之中，是人类与思想之间的媒介，思想及身体认知的跨文化互通性使得概念隐喻中的共享体认凸显性较强，故译者可从概念隐喻入手进行源语的理解与译文的构建。

　　(1)……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2017b：84)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moderate prosper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 Xi Jinping，2017：88)通过逆向体认可发现原文由“建成、小康社会、打基础”等概念组成，并构成了一个概念隐喻“实现小康是建筑某物”，这种普遍性的概念隐喻具有较强的跨文化共性，译者根据其百科知识及人生经验等因素进行隐喻映射后，可快速在目标语中找到存在“共享体认”的概念隐喻：REALIZING STH IS BUILDING STH。因此，译文采用了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对这个概念隐喻进行例示，为受众带来相似且可接受的“体认”，译者只需对“小康”作出合理的解释即可。

　　(2)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2020：76) We should learn from all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Xi Jinping， 2020：98)通过逆向体认及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可发现，二者由不同的概念隐喻构成，原文的概念隐喻为“成果是食品”(吸收食品营养)，译文的概念隐喻是 ACHIEVEMENTS ARE PEOPLE(learn from people)，表面看来，二者并无共享之处，但“食品”与 people 却存在着共享体认，即二者都有“使事物进步或上升的能力”，如食品所包含的营养可使生物(向上)成长;people 也有使事物上升的能力，此外，“吸收食品营养”与 learn from people 还包含了“物质从外到内移动”的共性，因此，译者实际上通过“等价代换”(谭业升，2012：140)的方式构建译文的概念隐喻，实现了译文与原文意义的互通。

　　3.2 以 ICM 为基础

　　ICM，即理想化认知模型，是由多个相关的认知模型(CM)所组成的具有格式塔(完型)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Lakoff，1987：68)，具有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其中所包含的与 CM 有关的意象及对应的概念实体可通过转喻的方式被相互激活，所以可将 ICM 视为认知翻译单位来分析并处理与意象有关的翻译。(3)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2020：70) We are like examinees sitting the tests posed by this era, and the people will review our results.(Xi Jinping，2020：92)原文中的三个意象：出卷人、答卷人和阅卷人会激活译者心智中关于考试的 ICM 以及出卷、答卷和阅卷的 CM，而新语境会使译者通过转喻激活新的 CM 及对应概念：带来考验、完成考验和审阅完成情况。译文保留了“答卷人”的意象 examinees，以激活受众心智中关于考试的 ICM，并结合 tests，review 及相关行为主体 era 和 people 进一步激活 ICM 中关于考验的 CM，原文和译文都采用了较为具体的语言例示，这符合“具体优于抽象(CONCRETE OVER ABSTRACT)”的转喻喻体使用原则(Radden & Kövecses，1999：45)，因为对于人类的身体认知来说，具体事物要比抽象事物具有更大的凸显性。需注意的是，原文的意象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的，而译文则采用了名词，过去分词短语和动词的形式，语法结构的改变有可能会对读者心理感受产生影响，因为从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视角来看，名词比动词更加具体，更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反应时上，名词显著长于动词……动词理解比名词理解更快，而且更加自动化”(冯骏，2015：74)。然而译文与原文 ICM 之间存在共享体认，所以心理感受的变化在此处并未影响译文的可接受性。然而，由于体验环境及社会文化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意象和概念实体都会在目标语中产生共享体认，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也会使其具有厚重的文化负载，故而超出了目标语受众原有的认知界限。此外，中央文献的原文本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及政治概念的构建也往往会受到主流政治话语的影响。20 世纪以降，中国经历了多次主流政治话语的更替，清末民初的救亡启蒙、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复兴、30 至 40 年代的抗战建国、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及 21 世纪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尤其是十九大以后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流政治话语，始终引导并规范着社会文化、语言形式及政治概念的内涵，而目标语受众对这些政治话语所知甚少，原文本所包含的体认有时难以被目标语受众所共享，针对此种情况，我们仍可采用以 ICM 为基础的翻译路径。由于 ICM 具有无限性及构建 CM 网络的倾向(Ungerer & Schmid，2008：50)，而 CM 是意象图式结合相关语境(context)所形成的抽象认知结构，所以 CM 与 ICM 的关系可被表述为如下模式： CM= Image Schema+Context1/Context2/Context3/Context4… ICM=CM1+CM2+CM3+CM4… ICM 中所包含的 CM 及其中的语境越多，被理解的可能性就越大，相互交织的 CM 网络中必定存在着某种转喻邻接关系(metonymic contiguity)，使得相邻接的 CM 或整体 ICM 具有心理可及性，故译者可根据新的语境，对具有邻接关系的 CM 或整体 ICM 作出语言例示，以激活目标语受众对于译文的体认，进而使译文具有心理可及性。

　　(4)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习近平，2017b：181)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regulations and rules.(Xi Jinping，2017：198)通过逆向体认可发现原文凸显着两个鲜明的意象：准绳、规矩。在原语境《吕氏春秋》中分别表示测量平直与否的水准墨线和确定方圆与否的圆规矩尺。虽然意象也通过体验而生成，但它仅是在特定场景之内形成的体验性经验的心智表征(Croft & Cruse，2004：44)，具有很强的文化特异性及语境依赖性，这两个意象在跨文化理解中容易遇到阻碍，因此目标语中的对应意象 leveling instruments 和 compasses 不会给受众带来共享的体认。鉴于此，我们将意象放到更为抽象概括的 ICM 中，结合新的语境进行分析。在新语境中，“准绳和规矩”可表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纪律和规矩”， 即 CM1 中的 Image Schema 与 Context2 结合后变为了 CM2，并在新语境中得以凸显，原因在于一个概念实体可使相同 ICM 中的另一个概念实体具有心理可及性(Radden & Kövecses，1999：21)，CM1 与 CM2 之间构成了部分指称部分的转喻邻接关系，原文通过“准绳和规矩”来指称“纪律和规矩”，因此译者以 regulations and rules 作为语言例示，以凸显通过转喻所激活的 CM2(纪律和规矩)，使得原本不具有共享体认的概念在目标语中具有了心理可及性，使受众获取了间接的共享体认。

　　3.3 以意象图式为基础

　　意象图式源于人类对外界的身体认知，“这些图式是我们用概念隐喻感知抽象世界所需的媒介”(叶子南，2013：34)，是心智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的感官知觉并无太大的文化差异，意象图式中的共享体认便可使得以此为基础的源语文本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互通性，故意象图式也可成为逆向体认过程中的认知翻译单位。(5)……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all party members should never forget why we started out and continue marching forward.(Xi Jinping，2017：33)译者通过逆向体认会发现原文所包含的“初心”、“前进”等概念凸显着“始源 -路径-目的地”的意象图式，虽然人们的走路方式以及路周围的环境有所不同，但身体经验与所获得的认知结构却是相似的：人在走路时有起点(始源)、路径及终点(目的地)，作为由经验和信息组成的抽象认知结构，意象图式有着较强的跨文化共性，译者通过隐喻映射很容易找到目标语中具有共享体认的意象图式：Source-PathDestination Schema，故而在译文中使用 started out 和 marching forward 等词凸显该意象图式。

　　(6)……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习近平，2020：77) …leading officials should have two factors in mind…(Xi Jinping，2020：99)通过分析可发现原文是一个以“容器图式”为基础的语言表达，由于人的身体中有器官、血液、骨骼等，所以人们都有将身体视作容器的经历，语际间的共享体认较为明显，故译者通过隐喻映射，在目标语中找到了 Container Schema，并用 have…in mind 将其表达出来。通过三种翻译路径并结合逆向体认原则对上述译例的分析可发现，译文表达既没有过度体现译者主观意志，更没有过度改写原文，这是因为对于中央文献的译者来说，即便共享体认作为译文可接受性的基础，在译文构建过程中为译者提供了认知参照点，但具体的译文表达还需取决于赞助人目的，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读者审美取向及诗学传统等诸多因素，同时，严格的组织纪律、政治觉悟也会创造出 “约束力”以遏制对原文的多重解读以及译文无限增长的意义。

　　五、结语

　　“世界以体验的方式被概念化。体验在我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它存在于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中，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中，以及存在于我们使用的语言中”(项成东，2019：48)。由于人体的感官功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直接的身体经验及通过隐喻构建的间接身体经验，帮助人们形成了相似的身体认知，决定了人类心智思维的互通性，进一步构成了人类理解与互译的基础。在翻译中，源语和目标语往往规则大异，且在社会文化层面扞格不入，作为“异者”的中央文献译文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碍，因此，译文的可接受性就成为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故本文基于身体认知理论，阐释了共享体认作为译文可接受性的认知基础，提出了翻译的逆向体认原则以及三种基于身体认知的翻译路径。研究表明，这三种翻译路径以及逆向体认原则在中央文献翻译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且译文具有可接受性的关键就是寻找到语际间直接或间接的共享体认。然而共享体认与逆向体认原则绝非中央文献翻译的先验性标准，更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定性原则，而是一个需要与目标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传统等各种话语变量进行协调与配合的可行途径，毕竟，“任何理论都只是一种认识取向，一种研究策略，看似最完善周密的任何理论，也不可能涵盖川流不息、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存在经验”(张柏然、辛红娟，2016：135)。建构新的译学话语绝非易事，需继续对共享体认及逆向体认原则的内在逻辑、应用价值作出实践性批判，与当代中国主流翻译思想进行对照，进而开辟全新的学术解读范例。本文仅是从身体认知视角对中央文献翻译所展开的阶段性研究，未来可积极开展与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及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之间的对话，为中央文献翻译工作提供全新理论视野及研究视角，丰富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及研究内容，进一步推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