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科学研究有待重视

　　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强调，科学进步对政府至关重要，没有科学进步政府将无法保障国民健康、生活水平、就业、国家安全。这份报告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为美国科学研究和创新的指导方针，推动了现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立以及一批关键机构的建设。 75年后的今天，美国学术界对政府资助科研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探讨科学如何更好地增进社会利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技术政策与公共管理教授巴里·博兹曼(Barry Bozeman)认为，在不平等现象日益严峻的美国社会，科学政策需要重新聚焦于为全体人民造福的价值目标。

　　本文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

　　不合理的科学政策助长美国不平等

　　博兹曼表示，在一个以经济增长和高度不平等为标志的环境中，除了某些基础研究，科技进步的直接和间接效果从来不是平均分布的，而是倾向于对社会经济地位和购买力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影响。 当科学研究创造了全新的技术和经济部门时，“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将更多地由在竞争激烈且不平等社会中难以获得成功的群体承担。许多源自科研成果转化的新产品、新服务本身会为经济和社会福祉作出重要贡献，但这些新产品刚进入市场时的价格可能超出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商品及附带的益处。当科技进步催生了大批新企业或使大型成熟企业市场价值上升时，股票市场收益增加，持有股票者将比其他人获利更多。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1980—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从0.346升至0.485，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过去四五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趋势并取得基本共识：国际贸易、劳动自动化、税收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培训不足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不平等日益恶化的局面。但科学政策鲜有作为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或减轻不平等的途径之一被提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主导美国科学政策讨论的线性模型使分配问题变得不重要：资助于科学技术研究能带来创新，创新能带来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经济条件改善将使所有人的生活条件改善。然而，现实可能并非如此。

　　博兹曼谈到， “创造性破坏”对产业和经济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其对人们生活的冲击，例如失业、财富缩水、被迫迁居则较少受到关注。“创造性破坏”常给企业所有者和股东造成损失，但遭受冲击的普通劳动者数量更多，受害程度也更重。少数关注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创造性破坏”的长期影响是正面的，但短期内人们蒙受的损失不应被忽视。

　　科学创新的线性模型要求政府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私人部门在无法获得充足回报时会减少科研资助。换言之，政府资助科研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补救市场失灵，这个理由受到美国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认可。然而，政府资助科研并不总能增进公共利益。例如，联邦政府为国防研究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显示这些资助显著改善了美国公民的生活，军事装备升级也不等同于国家安全提升。

　　同样，大手笔的医学研究资助也不能自动转化为公民健康的提升。联邦政府每年为生物医学研究投入数十亿美元，但美国公民的健康水平并未进入世界前列。美国彭博社根据各国人口的死亡原因、预期寿命、健康风险、营养状况等指标制定了全球最健康国家指数，2019年美国仅排在第35位，落后于葡萄牙、希腊、古巴、智利等国家。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美国是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

　　美国需要公共价值科学

　　美国现行的科技政策表明，公共价值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当科技创新加深公共利益分配不平等时，恰当的解决工具是社会政策。而在博兹曼看来，如果说科学研究中的市场失灵体现在私人部门无法充分投资于可助推经济增长的科研活动，“公共价值失灵”则体现在政府资助科研未能带来造福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他呼吁美国科学界和政策界共同建设公共价值科学以弥补这一缺陷，具体可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培养公共价值意识。博兹曼说，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观察到许多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学生最初并不理解社会科学与自己专业之间的相关性，但他们在对影响科学研究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得到启发，甚至为其终生学术职业抱负奠定基础。博兹曼建议将科学政策、社会政策、科研伦理等社会科学课程加入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的课程要求之中，尤其是在博士阶段。

　　第二，评估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联邦政府一直未出台任何系统的科研影响力评估机制，大部分科研管理者和受助者满足于完成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等标准的产出指标。不过，已经有一些科研资助机构提出项目影响力和有效性评估要求。

　　博兹曼向本报记者介绍，已有国家将科研活动在学术界外产生的影响力作为科研评估的要素之一，美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但应避免因程序过于烦琐而转移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博兹曼推荐一种软性机制，向科研受助者提出一系列有关社会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在未来的经费申请审议中被重点考察。当然，并非所有的资助项目都需包含社会影响力评估，但如果一个项目宣称将为普遍的社会目标作出贡献，那么就应接受评估。科研资助机构可以要求受政府资助的项目将特定的公共价值纳入研究方案并专门评估实现情况，而非采用文献计量指标、专利等常规标准。

　　第三，区别对待“好奇心科学”与“公共价值科学”。单纯受科学或文化好奇心驱动的科研活动的主要贡献是创造新知识、增进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不宜对其抱有不合理的公共价值期待，科研人员也不应如此承诺。相反，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宗旨的研究则应接受公共价值评判，确保切实地产生社会影响力。

　　第四，打破科研壁垒。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大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出身于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特别是在学术机构内。尽管促进学术人员多元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来自贫困家庭或父母均未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科研人员占比仍然很低。尽管无法保证吸收更多低收入、少数族裔背景的科研人员必然会提高科学界对公共价值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但从其他行业的经验来看，这至少能增强科学家对以不平等为代表的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受到生活经历的影响。

　　第五，加强公众参与。公众积极参与科学事业有助于将科研活动与公共价值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过去几十年里有大量实验显示公众参与能够影响某些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优先级和方向，科学家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可以改善自然资源管理的效果。目前，公众参与科学的规模仍然较小且成效欠佳，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的参与责任更多地落在公民身上。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扭转，科研机构、政府、市场应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博兹曼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强调公共价值的科学政策对减轻不平等及其他社会问题有帮助，但对公共政策彻底修改也必不可少。美国现行的许多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环境政策和农业政策的设计明显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和富裕的政治捐款人，这一现象在特朗普出任总统后愈发严重。美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长期问题，依靠贪婪的保险公司来保障公民健康是其他国家普遍不认可的做法。科学进步显然不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主因，但科研工作者应致力于使科学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