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基本判断与对策思路探讨

　　摘要：中美贸易冲突总体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讲中美关系，贸易方面的问题是冰山在海平面之上最直观的部分，其实要同时全面考虑两个大国之间的总体关系，必须把水面之下往往并不直接感受到的其他因素放在一起。以创新的机制扩张本土选择性“有效投资”，应成为贸易摩擦升级新阶段上我们“有所作为”的一大重点。除内部视角的这一重点之外，外部视角的重点，则是注重“多边博弈”，争取一切可调动潜力和有利因素，去应对中美间的“双边博弈”。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关系多边博弈

　　一、基本判断

　　中美贸易冲突总体表明的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讲中美关系，贸易这方面的问题是冰山在海平面之上最直观的部分，其实要同时全面考虑两个大国之间的总体关系，必须把水面之下往往并不直接感受到的其他因素，如制造业的实力、科技创新的能力，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影响力、辐射力，终极设想情况之下的军事对抗实力、胜算如何，以及不可忽视的全球化范围内的软实力等，放在一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可引出一个基本认识：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和美国在较量概念上去对决的平台。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重新体会邓小平同志当年具有很高战略思维水平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一相关大政方针的表述。现实情况下，这对于我们实际的战略把握和策略要领可形成强有力的指导。笔者认为要有一个清醒判断：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朝野一致地形成了全面遏制中国的基本共识，无论特朗普能不能连任、在不在位，这个基本情况已不会有多大改变。换个人可能还更难受。

　　中美之间既然是贸易战战端已开，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将成为长期现象。这也合乎我们现在必须点破的：不论人类文明怎么发展，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是丛林法则更多地来主导了。老大就是要遏制老二。中国的总量第二是伴随着我们人均国民水平还相当低的情况，还没有达到人均国民收入10000美元，到了10000美元再往上走，至少需要冲过13000美元，我们才能稳稳地坐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

　　所以，未来的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而这关键的十年中，作为战略博弈对方的美国，如果在以竞争为主、丛林法则的考虑之下，当然会强化遏制中国的意识和行为。这个十年的考验期，对于中国来说不在于全面小康，因为全面小康悬念不大，关键就是能不能遏制我们自身的矛盾凸显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对策建议

　　第一，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摩擦冲突肯定是坏事，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市场的走低，一些指标向不良方面发展，但是确实也不应在冲击下“应激反应”式高估实际影响。2018年度我国经济已实现了6.6%的增长，经过努力，大概率是仍能在2019—2020年实现年均6%增速以上。这样，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达到的保证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精准扶贫等等，全面小康目标仍然可以兑现。

　　特别关键的是，要注意把可能调动起来的潜力与伴随不良局面仍可能实现的一些好的方面抓住，使这些充分体现出来。比如我们已经明确宣布降低关税，进口汽车原25%的关税，如降到5%，一下削掉20个点。中国社会成员里很多人(我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以上)收入增长以后，想买国外的一些品牌车辆，这些社会成员不是得到实惠吗?特别是药品——李克强总理强调药品的关税下降，后面要跟着盯住它的实际价位。

　　几十种治疗癌症的有效药，过去老百姓轻易得不到，或者要以很高的代价去得到，现在药价降低了，有癌症病人的家庭马上得到实惠。美国人现在于大豆方面受到我们施压反制，国内东北生产大豆的农户和农场员工及其这一加工链上的市场主体，便一下面临着一个市场份额扩大的向好机遇。这些还是仅从局部来说的坏事变好事。其实对全社会来说，坏事变好事更加意义重大。我们应意识到，中国还要进一步开放。新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在影视、互联网等等方面，可以进一步开放。比如大家都知道谷歌学术搜索的水准高，很多在国外学习过的人，从那个外部环境回到国内，会因不能方便地运用谷歌学术搜索，而感到痛苦。政协的一位副主席曾经和其他一些专家联名提交过提案，认为至少考虑谷歌的学术搜索应在国内放开，但没有回音。

　　现在新的情况下，坏事变好事，是不是可以更积极地考虑这些事情。最为重要的是新局面下进一步扩大开放向“三零”靠近的“二次入世”，是“清理文件柜”，就是杜润生同志当年表述的“这就是变法”，变法就是图强、创新，这种全局性的好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应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是我国实践中要争取的极致情况;从上海开始，已有三轮“复制”，以后还应继续“可复制”的内陆众多自由贸易区，自是其“中高端”形式。

　　第二，变压力为动力。需承认我们是在压力之下被动接招，我们的筹码跟美国相比是不足的，贸易摩擦打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家还是用绝对数，我们就必须用相对数了。反制是必要的，但适当的反制还得寻求在妥协中间。能够斗而不破，争取新的平衡状态。以战促谈、以战促和，至少是阶段性的平衡状态。所谓“打打停停”，停的时候就是平衡，平衡又被突破就要打一打。新的阶段上，争取斗而不破的过程中，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能做的、自己主動选择的，是坚定不移地在改革的深水区来冲破阻力攻坚克难，实现习总书记说的把硬骨头啃下来。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年有这么多的改革文件，这么多的改革要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深改组会议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实”，然而实际生活中抓实的有多少?中央多次下文，重申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实际上谁敢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创新?

　　如果一个人干事，好几个人审查监督挑毛病，抓到任何毛病不说是改革中犯的错误，而是“心术不正”，把事情弄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种情况下，有了压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变成动力来冲一冲局面?邓小平同志当年说要大胆试、大胆闯，现在谁敢闯?但至少要给出创新的试错空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在压力之下进一步开放和倒逼改革。2019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主导精神是要敢担当有作为做实事，力戒形式主义，使2019年成为“基层减负年”。

　　“粤港澳大湾区”加入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十分值得称道，实际上是使“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与珠三角，更毅然决然去和港澳已具备的较成熟市场经济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标，打造未来可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媲美的强劲增长极。或大或小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如果排列起来，是一个长长的清单，是怎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的336项改革任务，以及后续我们认识清楚的另外一些改革任务，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承认，在这方面毕竟我们还是有进展的，比如近年的大部制改革，在十几年的时间段以后，终于走出了相对像样的步伐，要乘势推进这种改革，对整个行政架构伤筋动骨式的做改造，减少局委办，减少审批权。这后面，才能减少跟着派生出来的收费权、设租权，才能真正降低中国纳税人、企业所说的负担。中国这个实际上的负担绝对不是18种正税所能概括的，“五险一金”在世界上确实是最高水平之列的，几百种行政性收费更是非常过分的，克强总理说这是涉及“拆香火”的问题，“拆香火”那就是大部制加扁平化，一定要对整个行政架构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能变压力为动力，把这种开放和改革的实事坚定不移地做好，中国才有后劲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控制我们现在的矛盾凸显，于化解矛盾中维持基本的稳定局面，实现中央说的“新两步走”。

　　第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中国现在追求的是“强起来”时代的升级发展，要形成发展的后劲，其实包含着的战略取向，是必须继续超常规地追赶，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步伐。速度状态上从原来的两位数落到6%左右，仍然是大经济体里面的高速度(我们称为“中高速”)。在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我们怎么样处理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基本关系。邓小平同志在“八九”之后美国带头“全面制裁”的局面中特别强调，从历史长河来看，这是一场“小风波”，要继续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我们现在还应有这个战略思维：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而不破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啃硬骨头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们能够避免犯低级错误，把握好大的方向，给社会成员各个层面的创业创新者以安全感，给我们整个社会以预期之上的希望感，我们便能够在已经有的几十年发展成就基础上，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保持可持续性。1900年至2017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36倍，而中国的GDP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后期到2017年，已经实现了36倍的成长，时间轴上中美之比是1：4。即中国人以1个时间单位实现了美国人4个时间单位的经济成长性，很好体现了中国走对了现代化之路后的“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时间已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的局面就会比现在更明朗一些。现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所能抓住的确定性归根结底就是能选择什么，我们一定要正确选择进而做好可做、应做的“自己的事情”。

　　第四，多方协力增加选择性“有效投资”。外部“大兵压境”，内部亟需稳住“阵脚”，扩大内需。笔者有一条特别建议：多方协力增加选择性“有效投资”，运用创新机制，形成中国以投资潜力、创新活力释放带出的巨大消费潜力，形成抵御美国方面不确定性不良影响的同时对自己确定性的充分把握，实现6%以上年均增速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有三点：一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空间还相当巨大，有效投资可选项目俯拾皆是。投资概念下的供需互动，从各中心区轨道交通网、全国约5000万个停车位、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天网天眼工程、污水垃圾循环利用、生态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新区和产业新城连片开发等等，做起来空间堪称“可观、可贵、可用”，各种要素皆备。相对应的公私合作(PPP)机制已有经验和信心，应当及早决策出台新一轮大手笔安排，政府可仅以占小头的资金“四两拨千斤”式拉动企业、社会资金一起做。

　　二是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显著回落到5.4%的低位，值得特别警醒。以环保、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防范火灾隐患、“軍队不得经商”等正确原则却简单化地运动式关停企业、拆店铺、打击低端就业，是“自毁长城”的形式主义误区，亟应改善(许多军队大院外墙的商铺，完全可以采取委托机制，隔开其租金与具体军队单位的直接关联)。中国宏观全局的“去杠杆”调为“稳杠杆”完全必要，因为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虽居高，但与“间接金融为主”有密切关系。实际生活中从物价看生产价格指数(P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都是“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状态，防范金融风险是“防患未然”。防风险，防的是“系统性风险”，要防止“因防风险而自我封闭创新空间与发展空间而产生的风险”。

　　三是中国消费潜力确实巨大，但单方面强调消费而忽视投资，逻辑关系上属于本末倒置，贸易战中是太阿倒持，决不可取。消费是投资的目的与归宿，但无有效投资支持的消费，便成了无源之水，必然枯竭。总之，以创新的机制扩张本土选择性“有效投资”，应成为贸易摩擦升级新阶段上我们“有所作为”的一大重点。除内部视角的这一重点之外，外部视角的重点，则是注重“多边博弈”争取一切可调动潜力和有利因素，去应对中美间的“双边博弈”。

　　推荐阅读：《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