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走廊” 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学术史叙事

　　摘 要：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团队，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首先针对某个单一民族的族性音乐研究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少数民族音乐置于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区域文化视野下进行审视，从而将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板块进行研究。即从对单一民族音乐的族性探讨扩大到区域视野下的音乐文化板块研究，进而借助通道的视角将不同的文化板块连接起来，整体呈现出由个案到比较、由静态到动态、由单点到多点、由单一到多元的研究趋势。

　　本文源自刘嵘; 梁怡， 民族艺术研究 发表时间：2021-06-25

　　关 键 词：田联韬;土家族音乐;区域音乐;武陵走廊;微观学术史

　　张立文在 《中国学术通史》 中 指 出，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是……直面已有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① 。相较于传统学术史的宏大叙事，微观学术史更偏向于对个体、事件和范式的历史事实梳理。譬如基于师承关系的学术谱系研究，即具有通过个案鸟瞰不同时代学术研究的特点。田联韬先生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业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也是第一位招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博士导师。在田先生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相当一批具有相似学术话语和知识体系、以及学术理念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人才。他们不仅承继了田先生的志向，且不断为学界培养新生力量，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亲历并见证了该学术领域的整体变化。作为田先生的弟子，笔者也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队伍在新世纪走向成熟和多元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员。博士论文是学生与导师 “共谋”的知识生产成果，既是学生学术创新和研究积累的体现，更是导师学术思想和教学思维的镜子。以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为线索解读其文本，可以了解个体或一个团队背后的学术发展脉络。本文基于微观学术史的视角，以田联韬亲自指导的 4位博士为主要对象，通过梳理他们对武陵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借以见微知著，管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 21世纪以来整体研究思路的转型特征与趋势。② 即从对单一民族音乐的族性探讨扩大到区域视野下的音乐文化板块研究，进而借助通道的视角连接不同文化板块，呈现由个案到比较、由静态到动态、由单点到多点、由单一到多元的研究趋势。

　　一、聚焦土家族音乐：以单一民族研究为起点

　　作为初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之一，田先生在研究、教学、实践三个方面身体力行地引领着后学。在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创建之初，田先生就从国家层面的全局视野规划了相关人才的培养体系。尽管早期田先生更侧重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但他从全局角度出发，也较早关注到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并且积极鼓励当地学者报考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截至2020年，田先生先后指导了 3位博士和 1位博士后研究武陵山区的音乐，他们分别是齐柏平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2003年)，刘嵘 (《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音乐研究》，2008年)，杨胜兴 (《武陵山区薅草锣鼓的分区考察与比较研究》，2015年)和陈宇京 (《多元宗教信仰视阈内的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以鄂西南土家族民间多元宗教信仰为例》，2016年)。其中 3位是来自武陵山区土生土长的土家族和仡佬族学者，1位是熟悉武陵山区音乐的湖北籍学者。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地带，是一个人口超过八百万的内陆少数民族。田联韬师生对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可以说最初就是以 “土家族音乐”为出发点，涉及土家族仪式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三种类型，具体包含丧葬仪式音乐、巫祀仪式音乐、薅草锣鼓、宗教音乐。这些选题在当时来说学界关注较少，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

　　(一)扎根个案，开垦土家族音乐研究的处女地

　　20世纪 50年代，随着土家族被确定为单一民族，土家族的社会文化研究也相应展开，但土家族音乐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 80年代，专业音乐院校和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土家族音乐，并形成一些概述性和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 (如杨匡民、方妙英、袁炳昌、张汉卿、田世高等)。20世纪 90年代，各大集成和地方音乐资料成为土家族和武陵山区音乐研究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别关注到土家族跳丧、梯玛歌、摆手歌、哭嫁歌等仪式音乐，代表学者如彭德荣、彭继宽、周耘、余咏宇等。20世纪末至 21世纪初，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得到学者们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内地中青年学者，其后涌现出一大批仪式音乐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田先生早期招收的两名博士研究生 (齐柏平和刘嵘)也将研究视角投向仪式音乐，关注到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和梯玛巫祀仪式音乐。

　　21世纪初，武陵山区音乐文化的研究尚处于拓荒期。彼时目标，正如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 (FranzBoas)所说， “不要做过多理论的归纳，先把已有的东西都梳理清楚”①。作为田先生门下第一位土家族音乐研究方向的博士，齐柏平的选题为当时学界较少关注的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在鄂西南来凤和宣恩两地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个案的基础上，作者对土家族丧葬的历史、习俗、仪程、音乐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释。刘嵘是在田先生指导下第二位将研究视野投向土家族仪式音乐的学者，且自身为土家族。21世纪初，学界对土家语仪式音乐的研究以文字性描述和文本分析为主，较少从音乐形态角度着手。梯玛巫祀仪式音乐是目前唯一使用土家语演唱的音乐，对此类即将消逝的原生性土家族音乐展开研究在当时也迫在眉睫，刘嵘完成的博士论文弥补了当时梯玛巫祀仪式在音乐研究上的缺憾。田先生所指导的博士后陈宇京以鄂西南地区的土家族民间多元宗教信仰为对象，从宗教学的角度论述土家族传统音乐与信仰的关系，以及在多元宗教信仰作用下不同形态的音声呈现，通过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做出了贡献。2015年，来自贵州的仡佬族学者杨胜兴在田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他对薅草锣鼓长达十多年的持续研究。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以上学者均充分利用本地或相邻地区的地缘身份，借助多年得天独厚的浸入式 “体验”和语言优势，成就了他们学术成果的深度和权威性。

　　(二)重视音乐本体研究，结合多学科视野

　　田先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早年任教于有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大本营” 之称的中央民族学院 (现中央民族大学)①。基于自身音乐理论和深受民族学影响的双重学术背景，在大学科氛围中浸润多年的田先生对外来学科和方法秉承着广纳百川的学术心态。这个心态在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后，在培养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实践中也有明显体现，他在教学中始终贯穿音乐本体研究与多学科视野相结合的思路。

　　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博士论文，齐柏平、刘嵘、杨胜兴等人在各自对象领域中填补了该领域音乐本体深度研究的空白。他们分别在本体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了横向的形态比较。在田先生和杨民康两人的联合培养下，齐柏平的博士论文呈现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两种趋向。由于齐柏平自身音乐史的学术背景，他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非常关注丧葬仪程的历史文本，这也使他的博士论文带有了一定的 “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视野。齐柏平在整个丧葬仪式的 “过程中” 研究特定仪式中的音乐曲体结构，结合具体而细致的仪式过程描述对音乐曲体进行结构性分类和分析。其后他对鄂西地区土家族丧葬仪式的观念、行为、音乐形态的总结，明显体现出早期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对梅利亚姆 “三重模式”的借鉴。此外，该文在方法论上也有创新，文中提出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 5个模式，即 “仪式模式” “行为模式” “声音模式” “信仰模式” “分布模式”。该论文发表前，尚无学者对土家族丧葬仪式及音乐进行整合研究。可以说，齐文在纵向和横向上均扩展了土家族音乐研究的内容与深度。此外，该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根据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在清江流域以跳丧为主、在酉水流域以花鼓为主的特点，提出 “南花鼓、北跳丧”的分布特征，这也是其提出的创新性学术观点，为今后进一步从区域研究的视野探讨丧葬仪式音乐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刘嵘的博士论文对土家族原始信仰梯玛巫祀仪式及其音乐进行了整体性研究。音乐本体分析是论文中分量较重的部分，体现在仪式音乐分类、音乐形态特征、仪式与仪式音乐的结构模式分析、仪式音乐的风格特征等诸多方面。并且刘文首次将土家语仪式音乐置于武陵民族走廊这样一个动态的通道视角探讨其文化生态特质②，从而在横向上为理解土家族音乐的流动性传播提供了依据。该文在方法论上，结合语言学、音乐学、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路径对最具土家族文化基因的巫祀音乐进行了全面考察。在梯玛仪式音乐的分析中，作者在结合梅利亚姆 “概念 -行为 -音乐”③、曹本冶 “信仰 -仪式行为 -仪式中的音声”④ 以及赖斯 “时间、地点、隐喻”⑤ 等方法的基础上，还参考了宗教人类学对仪式整体性的关注。

　　杨胜兴的博士论文尝试将薅草锣鼓的本体分析置于表演的语境当中，探讨演唱程序的结构模式和思维模式。论文采用了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例如借鉴 《乐种学》的理论研究薅草锣鼓的套曲结构，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研究薅草锣鼓演唱程序的结构模式和结构变体。除本体分析外，他在杨民康的影响下，结合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施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探索口传神话的隐含意义，从三个地区流传的民间口述传说和神话文本出发，对薅草锣鼓的功能及内容表现的价值观做了结构性分析⑥。

　　以上三部博士论文从微观个案和具体对象出发，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受到结构主义、文化圈理论的极大影响。这些论文之所以体现跨学科方法的研究特点，与田先生对博士生的培养要求分不开。除了本专业的民族音乐学和传统音乐研究等理论方法外，田先生要求每位学生在进入田野考察之前，必修中央民族大学的 《语言学》课程，掌握国际音标的用法以及在北京大学研修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宗教人类学》 《民族志方法》等相关课程，以拓宽学术视野。

　　陈宇京的博士后研究报告选择了宗教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实现了微观个案向宏观多元宗教音乐信仰研究的转变。尽管研究的切入点在于宗教学的宏观层次，但他也关注到具体的音声形态。只是在写作中不再侧重仪式音乐结构的整体分析，而选择仪式过程中 “有意义”的、较为普遍的 “叠唱”和器声现象进行音声和功能的分析。统计学、美学的视角也贯穿在陈的整个行文过程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坚持宗教学为本、文化人类学为经、民族音乐学为纬的多维架构原则”①。

　　(三)立足比较，书写文化语境中的音乐

　　比较的方法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展开差异性研究的基石，该方法从生物学发轫，而后广为人类学、地理学、音乐学等学科借鉴。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研究自 20世纪初始，便在中西二元对立的冲击下意识到了比较的重要性。随后传入的比较音乐学更是帮助建构起我国早期音乐学研究的学科基础，直至今天，在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书写中从未放弃过比较的方法，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尤为如此。民族志的书写和研究者的 “在场”为了解鲜活的音乐现象提供了全景式图景，音乐本体与语境的分析为解答 “音乐为何这般”提供了依据。而比较的手段，则让研究者找到 “我”的独特之处与差异所在。

　　齐柏平在分析中借鉴了 “模式及模式变体”的分析方法，通过官方、民间文献与实地调查的互证和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了土家族与周边汉族在丧葬仪式音乐、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作者直面土、汉多民族文化交融性的客观事实，从表演程序、音乐形态上廓清了土家族丧仪音乐文化的特点、模式及其分布规律。

　　刘嵘在完成音乐本体的基本分析之后，也沿着比较的路径一路前行，将比较的对象扩大化。刘文中音乐本体着墨最多的第四、五章内容便是对仪式音乐的比较分析，不仅包含了对巫祀仪式的音乐形态和地域性音乐风格特征的分析，还将梯玛巫祀仪式音乐与土家族其他民间巫祀仪式音乐进行比较，进而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在一系列比较的基础上结合 “文化圈”“文化层”理论进行类型化分区。这种自下往上、由点到面的本体分析方法，对从土家族文化的整体视野理解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音乐的风格起到了极大作用。

　　杨胜兴在武陵山区薅草锣鼓三个流传分区的本体研究基础上，单列一章将三区的薅草锣鼓进行比较。从演唱程序、音声形态、唱词文本、表演形式、音乐风格五方面入手，讨论其总体风格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得出 “巴蜀与荆楚文化圈薅草锣鼓在歌唱形态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人声构成、器乐类型、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演唱方法和唱词内容等方面却差异明显。黔渝打闹歌主要体现在婉转、悠扬的曲调，本嗓演唱的纯朴自然的声腔和边打边唱的比较热闹的伴奏形式;湘西北挖土锣鼓歌则体现在较平稳的曲调进行、真假声演唱的古朴唱腔和铿锵有力的节奏;鄂西南薅草锣鼓体现在跌宕起伏、高亢嘹亮的悲腔和繁复的锣鼓乐穿插其间等音声特征。”② 这一结论建立在地域性音乐风格比较的基础之上，作者更多的是从区域音乐的角度思考，音乐的族群属性较少涉及。

　　陈宇京的研究对象并非音乐本体，而是聚焦于哲学层次，将汉传宗教与土家人生境界和音乐中所体现的思维进行比较。

　　从以上四位学者的论文可以看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微观个案，从局部入手展开有关联的比较，扎根音乐本体，广纳多元理论，反映了田先生一贯的教学指导思路。当然，每位博士的写作也因其学术背景的不同，在方法上各有所侧重。例如，齐柏平偏向于横向共时性和纵向历史性文本的比较，刘嵘更偏向于对土家族族源、民俗、信仰等内容的考证与整理，陈宇京则利用自身擅长歌唱的专业优势，注重对演唱文本进行文学性分析和美学维度的阐释。

　　二、从点到面：区域音乐研究视野与文化地理学观照

　　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体，其中土家族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其音乐所体现出来的区域性往往较族群性特征更为明显。田先生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意识到仅用传统的单一族群视角展开研究的局限性。他建议学生将研究视野扩大，要注意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区域不同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融合和影响，可以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出发，将个案置于区域研究视野下进行比较。在田先生的学术理念影响下，经过跨越十余年的培养，这四位二代少数民族音乐学者的研究体现了研究思维两个层面的转向：

　　(一)个案研究向理论讨论层面的转向

　　田先生晚年倾心较多、用力最勤的是宗教仪式音乐研究①，这也反映在由他晚年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当中。陈宇京的出站报告作为偏重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了田先生策划的课题之中，这同时也体现了田先生在宗教音乐研究与教学中的思维转变。从早期齐柏平、刘嵘等人的仪式音乐研究到陈宇京的博士论文，时间跨度大，实现了土家族仪式音乐研究向 “个案 -理论”的转向。

　　陈宇京从宏观层面观照土家族在多元宗教信仰语境下的传统音乐。为实现对土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宗教文化人类学解释之目的，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跨学科的多维原则，在论述上也更偏重形而上的理论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绪论部分提出了土家族宗教音乐研究呈现出 “清江流域土家族文化带” “酉水流域土家族文化带”以及 “湘黔土家族文化圈”与 “鄂渝土家族文化圈”的 “两条文化带”或 “两个文化圈”的两组概念，遗憾的是文中并未进一步展开，但从侧面说明作者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土家族音乐的区域性特征。尽管陈文主要是在方法论层次的探讨，但仍以翔实的个案作为基础，附录中还详尽记录了恩施市建始县道教法师的度职仪式。

　　(二)单一民族音乐的族群性研究到多民族融合观念的转向

　　齐柏平、刘嵘的博士论文诞生于 21世纪初期，研究更加聚焦于具有明显土家族特质的音乐内容，即土家族音乐研究亟待关怀的一些重点音乐事项。他们也或多或少注意到汉族与土家族音乐文化的交融和影响，但并未做深入探讨，而是将音乐的族性讨论放在了首位。杨胜兴经过对武陵地区薅草锣鼓的考察，认识到其地域性差异大于民族性差异，因此在研究中既尊重其民族性，但更多关注其地域性。他观照更具宏观地运用文化圈和文化层的理论解释三个流传区薅草锣鼓差异形成的原因。之后的陈宇京则选择土家族多元宗教音乐观为关注点，其中大部分涉及土、汉交融的内容，可以看出田先生在指导教学中研究趋向的显著转变。当然，在具体论述当中，四部博士论文都注意到并且承认一个客观现实，即土家族在不断与兄弟民族交往过程中，已然形成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熔炉。只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关注点上有所区别。但是，丧葬音乐、薅草锣鼓、多元宗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始终无法将土、汉音乐单独分隔开来研究。

　　三、“武陵走廊”：整合性研究范式的孕育与形成

　　如果说从单一民族到区域音乐研究视野是从点到面，那么对武陵民族区到武陵走廊的研究则体现了从面到线 (“线”即连接不同文化板块的枢纽)、点面线结合的特征。研究思维上从传统的静态研究转换为更加强调不同民族及文化之间的交融、影响的动态研究。

　　民族走廊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78年首次提出的一个民族学概念。他认为中国各民族分布格局是以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所谓六大板块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中原区;三大走廊即：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此外，李星星认为，除费老所说三大走廊外，还有土家 -苗瑶走廊和古氐羌走廊，前者即 “武陵民族区”。① 李绍明对民族走廊进行了解释： “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并认为武陵民族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而言是富矿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问题的研究颇富文化意蕴。② 黄柏权明确提出 “武陵民族走廊”的概念：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五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③，它由多民族长期互动而形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④。这条流动的走廊之中生活着以土家、苗、侗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既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又有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且呈现出地域不同的变异。⑤ 作为自东南通向西南腹地的通道，大量的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文化在武陵民族走廊交汇融合，这一流动的多元民族文化在 “走廊学”“通道音乐”“路文化”的视野下也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学术处女地。

　　齐柏平的研究对象范围体现了土家族音乐研究具区域特点的局部性视野，即聚焦于鄂西南地区的土家族音乐，以挖掘其族性特征为首要目标。刘嵘则在地区选择上进一步扩展，以湘西地区的仪式音乐为主，同时也关注鄂西地区，涉及两个土家族聚居区的仪式音乐比较。 “武陵民族走廊”的概念在 21世纪初刚刚兴起，但尚未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刘嵘是较早从文化区的概念出发探讨土家族音乐文化的学者。她在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关注到 “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土家族聚居区的山地文化背景，但由于该文研究对象为流传于酉水流域的梯玛巫祀音乐，这种音乐并未在武陵民族走廊上普遍分布，所以该文并未以 “走廊学”为话题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

　　在齐柏平和刘嵘的研究中，已初步具备区域音乐研究和比较的视野，之后的杨胜兴则迈出了更大一步。他认识到普遍存在于武陵山区的薅草锣鼓音乐突出的区域性特征，在对象上不再强调 “土家族”音乐的概念，正式将研究视野从单一民族进一步扩大到武陵山区 “局部的”整体性研究，探讨其地域性特点和差异。在尊重各地不同的艺术表征和局内称谓的基础上，杨文将武陵山区的薅草锣鼓划分为渝黔打闹歌、湘西北挖土锣鼓和鄂西南薅草锣鼓，并就三个流传区的差异和成因进行了详细阐释。鉴于薅草锣鼓如今只能依靠口述回忆重构表演形式，该文详述了不同地区薅草锣鼓仪式过程，为读者呈现出武陵地区三个流传区薅草锣鼓相对完整的记录，这无疑对该地区薅草锣鼓的抢救性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结语：点、线、面一体，族性、板块与通道结合

　　通过对田联韬师生武陵山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的教学与成果梳理，可以看到该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这也是田先生在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创建之初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整体布局的一部分，他留给后学的，是拓荒之后在各民族及区域中各个击破的现状。自此，田先生作为初代学者对全国性研究布局的策划从北向南、自西徂东，在田师一脉研究生的研究课题中逐步完善。近年来，由田先生弟子所培养的第三代学子对武陵山区音乐的研究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多个少数民族，并且视角更为动态，注意到民族之间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以及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当代发展。如罗洁璐探讨桑植的白族音乐被土家族化后产生的变迁与重构⑥，梁怡从应用民族音乐学角度考察土家族传统音乐进入民俗博物馆之后的文化再生产①，刘伟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探讨湘西苗族的民歌演唱活动，挖掘其音乐对族性的意义②，等等。但总体来说，对土家族乃至武陵地区而言，尚待挖掘的课题还有很多。

　　客观回顾田联韬师生以武陵民族地区音乐文化为对象进行的知识生产，可以说几位学者的实践与我国近年来一部分少数民族音乐学者的研究历程极为相似：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首先针对某个单一民族的族性音乐研究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少数民族音乐置于更为广阔和复杂的区域文化视野下进行审视，从而将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板块进行研究。对武陵民族地区音乐文化的研究，点与面的结合目前已经兼顾到了，未来是否可以基于 “武陵走廊”这一文化板块本身作为文化 “通道” 的特殊性，不仅研究武陵民族地区所在区域范围内的少数民族音乐，更要关注其作为不同文化板块之间的连接的意义，即它对所连接的东南、西南腹地音乐的能动作用，以及对促进走廊沿路大量汉、土家、苗、侗等各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交融的影响。从族性到板块，再到通道，武陵民族地区音乐研究的整体性范式正逐步形成。倘若族性、板块与通道的视角相结合，点线面不同维度一体，相信将会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任何学术成果均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思潮的影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形成的特定文本，不免带有所在时代的学术研究整体特点的印记。不论是批判还是赞扬，我们也须在有选择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整合，在与前人的对话中不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美国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罗伯特 · 金 · 莫顿 (RobertKingMerton)用 “小矮人在巨人的肩上，这样能够比古人看到更多和看到更远”③ 来形容知识探索的过程，我们也正是站在一个个 “巨人的肩膀”上来实现学术知识生产的更新。尽管田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会存留在学人、学术史当中!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初代学者、我们敬爱的———田联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