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英美文学通俗性

　　摘 要: 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是英美社会后现代性的产物，“精英文学边缘化” 与“大众文学市场化”是其发展的基本走向。在这种不可逆转的文学发展潮流中，“高雅文学”与 “通俗文学”之间的界线已被打破，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英美文学大奖获奖作品的颁奖词以及作品可以看出，非主流意识叙事、小说体裁的通俗性、文学跨界现象、不确定性的故事叙事策略等特征颠覆了既有的文学传统，助推了当代英美文学的通俗化发展。从英美当代通俗文学这些后现代主义特征观之，其通俗性特征仅是文学作品的外部表征而已，深刻的思想内涵仍是其价值取向的核心，只不过其作品改换了文学反思的方式，把文本世界的完美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完美性连接起来，从而赋予了当代人理想的完美性以确定的应然性意义。因此，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虽然在形式上看似“通俗”，但思想内涵上却并不“庸俗”，其通俗性实质上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张龙海; 张英雪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28

　　关键词: 英美文学; 后现代主义思潮; 通俗性; 形式与内容

　　20 世纪 60 世纪以来英美文学进入后现代主义发展阶段，这与英美社会的后现代性具有直接关系。美国学者霍顿( Rod W. Horton) 和爱德华兹( Herbert W. Edwards) 在《美国文学思想背景》 (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1974) 一书中指出，“了解文学与产生该文学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因为“文学作品有时落后于时代，有时又会预示未来”，但总体而言，“文学通常能够反映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① 在“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当代文学发展趋势下，受大众文化影响的“通俗文学”成为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英美通俗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模式化和趋众性等弊端，尤其是早期部分通俗文学作品由于缺乏真实性和艺术性而被评论界所指摘，当代英美文学的通俗性也一度成为影响其经典化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当代英美通俗文学“通俗性”与“高雅性”的不断融合，学术界对英美文学通俗性的论争从形式和内容层面都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演进历程。在此过程中，学术界逐渐达成共识，逐渐挖掘出“通俗文学”这种在文学传统上并不被看好的文学类型在其文学终极价值层面的积极意义。

　　一、英美社会的后现代性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英美当代文学以小说为主要文学形式，美国文论家莱斯利·菲德勒( Leslie Fiedler)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文学的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是: 后现代主义小说实质上就是通俗小说，是“反艺术的”和“反严肃的”全新的小说类型。该类型小说致力于新的神话叙事，以求“在其真实的语境中‘形成一种’原始的魔力”。① 该论断虽然看上去有些武断，但纵观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英美小说作品，尤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英美文学大奖获奖作品可见，英美文学不仅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当代大众文化时代文学作品的通俗性，而且体现出英美社会的后现代性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关系。

　　英美当代文学与“后现代”关系密切，然而，“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7) 一书中将“后现代性”界定为当代的一个历史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怀疑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形式或文化风格，这种文化形式以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自我反思式、游戏式、模拟式、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艺术形式来反映当今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模糊了“高雅” 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以及艺术和现实生活经验之间的界线。② 不论是英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性”，还是与之相关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从词源学释义角度来看，均与“现代性” 和“现代主义”相关。虽然学术界对这种解释存在分歧，但从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观之，却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中国学者曾艳兵采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分析视角探讨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的演进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学并非一个内涵确定的概念，该文学思潮包括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投射诗、具体诗、语言诗等不同文学流派。③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入手，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列宁论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或多国化的资本主义阶段。与之相匹配的艺术准则分别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英美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作用于当代文学的产物，处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链条上的第三个阶段，是西方人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改变，或者说革命”。④ 詹姆逊将文学准则的改变视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这就足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变革并非局部革新，而是脱胎换骨式的巨变。从历史背景来看，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与英美社会的后现代性具有密切关系。二战后，英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美国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以及肯尼迪总统被刺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此外，英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影响到文化领域而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又进一步加速了当代英美大众文化语境的形成。

　　事实上，“大众文化”并非 20 世纪后半叶独有的文化现象。早在 19 世纪中叶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伴随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具有通俗小说性质的大众文化作品曾一度占据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市场。其中，惊悚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悬疑”艺术形式和“惊悚”的艺术效果在大众读者中迅速“流行”起来，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畅销书。受英国 19 世纪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影响，当代大众文化和通俗小说于 20 世纪中期再度兴起与发展。然而，英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历来就有崇尚“精英文化”的传统。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多数成员坚持传统文化艺术的个性原则和批判现实的乌托邦精神，坚持艺术自律，留恋古典和传统艺术，对大众文化持贬低和批判的态度。在大众文化的否定派学者看来，文化应该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专利，而大众文化则是社会大众卑微的文化，因而大众文化不能代表文化的真谛。美国文化理论家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 在其《大众文化理论》(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一文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有两种文化: 一种是传统文化，又被称为“高雅文化”( high culture) ，主要出现在教科书中; 另一种是“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 ，是为市场批量生产的包括广播、电视、电影、流行小说等文化产品，而这些领域却是严肃的艺术家所不愿涉足的。在麦克唐纳看来，大众文化已成为标准文化、程式文化、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的同义语。① 伯明翰学派使大众文化理论出现了转向，以费斯克( John Fiske) 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采取认同的态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采用的“大众文化”这个术语含有贬义，因而换用了“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的概念。实质上，“大众文化”同“高雅文化”一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科技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市民社会的日臻成熟，商品经济逐渐占据了市场并影响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革，“粗鄙”的“大众文化”逐渐取代传统的“高雅文化”。到 20 世纪中期，“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在英美已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现代性”意味一个时代的转变，或者说，它意味着具有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意味与现代性的决裂。也正由于此，后现代性标示的是英美当代社会的一种形态、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时代中的一个阶段，同时又是英美当代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心灵状态，或者是一种体验; ②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中代表欲望、本能与享乐的一种反规范倾向，它无情地将现代主义的逻辑冲泻到千里之外，加剧了社会结构性的紧张与恶化”，促使政治、文化和经济三大领域进一步分崩离析。③ “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受社会后现代性的影响，成为当代英美在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层面上的一种复合体，它既属于一种思潮，又是一种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受社会的后现代性和文化思潮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代英美文学也随之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昔日崇尚中心、提倡权威、尊崇等级、高扬整体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在非理性哲学的影响下，虽然“上帝已死”，现代主义仍在坚持中心论，但也已经破碎不堪，只能借助隐喻、象征、梦幻、直觉、变态和时空错乱等叙事方式来把握和描写现实世界，表达现代人焦虑、孤独、迷惘和漂泊的意识，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当代以大众文学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学。

　　文学思潮由“中心论”向“无中心论”发展的总体趋向表明，“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是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以通俗文学为基本特征。英美文学的当代特征又进一步引起了文学研究方式的改变，对此现象，中国学者卓今指出: “信息化时代的文学文本有可能经过改编和再创作，从而脱离原来的形态。文化研究者正在为这种变化调整研究策略，探讨其规律和生成机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关注新形态起源和新要素发展，关注更多的是外部形态。因为外部形态是新发生的，变化着的，引人入胜的，而内部形态是固有的，大体不变的。”④批评界通常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过于注重文本形式研究，试图从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外部形式研究入手，以作品创作的多元性和反传统性为突破口来论证后现代主义文学主题的“不确定性”，其结果不仅会彻底否定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大众性和通俗性，而且极易从本质上否定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人学意义上的终极价值追求。① 既然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总体而论均为通俗文学性质，那么作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只不过是重新建立起一种文学想象和文学期待的全新模式而已，诺贝尔文学奖和英美文学大奖颁奖词的相关表述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英美大众文学发展脉络及其当代文学通俗性特征

　　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基本上属于通俗文学范畴，这一结论是由“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当代文学发展大趋势所决定的。与“纯文学”相对，大众文学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作品通俗性的文学总称。大众文学作品的“大众性”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商业化运作机制中，其突出特征是因其具有大众读者所追求的趣味性、消遣性和娱乐性而广为“流行”，因此，大众文学作品必定是畅销的“文化工业产品和商品”。值得说明的是，“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通俗文学并非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独有的现象，大众文学的通俗性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从英美 19 世纪文学算起，题材小说、惊悚小说、传奇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政治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等均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②

　　尽管大众文学在其发展道路上已形成传统，但具有大众文学性质的通俗小说境遇却大不相同。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惊悚小说为例，其境遇就远不及当代美国同类型小说。维多利亚时期，受文学市场规律的影响，英国惊悚小说勃兴，一时间发表惊悚小说的期刊和出版机构猛增; 与此同时，相关政策的改革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也把惊悚小说推向了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前台，其发行量远超“纯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然而，惊悚小说的“反主流意识”叙事却遭到“正统”批评家的指责和抨击。例如，批评家曼塞尔( Henry Mansel) 在《季刊评论》( Quarterly Review) 上曾列举了该类小说的五大“罪状”③，对惊悚小说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全面否定并得出结论: 该类型小说生产的是文化垃圾( cultural trash) ，而其传播的主要方式是期刊④、流动图书馆和火车站的书刊亭，这就必然决定了该类型小说是短命的。⑤ 曼塞尔对惊悚小说的评价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主流”评论家的观点，他们从传统的批评原则出发，在艺术表现形式、创作目的、创作题材以及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等方面否定了惊悚小说的艺术创新和思想内涵。

　　美国是大众文化更为繁荣的国度，也是世界通俗文学的重镇。查尔斯·布朗( Charles Brockden Brown) 是 18 世纪美国哥特小说的创始人，也是早期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美国作家之一。他以当时美国社会为背景创作的哥特式小说关注道德和心理问题，虽然故事情节和语言带有情节剧的色彩，但小说本身在英国哥特小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创新。“美国小说之父”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 进一步拓宽了美国通俗文学的创作领域，其历史传奇和人物传记等文学作品因情节幽默、语言风趣、富有激情发展了哥特文学的风格，代表作品为《睡谷传奇》( The Legend of the SleepyHollow，1820) 。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是美国 19 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哥特小说作家和推理小说作家，作品主要以揭示人类意识及潜意识中的阴暗面为主题。与同时代其他浪漫主义作家大不相同，爱伦·坡以恐怖小说这一通俗文学形式刻画非现实状态下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以非现实和非理性的叙事方式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并通过夸张、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来表现人性的危机。爱伦·坡对传统哥特小说中的悬念、言情、凶杀和恐怖等通俗元素予以杂糅，这对后来的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韦尔蒂( Eudora Welty) 、奥康纳( Mary Flannery O’Connor) 和通俗小说家斯蒂芬·金( Stephen Edwin King) 等人的创作产成了重大影响。爱伦·坡的通俗小说创作形成了全新的创作理念，对美国早期本土文化和对物欲驱使下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非理性情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而使其哥特小说在创作中打破了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界限，在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里实现了作品与读者的心灵沟通。

　　美国学者佩尔斯( Richard H. Pells) 在其著作《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 Radical Visions & American Dream，1973) 中描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旺景象: “在整个 30 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美国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通俗文学要比 19 世纪英国通俗文学幸运得多。实际上，佩尔斯所论证的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现象也仅仅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序曲”而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英美兴起，这比佩尔斯所论及的美国大众文化还要晚将近三十年。当具有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真正占据英美文学市场之后，具有大众文学性质的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有反客为主的发展趋势。批评界也不再对“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进行论争，似乎这种文学转向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期的通俗小说与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通俗小说相比，其境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差异主要在于文化语境的不同: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将现实主义小说视为“高雅文学”，惊悚小说则被视为“通俗小说”，是“不入流”的小说类型。尤其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反主流意识的伦理叙事在“正统”批评家的视野中有剑走偏锋之嫌，因而受到抨击也在所难免; 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通俗小说则完全处于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如前所述，“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化市场化”已成为当今不可逆转的文学发展趋势，当代文学的现实境况下，“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已被打破。

　　纵观学术界对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通俗性的讨论，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不确定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主题、形象、情节和语言四个方面。美国文论家哈桑( Ihab Hassan) 指出: “像在一般文化中一样，艺术中的不确定性也有许多样式，不一而足。”①与大多数学者观点不同的是，哈桑并未完全否定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事实也正是这样，大众文学虽然“通俗”，但并不“庸俗”。通俗文学作品在英美文学市场上往往都是畅销书，其发行量巨大，接受该类型作品“教诲”的读者人数众多。因此，在对通俗文学的评价中，批评家不能仅看到其“通俗”的一面而忽视其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另一面。斯蒂芬·金的第一部作品《凯丽》( Carrie，1974) 初版时就因卖出三万本而跻身当年畅销小说之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斯蒂芬·金的通俗小说在历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中一直名列榜首。他的很多作品成为好莱坞制片商的抢手货，包括《闪灵》( The Shining，1977) 、《绿里奇迹》( The Green Mile，1996) 和《肖申克的救赎》(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82) 等在内的多部小说被拍成电影或电视节目。2003 年，斯蒂芬·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2015 年，白宫为斯蒂芬·金颁发了国家艺术荣誉奖章，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他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最为多产的作家之一，斯蒂芬·金的创作结合了高超的叙事技艺和深刻的人性分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恐怖、悬疑、科幻和幻想小说作品使世界读者感到惊悚与欣喜。”① 斯蒂芬·金作品的通俗性特征也同样体现在英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品中。自 1980 年以来对英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颁奖词分别表述为: 卡奈蒂( Elias Canetti，英国，1981) 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 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美国， 1987) 的“作品超越时空的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及浓郁的诗意”; 莫里森( Toni Morrison，美国，1993) 的“作品想象力丰富，富有诗意，显示了美国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 奈保尔( V. S. Naipaul，英国，2001) 的“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驱使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 品特( Harold Pinter，英国，2005) 的“剧作揭示出隐藏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魂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受压抑者被关闭了的房间”; 莱辛( Doris Lessing，英国，2007) 作为“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化作了详尽的考察”; 鲍勃·迪伦( Bob Dylan，美国，2016) “用美国传统歌曲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英国，2017) “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中揭示出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② 以上作品均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其获奖理由是将美国传统的民谣歌曲赋予诗意，形成了文学跨界现象。尽管这些英美获奖作家创作风格各异，但所有作家的共同点是，他们的作品均体现出对当代人现实生活的关注。③

　　如果说斯蒂芬·金的作品代表了当代英美“通俗文学”的话，那么卡奈蒂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则代表了当代英美文学中的“高雅文学”。然而，从对二人各自颁奖词的表述中可见， “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之间已无明显界线。面对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虽然批评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导向仍有负面评价的声音，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脱离现实而没有意义，顶多是 “无病呻吟”，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再继续“走火入魔，标新立异，不选振聋发聩有益于世”的作家，那么这个奖项就不再有“含金量”，④但大众却对具有通俗性质的文学作品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其作品的发行量和颁奖词的表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事实上，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通俗性特征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三、通俗文学形式创新与思想内涵辩证关系的统一

　　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通俗文学“通俗”但并不“庸俗”，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通俗文学作品形式创新与深刻思想内涵之间辩证关系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原本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命题。通常说来，形式是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内容是事物所有内在要素的总和。在 “精英文学边缘化”和“大众文学市场化”的现实境况中，英美当代通俗文学虽然在形式上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不确定性”的典型特征，但实质上却并非主题、形象、情节和语言层面“四不确定”的文学作品。

　　虽然当代通俗小说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文学语言三个层面上确实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但“主题”方面的不确定性却值得商榷。前三项不确定性属于作品的形式层面，主题的不确定性则属于作品的内容层面。主题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是文学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体现，因而是作品的灵魂。假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通俗文学批评中坚持这种“四不确定”的定论，那么此种批评就从形式到内容全方位地否定了当代通俗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这显然不符合当代通俗小说的现状。从上述获奖作家的颁奖词中可以看出，这些作家作品既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形式层面上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又体现出作品主题层面上的确定性。以斯蒂芬·金的《凯丽》为例，这部作品采取了后现代主义“身体叙事”“魔幻”“互文性”和电影“蒙太奇”式的叙事策略，以少女成长历程为主题，通过少女的恐惧和无力反抗探讨了人性问题。与当代文学对少女歌颂的态度相反，斯蒂芬·金为其女性人物脱下了虚伪的外衣，表现出女性人物恶毒、虚伪、软弱、无力抗争的人性弱点，而这些弱点却又体现出马基雅维里关于人“趋利避害”的本质论。①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凯丽》并未采取传统文学的粉饰手段来遮掩人性的弱点，而是采取了“暴露文学”的创作方式，揭示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当代人面对这种困境所应采取的道德行为，使其成为该小说的创作主题。该主题又通过多角度、立体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以及惊悚的故事情节，加之“碎片化”和 “拼接”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形式得以实现，使作品更具真实感和可读性，形成了当代通俗小说对人予以关注的“人学意义”，成为通俗小说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以战争叙事与和平反思为重大主题的作品是更为耀眼的一个领域。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下，英美小说家( 其中包括很多所谓“正统”的小说家) 以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书写反思战争与向往和平的严肃主题。约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 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Catch-22，1961) 开创了黑色幽默通俗文学叙事的先河，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的《五号屠场》( Slaughterhouse-Five，1969) 为语言游戏的小说叙事方式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罗伯特·库弗 ( Robert Coover) 的《公众的怒火》( The Public Burning，1977) 则以“世界末日的隐喻、美国信念的衰微和反英雄的悲剧等一系列视角，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民族性认同的危机”②。虽然这三位作家均有从军的经历，但他们的小说却与真实的战争无缘，只是以战争作为创作背景，这折射出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库佛曾就此说过: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大众文化———这里面也包括所有世俗的宗教，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也影响着我们在有生之年谈论它的方式。”③三位小说家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表达出他们对战争的反思和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此外，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石黑一雄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创作的《被掩埋的巨人》( The Buried Giant，2015) 通过记忆书写揭示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④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军规》是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早期代表性作品，开创了黑色幽默叙事模式的先河。“军规”不过是这部小说的引子而已，黑色幽默和悖论式的语言游戏才是其故事叙事的主要形式，小说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人的生存困境。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小说充满了悖论式的表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被一再提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飞行员如果认为自己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他通过军医向大队司令部打个报告，按照军规就可以获准停飞。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提出申请，可一旦他这么做了，那也就表明他在精神方面并没有问题，于是他就得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① 海勒采取这种黑色幽默和语言游戏方式抨击了军队中的集权主义。该小说形式层面的创新是海勒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形式的贡献，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人的生存困境却是该小说的主题思想。由于“Catch 22”一词的特定含义，该词被收入《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中，用于指相互抵触、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境况。②

　　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进一步发展了黑色幽默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象征和反讽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小说中把“芥子的气味”与“玫瑰的香味”混杂在一起; “反战就像拦截冰河一样”，作家“与其写反战作品”，“倒不如不写反冰河作品”; 战争毁掉整座城市和无数无辜者的生命，而一个美国士兵就因在战争的废墟里拿了一只茶壶而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 “我对英美空军对德累斯顿大轰炸中死去的 135 000 人深表遗憾”，“对德累斯顿的这次轰炸是一场无人能够否定的巨大灾难”，“也没人会相信这次轰炸在军事上有什么必要性”。③ 冯内古特把战场比作屠场，把“芥子的气味”和“玫瑰的香味”比作“战争”与“和平”，把反战比作“拦截冰河”，以黑色幽默、象征和反讽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小说家对后现代主义小说在叙事形式上的创新，并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该小说对“大轰炸中死去的 135 000 人表示遗憾”和对“这次轰炸必要性的质疑”，揭示出后现代主义小说人文关怀的主题思想。

　　库弗被批评界冠以“美国形式主义小说家”的“桂冠”，其代表作《公众的怒火》采取戏仿、拼贴、蒙太奇等元小说叙事技巧，以荒诞的手法书写历史，引导读者远离“虚幻”而趋于“真实”，避开神秘而走向“明朗”，远离神奇而更加“现实”，揭示神秘而更加“实际”。小说虽然源自基督教的《圣经》母题，却把宗教母题作为嘲讽的靶子，以社会批判的态度对美国宗教信仰的起源提出质疑。小说中对广场狂欢景象的描写意在表现当今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尤其对美苏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和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恐惧。库弗以虚构小说“编造者”自居，以此将其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信念的核心”，并戏谑性地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美国形象山姆大叔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在谈到《公众的怒火》中的人物时，库弗认为这部小说触及美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外，这是第一部以在世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库弗的初衷是嘲笑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以“反共”参选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这反倒使其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物，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水门事件”。④ 从库弗对小说创作的自我评价中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通俗性同样体现在小说作品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层面，而《公众的怒火》正是这类结合当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石黑一雄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特征主要包括文化多元性和文学话语意义的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的“虚幻”层面。在这部貌似复古的虚构小说中，石黑一雄以历史传奇的故事叙事方式探讨了人类看似荒谬却又意义深刻的悖论: “母龙”使人们丧失记忆; 但杀掉“母龙”又会唤醒人们的民族仇恨并引发新的战争。小说留住“母龙”的目的是为了能使这个国家在遗忘中避免新的战争。石黑一雄以记忆为主要叙事手段，采取把“模糊的记忆” “融合在一起的记忆”“没有唤醒的记忆”和“迷雾消散后恢复的记忆”等“靠不住”的记忆“碎片” “拼接”在一起作为该小说叙事的主要策略，使“回忆”在小说中成为独特的叙事模式。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叙事方式，“记忆”既服务于《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主题，同时也是石黑一雄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个性化发展的显著标志。石黑一雄站在多元文化视角的高度审视人类自身，其 “记忆”叙事体现出作家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揭示了在物质文明发达时代当代人精神空虚状态下的生存困境。⑤ “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两者之间的融合使这部虚幻小说将形式上的通俗性和主题上的深刻性完美地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英美文学的通俗性既体现出当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关系，同时又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一样，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同样具有社会批判和人本质弱点批判的文学本质，将现实社会中“不完美”的特性在文学作品中“完美”体现，进而实现人类美好的文学憧憬。作为当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趋向，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市场性和通俗性体现出当代文学的大众文化意义。英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通俗小说对作者来说是“畅销小说”，对大众读者而言则是“消遣小说”。美国批评家赫勒尔德( Diana T. Herald) 认为，读者在阅读通俗小说的消遣过程中，可以沉浸在幻想的天地里，与作品人物产生共鸣，与作品人物共同冒险，这种过程虽脱离现实，但并未超出想象。研究美国通俗小说的中国学者黄禄善在其《美国通俗小说史》中指出，检验文学作品的优劣，不是依据权威人士划定的批评标准，而是依据大众读者的欢迎程度。绝大多数通俗小说作品是畅销书，是深受大众读者欢迎的，因而没有理由将其划入“亚文学”“粗俗文学”和“垃圾艺术”之列。① 综上，将通俗小说视为“畅销小说”和“消遣小说”仅揭示出通俗文学的市场属性和社会功能，并未揭示出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因此，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的英美文学通俗性研究需要在历史的和辩证的认知视角下进行评价。这样，费斯克用“通俗文化”取代“大众文化”的做法也就不再有文字游戏之嫌，它使当代英美文学通俗性研究具有了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人们了解当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打开了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