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缘起

　　摘 要：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游记》两大英语全译本的发行，《西游记》译介首次得以向英美国家展示整体的、全方位的西游知识。在全球化合作背景下，《西游记》非译介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形象、叙事和精神为主线并以东方元素为点缀，重构英美世界的西游故事，进而推动《西游记》在英美世界进入译介和非译介本土化的深入期。译介给《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提供了发生缘起，只有解决了缘起问题，才能深入探讨译介和非译介在《西游记》英美本土化流变中经历的过程、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和揭示的规律等。

　　本文源自王镇; 郭艳花; 杨娟，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7-27

　　关键词：《西游记》;本土化;译介;非译介

　　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游记》两大英语全译本的发行，《西游记》译介首次得以向英美国家展示整体的、全方位的西游知识，并全面阐释和张扬《西游记》的文化多元价值。与此同时，基于《西游记》译介和非译介研究的专著、论文与文学创作在学术探索、理论建树与社会互动等方面成果斐然，而在多媒体、信息化、网络化等高科技技术的助力之下，《西游记》的非译介形式，即改编的影视剧、动画片、舞台剧、音乐、网络游戏等文艺作品得以策划、酝酿、生产和上市。以重讲西游历险的美国电影《失落的帝国》(TheLostEmpire)为代表，《西游记》非译介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稳步提高，拥有的受众人数呈几何级暴涨，《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市场蓬勃发展，潜力惊人，尤其是在全球化合作的应景下，《西游记》非译介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形象、叙事和精神为主线并以东方元素为点缀，重构英美世界的西游故事，进而推动《西游记》进入译介和非译介本土化的深入期，并预示着其在英美国家的发展前景令人欣喜。当然，这一切都得从《西游记》的英美本土化转向说起。

　　一、《西游记》的英美本土化转向

　　广义地说，只要是摄入国依据自身的接受能力，对来自输入国的物质或精神进行本地化的参与和改造行为，由此产生的一切变形结果等，都应归入本土化的范畴。在此立场上看，无论是区区几百字的改篡、“猎奇”或“借壳”，还是明显的“排斥”或“冲突”，都不能被简单排除出本土化的界定范围，因为这些尝试本身已经反映了本土化对象的接受价值、影响力以及本土化调适的可能性。

　　概言之，《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译介本土化的启蒙期(1895—1941年)、译介本土化的普及期(1942—1976 年)和译介与非译介本土化的深入期(1977年至今)。1895年，以美籍在华传教士吴板桥(SamuelI.Woodbridge，1856—1926年)出版的仅有16页的西游故事TheGolden-HornedDragonKing;or，TheEmperor’sVisittotheSpiritWorld 为开端，《西游记》译介主要以单篇选译或故事简译的方式走进英美国家的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并流传于较少部分的汉学家等特殊群体中，虽然整体的社会影响力相对有限，但是毕竟在专业受众层面泼撒了兴趣的种子，为《西游记》的英美本土化转向集聚了一定的学术营养。

　　从1942年起，以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于1942年完成的英译本 Monkey(《猴》)为标志，《西游记》随之进入了英美本土化译介的普及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脍炙人口的西游取经故事的刺激下，《西游记》译介迅速带动了学术的转向，致使译介的形式、范畴、规模、程度等不断突破，《西游记》进入了译介的社会普及期。在这一时期，《猴》等一大批译作走出学府，走进书店，走向不同阶层的普通受众，为《西游记》译作提供了经典的英美本土化样板，也为译介的本土化变形铺平了道路。《猴》于1961年顺利跻身于象征英语世界文学经典的“企鹅丛书”之列，表明《西游记》译作达到了英语文学认定的本土化标准。紧接着，《猴》被作为译介底本转译成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匈牙利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瑞典语等欧洲多国语言，显示出其超凡的语言性、辐射性和接受性，也更坐实了该译本实为英语文学经典的论断。同期，《西游记》的译介与研究成果显著，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以英国汉学家杜德桥(GlenDudbridge，1938—2017年)的专著《十六世纪中国小说〈西游记〉前身 考》(TheHsi-yuchi：AStudyofAntecedentstotheSixteenth-CenturyChineseNovel)为代表，《西游记》的专著与论文分专题、成系列地见诸于印刷品，《西游记》进入寻常百姓家，扎根于普通受众之中，广泛传播开来。

　　从1977年崛起于翻译界的“文化转向”开始到现在，在全球化的“向东看”文化大潮的席卷之下，《西游记》中的东方元素逐渐受到英美大众的关注，更多的中国儒释道思想被提炼出来，与英美世界的基督精神搭建生态关联性并相向而行，于是《西游记》的译介和非译介活动都转向顺应着中西跨文化交融的主流顺势而作，并呈全面开花之势，在英美世界的接受度和贴合度也得以明显提升。

　　二、《西游记》的本土化译介需求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系统要避免退化和衰亡，就必须时刻保持开放性和多元性，必须经常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必须对异域文化体进行译介和接受，以滋养和更新本国文化。译介是两个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发生交换作用的主力军，惟有它才能开启信息再传输、文本传播、文学交流、文化互通等功能。译介给《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提供了发生缘起。英美世界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人文性等特征促使其长期地、习惯性地选择、过滤和吸纳域外文本和文化，自然也包括译介并接受中国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像《西游记》这样知识容量大、文化兼容性强的文学佳作，这是英美世界对《西游记》译介的天然需求。

　　无论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译介学文化转向，还是接受美学等诗学理论，都迫使翻译学界的“文学文化学派”和“多元体系派”关注国别、社会、传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翻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文学翻译与目标语文化的相互关系，普遍相信“接收者必然根据自身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对外来因素进行重新改造与重新解读和利用，一切外来文化都是被本土文化过滤后而发挥作用的”[1]96。这些新理念证实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如同《西游记》这样成功的译介在域外文化体中的惯性影响，英语文化就不可能接受并发展成一个强大、包容的多元文化系统，就不可能吸收外族博大精深的知识，培育全面的文化素养，更不可能在全球确立今天的强势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游记》译介和英语文化之间的相互需求性和依赖性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在英美世界这个强势的多元文化系统中，《西游记》译介顺理成章地走进英美社会，扮演着应有的角色，并展现出其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西游记》原著可谓是一部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它属于中国俗文学范畴，体量巨大，内容庞杂，话题繁多，形象林立，语言简朴，情节简单，叙事流畅，表达灵活，便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挪用和改造，再加上其主要背景、故事情节、主题思想、表述方式、叙事逻辑、情感精神等文学技法都是典型的中国文笔，一些脍炙人口的西游故事如“龙宫夺宝”“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智斗红孩儿”“真假美猴王”等，故事通俗易懂，在民间广为传颂。这些文学和文化知识对英美读者来说，几乎契合每个时代的精神，符合每个人的审美需求和接受取向，是向来喜欢异国风情且颇具敏锐鉴赏力的英美读者观察和了解中国的一扇重要窗口，并促使读者对译作的主体产生认同的“一致性”，也保证了各译本在故事梗概和基本精神上一贯统一的“忠实性”。《西游记》英译的本质决定了原作与译本的血缘关系，译者以原著为渊源和依托，用全新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选择性地传递中国的主题叙事、文学意象、情感表达、艺术价值等，不管各译本对原作的片段如何取舍，对人物如何加工，对情节如何调整，基本上都会收录经典的西游故事，确保与原作的质的联系，这是毫无异议的。

　　在流传英美的百余年中，西方受众一直怀着浓烈的兴趣，热衷于从不同角度追索《西游记》所展现的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似乎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喜欢的情节、人物、话题、品质和精神等，所以《西游记》一直被列入英译热门书目，主要由英美人独译或主译，且一系列的译本都带有时代性，形成一个丰富的译本群，每一个新译本并不是要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讲述同样的内容，这说明英美人对它的译介需求和接受能力不断深入，同时为下一个译本拓宽译介空间，为更精进译本的面世做好铺垫。另外，《西游记》自成书以来的四百余年中始终热销，从未像很多其他名著一样在中国国内出现极端文化迫害时遭到一时禁绝，这足以说明该文学产品的气质切合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这种温和的、易被接受的代表性品质显然有利于《西游记》最有可能适应英美文化系统的需求。因此，尽管《西游记》译介在英美文化系统中尚处于非原创的地位，但这种适应性需求见证了《西游记》在百余年间的译果累累、销量看涨、长盛不衰，也反过来证明《西游记》中富含英美人感兴趣的重合点，为其实现英美本土化提供了可能。

　　当面对全然陌生的中国词语时，英语译者大都极力地采用自己熟悉的、喜欢的话语体系在意义转换上做到英语优先式的文化兼容，力图保证读者首先能“看得懂”，发现喜欢的趣味。随着中西方译介学语言水平的提高、跨文化交流的频繁深入和知识储备的增强，信息再传输和意义转换的忠实程度和异化程度愈发提高，译介的可接受性和通顺性逐步得到认可，其本土化的译介需求也得到相应满足，最终持续拓展了《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译介空间。

　　《西游记》内容丰富，声名远播，早在16至17世纪就以非英语的形式流传海外，这个隆盛的名声足以使英美译者慕名而来，欲端其详，求窥一二。当译者个体的需求上升到更大的读者群体的需求时，个体的、偶然的行为就发展成了社会的、必然的结果。而令人感到神奇的是，不管译介形式怎样、结果如何，英美读者总能从中找到喜闻乐见的话题和兴趣，进而产生更加旺盛的译介需求，以致《西游记》的译介活动连绵不绝，佳作众多，并屡屡被各版《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谷歌搜索网、维基网络百科全书等所提及、收录和评价。英美民众最早接触到《西游记》，当然是从他们喜欢的译文和译本开始的，“我觉得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对一些好的中国文学作品重新翻译是有必要的”[2]。正是汉学译者们的不懈努力，使《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西游记》的英译是根据读者需求和时代需要，对中文原本和其他非英文译本的表达、内容、形式、意义等进行再加工，这些译介作品构成的《西游记》呈现出有别于原著的特殊面貌，与英语世界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化学反应。时至今日，《西游记》俨然占据了英语原创文学的地位，但凡英美读者一提起《西游记》，其自有之意就是指英文版《西游记》，而非其他文字版本的《西游记》，其中代表性的译作有李提摩太的《天国之行》(AMissiontoHeaven)、海伦·海斯的《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TheBuddhistPilgrim’sProgress：theRecordoftheJourneytotheWesternParadise)、阿瑟·韦利的《猴》(Monkey)等简译本，阿瑟·韦利的《猴子历险记》(TheAdventuresofMonkey)等儿童本，以及詹纳尔的《西游记》(JourneytotheWest)和余国藩的《西游记》(TheJourneytotheWest)等全译本。这些译介作品围绕原著的故事情节各取所需，改动各异，或长或短，或宗教化或世俗化，可谓前后相继，应需而生，应时而现，深受英美读者的好评，对《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站稳脚跟可谓意义重大，“而小说中，首先走出国门，真正能在西方主流媒体中露面的，能在西方公共图书馆上架的，只有《西游记》———这点我们 2006年曾委托《美国国家地理》高级记者纽曼做过详细调查”[3]。21世纪以来，《西游记》的译介需求有增无减，英译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例如，英国汉学家、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蓝诗玲(JuliaLovell，1975—)于2010年决定接受英国一家出版社的邀请，重新简译《西游记》;最近几年一些中国和英美的主流出版社也一直在商讨合作并酝酿推出新的简本或全本。可见《西游记》的译介需求是长期以来存在于英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事实，英美读者似乎从来就没有无视或遗忘《西游记》，反而对不断涌现的译本乐见其成并赞赏有加。由是观之，英美受众的社会需求也是促成一种《西游记》译介发生的可能推力，是推动西游故事改写或重写的内在动力，是《西游记》英美本土化转变模式的发生前提。

　　英美受众的微观思维和阅读需求是喜欢将整个取经故事片段化、人物化、结构化和专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游记》译介经历了一个从片段译文到简译本再到全译本，从宗教性、故事性、叙事性再到文化性等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每部译作都是在一定时代下的阅读需求的产物。出于早期的传教需求，汉学家和译者习惯性地把《西游记》选择和改写成宗教性故事，甚至将之转换成基督教化故事，加剧了西游故事的英美味道。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盛的“向东看”文化浪潮中，《西游记》译介重点转向呼应英美社会的文化呼声，在跨语言、跨时空、跨民族、跨文明的东西方语境中传递西游历险中最具典型性的语言、人物、情节、历史、风俗、思想、意识、心理等异域格调，为英美本土文学注入东方异质的文化营养和活力，这说明《西游记》译介一直指向英美社会的时代性阅读需求。针对读者的兴趣和喜好，不可避免地要归化东方色彩，给它们烙上英美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印记，以便于本土特定的读者群体更易理解，这种译介需求保证了译者源源不断地参与《西游记》的译介活动中，从而在英美世界形成《西游记》译介的本土化良性循环。从译介学意义上讲，只有原作的必然性“牺牲”才能成就译作的合理性“涅槃”，任何成功的文学翻译都必须紧贴时代脉搏和读者需求，这种译介弹性保障了《西游记》的本土化变形，译者们不再照本宣科，反而坚定地以满足读者需求为首要目的，大胆地对目标语受众无法接受和喜欢的内容进行取舍和改创，彻底颠覆了传统译界遵行的“精确”“忠实”“对等”“可信”“高雅”等字面准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走出需要什么→翻译什么这样应对性的现实路径，造就一种既具有原著风采又适合本土接受的译介作品，这符合辩证法的铁律。

　　诚然，《西游记》在英美世界的主要传播载体包括译介作品(如译本及其改写本等)和非译介作品(如影视剧、舞台剧、动漫、音乐、网游等)，其中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意味着一次意义重组，一种经验变化，一个连续变形，一次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本土化接力，这种服务于接受能力的本土化变形自始至终都要尽投英美受众所好，餍足时代需求，其结果就是彻底重塑了《西游记》在英美国家的文化属性和传播前景。这种变形实际上都是时代性作品，都是为《西游记》的英美本土化奠定基础并担当起至为重要的桥梁作用，导致语言、人物、内容、形式、叙事、题材、主题、思想、意义等多方面转换，并始终贯穿于各个作品的广泛传播中，满足受众的需求，迎合受众的评判。

　　就此而言，《西游记》在英美国家本土化的首要缘起就是《西游记》的译介需求，对它的认知将有益于从源头上扣住《西游记》译介在英美世界的发生渊源，把握其本土化译介的自然性，发掘《西游记》译介如何在英语语境中重构本土化典型特质的必然性，理解英美世界自成一体的《西游记》文化品牌及其演变规律。

　　三、《西游记》的本土化文学场

　　毋庸置疑，任何完整的文学或文化行为要想在异国他乡广为传播，就必须首先打下丰富可靠的物质基础，必然会经历信息再传输即狭义的传播和本土化接受两个环节，二者缺一不可，至于其成功与否，可以干脆用本土化接受的程度和效果来评判。《西游记》能在英美国家落地生根，归根结底还是受众广泛参与和普遍认可的结果，而受众参与的对象就是琳琅满目的译介和非译介作品，这些译介成果在英美文学内部经过一系列的冲突和协商后，激起了受众的兴趣并广为传扬，最终发展成为拥有广泛受众的一种文学集合，即一种全新的、独立的本土化产品，从而在整个英美文学体系中扮演从边缘走向经典的角色，实现文学的域外承认和接受，完成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使中国文学与英美文化的关系呈现出立体感和复合感，推动《西游记》在英美世界发挥文化影响作用。

　　基于这种认识，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不能因为《西游记》原作具有源语国的文学和文化特征就武断地认定《西游记》译介具有双面属性，即它既属于源语文学，也属于目标语文学，这种两面讨好式的说法恐怕会混淆国别文学的概念，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因为《西游记》译介由于在文化语境上的根本转换限定了读者和接受者，主要是为目标语国家的读者和研究者服务，它的转换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目标语的知识语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中开展并体现的，读者和批评家对它的阅读、赏析和评价等一系列后续的接受活动也是在目标语的话语体系中进行的。打个比方，译介就好比移植手术，一部《西游记》译作就像是将一个人体器官由一个中国人生命体移植入另一个英美人生命体，该器官必须发挥通用机能，适应新的生命环境，展现应有的生理功能，服务于新的生命体。故而，《西游记》译介尽管出自中国文学，但在范畴和功能上当属于英美文学，如果只是为了表示区分文学素材来源，可以特意将其划归为英语文学中次一级的翻译文学或世界文学，以示非原创的纯文学。

　　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文学译作都能像《西游记》译介作品一样被英美受众长期接受，更多的译作则是因为终归难以被读者接受而昙花一现。《西游记》译介在英美国家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某一个译者或某一部作品，而是应归结为不同译介作品共同努力方才实现的完美结局，即《西游记》本土化译介代表着一个由几十种相关译作组成的总集，一个特殊的本土化文学场，这是《西游记》在英美产生历史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西游记》实现英美本土化的根本。

　　在英语世界参与翻译和接受的漫长百余年间，这些品种繁多、版本各异的《西游记》译介作品将英美文学传统和东方文明特质有机结合，在英美文学领域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别具一格的《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并构建了一个《西游记》的英美文学品牌，为越来越多的读者、译者和作者提供阅读乐趣和文学滋养。译者显然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他们的译文也有相互借鉴、继承的影子，存在很多相似或相通之处，这保证了《西游记》的很多译本虽然在表情达意等不少层面看似不忠实，却是译家们为阐释和接受《西游记》做出的聪明而无奈之举，也是该文学品种跻身英美文学并扩大影响力的必由之路。假如没有这个本土化文学场的物质基础，西游知识和文化就肯定不可能在英美国家乃至西方世界产生良好的反响，更遑论其所孕育的五彩缤纷、各具风格的文学形态和文化精神。尽管《西游记》的译介作品数量多达60种以上，体量对比鲜明，出发点、目的性、价值观和审美观等花样百出，但是，只有从英美的文化立场上才可以衡量和欣赏它们的内容、特点、质量和效果等，随着译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断积累以及其本土化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游记》作为一系列翻译作品总集在英美世界彰显出独立存在的故事精神和文学价值并取得成功，这是《西游记》译介作品在英美世界能屹立百年的发生缘起。

　　出于学术严谨性的考虑，用“最好”“高水平”“优秀”“佳作”等华丽而宽泛的字眼来描述《西游记》的译介作品实在是过于简单、模糊、主观，甚至绝对了。为了杜绝此类争议，不妨尝试从接受美学和译介学的视角对《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给出明确的界定，毕竟“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用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了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4]9，此处的“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指出了译介的接受旨归。《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必须在目标语国家才有存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受英美国家、译者、读者的文化意识形态、文化态度、文化心理、文化期待及文化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介本身就有接受的自有之义，如中国唐代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就一语中的地指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这个“相解”就是从接受的角度道出了译介的指向性和终端性，明确地指出译介不仅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要被目标语受众所接受，这和当前国际译界流行的“异化”和“归化”的概念不谋而合，因为无论是“异”还是“归”，其实都是“易”的具体转换手法的体现，而“化”才是根本上要实现的翻译目标，即“相解”，倘若顺着这个思路并套用这个说法，可以简单地把《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理解为“换而解文学”甚至“接受文学”。

　　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2002年)认为，从语言学上讲，一种语言代表着一个世界，翻译即解释，这就从语言形式上撇清了源语和译语的界限，极大降低了二者的外在关联性，说明《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可以理解为一个英美化的文学世界。而姚斯则结合结构语言学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年)的理论，把一种文学视为一个特殊的语言系统，“文学也是一种语法或句法，自身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传统的和非规范化的类型，以及表达方式，风格类型和修辞格的安排。相对于这种安排的是更加千变万化的语义学领域：文学主题、基型、象征和隐喻等”[5]47，真是“一千个英美人就有一千个《西游记》”，此处的“千变万化”道出了《西游记》源语文本和译介文本在类型上的大异其趣和各行其道，指出了《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反映为一系列翻译作品总集的合理性。同时，这些作品在类型上属于新作品，而“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存在取决于读者的理解，所以，读者的理解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6]287，这又从读者终端区分了源语文本和译介文本的存在范围，对领会《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为何反映为一系列翻译作品总集的必然性很有启发性。由此，根据接受美学和译介学，《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读者接受，其一系列翻译作品总集同样为不同读者而作，作为阅读参与、接受互动的能动方和角色方，不同的《西游记》读者必当会影响不同译者的预判和生产，“因为译者在多大程度上将诗意本土化，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作品的价值”[7]128，此处的“本土化”显然是指接受美学和译介学意义上的本土化，即译介作品相较于原作变化越大越好，数量越多越好，理解越易越好，这条规则非常适用于阐释《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

　　在此意义上看，《西游记》的中文原作具有人类通俗的译介诉求，因而完全有资格走向英美世界，而它一经迈出国门，就超越了中国文学的范畴，进而演绎出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意义。作为善于吸纳异质文学的精华并用诗学智慧去探索人类存在的一种艺术手段和一个开放平台，英美文学与异质文学之间并没有刻意营造出一条不可逾越、无法弥补的鸿沟，相反，它们很乐意将各自相谐的对话、情感、思想自由灵活地交织、体现在同一作品或同一文学品种中，这种积极、开放、包容的通俗特性给《西游记》的英美本土化与英美的接受能力提供了重合点，开拓了它在英美世界的接受空间，并促使其悄然化为英美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言之，完整的英美文学必然包括《西游记》的一系列译作总集，而要研究完备的英美文学，就绕不开《西游记》译介与英美文学之间的互动、影响和接受。换言之，英美文学的范畴要远远大于英美的原创文学，所以将《西游记》译介纳入英美文学是合乎情理、不可或缺，毕竟《西游记》在英美国家的本土化译介中与生俱来的通俗性使其根基牢固，既为英美文学增添了新的文学品种，又在英美文学中深深打下了中国烙印，其众多译本各有特色，潜力巨大，不断地释放出新的、通俗的文学和文化因子，并促使这些因子在英美文学中生根发芽，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多元价值。

　　事实上，尽管《西游记》的原著世界与英美受众的经验世界天差地别，原作者、译创者、英美受众的“前知识”等大相径庭，差异性、未知性和陌生性比比皆是，语言的差异更使得英译无法传达出原作中极为奥妙的意韵和雅致，如果在英译中附以繁琐的注释，很容易被对中国古典知识一知半解的普通读者视为畏途。既然这些内容连中外专业学者都语焉不详，言之不清，就更没必要将之变形以满足英美读者了，不如暂且忽略，因此早期的译者大都删繁就简，尽可能避开繁文缛节般的术语、概念、格式等，采取简单化、通俗化的译述方式，先选择比较契合读者需要的兴趣点，帮助读者构建起一种整体性的知识轮廓，再以之为基础，逐渐向能接受的陌生信息扩大，比如阿瑟·韦利把小说第15回的标题“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就缩略为 “TheDragonHorse”。早期的译本大都对《西游记》原作一再进行简略和压缩，导致李提摩太的《天国之行》只有362页，海伦·海斯的《佛教徒的天路历程：西游记》仅有105页，而阿瑟· 韦利的《猴》不过351页，但这种结构性的知识矛盾和这些尴尬的数字似乎并未束缚英美受众的西游情结，反而驱动了他们的“视域融合”和“本土化改造”，《西游记》译本呈愈来愈厚、越来越全之势，同时不断地拓宽读者的接受程度。“译作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形态，是它的新的存在形式;从译作与译入语的文学关系来说，译作是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一部新的文学作品，具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涵。”[8]可见，《西游记》的本土化译介肯定无法完全抛弃中国文学的传统因子，它的中国元素既承载着英美读者的兴趣，令他们难以割舍，又相对独立于英美读者的“前知识”，令他们难以捉摸，这个矛盾可以通过英语知识共同体的变形调适、文化交汇和历史共识来化解，从而显现出《西游记》本土化译介中中国特质的鲜明价值，以及英美读者对《西游记》的接受弹性和自主性。

　　在这个本土化的运动过程中，《西游记》是作为“为接受而再创”的译介和非译介作品而发挥作用，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对照的字面转换行为，而是专业受众基于自身和普通受众的接受能力的权衡重构，是把中国式取经大义的集体活动浓缩成英美式的个体化历险的“选择性”接受活动，是将中国儒释道教义对接成英美基督精神的“扬弃性”主观反应，是在英美受众的逻辑性分析思维和微观思维操控下所开辟的一片本土化天地。比如，东方的《西游记》都推崇唐僧并尊奉他为灵魂，而英美的《西游记》则膜拜孙猴子并认定他是主人公，以致阿瑟·韦利的《猴》迅速流行英美并被欧洲其他多国语言转译，这又从一个世界性的维度提供了考察和思考《西游记》本土化译介的必要性。因而，东方有东方的《西游记》，英美有英美的《西游记》，当《西游记》最初以译介形式进入英美国家时，它实际上就已经实现了从纯粹的中国文学到英美本土文学的华丽变形，不再是中国文化读本，而是经汉学家们重新打造的英语文本，他们在英美语境下所接受的、一种具有鲜明英美文化气质的文学品种即《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一个无比庞杂的《西游记》‘知识共同体’”[9]295。这种译介凭借其广泛的认可度成为英美文化共同体接受能力的结晶，不仅展现了英美国家的文化、精神、话题以及中国意象等，而且成为深度译创甚至非英语译创的生成性母体，在最大限度内施展了接受的辐射力和生产力，进而在文学、文艺、网络等领域演绎出一个精彩的西游世界。

　　四、结语

　　总之，《西游记》译介在英美国家的成长得益于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本土化文学场的成功、其数量的积累和质量的突变，如果要把《西游记》译介作品整体置于英美文学体系中，不妨从译介范畴将之划入翻译文学之类，以方便对《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的研究。在《西游记》本土化文学场中，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各自的文学价值，每个译作与原作以及不同译本之间往往显示出时代需求、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和互补，每个译作的价值都经译者对原作进行不同程度的消解和变形后得到重新张扬。要理解《西游记》在英美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本土化文学场的这种特殊现象，就必然涉及到《西游记》文学翻译的定位、特征、归属、变异、与英美本土原创文学的关系、翻译文学的本土化倾向、译介和非译介形式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译介向何处去等基本问题，也只有解决了缘起问题，才能深入探讨译介和非译介在《西游记》的英美本土化流变中经历的过程、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和揭示的规律等，也为中英文学翻译的交流和发展提供探索性的意见和建设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