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投稿新世纪外国文学史

　　本篇文章是由《华文文学》发表的一篇文学论文，杂志以前属纯文学性质的刊物，内容以文学作品及评论为主，不过从2000年开始，逐渐改为学术性刊物，以刊登文学评论以及学术论文为主，目前为双月刊。目前汕大《华文文学》杂志仍在全球发行，订阅者约一半是来自境外，而通过网络关注该杂志的读者也遍布全球各大洲，为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内容摘要:世界文学发展史,自然包括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已经翔实证明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是人类对生活历程与时代变迁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认知自我发展和成长的艺术化观照。由是观之,无论中国文学史编写抑或外国文学史编写,均不能离弃“人学”灵魂和“审美”原则。基于此,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事实如此,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的基本特征,遵循“承接——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它将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关键词:多维视野　外国文学史　中国特色

　　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文学审美教育探讨的一个热点,众多坚持文化操守原则、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是把它当作创立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吴元迈13)。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编写策略是“当务之急”,同时提出了梳理或撰写建国6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的良好愿望。无可置疑,如欲应对“当务之急”,务须认真重评既有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经过几组矛盾的辨识和论证,最后推出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建构“方案”,这是必由之路。是否适时而实用,特此向专家学者请教,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一、重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

　　巡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史编纂进程,显而易见,前苏联文学史观和西方文学史观在不同时期均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产生过重大而深刻影响,积极促进和消极延缓作用并存。叶水夫等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学者关于苏联文学史观的得与失已有不少评述,似不必重复。这里重点讲评近几十年西方文学史观“为我所接受”的简况,这是我们研讨已见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组“矛盾关系”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外国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代主义奉行的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的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它的确也不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有一部经教育部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这部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40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祛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丹麦的勃兰兑斯,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在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3,我国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均可见出上述文学史观的影响。

　　另外,其他国别文学史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知,北大教授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解放前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勒樊脱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启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事性的文学史,是为了疏通文学史,突出文学史的文学属性,但是难度很大,应有较长的反复实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出现叙事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1954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即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面向2l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期刊都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问题。

　　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史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苏俄文学史的翻版和简易改编。如欲编写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外国文学通史或各国别文学史,则必须以中国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和文坛风云为基本参照系。这里也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包括外国文学史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开放。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如何结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来凸显其“世界性”和“比

　　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无可置疑。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派的建立,又能如实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展。

　　第二,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这几组关系都是编写外国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理论、批评和方法论。有人认为,作为外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叙述方式罗列文学现象,不可成为“文学、历史事实的拼凑”,背后必须有“史学理论”或“文学史论”支持,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深度来把握理解它。外国文学史的系统性和当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终这两者是能够融汇的。重构文学史或重写文学史并非简单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也不是彻底摧毁传统的体系,着重应该从当代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这种文学史观的当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断自己的历史。

　　第三,失语与寻求本土语言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样的评说方式以及文学理论概念、术语等,也是一个难以回避且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甚至涉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为中国文论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焦虑,并且印证后殖民批评,积极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自己的话语家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在诸多报刊展开争鸣式的研讨。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确实存在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名词术语的现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古今文学评论中也是如此。这种照搬、失语状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学者们有理由提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用中国而不是外国话语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偏狭地、保守地夸大这种失语现象,绝对地把中国文学论、方法论和西方文论、方法论对立起来,忽视我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西方文论、方法论精华的成果。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国文论中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并经过融汇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认为在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被西化也不执着西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文学理论如此,文学史言说方式亦应如此。另外,我还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外国文学研究时,同样要辩证地对待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译文工作也需要一种“科学精神”,比如译语外国文学中也可追溯原语外国文学的“韵味”:多种译文与原作原文作审美比较研究,“味在其中”。关于“两种外国文学”,可以参阅高玉的著作《“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论两种外国语”。

　　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可不特别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时下“热门话题”之一。文学史离不开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边缘性、精确性、对立性的特点,各学科批评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可忽视其交叉性、综合性。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别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钱三强也说:“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世界文学史紧密地联系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国文学的编纂者,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

　　当然,要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关系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互渗互补,可能走向融合与统一。其实,有的矛盾关系对峙难解源于研究者的观念、理解相异。比如,20世纪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由原来具有历史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即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融会、整合而成的新专业。在两个世纪之交,争议颇多,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学科被比较文学“吞并了”,有人认为这样“合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混乱”。⑤经过反复研讨,问题趋向解决。众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学,后有比较文学;没有比较文学,就没有开放式的世界文学。这一新专业的出现,不仅为世界文学,而且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战、启示、思路和课题。充分发展新专业的优势和积极建设原有的两学科是并行不悖的,务必正确处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努力促进比较文学向总体文学“飞驰”趋至“合二为一”,让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出现。

　　现在从我们提及或简介的当代西方文学史观来综合思考,不难见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对我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之渗透、导引、示范的功能。不宁唯是,我国为数众多各类型外国文学著作,主动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学史理论,大都曾为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会学影响之后,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作重读的呼声日益高涨。确如陈众议研究员所强调的那样,文学及文学经典是说不尽的。”就文学史编写的方法论而言,过去社会一历史批评方法一家独尊,此后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文艺心理学派、神话一原型学派的理论为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探索东西古今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比较明朗的线路。此外,除开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还有从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甚至还可以链接当下新的文学批评即从北美到欧洲的生态批评,这一切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良好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与中国的亲和、影响关系,也应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近30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连同外国文学史编写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史观的不断引进和借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也存在缺憾和失误,这是不容忽视的。迄今,尚未见出名副其实的体现了自己独立体的“中国外国文学史”。有的学者、专家十分关注如此缺憾,并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吴元迈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届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与199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的报告基本一致),在充分肯定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指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以我为主”,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编著出版的大量各类外国文学史多数是“大同小异”,重复叙述,盲从西方文论、文学史观现象相当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建议:大力开展建立“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专业活动。我很赞同吴元迈先生的意见,在“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也提出了“先编写一部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作为日后编写真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的基础”。其实,吴元迈此意早已有

　　之,他是1995年“外国文学学科调研报告”的执笔人(我也参加了调研活动)。这份“报告”即已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九五”期间外国文学界务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外国文学,大大加强精品意识,拿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来,其中,自然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这样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深化了“精品意识”,加强了“比较意识”等。提起如此进展,不可忽略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译林出版社,2004年)。该项目结项时,我曾代表审读专家组发言,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外国文学史编写中有较大的突破。仅举一例,即可证实。比如,华裔美国文学部分的编写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跨文化思考:“华裔美国文学的确有其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华裔美国作家不能绝对独立,也不能绝对继承。由此可见,在有关外国文学史中华裔美国文学的“边缘特质”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书问世后,学界反映良好,全书五卷250万字,为我国此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对“中国外国文学学”和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的建设大有裨益。由是观之,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尚在建设中,从总体上来说,真正的自己的体系还未形成。事实如此,从两个世纪之交迄今又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的撰写,仍未见出独立的体系。在充分估价近十多年(扩大到新时期)“外国文学史”编写成果时,适当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见的大量的外国文学史中,像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还是少有的。许多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西方“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观中“新”的阐释未经精思而急于拿来,立即运用,于是在他们编写的论著中产生了消化不良的厌食病,这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说到此处,吴元迈多次提出警示:中国必须建立“以我为主”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学”,言犹在耳。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辨别当今外国文学编写中的几种偏向模式。我们再也不能沿袭长期以来奉行的“四段论思维模式”了,这类“模式”在所谓“社会思潮史”的导引下,偏重于主要作家作品的评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与社会、主要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识和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一厢情愿式名家名著评论的环节连套,以及表面链接文学思潮更迭的模式了,这类“模式”对文学的发展仅作单纯历史性讲述。外国文学史当然离不开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于此,而重在“史”的评说,其中贯穿全程的文学史理论是“重中之重”。有人据此推出《剑桥美国文学史》(8卷本,哈佛大学伯克维奇主编)作为颇富当代创意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史专著的代表,现在还没有这样著名而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却又特别强调:即使西欧现存的文学史理论,也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梳理与借鉴、批判与吸收的问题,不可拿来就用。可以认同此说,但仍须解释和辨识。文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史。尽管文学史家务必运用文论来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充满主观因素的史论,文学史观应该“与时俱进”;尽管作为“历史分支”的文学史“必须以史论为基础”之说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却又是“动态的”,并有吸纳东西古今理论的“特异功能”。我们如此辩证而认真辨识、评审自己的成绩和缺失,从如此视角来期待新的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绝非西方任何一种“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理论),却又广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的精华,从而展现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融合会通”灿烂光彩。

　　二、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精细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文多次提及过去高校常将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称呼,将外国文学史称作世界文学史,甚至高校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重点讲授名家名作也与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混为一谈。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批评,并予以科学“界说”,《外国文学研究》也多次刊发专论研讨,可以参阅。这里单就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而言,笔者引用旧作《外国文学史》“绪论”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即可见出其与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史的密切关系和严格区别:“顾名思义,外国文学不包括本国文学,系指本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它又必须与中国文学彼此呼应,相互观照。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由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各地区文学所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嬗变过程与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王忠祥1)。在西方文学史上,在东方文学史上(自然包括中国文学)确实拥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作品,作为特定“课程”,务必突出讲授,却又不能代替文学史的学科任务,前文相关处,已有所涉及,后文相关处还可适当联系,为了节约本文篇幅,只可点到为止。但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于上述一类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明鉴于此,议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就方便了。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并非“空中楼阁”,它是针对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而且力求其理论和规划符合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精神。建国6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包括国别外国文学史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出现了很多缺点和失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1、同水平重复比较多,搬用西方的理论而脱离中国的实际;2、言说方式严重欧化、失语,搬用西方名词;3、庸俗社会学流弊还未彻底清除;4、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体系,因此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