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发展，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实践工作中的扬弃，使其理论内涵得以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在历史激荡的进程中不断凝聚与发展，一方面在各民族平等、团结方面提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理论，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奋斗方面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个领域的解放，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崇高理想。这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与发展所应当始终坚持的主线。

　　高永久; 赵志远， 思想战线 发表时间：2021-01-15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交往交流交融; 自由全面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9 世纪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已历经了 170 余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实践探索证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感的理论”。①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然而，作为一个生活着 56 个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党和政府在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解决民族问题依托着正确的政治制度、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成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的过程中，始终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从交往交流交融走向融合: 人类社会民族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由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于 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马克思在 1843 年发表的 《论犹太人问题》首次将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提出民族问题的解决要以全人类解放为前提条件。② 在 1845 年到 1846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和生产力”一节中，提到从野蛮向文明、从部落制度向国家、从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三种过渡，“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③ 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早期出现的交往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交往与生产力这一对范畴，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条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在本质上是相互一致的。① 交往概念包含着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所有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切其他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交往形式的新旧替代，使得历史不断向着交往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始终以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民族工作的落脚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促成了各民族之间团结、平等、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概括，更是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总结与提炼。“交往交流交融”六个字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处理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及其理论探讨

　　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内涵

　　2014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构建 “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来 “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② 2014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③ 为 “交往交流交融”理论赋予了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切入点，强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使其思想和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④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 “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⑤ 2020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再次明确指出，要 “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⑥ “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理论的反复提出，不仅证明其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根本规律，符合各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说明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具有生命力，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精神相一致。

　　2.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理论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学者对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丰富的阐释。综合分析国内学者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其主要从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各自的内涵及其关系、对 “交往交流交融走向融合”进行价值分析以及从一些典型视角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剖析。

　　有研究者从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差异性和共同性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各自的定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基本形式; 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涉及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民族交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① 还有研究者则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角度，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别视为民族关系发展的基础、实质与核心，提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民族团结、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② 再就是从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提出了民族交往侧重民族成员个体在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关系、民族交流侧重各民族交流过程中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借鉴、民族交融指各民族之间通过交往交流实现 “族性转换”，③ 增加共同性。还有的研究者则是提出交往交流交融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为此其设计了时间轴 ( 物质层面—精神层面) 和空间轴 ( 民族产生—民族发展演变—民族消亡) 的两个维度，以此来说明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到民族融合是一个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步演进的历史过程。④

　　除此之外，有研究者则主要关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正确性和价值。并提出，正确理解交融是真正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这种观点认为，交融不同于同化，交融指的是民族之间相互接纳、吸收、包容和认同，要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需要同时从 “硬环境”和 “软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建设。⑤

　　还有一些研究者，使用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视角来挖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内涵。例如以我国呼伦贝尔地区为民族研究个案进行的深入考察，⑥ 通过梳理这一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对比个案，分析总结其特点、经验与相关启示。通过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为政策落地提供了一手资料; 通过回归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内涵。而有的研究者，则从 “文化涵化”⑦ 的角度，提出 “文化涵化理论”是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述关系最密切的文化理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基本动力。⑧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与将其作为民族政策转型的标志而全面加以 “促进”绝不相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和中国民族现状相结合的产物，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理论和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去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质和内涵，才能真正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深刻内涵。中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推动民族工作既要考虑现实情况，避免过于急躁，同时又要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

　　( 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国实践

　　1.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指 “不同民族成员在社会的共同活动过程中彼此之间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多维影响和互动的过程与结果的总称”。⑨ 民族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在民族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民族性得以彰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处理和协调向来都是关系到国家统一与稳定的重要问题。

　　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基本形成，出现了 “中国”“四夷”以及 “五方之民”的观念。① 秦朝统一中原后，汉族形成; 汉朝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已经相当密切。当时，中央政府采用了 “修德抚远，因俗而治”的少数民族政策，这对民族关系的协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俗而治” 这一基本原则为后来的历朝历代所遵循。无论是羁縻府州县制，还是土司制度; 无论是宋朝的 “因俗为治，吏民安之”，② 还是元朝在吐蕃、西南少数民族、蒙古族等地区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③ 都体现出中央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对 “因俗而治”的高度重视。除此之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异性保持尊重、包容是民族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具有地域上的独特特征，其生活、生产方式也在极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因而，差异性的政策能够为各民族所接受，从而维护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同时，中央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地积极促进族际交流与融合，这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持较为和谐的民族关系。

　　从总体上来看，“交错杂居、不可分离; 修德抚远、因俗而治; 你来我往，和亲通婚; 互相学习、和而不同”④ 这四个特点，概括了中国传统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也成为中华民族能够形成强大凝聚力、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 “交流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明显”⑤ 的基本趋势。

　　2. 新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正式载入宪法。 1988 年，费孝通教授提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认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⑥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各民族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进入了一个频繁期。⑦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各民族之间已经从背对背交流发展为面对面交流，同时带来了民族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图 1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布的 2015 年民族基本数据统计所制的趋势图。由此可以看出，从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至今，民族自治地方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需求和人民生活的结构性变化。而公共服务行业比重的上升，实质上增加了各民族之间的直接交流。城市化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民族关系 “从过去比较闭塞的背对背到现在更多交流的面对面，并将通过这种交流发展到不久将来心连心的融合”。①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 “多民族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经历了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不断演化的过程”，② 并非凭空提出。而这一论断的提出，也标志着中国多民族优势论的确立。新时期，各民族地区快速发展、民族间交往交流不断增加的主流趋势下，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挑战。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民族工作现阶段面临形势的 “五个并存”，③ 其中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团结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这一现象尤其是在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在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统一认识和指导行动，直面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时期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不断发展和前进的正确方向。

　　( 三) 从交往交流交融走向融合的基本规律

　　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向民族融合，不是人为地强制实现的民族大融合，是在对民族差异性的包容与尊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由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所决定的。这一理论产生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结合中国现实的民族情况，在坚持民族关系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具有阶段性、层次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既指出了人类社会民族发展的规律和最终走向是民族融合，形成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同时又能够体现出人类民族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确无论是中国现阶段的各民族还是世界民族的发展，都要尊重基本规律，切忌过于急躁。这对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与世界各国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理论本身出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理论和民族理论的延伸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和说明了交往与生产力这一重要的基本关系。他们指出: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身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序列”。④ 这一历史的发展，“从而也成为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⑤ 中国共产党提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恰恰是以民族交往为基础的。从物质向精神、感情层面的递进，体现了这一规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⑥ 这些矛盾导致革命的发生，并产生各种附带的阶级冲突、意识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要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在客观尊重民族差异、民族特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民族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走向民族融合。

　　二、从个体解放到共同体意识: 人类社会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相一致的。因而，民族最后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要用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阶级社会的民族问题，即在阶级剥削的制度下分析由其引发的民族斗争问题。① 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②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关系乃至民族本身的消失，是从个体解放走向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过程。

　　关于人类解放和民族消亡的关系，毛泽东明确了民族同阶级和国家之间的消亡顺序。他提出 “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③ 这一理论。从表面上看，它围绕三个主体的消亡展开这一历史顺序。更深层次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消亡的顺序，体现出人类全面发展这一隐含的终极走向。新时期，各民族发展在历史阶段上正进入一个繁荣、蓬勃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期民族工作思想，创造性地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其中所坚持的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等原则，恰恰符合从促使生产力发展到促使个体全面发展乃至走向全人类共同体意识全面发展的这一逻辑。

　　( 一) 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理论内涵丰富，涵盖了发展的最终目的、必备条件、动力以及具体过程等各个方面。首先，它指出发展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特别指出交往的扩大促进社会发展; 其次，它明确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此外，它还指出了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协调各方面，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1.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能够在《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中找到明确的论断。前者指出: “替代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④ 后者则强调，每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构成更高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原则。⑤ 由于在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实行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制，阶级差别、阶级、国家都消亡了。在这种条件下，每一个人能够在体力、能力、智力上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充分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这正是达到了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⑥ 中所提到的 “自由王国”的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的论述形成了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指导意义。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在民族工作方面，各民族则要同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全面发展观，首先就是对畸形片面发展的批判。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更离不开每一个个体的发展。因而中国各民族发展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始终强调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发展。2019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 “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⑦ 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出的重要论断。正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构建，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创造着必要的环境。

　　2. 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有重要的前提条件

　　福山曾经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能已经形成了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结，① 在那种社会中，人们能够自由生活并实现个人的发展。他们依托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阐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与发展，② 并以此为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如果自由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是已经通过其他的途径抵达了这个终点? 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现实存在着的种种现象告诉我们，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加大、全球性经济危机带来的猛烈冲击、民族宗教乃至社会特殊群体问题的不断爆发，尤其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考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在拷问，资本主义制度真的能够实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吗?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与发展，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一切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每个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每个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阐述这一崇高理想时，并没有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以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高、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为基础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阶级剥削的工具，部分人的发展是以他人的极大牺牲为代价的。这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阶级、国家乃至民族的消亡也是一个极度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是以其为崇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坚持各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为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积极创造条件。

　　3. 社会主义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将人从封建神学中解放了出来，做出了 “发现人”的这一历史贡献。然而，资本主义的 “私有制”本质，决定着它无法带领所有人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施压迫的工具。在这一基于剥削的资本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逐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事实上，资产阶级在这种不断对无产阶级施加 “桎梏”的过程中，也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噬它，但它却吞噬着工人”。③ 资本主义社会将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带入了对物的依赖关系，“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④ 受黑格尔辩证法影响，早期的马克思从历史中去寻找异化的根源，这使得异化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观，使他提出异化的必然只是暂时的必然性。针对这种异化现象，马克思提出了其理想目标: 对异化的根源进行消除和扬弃，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使人们摆脱异化的束缚，为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条件产生的”。⑤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要不断加强经济建设，提高生产力; 另一方面则是要努力实现发展要素的相互协调。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告诫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利用好对提高生产力有利的条件，使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 它也警示我们，要牢记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① 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

　　( 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大事件，也是对马克思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解放。这一解放过程具有渐进性、阶段性、长期性等特征。中国社会中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主要可以体现为人的思想解放、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等方面。

　　1. 思想解放

　　马克思认为: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 一个社会人具有基本而稳定的特征，即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现实人的需要和作为社会人的需要。人性的解放，是人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是实现作为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统一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发展陷入了 “姓资”与 “姓社”的争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面控制，政府自上而下、无所不包的管理模式，使得生产力受到束缚，经济难以得到发展。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的思想被极大的束缚了。在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人民群众的视野是狭窄的，思想是禁锢的，社会生活极度单一化。在这种条件下，更无法谈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首先打破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束缚，这集中体现在对国家制度的认识与理解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人的思维逐渐打开，人们具有了国际视野。改革开放恢复了人的实践权威，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实践人的自我确认。这一思想解放进程体现在中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身上。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增多，人们的思维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各民族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不断增进认识，不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2. 经济解放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集中地体现了经济层面人的异化。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人逐渐被自己所生产的物所奴役。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逐渐被物化了。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说道: “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利，这种权利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利，与社会相对立”。③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人，人的发展片面而扭曲。一方面，从整体来看，人的发展是片面的。资本家通过资本优势的运用，以工人畸形的发展作为代价实现自身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个体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的发展也并非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经济解放是打破资本和物对人进行控制的途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经济的解放使得人们能够在一个更为开放和高效的体制下生产和生活。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由基础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解放、资源配置更为高效。随之而来的物质的丰富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十九大报告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恰恰说明，经济解放和由此带来的物质的极大丰富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解放的进程同样体现在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央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原则，不断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各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3. 政治解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解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政治解放使得国家摆脱了宗教统治的精神枷锁，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完成了 “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 ① 接着，政治解放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使得民主和法制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国家制度。② 由此，政治解放的首要目标便成为解放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了的人。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是以剥削为基础的，这不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只有伴随着阶级的消亡，人类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真正的共同体”，即 “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一个人才能够有条件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党和国家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地域上的劣势和底子薄的特点，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优惠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各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到交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坚持这一基本规律，在现有的环境下积极创造一切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从而最终消除阶级差异走向民族融合，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

　　4. 文化解放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除了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全面解放外，更包含对人在精神方面的解放，这也集中体现为人类的文化解放。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受到压制。人们为了生计而被迫劳动，劳动作为人们谋生的手段，压制着人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特性，包括他们在精神和价值上自由的追求。实现共产主义，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人们 “摆脱私有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和陈腐道德礼教及旧文化艺术的影响，进入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③ 马克思曾经提到，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种审美主体的自主能力恰恰就是通过人本质的解放所达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提出的 “以人为本”，恰恰就是对 “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这一解放趣旨的复归。④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重要概念。它是一种与物质家园相对应的、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态度情感的系统。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为处理民族文化差异性和共同性开辟了新的路径。正确处理中华民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这一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核，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在精神层面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重大命题。新时代，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已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主线。⑤ 它旨在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为实现人的解放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种 “实践”与 “意识”和相互作用中，民族社会得以长足发展。

　　三、结 语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民族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也不断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路径。无论是对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民族社区工作进行微观研究，还是对民族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行中观、宏观研究，都能够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中研究对象的多样化、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交叉化。在未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过程中，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个体角度对族际个体间的接触、互动进行研究; 第二，将民族关系放置在全球化、信息化等多重场域中进行研究; 第三，进行不同国别、多民族的具体问题研究; 第四，在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

　　总而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的前提条件。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增多，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与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发展，不会脱离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向各民族融合的这一基本规律。围绕这一基本规律，应当进行跨学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多方面展开，进一步拓宽研究范围，丰富理论体系。除此之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发展，不能脱离人类的解放与发展这一终极目标，这不仅是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应当遵循的精神指导。新时期，民族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平等、团结、发展的民族关系，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凝聚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