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迁移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摘要：人口迁移政策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变量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对人口迁移政策引导劳动力流动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00年-2016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人口迁移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而又分析了在人口迁移政策背景之下，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移政策显著引导了劳动力的流动，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迁移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本质演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逐渐增强。最后墓于理论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结果，对人口迁移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迁移政策;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升级;双重差分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发表的许多被吸收进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引言

　　2018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其指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迅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2011-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从2011年2.3亿人增长到2014年的2.53亿人。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部分原因可归因于2011年政府对人口迁移制度的一次实质性改革——户籍登记制度。

　　这次改革由于破除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壁垒，从而极大地释放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在2011年一2014年间，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向第二、三产业，这推动了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从2015年开始，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流动速度、流动的区域结构开始发生改变。

　　我国的劳动力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劳动力的流动倒逼产业结构的转移与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伴随产业调整升级将再次优化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因此，基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人口迁移政策能否引导与释放劳动力的流动性就至关重要。

　　为了引导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布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政府不仅出台了控制人口迁移的直接政策，例如限制人口进入城市地区或某些特定的地区，还颁布了影响人口迁移的间接措施，例如对符合政策目标的移民给予特定的优惠待遇，对不符合政策目标的移民则取消其某些权利。因此，我国政府出台的人口迁移政策能否引导人口有序迁移及合理分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人口迁移政策中，户籍制度是制约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原因(Pennock，2014;Guardiancich，2016; Krause，2018)，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力度也明显加大，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那么我国政府出台的人口迁移政策是否正确引导了劳动力的流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呢?基于此，木文使用了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2011年人口迁移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进而又分析了在该政策背景之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劳动力流动以及人口迁移政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热门问题。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有两类，一是人口迁移政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二是劳动力流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

　　在人口迁移政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户籍制度一直是被作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Pennock(2014)、Guardiancich(2016)}Krause(2018)、陈浩和孙斌栋(2016)、刘军辉和张古(2016)以及邓悦等(2019)分别指出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劳动力迁移政策(或社保政策)、工资水平、社会关系以及家庭等因素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但其中人口迁移政策中的户籍制度是限制人口流动的最根本原因(呼倩，2019)。

　　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既阻挡了外来流动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户籍制度将我国人口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部分，这样便使劳动力有了等级之分，城乡劳动力间的不平等会被加剧，这甚至可能会降低经济效率。Demurger et al.(2002)、Liang et al.(2015)、梁向东(2017)经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等政策性的限制提高了劳动力的迁移成本，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优化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因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推行户籍制度放宽的改革。刘军辉等(2016)认为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发展。

　　朱江丽和李子联(2016)在借鉴了Pfluger(2001)及Pfluger and Sude(2008)建立的自由企业家模型的基础之上，又融合了Tabuchi和Thisse(2002)、Murata(2003)及Russek(2010)提出的劳动力异质性理论，最终提出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够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从而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结论。Bour等(2001)、Bosker等(2012)、余吉祥和沈坤荣(2013)都指出，中国户籍政策的放宽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所以要主动对欠发达的地区实施偏向性的迁移支持政策。

　　虽然政府逐渐放松了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但孙文凯(2011)经过对1998年政府实施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逐步改革现行户口管理制度研究发现，由于政府改革力度不够，户籍制度在引导人口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从农民工流动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还是以收入作为流动导向，并没有减弱农民工去大城市的倾向，并且改革中所附带的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会使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可能性很小，部分省份虽然也统一了城乡户口，但其实区别并未消失。基于此，近期我国政府对于户籍改革的力度逐渐加大。

　　劳动力流动属于劳动经济学与人口学范畴，产业结构升级属于产业经济学范畴。对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在劳动力流动影响产业结构的交叉研究中，学者一致认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其流动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能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Mameda(2008)及陈贤(2015)等学者经研究得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中国劳动力流动呈高度相关性的结论。目前，国内对两者间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的影响上，蔡防(2007)及范洪敏(201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示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相应的影响。

　　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日趋扩大，学者们开始重视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些国外学者从多角度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Cuc(2006)等学者为主，研究了摩尔多瓦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不仅会带来科学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交流，还使得摩尔多瓦的GDP上升，本国的产业创新发展同样得到提升。Tick(2014)研究了人力资本流动与知识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发现科研人员的流动会带来知识的溢出，会促进技术取得一定进步，从而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劳动力在流动中会进行知识的交流分享，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力的利用价值。

　　Gao et al.(2012)也得到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种观点是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阻碍，Gilbert(2009)以及Fleisher(2010)等研究了劳动力的工资粘性、不完全流动的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若是因为某些限制无法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地区的经济发展，即劳动力流动的不自由将使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受到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国内的现有文献中，劳动力流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方向问题也存在争议，这其实也与学者所选用的数据指标与研究方法有关。

　　戴翔等(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是顺应劳动力演化的，人口红利的衰减、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以及技能配置效率的提升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級。赵楠(2016)、彭国华(2015)及黄乾、李京博(2018)等学者经研究都指出，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会促进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柏培文等(2016)发现一些传统行业的发展由于劳动力的流出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劳动力的流人而得到促进，总的来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实际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会得到提高，但是目前这个积极作用正在逐渐消失，想要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就要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蔡防和都阳(2011)指出，劳动力要素技能匹配度的提高源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但对劳动力流人地而言，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流人使其要素成木降低，从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构调整和转变的进程变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碍。

　　方兴明(2013)通过调查发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环境与工资水平差异使得大量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这会使西部地区劳动力缺乏，并造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受阻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缓慢。综上，劳动力分布不合理会使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变缓，梁向东(2017)等学者通过研究都得到此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