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的新探索

　　摘 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为新时代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大风险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须对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进行新探索。从建构的主要原则来讲，需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调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就话语的主题而言，引领国际议题设置，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 从有效途径来看，以广泛的非官方外交消解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隔阂; 从意识形态的主体而言，提升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能力。

　　本文源自胡芳; 王婧涵，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21-06-16

　　关键词: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议题设置; 非传统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作出战略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一段时期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外部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随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而加速演进。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全球进入加速变革期。在此背景下，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遇到的威胁和挑战将更加突出，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这为新时代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大风险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国家外部安全的重要因素，是关涉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 的一个复杂系统，它是指“由不同国家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与政策构成的国家力量关系。”[1]在中国共产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亟须对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进行新探索，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理论支撑。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诸多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课题，笔者仅从建构的主要原则、话语的主题、有效途径、意识形态的主体 4 个方面做一个框架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调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出现在二战后，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基于国家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为确保各自的意识形态安全而出现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团的阵营划分。这种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状态和体系，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阶级对立性、经济非理性等特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恐惧社会主义发展的冷战思维。究其意识形态本质，源于“美国优先论”或 “欧洲优越感”。它并没有因为苏东剧变宣告冷战结束而消退，反而急于宣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沉醉于资本主义的帝国意识形态里狂欢。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在疲于复苏经济之际，“惊恐”地发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国家悄然“崛起”。在 2020 年中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效果差异背后，是两种制度的优势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显著彰明。2019 年中国 GDP 只相当于美国的 60%，2020 年这个占比上升为 70%。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的美国，对于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开始了各种制裁和打压。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坚持和平友好原则，不惹事、不生事，战略上以“积极防御”为主。但对于外来无事生非的挑衅，我们也不怕事，坚定不移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曾指出: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2]327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攻击将会常态化。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亟须进行调整，应对外界对我国的冲击应从被动防御变为主动建构。

　　1. 遵循并倡导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国际主流意识形态

　　当今国际意识形态亟须将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帝国意识形态转向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主流意识形态。从主权国家的平等性原则而言，“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3]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就被作为“一超独大”的美国所把持，从单边霸权主义的国际主张到“美国优先”的霸权行为暴露无遗。正如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一样: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550 。从特朗普于 2018 年向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挑起“贸易战”，到 2021 年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讲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的霸权主义丝毫没有改变。2021 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扮演破坏性的角色”; 并提出这两个国家试图“制约美国优势并防止我们在世界各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和盟友”[5]。为此，拜登政府将联合北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盟友进行合作，建立更加维护美国及其伙伴利益的国际规范，对中国这样“威胁”到他们霸权利益的国家进行打击。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今国际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实际上是一种以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为依托、以强权政治为主导、以经济( 圈) 垄断为基础的帝国霸权意识形态，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以及一贯的金融大棒政策。无论俄罗斯是否已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和平演变”的“民主化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曾经与美国一争高下的原苏联始终被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忌惮。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新兴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国”，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这个变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就是国际霸权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正加速演变，它已然成为“众矢之的”，终将被世界人民和历史所淘汰。

　　回首最近 100 多年的历史，人类历经磨难，砥砺前行，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经受了长达 40 多年的冷战，也取得了经济科技的惊人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冷战结束后，各国人民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 最大的愿望，就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但西方一些战略家固守冷战思维，为世界描绘了一个暗淡的前途: 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大国争霸论、世界分裂论等轮流登场。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珍惜共同命运、谋求共同发展是唯一选择，“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 的 期 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2]539 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走不通; 弱肉强食、以邻为壑、转嫁危机只会不断制造紧张、冲突和灾难; “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世界政治图景越来越没有前途。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才能给世界带来光明的未来。人类应该回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上，从实践上来说，就是回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维护。2015 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522 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我们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6]11 中国坚决奉行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联合国宪章续留“中华墨迹”。

　　2. 以共同价值消解文化霸权

　　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来消解“普世价值”的文化霸权是重塑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文化霸权的本质是话语权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垄断话语权的阶级利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比如学校、大众传媒等进行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试图对“他者”进行同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些统治阶级“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4]551 。西方的文化霸权主要表现是“普世价值观”，就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包装成“普世性”的价值“外衣”强加给全世界人民。在表现形式上，以美国好莱坞影片制造的“文化帝国”最为典型， “优秀的影片”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评价标准，文化的话语权被美国所垄断。实际上，西方的“普世价值论” 是基于抽象人性论的假设，以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价值观为标准，其出发点是西方中心主义，试图通过夸大自身价值体系与价值观的普适性，损害甚至消解建立在与他们不一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基础上的他者社会制度，目的是实现其自身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往往打着“共同价值”的幌子，却塞进了许多资产阶级特有的价值观。西方国家把自己认定的“民主”“自由”标准作为普适性标准在全世界强行推行，导致处理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出现“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世价值”的宣传与蛊惑，潜移默化地对我国思想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习近平提出: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7]，这是他站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基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具有兼顾、包容和共建特质的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共同价值”思想是在承认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价值差异基础上，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出发，基于人类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困扰人类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其出发点是求同存异，目的是聚同化异。习近平强调，文明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所谓“西方文明先进论”只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幻像”。而“共同价值”的提出对于消解西方价值观霸权、构建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话语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3. 以应对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消解传统意识形态安全冲突

　　现如今，中国的迅速崛起让世界瞩目，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需要对“安全”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安全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安全的分类、定义不断扩展和外延，已然从“传统领域”扩展到“非传统领域”。

　　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除去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在冷战后出现的新型安全领域，譬如，世界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信息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等，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跨国性。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也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交往，给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抗疫为世界赢得了时间，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近平呼吁: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努力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时，提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8]在应对非传统意识形态安全上，绝不应是观念上的冲突、互相指责、推诿责任，而是应落实到实际行动，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疫情，团结合作才是国际社会最有力的武器。

　　疫情初始，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污名化有目共睹。面对当今世界西方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我们既要避免直接性的对抗性冲突，同时也不能陷入弱者心态，亟须改变意识形态上处于“有理说不出”的被动挨打状态。在对外关系上，我们需要调整心态，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主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他者潜移默化影响; 对国内而言，我们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外界所干扰，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讲好当代中国故事。

　　世界形势百年变局叠加全球疫情，纷繁复杂，而中国正以其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向世界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道德感召力为世界注入了信心，推动了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中国曾经承诺将力所能及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目前中国正在无偿向 69 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 43 个国家出口疫苗[9]。后疫情时代下的中国，不仅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给出中国答案，同时也在努力实现经济复苏，推动科技创新，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和平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4. 以深化对外开放欢迎搭“顺风车”作出成果 “共享”的表率

　　深化对外开放、共享发展成果是积极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举措。与西方拒绝他国搭“便车”的主张所不同，中国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两者存在着重大区别。从价值理念来看，前者展现的是发展垄断的价值理念，后者则主张共享发展成果; 从发展的逻辑而言，前者的本质上是以“资本”为根本遵循的发展逻辑，后者则是秉持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习近平强调: “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10]中国以深化对外开放，欢迎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作出成果 “共享”的表率。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搭便车”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是一种占便宜的贬义说法，我们幽默地化解了尴尬，并且顺势而为，为我所用。针对当前国际大环境下经济低迷的现象，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开放举措，在部分国家缩紧开放力度、或高筑贸易壁垒的同时，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出台大量政策扶持对外开放事业，对外贸易数据呈现大好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对国际总体安全局势产生传导效应。“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6]12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人民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不奉行对外侵略扩张，而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 不搞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而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领土主权; 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而是谋求与别国共同发展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今天，中国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持久和平的维护者、共同繁荣的贡献者，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变单一诉求为普遍性需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

　　国际议题是调整世界发展格局的重要切入点。当前，世界格局亟须积极引领国际议题的设置，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单一诉求为各民族的普遍性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也是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重要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是作为一个倡议、一种理念提出来的，后来逐渐丰富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广义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1]。其中“共同体”，指的是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的三位一体，共同利益不是均分的利益，而是各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利益共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依旧存在。为使人类社会彻底摆脱战乱与失序的危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继续引导和激励世界各国与各国人民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同时，国际格局的演进正在提速换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加深入人心，人类社会对健康安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认知更加深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意义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具有重要价值。

　　1. 用普遍性的议题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单一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深入，综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全人类共同价值具备了形成的条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也面临共同的挑战与困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是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向“十四五”规划，中国正在擘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伟蓝图，将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开创更多互利共赢的新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依据人类的共同价值才能构建起来，而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唯一可以超越当代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对立逻辑的真正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全球抗疫的今天，自觉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尤显紧迫和必要。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2]病毒无国界，全球新冠疫情危机的暴发，世界经济进入到深度衰退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都会受到影响。当今世界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仍然是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问题需要协商解决。美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布莱恩·兰兹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合作概念，它克服了地缘政治，并以和谐的发展体系代替丛林法则”[13]。

　　2. 建立健全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对话机制

　　近年来，网络问题已经上升为国际多边、双边外交的核心问题。世界各国围绕网络空间发展权、主导权和控制权展开了激烈角逐。联合国裁军机构报告称，世界上有 46 个国家建立了网络作战部队，100 多个国家在发展网络战装备。各国正未雨绸缪，将网络空间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试图在塑造全球网络空间新格局进程中抢占有利位置。目前，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网络空间建立在信息基础设施之上，存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具有明确的主权属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网络空间只是虚拟空间，极力将网络空间定性为全球公域，倡导自由、开放和人权保护。网络空间催生了新的问题，也为国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战。当前，中国网络空间安全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建立健全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对话机制刻不容缓。

　　首先，明确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对话的基本原则。 2012 年 10 月，在布达佩斯“网络空间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网络空间各国应共同遵守“网络主权”“国际合作”“平衡”“和平利用”“公平发展”五项原则，它可以成为网络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原则与政策。中国网络安全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统一指导，根据五项原则，中国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分别是《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其次，积极制定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战略并提出“中国方案”。网络空间是一个新领域，其治理同样需要新的规则和制度。过去中国处于国际标准制定的被动方，现在应积极参与制定互联网标准与准则，从而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在网络空间新格局中的分量。“各方应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深化对话与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14]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体现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共创价值、共担责任、共享利益的共同体。中国领导人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在国际社会上的中国责任和中国担当，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的治理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正顺势而为，抓住机遇，趋利避害，迎接挑战，就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最后，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对话的实践路径。推动关于网络空间安全乃至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建设不能只依靠中国的一己之力，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力。应根据中国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合作战略，从多边、区域、大国双边等方面加强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广泛参与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活动。绝大多数的国家认为，联合国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具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诸多全球性议题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谈判取得进展的。因此，联合国也是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平台。中国应在网络空间安全中占得先机，积极参与到已有的国际机制中去，尤其是联合国主导的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应融入并努力改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断创新机制，增强自身的权威性和话语权。

　　3. 把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转移到解决现实困境中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应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转嫁矛盾或死抓住矛盾的次要方面不放。目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源是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味地纠缠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并不能解决眼前的矛盾。在这个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的时代，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世界各国应共同克服困难，携手走出困境，而非以邻为壑、相互推诿。

　　当前，全球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解决疫情扩散和经济衰退造成的世界人民陷入疾病和贫穷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多个国家派遣专家团队，交流防控经验，援助抗疫物资，分享诊疗方案，探讨抗疫国际合作，向世人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称赞。习近平指出: “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5]疫情当前，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病毒是全人类的挑战，抗疫更是全人类的使命。

　　美国总统拜登在发表就任以来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虽然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声言将应对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也提出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开展合作。拜登政府将在合乎美国与中国共同利益方面，与中国寻求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安全、武器管控等方面。合作不是怯懦，合作远比对抗要明智得多，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和则共赢，斗则两败俱伤。中国不仅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虽然作为社会制度的对立在观念上层建筑中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将在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存在。但唯有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才能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4. 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交往方式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各个国家的联系日趋紧密，遵循世界发展大势，培养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主要话题。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积极地构建和培养新型国际关系是我国必然的历史选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这三点是在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12]。

　　“一带一路”作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策略，无论是陆地经济带或是海上经济带，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时共谋发展的重要策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旨在加强自身发展与周边国家相互联系相互进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互惠互利，促进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交往维护双方的政治权利，丰富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促进全面发展。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共同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渐紧密，“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亚欧非大陆和沿海的交流互通。

　　与美国频频“退群”“树敌”不同，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继续保持着与各国平等、合作、共赢的政策交流。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时，西方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将会面临巨大的困境与挑战，中国却在逆势中取得了预料之外、富有成效的进展。新冠肺炎暴发之初，中国得到了“一带一路”诸多国家的友情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中国转而来帮助其他国家受灾民众。2020 年，中国向共建“一带一路”的 120 多个国家提供了抗疫援助，派出 33 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 5000 万美元的现汇援助[16]。从 2020 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同比增长 29.7%，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130.2 亿美元; 从货物贸易来看，同比增长 1. 5%，贸易额达 6.75 万亿元，“一带一路”在疫情挑战中毅然前行[17]。“十四五”期间，“一带一路”将进入 2.0 时代，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总基调，中国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结合。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构建全方位新型的国际交往关系，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深化国际交往、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促进世界繁荣发展。

　　5. 以区域合作创新国际议题设置更接地气

　　广泛开展区域合作是切实达成议题设置的重要途径，相较于诉诸政治话语纠葛的传统议题更接地气。合作共赢是历史潮流，也是现实需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欧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与机制相继问世，自由贸易区数量不断增多，都是有力的证明。在 2020 年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 领导人会议上，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15 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自贸区制度的建立将使中国积极建构的“双循环”格局更加通畅。

　　RCEP 作为第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贸易协定，也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说，RCEP 内容更加丰富、多元，除了传统的商品贸易之外，还包括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其中服务贸易就是一大亮点，旅游业的落地免签政策，教育业中的中外联合办学、亚洲语言培训全面开花，数字服务业出口份额可能会大量增长等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评价: “RCEP 的签署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18]作为东盟推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果，它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多边合作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的驱动力。RCEP 成员国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但是各方求同存异，探求切实可行的合作之道，达成了最大公约数，构建了各方能够接受的合作平台，“RCEP 道路”为世界其他地区构建合作体系和框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是RCEP 对世界的馈赠。

　　作为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RCEP 已然成为一张亮丽的“亚洲名片”，世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倾斜。在抗击疫情中，各成员国共度难关。RCEP 成员国通过此次疫情，看到了中国以其独特的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国民经济满血复活，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勃勃生机。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形势下，RCEP 的继续发展正体现了亚太地区维护多边主义的意愿，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三、以广泛的非官方外交消解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隔阂

　　国家意识形态关系较为复杂，我们需要区分政治的与各种非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以各种非政治活动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关系的改善。非官方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加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2009 年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上首次提出: “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19]，标志着非官方外交正式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现如今，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的兴起标志着“新公共外交”的崛起。“新公共外交” 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是“巧实力”[20]武库中的重要工具。

　　1. 以政党对话促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政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力量，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民意舆论的引导者。中国曾积极搭建政党交流平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探索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有助于各国政党切实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认同。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同时，鉴于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积极成效，多国政党希望在同中国共产党经验交流中汲取营养，寻找推动本国疫后发展的密码。政党交流是保障和平、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最有效方式，可以促进党际和国家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经历这场抗疫战的磨砺之后，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坚强，它没有像西方所预测的那样面对疫情而崩溃，而是在控制好本国疫情的同时，还积极援助其他国家。当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捐赠医疗物资、派出医疗专家组等方式，向多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和帮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大党的责任担当。此次疫情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志同道合的政党建立了兄弟般的关系，为许多国家和政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支持和多批次防疫物资援助。

　　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想要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促进各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需要以政党对话为平台，搭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目前，世界各国政党对于中国的崛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希望探讨和研究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所以加强政党对话也是传播推进全球有效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的重要方式。

　　2. 以广泛的学术交流促进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认同

　　马克思指出: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13 多年来我们的理论无论是概念、框架、方法等都受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以至于我国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和学术话语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新时代实现伟大中国梦、展现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要求，其宗旨是为党带领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文明贡献智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习近平指出: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346 学术界渴望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中国声音。如今，各类学术会议在中国成功召开，例如世界哲学大会、2018 年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中国同世界学者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不仅可以了解领域前沿，还可以启发自己的科研思路，优化学术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学者出国访学交流，国内外科研团队相互协作，广泛的学术交流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在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阐释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3. 以人民外交促进中外关系的改善

　　历史上，民间外交是改善中外关系的重要途径，如熊猫外交、乒乓外交等。我国民间外交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以社会主义国家民间交往为主，并与日本等国发展了友好往来及贸易关系。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们改善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破冰从我国乒乓球队应邀访美开始，被誉称为“乒乓外交”。第三阶段是七十年代末至今，随着对外开放的实行和扩大，民间外交活动开展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宣布赠送给美国人民的国礼———大熊猫兴兴和玲玲，受到美国人民的极度喜爱。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西方有些势力仍然坚守对立的意识形态鸿沟，呈现出反对的趋势。这种偏执会产生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时歪曲事实，制造“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新殖民主义”等，炮轰中国驻外的“孔子学院”是官方进行意识形态输入的政治行为，不断污名化中国[22]。

　　4. 以文艺活动促进文明的互赏互鉴

　　中国在近代百年历史中一直受到外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和强大挑战，十分被动地面对这种影响和挑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中国有意识地、主动地进入国际社会。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各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开展广泛的文艺交流活动，促进各文明的互赏互鉴。

　　中国知名短视频博主“李子柒”粉丝有 1380 万，视频都是 1000 万以上的浏览量。她的作品题材来源于中国人古朴的传统生活，以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美食文化为主线，围绕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展开，记录中国人智慧田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个视频的评论区都宛如是“夸夸群”，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以色列人、俄罗斯人、沙特阿拉伯人等几十个不同国家的人，用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夸赞其心灵手巧，夸赞中国文化好。人民日报曾发文《文化走出去，期待更多“李子柒”》，指出“文化创新手段多，输出不妨多开花”，肯定了李子柒在传播中国文化上的积极作用[21]。

　　中国文化需要吸收借鉴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也需要中国文化来丰富发展。文化的沟通交流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而达到交融境界。通过广泛的文艺交流活动，以尊重、宽容为前提，以借鉴、扬弃为手段，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文明互鉴互赏。我们可以发挥互联网传播平台优势，推动中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让各国人民了解中华优秀文化，让中国人民了解各国优秀文化，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四、提升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能力

　　1. 构建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预警机制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研判和预防，是风险防控能力的具体表现，提升应对重大意识形态事件的能力，就要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马克思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意识形态风险预警的目的就是要捍卫根本话语权，观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防止被颠覆。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的监测预警工作，深入排查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新形势，实现全覆盖、零死角、无遗漏，切实提高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发现力、研判力、处置力。有效预测潜在的危机因素，增强分析研判的科学性、精准度，提高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

　　2. 建立国际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急处置方案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应急处置和控制，是危机发生时的重要表现。意识形态领域无小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治理的复杂外部环境以及国内社会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建立应急处置方案已成为必须。

　　习近平指出: “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4]我们应时刻保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警醒，时刻做好意识形态风险的准备战，建立完整的应急处置方案。当面对突发性意识形态风险，要迅速组建意识形态风险处置小组，做好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对突发事件和敏感舆情的风险排查及应急处置。按照应急处理方案的程序步骤，出现意识形态安全危机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高效开展危机干预，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例如，在新冠疫情最初暴发阶段，国外媒体不断对中国的疫情污名化，制造“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字眼博人眼球，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泼脏水”。而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采取回应，官方媒体主流媒体及时在网上发声，有效地控制不良舆论的传播，安抚了民心。

　　3. 健全重大意识形态危机的后续协调机制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后续协调和处理，是危机发生后的必要手段。新媒体、人工智能、5G 的高速发展，开启了大数据时代的篇章，不仅拓宽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御体系的维度，对网络这一新兴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也给我们党变革执政新理念、新方式带来不小的挑战。一旦重大意识形态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各级主管部门要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将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一方面，提高危机处理的透明度，和媒体进行沟通协调，主动引导社会舆情，避免危机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有效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及时做好善后协调处理工作。

　　五、结语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主导作用。当今世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安全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5]，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巩固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目前，国外局势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给中国带来挑战，这需要我们具有危机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深入研究新形势、新情况，提出新见解、新思路，从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审慎应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干扰、威胁与挑战，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构建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体系。本研究旨在解决“建构怎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以及如何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的问题。

　　一是回答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系统首先需要高瞻远瞩地部署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路线图和施工图。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建构，积极调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关键就是要消解霸权主义的领导权，遵循以联合国宪章为准则的行为价值权威，积极构建和平与发展、平等与共享的普遍意义的世界价值体系。

　　二是回答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 关键在于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时、度、效。首先，要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时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要平心静气、静观其变，保持战略定力，不要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他人故意设置的各种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破坏和平发展环境，耽误和平发展大局，要主动引领议题的设置，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其次，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尺度。秉持“结伴不结盟”的原则，不搞意识形态的输出，以广泛的非官方外交消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的隔阂，这种有效且稳妥的方式，可以给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最后，落脚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取得的实效。以构建国际意识形态安全危机的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方案、后续协调机制来提升应对国际重大意识形态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