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的关键政策是人口政策

　　我们建议将人口政策的宏观目标确定为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年出生人口萎缩情况，逐步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最终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理想的效果是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本文源自梁建章; 黄文政， 企业观察家 发表时间：2021-02-15《企业观察家》杂志，于2011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41-1418/F，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简报、专题研究。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中，提到有关人口的内容很少，只有寥寥几句话：“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过，公议公报提到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内容来看，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有比较具体的人口政策内容。

　　我 们 认 为， 在“ 十 四 五” 期 间(2021 ～ 2025 年)，最关键、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人口政策，原因是：

　　第一，人口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最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回顾世界历史，在每次技术跨代升级之时，或许会有一些人口小国凭借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占据先机，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均衡之后，最终决定各国兴衰的还是各自的人口规模。

　　第二，“十四五”期间将是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转折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中国出生人口为 1465 万人，死亡人口为 998 万人。由于二孩生育堆积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原因，中国在“十四五”期间的出生人口将逐年下降，而死亡人口则逐年上升，因此，中国人口大概率在“十四五”期间进入负增长，并且会长期维持这种负增长的趋势，目前还看不到扭转的苗头。

　　第三，中国人口政策改革已经拖延太久，不能再拖下去了，在“十四五” 期间必须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 30 年，未来将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市场产业优势，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和国力全面衰退。因此，如果要保持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尽快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 1.22，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 1.18。尽管这两次人口普查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因素，但哪怕按照 20% 的高比例来推测漏报率，实际生育率也不到 1.5。如果不出意外，即将进行的 2020 年人口普查将再次证实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除了二孩生育堆积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这两个原因以外，不断提升的抚养压力，也将持续压低中国的生育率。导致抚养小孩压力加剧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中国大城市的房价负担和中国的升学压力的负担，中国家庭的这两项负担堪称全世界最重。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和教育竞争的白热化，中国的生育率必然会继续下跌，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必须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鼓励生育力度，才能避免低生育率陷阱。

　　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是导致中国 2020 年和 2021 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之一。虽然中国成功控制了新冠疫情，但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失业率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促使生育率进一步下降。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5 月至 7 月，日本全国新受理大约 20.4 万份孕期档案，同比减少 26331 份，下滑 11.4%。预计 2021年日本新生人口将大幅减少。日本共同社的解读是，疫情冲击就业、生育环境恶化等因素导致怀孕人口减少。前段时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非营利性组织“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的专家也预测，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导致生育低谷，美国新生儿数量比预期减少 50 万人。

　　有人认为，现在全面放开生育也没有用，因为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即使放开生育，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但恰恰如此，更需要现在就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是鼓励生育的前提。

　　近日，恒大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 2020》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加速到来。因此，应尽快全面放开三胎(或三孩)，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据我们了解，任泽平团队之前一直是建议全面放开生育的，这次提议放开三胎(或三孩)，可能是因为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迟迟没有出台，才退而求其次。我们非常理解他的做法，但还是觉得没必要提议放开三胎(或三孩)。虽然相比二孩政策，放开三胎(或三孩)也是一个进步，但建议放开三胎(或三孩)的潜台词，很容易被人们认为还要限制四胎五胎(或四孩五孩)。事实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过低了，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近年来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为 1.1 左右，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 30 年，并且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年之内就会进入负增长。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在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不断下降，导致综合国力陷入长期的衰微，而且迟早会消亡(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这是比人口老龄化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要避免灭亡，就必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越早做越好。所以，无论是生三孩还是四孩五孩，都是利国利民的行为，不但不应该限制，还应该鼓励。

　　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也就是平均每个女性要生 2.1 个孩子。只要还有人不婚不育，即使所有其他女性都生二孩，下一代的人口数量还是会出现萎缩，所以从数据平衡的角度来看，必须出现大量的三孩家庭，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代际更替。由于现在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全面放开生育之后，即使鼓励生育，生三孩的人还是会远远少于生一孩的人。逻辑上，只要生三孩的人少于生一孩的人，生育率就会低于更替水平，因为还有不婚不育的人。如果生三孩的家庭奇迹般的和生一孩的家庭一样多的话，那么有多少不婚不育的人，就需要有多少人生四孩，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代际更替。

　　有人担心，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富裕家庭仍然不会多生孩子，而贫穷家庭(主要在农村地区)则会多生孩子，从而拉低全国人口质量。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都早已低于西方国家，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都生得太少。其实，只要机会公平，出身贫穷的孩子也能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不论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多高，往上算几代几乎都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正是千千万万勤劳普通甚至贫穷的家庭撑起了中国社会，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

　　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现在的人口基数仍然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实际优势其实并没有这么大，因为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这个体系的人口资源至少有 4.5 亿而不只是 3 亿多。

　　此外，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目前，美国的顶尖企业家和科学家里移民的比例将近 1/2 左右。也就是说，依靠移民政策，美国在高端人才领域把人口规模效应放大了将近一倍。所以，中国总体的人才规模潜力可能只有不到美国的两倍，而非美国的四倍多。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 1.1 左右，而美国的生育率则有 1.8，而且从全球大量吸引移民。如果两国生育率保持这种相对差距，未来每一代中国人的人口优势，相对于美国就会减少 1/3 左右。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两代人后，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将少于美国。到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年轻人口可能开始少于美国，进而彻底丧失对美国的人口优势，之后则会被全面压倒，一代不如一代。中美之间的竞争，长期来说终究还是人口的竞争，而如果我们不果断采取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美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将在不远的将来碾轧中国。

　　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同志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和结构，还是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的稳定性来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应体现为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然而，中国出生人口从 2017 年以来已经三连降，2021 年以及未来几年也很可能继续下降。为此，我们建议将人口政策的宏观目标确定为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年出生人口萎缩情况，逐步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最终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理想的效果是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够取得并维持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