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对养老资本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摘 要: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利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老年人在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结构基础上的养老资本现状，综合考察子女对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结果及城乡差异。研究发现: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女儿数量增加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序次结构对两孩老人的影响表现在无论女儿的出生序次先后均对养老资本有促进作用; 三孩老人第一孩性别对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第一孩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和第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儿均对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子女数量能够给农村老人带来养老资本的增加，而子女性别和序次结构仅对城市老人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

　　本文源自张若恬; 张丹; 李树茁， 人口与经济 发表时间：2020-02-12《人口与经济》杂志，于198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11-1115/F，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人口与社会、人口城市化与流动人口、老年问题研究等。

　　关键词: 养老资本; 子女数量; 性别结构; 序次结构; 城乡差异

　　一、背景和问题

　　随着我国两次婴儿潮人口步入老年期，老龄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由于亲缘、地缘以及传统 “孝文化”的延续，居家养老依然是当前我国老年人的主流选择，子女所提供的各项代际支持是老年人获取养老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子女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深远。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当代家庭子女数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宏观上，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工具推行计划生育，用动态变化的生育政策调节人口发展的速度、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迁移等，促进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相互适应; 在微观上，生育政策通过规定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快速改变国民的生育行为，以实现不同时期的宏观人口发展目标[1]。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直接影响是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从而在短期内影响家庭收入和资产状况，从长期来看还会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家庭土地数量、家庭社会网络等[2]。2016 年实行的 “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新的 4-2-2 家庭结构对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削弱家庭风险有着重要意义[1]。但政策调整势必再次影响未来中国家庭的子女数量、结构和序次，这一改变又将会对老年人的养老资本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另外，儒家文化强调的 “养儿防老”和 “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在农村地区影响更为深远，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主要依赖劳动力的不断投入，而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比女性更具优势[3]。因此农村老人更倾向于多生育、重生男，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的子女数量、性别结构和序次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城乡差异可能对城乡老年人养老资本产生不同影响。

　　结合 “可持续生计”理论，老年人无论是经济能力、健康状况还是社会交往等各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当外部环境面临危险、冲击时往往表现出抵御能力不足、易受伤害等特征，因此 “可持续生计”理论适用于研究老年人群体[4-6]。本研究从体现老年人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养老资本出发，将代表养老资本的不同指标项加以整合和量化，主要围绕三个研究问题展开: 一是分析老年人在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序次结构下养老资本现状水平与结构差异; 二是综合考察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序次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及其城乡差异; 三是检验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序次结构对于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结果以及城乡差异。研究结果对于了解现阶段子女数量、结构、序次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并为探索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子女数量变化对未来城乡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也在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对于育龄人群如何进行生育规划能够实现养老资本水平最大化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二、文献回顾

　　“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初衷是希望从目标人群 ( 如农户、贫困人口) 日常生产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其面临的生计问题，通过了解其资本禀赋，寻求目标人群如何应用这些资产或资本选择生计策略，实现生计福祉。生计资本是弱势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和资产，用以增强个体面对脆弱性条件的处理能力及风险抵御能力，据此可将养老资本定义为老年人在进行养老生计选择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其本质上是老年人用来养老保障的 “可行能力”。结合英国国际发展署 ( DFID) 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老年人实现老年生计活动的能力取决于其自身所拥有的养老资本现状，老年人拥有的养老资本禀赋也可以分为五种资本: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7]。五类资本并非老年人单一的进行养老策略选择的基础和资源，更是一种能力和权利以及依靠自身寻求老年养老保障的可能性。

　　学界关于子女的实证研究较为丰富，从研究方法来看，有关子女性别的研究主要使用男孩比例、第一胎性别、是否有儿子、是否有女儿、儿子数、女儿数等测量指标[8-10]。当前关于子女序次结构的研究很少，为数不多的研究将基于不同子女数量的所有序次结构组合一次性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11]。从研究内容来看，从子女数量、性别结构角度出发的实证研究较多，探索了子女数量与结构对父母的健康、休闲生活、抵御风险能力、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等的影响[12-16]。与此同时，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农户、老年人等群体生计资本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例如，赵锋通过甘肃农村调查数据，发现子女数量与农户生计资本大小呈倒 “U”型关系，拥有儿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十分明显[17]。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中的子女数量、儿子数量和女儿数量对家庭资产财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儿子的负向影响更高[13]。段志民的研究也证实了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抑制了家庭收入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对城镇家庭的作用更大[18]。还有学者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各方面均没有直接影响[19]。另外有研究详细讨论了子女性别对父母生计资本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探索子女性别对农村家庭父母亲工作时间和年收入的影响，认为影响主要来自计划生育政策和父母男孩偏好的共同作用[20]。也有研究认为子女性别并不会对农村地区父母的代际转移动机造成影响[21]。还有研究认为子女数量越多，养老资本水平越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赡养义务 “竞相卸责”的观点，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相互之间推卸赡养义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而导致老人获得的代际支持减少[22]。在分城乡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农村地区子女数量增加使得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增加额高于城市[22]，但也有研究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所获的代际支持均不存在显著影响[23]。

　　当前研究已经关注到子女数量、性别结构与养老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没有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且多数研究仅围绕某一类资本展开，如金融资本[20]，少有实证研究系统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 “生计资本”理论，综合考虑子女对所有养老资本项的影响，并且现有针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研究仅限于小范围的调查数据[17]，不能从总体上代表和反映中国老年人群体的真实情况。另外，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尤其以子女数量展开的研究最多，即便有研究考虑到序次结构的影响，也往往将性别结构与序次结构混为一体。虽然以往一般性研究策略都在一定研究范围进行了应用，但是本文认为关于序次结构的研究策略仍然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第一，一般研究策略强调的并非是每一孩次出生时间节点上的影响分析，而是强调在所有子女全部出生之后的时间节点上所有出生序次组合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本质仍然是对一定子女数量下所有性别结构组合的分析。第二，由于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性别偏好使得单性别偏好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一个家庭第一孩次的性别会对该家庭最终的子女数量产生不同影响[24]。因此应该根据第一孩次性别区别对待进行序次结构分析，而不是将所有序次结构可能的组合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第三，不同序次结构的对比分析应该建立在相同子女数量基础之上进行，一般性研究策略将不同子女数量为基础的序次结构放在一起进行回归分析，无法体现出序次结构的净影响。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本研究试图将子女数量、性别结构和序次结构加以明确区分，以便得到序次结构的净效应，故而对于子女序次结构的分析策略和一般方法有所不同，本文按照子女出生序次，通过逐层分析的方法考察在每一孩次出生即时节点上，由于性别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期符合研究需求，而传统将所有子女性别、序次结构纳入同一个模型对养老资本进行回归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子女数量、性别、序次对养老资本影响结果的分析方法。

　　最后，已有研究发现子女个人的相关特征如教育水平、有无工作、有无配偶等均会对老年父母养老资本产生重要影响，但本文主要聚焦于子女数量、性别、序次的影响研究，因此将子女的个人特征主要作为控制变量，以期发现子女数量、性别、序次的净影响结果。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利用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计量模型，考察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序次结构下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现状水平，探讨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和结果及其城乡差异。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 CLASS) 2014 年全国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和调查社区 ( 村居) 的工作人员。CLASS 项目的样本包括 134 个县、区，462 个村、居，个人问卷有效样本为 11511 人。由于现阶段大部分中国家庭子女数量受到生育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到两孩，局部地区和家庭体现为三孩，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一孩、两孩和三孩子女老人，因此剔除了无子女和四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样本，在剔除部分缺失变量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6032 位老年人，一孩老人占比 23%，两孩老人占比 41%，三孩老人占比 36%，其中城市老人 3911 人，农村老人 2121 人。

　　2. 变量设定

　　( 1) 因变量。本研究选取老年人养老资本的量化指标为因变量。具体测量方法参见张若恬等的研究结果[6]，指标选取和计算公式见表 1。

　　由于物质、金融、社会资本的指标选取较为常规，赋值和量化单位明晰，在此不再赘述。而老年人由于健康特殊性，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组织器官功能衰退，日常活动能力对于确保老年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因此将日常活动能力 ( ADL) 和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 ( IADL) 两项指标作为老年人重要人力资本项进行测算，老年人这两项得分越高说明其生活自理能力越强。

　　( 2) 自变量。本文核心自变量是子女，包括子女数量、子女性别结构、子女序次结构三个部分。子女数量指老年人现存活子女人数; 子女性别结构指不同子女数量下儿子和女儿的数量; 子女序次结构指子女出生的性别顺序组合。三个部分之间是相对独立且逐层递进的关系，子女数量是基础，性别结构是基于数量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将子女按照不同性别进行组合，序次结构是基于性别结构的基础上将子女性别按照其出生序次进行排列的组合。三个部分的分类以及样本分布见表 2。

　　由表 2 可见，一孩家庭有儿子的老年人数量远高于有女儿的老年人; 两孩家庭中一儿一女的老年人数量最多，两个女儿老年人数量最少，子女序次结构为 MF 的老年人数量相对较多; 三孩家庭中两儿一女老年人数量最多。一孩、两孩老人中城市老人数量远大于农村老人，但三孩老人中城市与农村数量相差不大。

　　( 3) 控制变量。为了尽量消除变量遗漏所带来的估计偏差，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本文还引入了子女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变量和老年人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子女年龄为连续变量取一到三位子女年龄均值，教育水平用一到三位子女中学历最高者代表，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有无未成年子女为分类变量取值一到三位子女均值。研究样本中，老年人子女平均年龄为 40 岁，平均处于初中以上教育水平，80%以上有配偶和工作，超过半数有未成年子女。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68 岁，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数老年人为城市老人且处于有配偶状态。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位于同一区县居多，老年人平均家庭规模较小，控制变量的具体统计特征见表 3。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老年人的养老资本量化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4 个指标以及 1 个总养老资本指标，探索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

　　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不同子女特征下老年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总体养老资本水平，初步判断不同子女特征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异质性。其次，对不同子女特征影响老年人养老资本的机理和路径进行探索，在控制了子女个体特征、老年人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的前提下，构建 OLS 模型，逐步将数量、性别、序次等特征纳入对老年养老资本的回归模型，理清子女影响老年人养老资本的机理及其城乡差异。最后，将所有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结构等因素整体纳入模型对城乡老年人养老资本分别进行回归，呈现子女数量、性别、次序影响养老资本的全貌。

　　子女数量部分的分析方法是将一到三孩不同子女数量统一纳入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子女性别结构部分将同一子女数量前提下所有性别结构纳入模型统一加以考量，这样可以更完整、系统地呈现出性别结构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关于子女序次结构部分，由于一孩不涉及序次结构，所以主要关注两孩和三孩序次结构的现状水平和对养老资本的影响。在两孩情况下，首先只考虑第一孩的性别，将四种性别序次归为两类进行分析; 之后限定第一孩的性别，在第一孩是儿子或女儿的前提下，按照第二孩的性别分别再进行分析，两孩的序次结构分析一共通过 3 步实现。在三孩的情况下，分析逻辑与两孩类似。首先，只考虑第一孩的性别，将三孩全部 8 种性别序次分为两类进行分析。之后以第一孩为儿子或女儿分别展开分析: 当第一孩为儿子时，先不考虑第三孩的性别，只关注第二孩的性别进行对比分析; 之后再限定第二孩的性别，分别以第三孩为儿子和女儿进行对 比 分 析。同样当第一孩为女儿时，也先不考虑第三孩的性别，先就第二孩的性别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分别以第二孩为儿子和女儿展开对第三孩的分析，对序次结构的分析逻辑是按照子女出生序次的先后逐层展开进行， “逐层分析法” 的分析策略见图 1。

　　四、结果分析

　　1. 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现状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子女结构下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现状水平与差异，本文采用前面介绍的方法分别计算了各类子女特征下老年人的总体养老资本以及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四项资本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表 4 为不同子女数量、性别、序次老年人养老资本比较，现状部分内容均基于表 4 展开。

　　( 1) 不同子女数量老年人养老资本比较。由表 4 可见: 第一，现阶段中国老年人总养老资本水平不高，并且随着子女数量增加而减少，一孩老人养老资本总体水平最高。第二，老年人养老资本中人力资本水平最高，其次为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物质资本水平最低; 金融资本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本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减少。第三，物质和人力资本在不同子女数量下差异较大，而社会和金融资本差异较小。

　　( 2) 不同子女性别结构老年人养老资本比较。为了得到子女性别构成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净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在相同子女数量条件下，各种子女性别构成的老年人总养老资本和四项分资本并根据总养老资本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由表 4 发现: 第一，在相同子女数量基础上老年人女儿数量越多，养老资本总体水平越高。第二，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在相同子女数量条件下，女儿数量越多资本水平越高，而社会资本在不同性别构成中差异较小。

　　( 3) 不同子女序次结构老年人养老资本比较。子女序次结构主要围绕两孩和三孩家庭展开分析。由表 4 可见: 第一，两孩子女中，第一孩为儿子的情况下，第二孩为女儿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更高; 第一孩为女儿的情况下，第二孩为女儿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仍然更高。第二，在三孩子女中，当第一孩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高于第三孩为儿子的老年人; 当第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儿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更高。

　　上述结果能够初步看出，子女数量越多，养老资本总体水平越低; 女儿数量越多，养老资本水平越高; 子女出生序次由于第一孩次的性别不同，后续不同孩次及性别差异会给老年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养老资本水平。要分析和确定老年人子女数量、性别结构与序次结构对养老资本的影响，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检验。

　　2. 子女数量、性别、序次对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及城乡差异

　　( 1) 子女数量对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在控制子女个体特征、老年人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之后，不同的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见表 5。回归结果可见: 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三孩子女相比一孩子女对老年人总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数量与老年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呈现显著负向相关，但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显著正向相关。与一孩相比较，三孩子女对老年人物质、人力资本水平负向影响程度最大，但对于金融、社会资本以及总养老资本正向影响程度最高。

　　控制变量中子女、老年人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会对老年人养老资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和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对大部分养老资本及总养老资本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对金融、人力、社会资本和总养老资本有负向影响，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能够获得的经济支持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降低，而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长不断下降，最终带来总养老资本的变化。男性、有配偶、城市属性对老年人总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女性老人在养老资本上依然处于劣势地位，婚姻的保护效应和城市属性的优越性也体现在了对养老资本的积极影响上。家庭特征中与老人同吃同住人数增加能够带来社会资本的增加，从而对总养老资本有显著促进作用。

　　(2) 子女性别结构对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不同子女性别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一孩家庭中以儿子 ( M) 为参照，女儿 ( F) 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两孩家庭以两个儿子 ( 2M) 为参照，发现一儿一女 ( 1M1F) 和两个女儿 ( 2F) 均对整体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两个女儿 ( 2F) 的影响程度最高; 两个女儿 ( 2F) 对于物质、金融、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一儿一女 ( 1M1F) 仅对金融和总养老资本上有显著正向影响。三孩家庭以三个儿子 ( 3M) 为参照，三个女儿 ( 3F) 和两女一儿 ( 2F1M) 均对整体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分项养老资本上也仅对金融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三个女儿 ( 3F) 的影响程度最高。

　　( 3) 子女序次结构对养老资本的影响机制。根据图 1 的分析逻辑，子女序次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重点在于分析两孩和三孩家庭，回归结果见表 6。两孩家庭中首先仅考虑第一孩次的性别，将第一孩为儿子 ( MM 和 MF) 作为参照，发现第一孩为女儿 ( FM 和 FF) 对老年人总养老资本有显著积极影响。其次，在第一孩为儿子的情况下，以第二孩为儿子 ( MM) 作参照，发现第二孩为女儿 ( MF) 对总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在第一孩为女儿的情况下，以第二孩为儿子 ( FM) 作参照，第二孩为女儿 ( FF) 对总养老资本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三孩家庭首先仅 考 虑 第 一 孩 次 的 性 别，将第一孩为儿子 ( MMM、MMF、MFM、 MFF) 作参照，第一孩为女儿 ( FFF、FFM、FMF、FMM) 对整体养老资本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对人力资本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社会资本有显著负向影响。为进一步探析后两孩次的不同性别可能对养老资本产生的影响，本文在限定第一孩为儿子或第一孩为女儿时分别展开回归分析。

　　在第一孩为儿子前提下，以第二孩为儿子 ( MMM 和 MMF) 作参照，第二孩为女儿 ( MFM 和 MFF) 对整体以及分项养老资本并无显著积极影响; 在第二孩为儿子时以第三孩为儿子 ( MMM) 作参照，发现第三孩为女儿 ( MMF) 仅对金融和社会资本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第二孩为女儿时以第三孩为儿子 ( MFM) 作 参 照，发现第三孩为女儿 ( MFF) 对物质、人力及总养老资本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对总养老资本的促进作用最明显。

　　在一孩为女儿前提下，以第二孩为儿子 ( FMM 和 FMF) 作参照，第二孩为女儿 ( FFM 和 FFF) 对总养老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第二孩为儿子时以第三孩为儿子 ( FMM) 作参照，发现第三孩为女儿 ( FMF) 对总体养老资本并无显著影响，分项资本中仅对社会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 在第二孩为女儿时以第三孩为儿子 ( FFM) 作参照，发现第三孩为女儿 ( FFF) 对各项养老资本均无显著影响。

　　3. 子女数量、性别、序次对养老资本影响机制的城乡差异

　　本文将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在城市与农村老人之间分别对养老资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7。与总样本回归结果不同，子女数量增加对城市老人养老资本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对农村老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子女数量越多提升程度越高。两孩、三孩子女性别结构对城市老人养老资本的影响与总样本结果一致，而子女性别结构对于农村老人无显著影响。两孩和三孩子女序次对城市老人养老资本的影响与总样本影响结果一致，但对农村老人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

　　将一至三孩所有子女数量、性别和序次结构按照总样本、城乡分别对养老资本进行回归 ( 见表 8) ，以期验证是否与以上发现结果相符合。由于一孩子女无序次结构，因此表 8 以两孩中两个儿子 ( MM) 为参照对养老资本进行回归。

　　由表 8 可知，对于全样本老年人而言，一孩子女对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提升效果越明显; 在相同子女数量下女儿数量越多对养老资本的提升程度越高; 两孩子女无论女儿的出生先后均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积极影响; 三孩子女第一孩次为儿子时第三孩次为女儿以及第一孩次为女儿时第二孩次为女儿对老年人养老资本影响程度相对较高。全样本老人中女儿数量和子女出生序次对于养老资本的积极作用在城市老人群体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农村老人而言，仅三孩子女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一孩次为儿子对于农村老年人养老资本促进作用更高，此外女儿数量多仍然发挥一定作用。

　　五、总结与讨论

　　1. 总结

　　本文运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 CLASS) 数据，比较了不同子女特征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现状水平，在控制子女、老年人个体和家庭特征之后，实证分析子女数量、性别结构、序次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以及城乡差异，总结如下。

　　从现状来看，中国老年人养老资本整体水平不高，分项资本中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其次为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物质资本最为薄弱。不同子女数量老年人的养老资本现状水平差异较大，子女数量越多其养老资本水平越低，相比多子女老人，一孩老人的养老资本水平最高。子女性别结构特征下老年人养老资本呈现出限定子女数量时，女儿数量多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特点。子女序次结构呈现出两孩家庭中，第一孩次相同性别前提下第二孩为女儿 ( * F) 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更高; 三孩家庭中第一孩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 ( M* F) 以及第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儿 ( FF* ) 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高。

　　从子女数量、性别、序次对养老资本的影响结果及城乡差异来看，虽然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养老资本现状水平低，但子女数量的增加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在金融和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也降低了物质和人力资本，但对于老年人总养老资本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子女结构中女儿对于养老资本的正向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儿子，在子女数量一定的前提下，女儿数量增加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养老资本，但主要作用于城市老人，对农村老人并无显著影响。两孩子女序次结构无论女儿出生序次先后均对养老资本有显著提升作用，但主要作用于城市老人，对农村老人影响不显著。三孩子女序次结构中第一孩次的性别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无显著影响，在第一孩次为儿子的前提下，仅当第二和第三孩次均为女儿 ( MFF) 时，对养老资本才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第一孩为女儿的前提下，当第二孩次为女儿 ( FF* ) 时即显著提升老年父母的养老资本，但该影响仅作用于城市老人，对于农村老人的影响主要是子女数量在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子女的数量、性别结构和序次结构均对老年人的养老资本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城乡差异明显。对于城市老人，子女的性别结构和出生序次会促进养老资本，但对于农村老人，仅子女数量即可带来养老资本的增加并且三孩子女第一孩次为儿子对于促进养老资本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子女数量、性别、序次对老年人养老资本的影响可以总结为: 第一，子女数量越多且女儿数量越多则养老资本水平越高。第二，两孩 1M1F 结构中女儿出生晚则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高。第三，三孩中第一孩次为儿子时第三孩为女儿，第一孩次为女儿时第二孩也为女儿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高。结合以上发现将一至三孩子女结构对老年人养老资本影响程度由低到高排序为: M = F<2M

　　2. 讨论

　　从现状来看，我国老年人养老资本中人力资本水平最高，金融资本较低，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养老资本水平越低，可能是由于样本老年人平均年龄 68 岁，尚处于低龄、年轻老人阶段[25]，其生活自理能力相对较高，带来积极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低则说明当前老年人没有足够的金融资本积累，又缺乏必要的现代金融支持，可能会造成老年人无法抵御养老风险[6]。子女数量越多意味着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成本随之越高，由此削弱了老年人的养老资本储备，所以三孩老人养老资本水平最低; 一孩老人对子女的各项投入与多子女老人相比相对较少，能获得一定的物质积累，同时，一孩老人相对较为年轻，身体健康程度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因此一孩老人的物质、人力和总养老资本水平较高。这一结论支持资源稀释理论 ( Dilution Model) ，该理论认为尽管家庭资源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资源总体是有限的，子女的数量影响着家庭资源的分配[26]。另外，随着子女数量增加，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可能性增加，以及老年人潜在社会支持网络也随之扩大，因此子女数量增加提高了老年人的金融和社会资本，同时也促进了老年人总养老资本的提升。

　　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女儿对于养老资本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不同于西方国家，在中国抚养子女的花费包括生活花费、教育花费、婚姻花费和医疗花费四个部分，其中婚姻花费具有刚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儿子支付的彩礼方面，儿子越多则父母需要支付的彩礼花费越高，这种代际间的财富转移导致儿子数量多的老年人养老资本处于较低水平[27]。另外，女儿对于养老资本的促进作用高于儿子这一发现与传统中国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分工模式存在一定差异，按照我国传统的养老习俗，儿子承担全部养老责任，女儿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女性随着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高，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能够给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不断提升[28]。因此当子女数量既定时，女儿数量越多老年人养老资本越高，也从侧面反映出支撑中国家庭养老中性别差异的价值和伦理基础正逐渐被侵蚀，女儿参与养老成为老年人养老的理性化选择，尤其在城市由于婚姻花费成本和女性收入标准的提高，女儿数量多少决定养老资本水平高低表现最为明显，但子女结构在农村并未显示出差异化影响。

　　影响结果发现子女序次结构对养老资本影响的城乡差异，可以理解为由于中国人传统的生育性别偏好，第一孩为儿子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传统父系家族体系对男孩的需求，但人们可能同时拥有儿子偏好和女儿偏好，即儿子偏好越强烈，女儿偏好也会越强烈[29]。因此城市两孩老人 MF 子女序次才对养老资本有促进作用，城市三孩老人在一孩为儿子的前提下，男女双全后第三孩为女儿 ( MFF) 才能够显著提升养老资本水平; 另外，结合城市三孩老人一孩为女儿时，第二孩为女儿 ( FF* ) 对养老资本有提升作用，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子女性别结构中女儿数量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农村三孩老人中第一孩为儿子普遍对老年人养老资本有显著更高的促进作用可能给出的解释为: 生育性别偏好态度来源于人们对于子女功能的心理定位，即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宗教功能，子女的经济功能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被逐步完善的社会制度所替代，但子女的文化和宗教功能却不易被取代，特别是儿子偏好态度[29]。所以，即便女儿和女儿数量对农村养老的作用在日益凸显，但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仍然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长子”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功能有着无可取代的意义。

　　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家庭生育功能逐渐弱化，家庭核心化趋势增强，对于如何增加老年人的养老资本储备，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政府、市场、社区与家庭多维主体需要统筹协作，发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传统孝文化的优势，形成互补格局，共同促进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积累。其次，在女儿对城市老人的代际支持作用不断增强的今天，应该从社会性别规范的层面转变对儿子的性别偏好，形成 “养女也能防老”的社会共识。再次，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服务的政策供给，加大对老年人的公共财政支出和资源投入，并有针对性地向养老资本薄弱群体倾斜。最后，过去由于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家庭子女数量在特定阶段得到了有效控制，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体现在老年人养老资本的现状水平上，但在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应该得到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