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市空间生态正义的现实困境及可行性探讨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考察与评估当下中国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策略，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和战略支点，更是西安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40年，古城西安各领域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西安城市空间规划与生态文明建设间的对接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协调与平衡。具体表现为，资本逻辑至上的空间发展模式和城市空间利益失衡等问题掣肘了西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发展。有鉴于此，以空间生态正义思想作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引领范式，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导控作用，统筹兼顾市场主体的生态责任，提升文化产业的价值导向，应成为探索西安生态文明发展创新的可行性举措。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西安城市空间; 生态正义; 困境及治理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99年，是国家行政学院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政府管理理论刊物，是我国各级政府公务员和政府管理理论教学研究人员必读的权威刊物。荣获北京市高校学报一等奖。

　　中國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模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此种变迁在总体上呈现为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不难看出，在城市进化型变迁中，城市空间建设普遍提倡以效率为先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理念驱动下，城市蜕变为资本逐利竞争中促进生产、交换、消费的人工环境。中国城市化进程总是由传统工业化所助推，往往显现出资本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性占有。因而，从宏观层面上极易造成生态系统退化，从微观层面上造成城市空间的异质化和马赛克化。质言之，目前国内城市空间生态共同体构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空间生态开发等方面有其现实局限性。显然，公平与正义的提出正是对资本与权力洞穿城市生态空间所表现的最显在抵抗。树立生态正义观，是保障从生存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各个层级的人类生存需求的重要途径之一，亦是解决我国城市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城市空间生态正义的理论来源与时代背景

　　当代生态学思想通常将诸多环境问题诉诸启蒙运动的自大和错误导向。启蒙运动为科学和理性摇旗呐喊，彻底揭露神学权威抹杀真理的阴谋，为科技的顺利普及铺平了道路。科学理性同启蒙运动的结盟成就了新一轮“造神”运动，科技当之无愧地成为统治世界的“霸主”。伴随工业时代的来临，科技进步不仅使人类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获得解放，同时又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着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自由时间，“人们认为科学提高了他们对自然的控制进而也有利于他们的幸福和健康”[1]10。然而，一个反面的讽刺是，西方现代化进程并非按照技术理性主义原初计划的那样发展。科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解放了身体和观念，但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反制了身体和观念。

　　人类主体以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姿态全方位介入自然空间之中，并由此导致高度的工具主义自然观：自然空间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场域，资本积累的过程往往显示出对于自然资源的选择性占有。这一过程不仅导致资本对自然的异化，同时也引发对人的异化。尤其是二战过后，对自然的实践改造和大肆统治打开了生态危机的潘多拉之盒，“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控制的每一伟大胜利都包含着同等巨大的灾难的现实可能性。”[1]31在此语境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界将秉持反思性与批判性的生态学给予了特殊关注，而生态学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根源及其破解路径的探赜同样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智慧。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前提和实现途径，如何使公平正义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是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分别从存在论、价值论、历史观三重维度对生态问题给予了关注，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修正和超越，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理念，为生态思想同社会正义思想天然的耦合提供了重要参考。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蕴藉的生态正义思想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指引意义。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所做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形势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对生态正义的思考与探讨有其现实必然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不断繁荣推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目前我国正步入高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空间生产和结构调整开始以超大规模、超常扩张等方式形象诠释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有言：“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2]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和城市唇齿相依，这亦是人类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然而，城市化并非简单的城市空间生产。早在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就提出：“要把一座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3]造城运动的进化变迁，在解决中国传统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近年来城市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对城市资源环境、公共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趋近极限。

　　自2012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展“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八字方针”以来，标志建设生态城市即将成为今后助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战略选择。如果要寻找中国城市变革40年来最为尖锐的问题，以及可能触及未来中国城市化道路最为关键的要素，也许“正义”会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话题。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4]2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城市与生态正义的相遇不仅促进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实践为基础，益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中国话语。

　　众所周知，在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变化大势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所言及的：“城市现象不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习惯解释问题重重的城市现象。”[5] 立足中国语境建构城市生态正义，并以此审视指导当代中国新型城市化建设，这既切合新时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