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容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程，总体来说是不断前进，但道路曲折。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60年社会转型

　　推荐阅读：《民主与法制》(半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中国法学会主办。杂志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成长和发展，是集政治、法律、伦理、社会为一体的综合性新闻半月刊，也是全国法制类报刊中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中央级知名媒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跟随着新中国60年的脚步走过来的。当年，我们在苏南农村一个大戏台前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以及会后游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60年来，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60年的历程，是很不平坦的，总体来说是不断前进，但道路很曲折，很值得我们回顾总结。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进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新国家、新社会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从1840年开始逐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方面继续推进人民解放战争，为全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准备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据新民主主义论的要求，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包括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过一年的努力，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运作起来。笔者当年曾是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并被选为常务委员，直接参与了那时的国家政治生活。1953年，实行第一次基层普选，笔者是普选工作组组长，经历了这次普选的全过程，选民积极参加，人们喜悦地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权利，秩序井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反而出现对普选的种种疑虑，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到1949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2858家。从1951年底开始，对这些企业进行民主改革，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从1950年到1953年春，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从而全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护和扶持了民族工商业，主要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用了三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全面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195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拟定的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加了一段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这个过渡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1]。当时，我们确实生活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我在1949年6月入团。加入的是什么团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

　　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并且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那时，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个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党遵循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思想早就阐明，旧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据这样的基本国情，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全党对此有高度的清醒共识，因而能自觉地付之于革命实践。历史已经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包括革命论、国家论、社会论，是科学的理论。

　　第二，我们党取得了在解放区实践新民主主义的丰富经验。早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建立了10多个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多个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更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特别是1948年8月，在石家庄建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更是有意识地为新中国建国积累经验(包括制度、机构、政策等)。革命根据地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验，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做了很好的思想和经验准备。

　　第三，全社会充分协商，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筹建新中国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者有46个单位，662人，除中国共产党外，包括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人民团体、各民族的代表，具有最大的广泛性，集中了全国的精英。在政协会议上，就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包括国体和政体，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都进行了充分的协商，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取得了高度共识，制定了《共同纲领》等历史文献，从而保证了建国工作和建设新社会的顺利进行。

　　从1949年到1956年，这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七年。这七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第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这决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摧毁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上层建筑，又消灭了早已成为生产力桎梏的官僚资本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社会所容纳的巨大生产力能够较好地发挥出来。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称之为“三大改造”)。接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开始了。这年冬天，我在农村参与了对农民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活动，大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那热烈的场面，至今难忘。

　　经过“三大改造”，从1957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时期有多长?有20年和22年两种说法。我认为20年比较合适，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止。从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是伟大历史转折从开始到实现的时期。这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扭转乾坤的两年。

　　怎样评价这20年的社会主义?关键要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状况。在这20年中，我们执行了经济建设的四个五年计划。但只有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得比较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其中主要表现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这些成就说明，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潜藏着巨大的生产力。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但要正确理解，才能搞得好。

　　严峻的现实是，这20年，总体而言，生产力发展缓慢，没有能够改变整个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用“吃苦头”三个字来评价2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2]吃什么苦头?邓小平说是吃了“左”的苦头，实际上是吃了社会主义没有搞好而带来的苦头，一是贫穷之苦，二是乱斗之苦。

　　这一次社会转折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缺乏理论准备。1953年大规模宣传贯彻总路线的时候，全党上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都很肤浅，甚至可笑。我在农村工作，基层干部和农民都问，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依据上面发来的小册子讲，社会主义就是办集体农庄;就是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什么是社会主义，身居高层的人也不大清楚。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政协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他的回答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3]这不是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从党的路线角度讲的。1953年12月发布的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基本上也是这样。对于新民主主义，我们有一整套理论，阐明了其必然性、性质、特点，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相比之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对于社会主义的条件、特征、本质等问题，都不很清楚。理论上的不清醒，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盲目性。一是照搬苏联模式，二是自己盲目创造(如搞“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等等)。苏联模式和自己盲目创造的东西的结合形成中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直到1962年，毛泽东才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还有很大的盲目性。[4]毛泽东倡导读书，总结经验。他认真读了苏联的两本书，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这两本书恰恰是苏联模式的理论阐述，读这两本书难以掌握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在实践上，过早过快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破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理结合。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又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因素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从领导的角度说，还应当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什么时候该采取决定性的过渡步骤向社会主义转变，决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状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形式，是适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它所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当时，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共同纲领》应当写明社会主义的前途。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作了耐心的解释。新中国成立才三年，毛泽东就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比原来的设想大大提前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更是快而又快。

　　第三，在反右倾的声浪中推进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在1952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党内党外，从上到下，都没有思想准备，都感到突然。但很快就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毛泽东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个高潮是怎样掀起的呢?这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早就阐明，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对此，全党有高度的共识。全国人民也是向往社会主义的。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享有极高的威信，这是大家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条件;我们有强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当时普遍的认识是，不应这么早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致力发展自己的产业。广大农民则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家致富(他们向往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但说到农业社土地入股，又疑虑重重)。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战略思想，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如果按照建国时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讲的那样，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很可能会向后推。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就着手批判右倾。首先是批判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所谓“右倾”，以后又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的所谓“右倾”，而且正式用了“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据我的亲身见闻，当时，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到县区乡，基层干部很受鼓舞，也害怕被说成是“小脚女人”，便加紧推行合作化)。在农村，则是开展大辩论，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反右倾贯穿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过程，而且把反右倾同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直接联系，逐步走上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为强大的推动力。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5]这实际是对我国20年社会主义实践所作的总结。纵观20年，主要是以下四个问题：一是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搞“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破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理结合，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二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三是实行阶级斗争为纲，伤害了大批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了社会稳定;四是对外封闭。概括起来讲，就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这样搞，必然是穷社会主义和乱斗的社会主义，发展到搞“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必然性的。在这2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上是天下大乱、经济上是濒临崩溃、文化上是一片荒漠、人民生活上是极度贫困。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

　　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情况同此前时期相比，确实是大转折大变化。那么，我们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从文献和学者的论著中看到，人们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两个概念，来表达社会的巨大变化。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表述。

　　首先，我们确实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是这个历史转折的开始，经过两年扭转乾坤的拨乱反正，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内容是什么呢?邓小平作过概括，他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6]历史伟大转折包括了丰富的内容，而其实质是，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转到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关键是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其次，我国的社会正在转型，这是更深刻的变化。社会转型是从农村开始的，具体说，是以农村的包产到户(时称“大包干”)为发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安徽、四川、甘肃、贵州、浙江等全国许多地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就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很快收到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效果，但遭遇政治压力，都夭折了。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1978年秋，甘肃、安徽等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又搞起了包产到户，得到有见识的领导干部的支持，并迅速推开，还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仅仅三年时间，包产到户就在全国普及，粮食的连年增产，几年之内，就结束了粮食生产20年徘徊的被动局面。随着包产到户的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农民的家庭副业也恢复和发展起来。以后，又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1987年，党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从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出发，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此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和港澳台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在理论宣传和舆论上，计划经济的调子越来越低，继1983年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后，1992年，邓小平明确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决定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由此，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又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的发展。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认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成型。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人们会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将目前的基本国情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其实，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7]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基本情况。既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就会出现相似的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形式。这是一种必然性。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使小生产绝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实消灭了小生产。但在改革开放年代，又涌现出大量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从经济形式上看，这是当年的小生产的复活，但不是简单的恢复或复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形式，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形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升华和发展。伟大人物凭借某种条件，似乎可以任意改变历史，但最终历史还是按照自己的必然性开辟前进道路。这次社会转型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又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历史伟大转折早已实现，社会转型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以下三条基本经验特别重要。

　　第一，理论上的清醒，保证了实践的自觉。粉碎“四人帮”，进入历史新时期，面临严峻的形势，大家都在反思，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力没有少用，苦没有少吃，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理论上的不清醒，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性，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提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8]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课题，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从而有效地指导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避免了大的盲目性。

　　第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现在提出了以人为本，更深化了这个命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究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相信自己，这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真正要成为自己的实践，并非易事。今天，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和创造力空前活跃，我们更要自觉地破除各种陈旧过时的框框，以向前看的眼光来审视，采取积极的态度，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善于发现和集中群众的创造，包括学者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这是党善于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坚持走人类文明大道。今天，我们实行全方位、多领域的开放，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大大加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社会主义必须走人类文明大道，才能创造出更高类型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