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黄思，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发表时间：2021-09-16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会资本;内生型乡村产业;关系型经济网络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立农为农兴农”的可持续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动员农民的积极性、挖掘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源。因此，探究乡村内生型产业发展路径，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内生资源如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助于回应乡村振兴过程中村庄主体性不足等问题，有利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其内生资源的关键在于稳定的社会资本。学界认为社会资本是理解个体实现合作，以及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达到更高经济社会效率的基础概念[1]。基于功能主义视角，社会学对村庄内部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非正规金融[2-3]、生产互助[4]等农民合作问题。在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此类研究普遍指向社会资本的缺失会造成信任失调，从而产生农民集体行动困境[5]。从农民家庭的生产和保障来看，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民掌握的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减弱[6]，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对农民家庭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被削弱[7]，由社会资本提供的传统非正式制度分担风险的作用下降[8]。从村庄共同体的整体性来看，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几乎全部由市场满足，使得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逐渐被个体符号化的消费型权力所替代，并解构乡村社会内部的共同体网络[9]。最终，农村公共空间萎缩、社区认同消解、公共舆论失效、公共权威人物缺乏，造成农村社会资本缺失[10]，阻碍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进一步解释，在收入分配机制的转变过程中，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网络机制对增加农业收入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导致更少投资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11]。既有研究分析市场消解社会资本等非市场力量及其后果，并解释社会资本流失且不断内卷的原因。然而，以上研究将农民作为参与市场的个体行动者，忽视乡村经济发展的实践形态与社会基础的差异，对于村庄内生的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价值关注不足。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农村发展上存在明显梯度差距[12]。在中西部农村，就业机会较少，全国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后劳动力大量外流，而外部于村庄的市场化力量使得农民理性化程度提高[13]，导致社会资本缺失。在东部发达地区，村镇主导的“苏南模式”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转型[14]，以“温州模式”和“义乌模式”为典型的“浙江模式”推动私营经济发展[15]，农村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和产业化发展，原有的地缘和血缘等社会关系得以维系[16]。对比区域经济发展，西部地区在外部市场的强烈冲击下，人口大量外流，传统的社会资本式微[17]，东部农村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社区内生性的发展过程，社区社会资本与产业发展相互强化。学界针对东部地区产业发展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但是对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其在村庄层面研究较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讨论内生社会资本如何嵌入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福建晋江 D村瓷砖产业发展的经验为基础，分析该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实现路径，讨论内生社会资本如何在微观层面促进产业发育，带动村庄实现产业化发展。通过对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及其逻辑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延续村庄共同体的可能性。

　　二、内生型乡村产业特征及其社会基础

　　(一)瓷砖产业的发展基础与特征

　　C镇以建筑陶瓷为主导产业之一，历史上该地盛产瓷土，具有烧制和销售瓷器的传统。D村位于该镇南部，建有瓷砖专业市场，为典型的产业型村庄。

　　1.以农民家庭为产业经营主体 D村约300户1 200多人，约80%的农户在专业市场内从事瓷砖建材生意，15%的农户从事配套服务，包括物流运输等，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参与专业市场的经营与配套服务。该市场以个体工商户为主要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背后是农民家庭或多个有亲缘关系的农民家庭合作，农民家庭是该村产业发展的基础。以下三个方面概括家庭经营的特征及其优势。

　　第一，围绕生产与生活，对劳动力一体化配置。个体户根据经营环节、经营规模配置劳动力并根据家庭发展目标动员家庭成员，实现最优家庭劳动力配置。由掌握当家权的男性家长分工，根据劳动强度、经营能力和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内进行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经营环节一般包括进货、入仓库、销售、出货、装车、售后等，女性负责劳动强度较小的销售和售后，男性负责进货、入仓库、出货与销售等需要外出和劳动强度较大的环节。此外，子代结婚后，母亲退出经营环节，负责家务和带孩子。儿媳妇根据子代的抚育状况决定进入销售环节的时间，一般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待在家里带孩子和协助婆婆做家务。通过最大效用调动家庭劳动力实现生产增值，同时调动家庭剩余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保障生活质量。

　　第二，以家庭为统一结算单位，包括收入、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虽然经营环节可以区分，家庭成员按环节分工，但各环节不能独立核算收入，而是按照一整单生意的交易量核算收益，难以量化个人的经济贡献。因此，在家庭经营中，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收入，单个的劳动力不按月支付工资，而是按需支取或发放较低标准的生活费，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活开支。这个做法主要考虑经营资本的最大化积累，尽量减少在反复计算中的损耗。为了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能者多劳，对于得失较重的家庭成员而言，发展目标与其他人相异，则会分化为多个家庭经营单位，此时家庭仍然是最基础的结算单位。

　　第三，模糊家庭资源与生产资料的边界，以较低成本参与市场经营。首先，家庭经营的劳动力配置是关系主导的分工，经营模式本质上仍具有小农家庭经营的特点，优势与小农经营的优势类似，包括低成本的生产资料、高效的劳动力配置、劳动力的沟通和监督成本比较低。不过从事商业的小农有更高的经济利润目标，因此，家庭积累性和投入再生产的积极性比小农家庭高。其次，产品具有价格优势，是其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再次，家庭的资本量较小，具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面对市场风险具有更强的调整能力。

　　2.以专业市场为产业组织形式 20世纪80年代，D村村民以拖拉机为载体，流动贩卖瓷砖。1990年以后，因交通管制，农民开始在村里的公共场所售卖瓷砖。1998 年，村集体开始建设瓷砖专业市场， 2003年获批为国家二级建材市场。专业市场占地面积12公顷，店铺约350间。店铺分为两类：一类是村集体建设的商住两用型，其中一楼为店铺，二楼三楼为住宅，村集体为购买此类房屋的村民办理集体产权;另一类是早期村民自建房，专业市场和村庄融为一体。

　　D 村的专业市场主要面向福建省内市场，以周边市县的消费者为主要消费群体。该市场以二线品牌和杂牌为主，是由正规生产商生产的瓷砖，但款式、花样不够时尚，当地称为“便宜砖”。工厂、宿舍是主要使用场所，要求主要是耐磨和便宜，个人消费者以农民为主。在闽南农村，农民为展示个人经济实力，通过修建房屋和装修房屋外观进行展演和竞争，瓷砖成为农民参与社会竞争的刚需，性价比和实用性是农民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D 村的瓷砖市场在本地市场内有稳定的受众，产业的特征契合市场需求，稳定的本地需求使得专业市场能在当地扎根。

　　(二)宗族型村庄与社会资本

　　D 村所在的晋江属于典型的闽南宗族型地区，村庄的共同记忆和社区规范最为持久，宗族结构与宗族规范高度统一、宗族组织与宗族意识高度统一[18]。D 村由 2 个不同姓氏的宗族构成，分为 8 个房头，每个房头约 100~300 人，房头是宗族内部的次级单元，同一个房头的村民共同修建供奉祖先和举办丧事的祖厝。2 个宗族在地理空间上边界模糊，而且两姓之间通婚现象普遍，逐渐融合。而且，D 村面积较小，村民居住紧凑，原本的宗族结构未被消解，农民的本体性价值仍然存在，农民基于宗族结构形成的归属感和落叶归根的观念根深蒂固。此外，村庄内部朋辈群体的关系同样重要。因此，村庄内部宗亲、姻亲关系发达，朋辈兄弟关系重要，外出的村民与村庄关系紧密。

　　贺雪峰等[19]将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称为村庄社会关联，认为以宗族为认同行动单位的宗族型村庄是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社会关联度比较贴近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这种整体性的社会资本被称为社会网络资源或社会支持网络[20]，是对较小区域内的社会资源以及行动者对该区域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的概括。池上新[21]将村庄中的社会资本操作归为社会网络、社团参与、信任、互惠与规范5个方面，其中社会网络考察的是村庄红白喜事的关系网。在D村，儿子结婚为家庭最重要的事件和该家庭在村庄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以自然村为单位宴请宾客，以房头为红事的互助单位，村庄具备共同体特征和社区资本。

　　虽然宗族是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外生制度，在二元对立的视角下，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到现代性的市场关系冲击，但是，在 D村，宗族结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依旧稳固。因此，社会组织与市场力量之间如何互动值得探讨。

　　三、“家庭-宗族-同乡”关系网与产业发展逻辑

　　D村并非天然产业型村庄，2005年后村庄内绝大多数家庭才从事瓷砖经营生意，专业市场逐渐繁荣。村民以“自己人认同”进行有效的关系动员实现扩散经营，以社区资本为基础达成市场经营的共识，实现以专业市场为组织形式的产业形态。

　　(一)基于家庭的社会关系实现扩散经营

　　在产业发育阶段，村民以家庭为核心，通过个人社会资本进行关系动员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所谓扩散经营，借用项飙[22]概括北京“浙江村”的服装业发展概念，即通过提高流通效率来弥补生产规模偏小的不足，以扩散家庭经营代替企业组织规模发展，在社区内带动大部分家庭进入经营环节。村民依靠的是家庭的社会关系，包括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宗亲关系，以及姻亲关系和朋友关系。

　　村民独立经营要经历三个阶段，包括学徒、合伙、单干，才能逐渐习得经商的技能并积累社会人脉。学徒阶段不是在自身的家庭学习，而是跟家庭以外的人做学徒习得经商技能，避免父母怕子代吃苦而学不到技能。学徒阶段父母倾向于将子代托付给经商能力较强的人，而且信任对方会真心传授经营瓷砖的经验。因此，父母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可托付人选的选择面更大，更可能选择到合适的人选，宗亲关系、姻亲关系和朋友关系是最为普遍的学徒拜师的对象。

　　经过学徒阶段后，资本量不足或经营能力不强的人会选择与亲戚或朋友合伙创业。在初期选择合伙，主要是基于经济理性，依据创业开店需要的资金量或其他资源的现实状况进行考量，不但可以降低个体进入市场的资本门槛，而且通过合伙实现风险共担，降低个体直接面临的市场风险。一般来说，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或客户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合伙阶段随即结束，村民开始独立经营。通过学徒、合伙的阶段，在村庄中实现经营技能的“传帮带”，进而单干使得扩散经营成为现实。

　　(二)基于宗族关系实现“联户式”合作经营

　　为增加市场经营的原始资本量和劳动力，通常采取的经营策略是合作经营，目前“联户式”合作经营的店铺比例约为20%。“联户式”经营相对稳定，一般是以宗亲关系、姻亲关系或少数朋友关系为纽带达成合作。20世纪90年代，D村开始加工、倒卖废旧瓷砖，因本钱较少，几乎半个村的人合伙进货，出售以后再按本钱出资比例分红，以宗亲和姻亲关系为纽带迅速将村民带入该产业，可以视为早期以宗亲关系为纽带合作的典型。最主要的“联户式”合作经营纽带是宗族关系，但限于血缘关系更为紧密的房头内部，特别是父亲主导下的多子家庭“联户式”合作经营，或堂兄弟之间合作经营。

　　案例 1：王老板，40岁。2000 年左右与大哥、二哥的儿子三人合作经营一间店铺，三人平摊启动资金，用于进货发货，一般去广东进货。收益年终均分，第二年进货时再平摊本钱，合作7、8年。店铺主要是王老板及其大哥经营，侄儿主要是学习经验，王老板称为“帮带”。

　　案例2：张老板，63岁，妻子是本村人。1996年，张老板与小舅子合伙加工废旧瓷砖并销售，期间两家人4个劳动力参与劳动。2001年，小姨子加入“联户式”经营。同年，张老板的两个儿子也加入经营。平时由张老板管账目，两个儿子、小舅子的儿子3人负责销售，小舅子负责管理仓库，小姨子及其丈夫负责售后。按照出资比例，张老板和两个儿子一共占股50%，小舅子和小姨子各占25%。

　　案例 2 中，张老板邀请小姨子加入经营，主要考虑到其是“家庭带头人”。D 村内部通婚比较频繁，以姻亲关系为纽带合作比较多。此外，部分个体户在人手不足时会请亲戚到店里帮忙，但请亲戚帮忙与雇佣店员的性质不同，店员是通过市场化方式雇佣的劳动力，而亲戚相当于家庭内部劳动力。店员与顾客讨价还价时没有完全决定权，但通常老板会告诉亲戚进货的底价，谈生意时有更强的自主性。

　　案例3：王老板，41岁，妻子是本村人。2000年，退伍回来后与姐夫合伙，2005年姐夫想单独经营遂分开经营，妻子负责看店。2014年另开1家店铺，由王老板、小姨子、小舅子共同经营，成本由王老板承担，包括水电费、生活费，因门店都是自己的不需要房租，利润分摊。王老板主动叫小舅子、小姨子来帮忙，并给他们股份。

　　对案例中的张老板和王老板这类市场经营能力较强的人来说，“联户式”合作经营具有宗亲、亲戚之间道义上的扶助功能。另外一种“联户式”经营以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为主，大多是基于宗亲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的发小关系，对他们而言兴趣相合超越先天关系。在宗亲关系与姻亲关系的强化下，朋友关系是融入村庄的实质性联结，并且建构出比普通宗亲关系更近一步的人情关系。

　　(三)基于同乡互助达成市场经营的公共规则

　　作为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之上的市场，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不产生消耗性的内部竞争，村民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达成一系列共识。

　　第一，经营户在选择代理品牌时倾向于品牌互补，而非同品牌竞争。目前该市场内零售的瓷砖品牌有100余种，主要是二线品牌和杂牌，品牌多元可能重复。实际上，专业市场内的经营户合作的品牌比较稳定，如果要与市场内其他经营户销售同一品牌，则会提前与其商量。例如某经营户，已经代理销售Y品牌5年，2019年该经营户的朋辈兄弟因客户指定Y品牌的产品，咨询该经营户的意见后，才开始代理。品牌互补的经营共识使得经营户能与供货商形成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市场内其他经营户形成良性竞争关系，而不至于频繁更换销售量大的品牌形成恶性竞争。

　　第二，经营户之间回避其他人与顾客交易的过程和细节。专业市场内的经营户以批发兼零售为主，一般不外出销售，而且只有顾客有装修需求时才会去专业市场，因此市场内的人流量不密集，经营户以守店为主，且空闲时间较多。可以看到市场内所有经营户都在店铺内都摆设茶桌，不仅用于招待客户时谈生意，还能用于等客户的过程中喝茶打发时间，主要是经营户之间串门闲聊，“不是在自己店里喝茶，就是去别人店里喝茶”。一旦有顾客上门，来串门的其他经营户就自觉回避，避免形成打探别人利润的印象，以免产生压低价格的竞争。

　　第三，经营户之间的协作与互助。2000 年左右，专业市场在起步阶段，经营户在进货与出货过程中，自己负责搬运，但一个人难以完成时，周边经营户会集中帮忙有需要的一家。此外，在进货或出货过程中，经营户之间会调配产品。如果经营户缺少或没有客户要求某种类型的瓷砖，则会调用其他经营户的库存且仅需支付成本价格。进货时，如果厂家的进价对应的数量超出经营户的需要，经营户之间也会合作购买一批产品。经营户之间的协作与互助，在长时间中实现均衡，相当于农业型村庄的帮工与换工，以低成本的劳动协作压低成本以获取较高的利润。

　　四、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的综合效应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

　　第一，村庄以专业市场为组织形式推动产业发展，吸纳大量村民在本地就业，维系村庄原有的社会关系。乡村场域中经济机会充足，农民在村实现非农就业，而且产业具备的核心价格优势契合大量本地消费需求，所以村民在参与市场经营的过程中普遍获益，形成较大群体的中间阶层，构成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23]。留在村庄的中间阶层通过宗族仪式、本地婚姻、朋辈兄弟圈、经济合作等经济社会交往不断强化本地社会网络的关联度，增强社会网络中个人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

　　第二，村民参与同一产业，农民的经济条件较好，生产与生活一体化程度较高，村庄公共性得以维持。一方面，农民家计的同质化，在村庄层面实现规模效应，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获取市场收益，同时农民相同的经营经历在村庄内部形成一致的话语体系和身体体验，进一步强化村庄共同体认同。另一方面，市场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与传统信仰给人的归属感相契合，供奉地方神的村庙构成每个家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此空间的活动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性质，促进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第三，村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对村庄生活具有长远预期，使得村庄具有价值再生产的能力。一方面，村庄舆论对村民的行为具有约束力，村民在日常交往中注重为人处事，通过做人来赢得个人和家庭在村庄社会中的好名声和面子。另一方面，村庄对村民来说是精神归属，村民包括外出人员、华侨对村庄有落叶归根的价值认同。村庄通过引导富人将面子竞争与回馈社会相结合，将私人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捐资，而且用于公共建设，是普惠性的福利事业，增强村民对富人的社会认可与集体认同。

　　(二)社会秩序再生产

　　“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得益于内生性社会资本，使得产业发展与社会资本相得益彰，村庄共同体得以延续。在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宗族结构仍然能发挥维持村庄社会秩序的功能。

　　第一，宗族结构抑制经济分化带来的社会分层。农民市场能力的差异产生经济分化，不断形成撕裂村庄共同体的外在力量。中西部农村就业机会较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民的就业机会和自我实现跃出村庄，经济分化在村庄中形成社会分层，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在城市买房后随即脱离村庄。但是发达地区的农村有较为充足的经济机会，使得村庄社会结构比较完整。虽然农民的市场能力差异导致经济分化，但是均质化的家庭经营一定程度上拉平经济利润，使得分化程度有限。

　　第二，宗族型村庄抑制无序的社会竞争。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活动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市场主体展开充分的市场竞争，难以产生社会舆论。然而，村庄内部的生活是私人化的场域，农民从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后有展演财力的需求，其他人继续攀比就会在私人领域形成社会竞争，并形成对少部分底层的压力。在宗族型村庄中，村民对于经济实力较强但无公益心、不愿帮助他人的富人会形成负面评价，会对富人及其家庭造成心理压力，在参与公共生活时脸上无光。社会竞争没有突破村庄的公共规则，村庄规范通过社会舆论，抑制富人的社会竞争。

　　第三，地方性共识发挥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村庄中通行的准则被称为地方性共识，无需强调就被所有人接受。地方性共识还包含社会评价的一致性，产业型村庄的整体性发展有利于村民强化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增强“自己人”认同，而具有公共性的村庄共同体对“损公肥私”者会形成负面道德评价，社会舆论对其产生强有力的心理压力，实现抑制此类行为的效果。总之，以宗族为社会基础的村庄共同体具有稳定的地方性共识，具备维持村庄社会秩序的主体与道德。

　　(三)产业发展低水平困境

　　基于“家庭-宗族-同乡”关系网的内生型乡村产业给当地农民家庭提供经济机会，农民家庭的生活轨迹相近，农民家庭之间的竞争性不足，可能导致产业发展陷入低水平困境。

　　第一，稳定的“家庭-宗族-同乡”关系型经济网络的形成，使得农民家庭有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且相对固定的就业渠道，年轻人通过学习经商即可进入行业。由于受教育水平与经商能力可能并无直接关联，甚至越早进入该行业越能积累经验和人脉资本。因此，农民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年轻人受教育普遍程度不高，导致人力资本再生产水平不高。与此同时，瓷砖行业内部竞争日益激烈，消费群体对产品及其配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在此背景下，销售不再是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一锤子买卖。消费者对技术、审美有更高的设计搭配需求，还有售后等服务的需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一代与越来越高的市场要求和专业化的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成为限制农民家庭扩大再生产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第二，大多数农民家庭参与同一产业，均质化程度较高，虽然意味着社会分化程度较低，但同时意味着农民家庭之间的共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参与同一产业的农民家庭同时面临不可控的市场风险时，难以形成相对互补的社会支持网络，导致其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以 D村为例，当前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降低了建材需求，瓷砖行业的整体利润下降。地方政府推动产业升级，修建国家级专业市场，引进企业型经营主体，希望以公司等正式注册的经营实体对该产业进行规范化管理，但是会对农民家庭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从产业发展、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来看，D 村的瓷砖产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和产业转型压力，嵌入“家庭-宗族-同乡”关系网的农民家庭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互助，如果不转变经营模式，该产业将面临升级困境。

　　五、结论与讨论

　　在农民卷入市场程度越来越深的情况下，农民参与市场的方式对地方性社会资本有深远影响。福建晋江的农民对家庭关系进行动员实现扩散经营，并以家族关系、姻亲关系为纽带实现“联户式”合作经营，在同乡互助的理念下达成与市场经营有关的地方性共识，形成“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 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就地化的产业发展使得农民充分参与地方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在本地就业，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一体化程度较高，围绕产业形成的利益联结维系原有的社会关系。其产业发展嵌入发达的社会网络中，促进社会资本再生产。

　　在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下，“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为农民提供稳定的发展模式与就业渠道。年轻人经过学徒阶段培养经商能力并进入市场的路径使得农民家庭较为忽视子代的教育问题，导致人力资本质量不高，限制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内部同质性较高的农民家庭共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因此，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地方政府作为超越农民家庭和地方性关系网的正式组织，应当为促进内生型乡村产业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第一，为农民提供专业化、制度化的职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口的业务水平，通过人才振兴促进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第二，地方政府重塑产业结构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并且为农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技术咨询等公共服务，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使得农民家庭顺利过渡。

　　相比之下，对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来说，因结构性的城乡差距，地方缺乏支柱型产业发展，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因此，人财物外流，村庄凋敝，以留守老人为主的群体自顾不暇，更遑论村庄共同体的维持。村庄传统的社会关联会发生何种变化，村庄共同体是否能维持，是当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面临的现实考验。但是村庄共同体要依靠社会交往、社会认同以及集体行动去激活、强化，才能保证村庄的生命力及其社会生活的内循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单纯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资源倾斜难以推动乡村振兴，还需要动员村庄主体性和自主性，其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农村才是活水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