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

　　摘 要 通过对山东聊城朝城镇农民工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政府“劳动技能免费培训项目”对电气焊工、电路安装维修工、家政服务员和厨师4种职业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从收入、工作时间、养老保险和就业稳定性4个维度来看，培训对电气焊工的收入影响最大、对厨师的工作时间影响最大、对家政服务员的养老保险获得及就业稳定性影响最大。加大培训宣传力度、灵活调整培训时间和健全培训体系，有利于政府下一步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 农民工;技能培训;就业质量

　　一、 问题提出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业耕作方式转变以及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普及，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需要实现就业。城镇化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因为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方面的限制，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尽管一些城市存在“用工荒”现象，但农民工仍然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为了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2003年农业部等六部委颁布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为更好地贯彻这一规划，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布了《山东省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划(2014-2018)》。朝城镇作为山东省莘县的人口大镇，从2017年5月至今，共组织了6期农民工劳动技能免费培训，每期持续60天，并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单人单桌的严格考核，为考核通过的人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

　　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Schultz)认为，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远远高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经济回报，这在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上有很好的体现[1]。但是舒尔茨的这一理论更偏重宏观分析，缺乏相关的微观研究。贝克尔(Becker)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拓展，运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个人未来的货币收入和物质收入[2]。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政府培训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技术素质[3]，提高农民工成为技术工人的概率，从而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空间，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4]。程萍等人对调查的云南省红河州农村住户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参加培训的农户收益为19.29%，远高于未参加培训农户的收益(12.88%)[5]。李静等人基于对宁夏农户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训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弱化：培训初期培训组的收入比非培训组高10%左右，但3年之后培训组的收入仅比非培訓组高约4%[6]。谢佳春等人对云南2006-2008年纵向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培训项目是动态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训带来的收入增幅会下降[7]。关于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刘万霞研究发现，政府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8]。赵黎明认为，培训内容的有效性和通过培训获得的技术水平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满意度成正相关[9]。苏兆斌、孔微巍分析了职业培训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培训对这三个层面均存在积极影响[10]。樊茜等人将就业满意度和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质量的指标，认为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对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11]。现有文献偏重研究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相对缺少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调研发现，由于朝城镇富余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人选择参加电气焊工、家政服务员、电路安装维修工以及厨师的培训，因此，政府培训主要围绕这4个职业展开。根据对朝城镇农民工的调研数据，本文研究了培训对这4个职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就业质量是衡量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指标，由多个指标构成。本研究的因变量包括就业质量指数与不同维度的就业质量衡量指标。在就业质量测量维度的选取上，本文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以及《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文件中都使用了月均收入、劳动保险、工作时间和劳动合同4个指标来分析农民工的就业特征。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法律意识，很少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就业稳定性差。考虑到农民工劳动合同的低签订率与工作的高流动性，本研究选择用“两年内是否有工作转换”替代“是否签订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衡量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此外，选择用“日工作时间”替代“周工作时间”，衡量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这是因为调查发现农民工群体普遍存在加班情况，日工作时间能更清楚地反映农民工的工作强度。综上，本研究选择收入、工作时间、养老保险以及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质量的测量维度。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本研究中的自变量选取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工作特征。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培训状况、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量、土地数量，工作特征包括务工地点、工作获取途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

　　(二)就业质量指数与模型构建

　　1.就业质量指数的构建

　　本研究使用莱施克(Leschke)和瓦特(Watt)[12]构建的多维就业质量指数来测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标，其公式见(1)(2)。公式(1)为就业质量正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公式(2)为就业质量负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在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多维度指标后，进一步计算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本研究使用格林(Green)和穆斯塔法(Mostafa)[13]构建的测量框架，采用等权平均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获得客观就业质量指数，见公式(3)。

　　Xijnor =(Xij - minj)/(maxj-minj) (1)

　　Xijnor =(maxj - Xij)/(maxj-minj) (2)

　　Qi = Σj=14 Xijnor / 4 * 100 (3)

　　其中，Xijnor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客观指标，i为农民工个体，j为四个测量维度：工资(j=1)、工作时间(j=2)、获得养老保险(j=3)、就业稳定性(j=4)。minj为j维度指标的最小值，maxj为j维度指标的最大值。

　　2.模型构建

　　由于“就业质量指数”“工资”“工作时间”为连续变量，本研究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具体模型见公式(4)。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否获得养老保险”“两年内是否发生了工作转换”为二元离散变量，本研究选择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见公式(5)。

　　Yi = β0 + β1 training + βiXi + εi (4)

　　Probit(P)=β0 + β1 training + βiXi + εi (5)

　　其中，β0为常数项;training表示个体是否参加了劳动技能免费培训，用虚拟变量“0(未参加培训)”和“1(参加了培训)”表示;Xi分别表示性别、婚姻状况、培训状况、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数量、土地数量、务工地点、工作获取途径;εi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朝城镇隶属于莘县，是莘县人口最多的乡镇。笔者使用抽样调查法，对朝城镇97个村庄中的10个村庄，全年从事非农业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在2018年1-2月进行，共发出310份调查问卷，收回287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58%。

　　本研究中，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外出务工时间三方面。调研结果显示，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总量的69.69%，女性农民工占总量的30.31%，这与《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的数据(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基本吻合[14]。从受教育程度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有50.87%的农民工为初中学历，33.10%的农民工为小学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不到17%。从务工年限看，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为10年左右，主要集中在30岁左右的劳动力群体。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包括工作时间、工资、就业稳定性和养老保险4个维度。从就业质量指标看，农民工的整体就业质量偏低，就业质量均值仅为51.53。从工作时间维度看，农民工群体的平均工作时间为9.78小时，高于我国法定工作制中的8小时，说明农民工群体中普遍存在加班的情况。从工资维度看，农民工的工资均值为5643元，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6193元[15]。从就业稳定性维度看，大部分农民工在两年内没有发生工作转换，整体的就业状况比较稳定。从养老保险维度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达到40.07%，这可能與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新农合养老保险的普及有关。

　　培训实施情况主要包括参训率和不同职业培训的参加人数两方面。从培训状况看，有54.36%的农民工参加了政府培训，整体参训率相对较高。从不同职业培训参加人数上看，参训农民工数量在电气焊工、厨师、家政服务员和电路安装维修工4个职业分布相对平均，这为本文分别研究培训对4个不同职业就业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参加培训农民工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3方面。从性别上看，参加培训的男性农民工数量远远高于女性农民工：男性占79.2%，女性占20.8%。从年龄上看，参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6岁。其中，20～30岁的农民工占总量的22.1%，30～40岁的农民工占总量的49.1%，40～50岁的农民工占总量的29.8%。从受教育程度看，参训农民工大多为初中学历，占农民工总量的50.5%，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占总量的33.1%，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农民工占总量的15.7%，大学及大专学历的农民工占总量的0.7%。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Eviews7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首先研究了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然后根据农民工的不同工种，进一步研究了培训对每个职业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具体分析如下。

　　(一)培训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从就业质量指数看，实证结果表明培训、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和健康4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都对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这与谢勇[16]、肖小勇[17]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成员数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成员每增加1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下降4.08。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越少，家中的事情相对越少，农民工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这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就业质量提升。工作地点对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越远，就业质量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虽然长期离家，但家中许多事情都需要亲自处理，务工距离越远，农民工在务工地和老家往返花费的时间更长、耗费的精力更多，无法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工作上，使得工作效率降低，因而降低了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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