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一体化发展特征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来带动区域协调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相关理论，对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规律进行阐释，并在“结构-联系-共享”的框架下分析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内在特征。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形成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的形成是区域空间从无序均衡到中心-外围再到多中心多外围复合网络式发展的过程，城市群从而成为特定空间内由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分工与协作基础上形成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功能区域，会伴随着要素和资源在市场规律下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而合理的空间和产业结构、密切的经济和生态联系、资源和服务的共享正是城市群发育的内在属性特征。对于城市群一體化发展，未来可以从规划引领、利益协调、都市圈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推进。

　　关键词：城市群;一体化;演进规律

　　推荐阅读：《城市学刊》(双月刊)1980年创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

　　城市群的日益崛起是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特征，由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和功能的多个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逐渐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我国传统的“四大板块”战略也在向城市群进行拓展和延伸。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都强调了城市群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同时国家还集中出台了多项城市群的专项规划，以此促进城市群更好的发展。而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群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强。特别是201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长三角进入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历史阶段，也更加凸显了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作用。

　　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具有自身特定的发展优势，能够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张学良和李培鑫，2014;张学良等，2017)，[1][2]通过城市群的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并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也是相关战略实施的应有之义。而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从而发挥城市群的集聚优势，则需要以相关的学理分析作为支撑。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要对城市群的演进规律和内在特征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群一体化可能的分析思路与实施路径。

　　一、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关于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相关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古典区位论，其从产业和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阐述了经济空间形成的规律和机制。杜能(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Weber)的工业区位论分别揭示了农业和工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而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则较早地从区位选择的角度对城市体系的形成作了描述，其假设每个生产者的市场区位取决于运输成本和最低需求，通过分析指出高规模等级的城市同时提供高等级和低等级的商品和服务，而低规模等级的城市则只能提供低等级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各个城市之间会形成一种有规则的六边形等级均匀分布关系。此外，廖什(Losch)提出了市场区位论，认为利润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目标，从而将生产区位和需求市场区域结合起来，最终也得到了正六边形的最优空间模式。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逐渐向现代空间发展理论发展。艾萨德(Isard)将由区域经济结构所形成的空间系统作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从区域科学的视角分析区位问题和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乌尔曼(Ullman)提出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强调了资源配置的区域性，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各种的物质、人员、资金、信息的交流和联系，这种相互作用使得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规模城市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弗里德曼(Friedmann)则对区域空间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空间会呈现出从简单无序发展到单一的中心-外围结构，再到多重复杂的中心-外围结构，最终实现紧密联系的空间一体化的演进趋势，在此过程中会出现由农村到城市再到城市群的演变。

　　此外，以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累积增长理论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也论证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心城市对外围边缘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群形成的内在规律。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区域间完全的平衡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有主导产业部门和中心城市依托自身的优势率先发展，然后通过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来促进区域的整体发展，而这种增长的模式同时也会塑造特定的空间形态。陆大道(1985)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发展现实提出了“点-轴”开发的空间结构理论，指出区域增长极会沿着主要交通轴线和水域轴线向外扩展，形成新的经济空间。[3]

　　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讨论了城市空间向城市体系的演化，经典的Alonso-Mills-Muth的单城市内部结构均衡模型对城市的发展进行了较好的分析，围绕城市中心的CBD，通过对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的权衡与比较，最终会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础上，Henderson(1974)对城市体系的形成进行了论述，认为城市发展同时具有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集聚经济来源于本地化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如对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共享，以及企业间的技术溢出等，而集聚不经济则来源于规模过大所产生的拥挤效应，如地租上升、交通拥堵等，随着城市的扩张，集聚的效用会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因此存在最优的城市发展规模。[4]同时作者假设城市都只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而不同的产业部门往往具有差异化的规模经济程度，从而从事不同部门生产的城市会具有不同的最优规模，由此形成了一种规模等级结构。考虑到城市只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假设过于严格，Abdel-Rahman和Fujita(1993)等引入了范围经济的思想，不同的产业部门会同时存在于城市中以享受产业多样化发展带来的好处，从而城市体系中不仅存在专业化生产的城市，也存在进行多样化生产的综合城市。[5]当制成品的交易成本比较低时，城市会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当中间服务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多样化的城市会更为有效(Anas和Xiong，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