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发表译者话语权之女性主义研究

　　这篇哲学论文发表了译者话语权之女性主义研究，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操纵的工具[9]。译者在翻译中掌握话语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跳出原文化的圈子，打破主流意识，发挥译者主体性。论文探讨了译者话语权研究现状和女性主义翻译。

　　摘要：话语权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核心。在当今译界，译者话语权面临窘境，重塑话语权成为当务之急。而在翻译女性文学作品中，译者因囿于话语权而使女性的身影被迫隐形。鉴于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想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首先需掌控话语权，运用多种翻译策略或进行译文再创作;其次需摆脱父系语言的束缚。

　　关键词：哲学论文发表,译者话语权;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纵观国内外,我国翻译界存在着一边倒的现象。外文翻译成中文一直是国内翻译界的热潮,而中文作品的对外翻译相对较少。50年代对苏俄革命理论作品以及80年代以后对美国经济文化书籍的大量译介就是典型的例子。如今,中国经典作品的对外翻译虽然备受重视,大量的翻译工作也正在进行,但其数量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外文译成中文作品的影响之大。从译语文本理论角度来说,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翻译什么,怎样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1]。

　　1译者话语权研究现状

　　受当时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娱乐需求的影响,译者在作品选择方面缺少发言权,译文多是出版商或者赞助人指定翻译任务。赞出版商或赞助人根据自身需求以及目的，要求译文达到一定的商业宣传效果或起到相应的政治目的，利用话语强势对译者及译文进行干涉。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赞助商与译者只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译者只需发挥自身语言功底，按照出版商或赞助人的指示即可完成任务，无需介入话语权。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抑或囿于时间的限制，译者的主体行为需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原作品的作者往往因译文而赫赫有名而译者被淡化忽略。人们翻译把翻译作品的创造价值误以为是原作者的思想而忘却译者的功劳,译者也不能与原文作者同样享有翻译作品的版权,翻译作品不能作为任何科研成果的凭据，翻译稿酬无法与译者创造的价值相匹配。翻译工作者长期以来面临着话语权缺失的窘境。译者地位处于译界最底部，缺乏对作品的解释权和说明权，译者的声音被埋没[2]。1.1译者话语权之窘境在国内学术界,译者缺乏话语权,至少可以说,话语权处于弱势。由于译者对自身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处于低势，译者似乎缺乏自信，对译文所做的贡献也不敢承认。关于作品鉴赏，评论界意见也是无法达到统一。译作的著作权长期得不到认可。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法拥有主动权,直译盛行一时,强调译者的隐身，究其原因一是译者对翻译实践的贡献不被认可;二是翻译实践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文化移植的方向尚未确定。在译学评论界中，翻译工作者缺失话语权。翻译“一边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翻译任务决定的,实质上反映了译者话语权的缺失。译者话语权受国家意识形态和软实力等因素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力度、发言权、回应度、执行力等与译者话语权的发挥密切相关。当今科技发展格局和经济现状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的科技发展成果。西方文化的渗透策略也使得出版商提供给译者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弱势文化不得不臣服于强势文化。由于国家软实力的不平衡导致语言、文化之间的相对不平等,原语文化的强势势必影响到译者在选材上话语权的缺失，使得译者只能拥有相对狭小的话语权行使空间。1.2译者话语权的重塑译者缺失话语权势必造成译者受外力的制约和操控，不仅束缚翻译实践创作，而且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可能缺乏创新。译者话语权的重建势必在行。从理论上说，译者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译者的权威性;二是翻译作品内容的可信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译者的权威性不代表话语霸权。译者的权威性是建立在对译入语文化的尊重条件下、对原语文化背景的了解下的理性权威，而非将译者的观念强行加如译入语。其必要性要求译者拥有良好的翻译素质，掌握熟练的译语表达技巧，借用逻辑思维[3]以理服人，以文育人，做语言友好的传播者。

　　2译者话语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

　　要在译本中找到女性的身影，发掘女性的声音，探索女性的思想，就必须通过译者来构建。对话语权的掌控能够让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同时能够为翻译作品中女性话语权的掌控提供更有效的途径，使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被听到。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背景及其相关研究，国内和国外学者都持不同意见。但无论何种研究结果，译者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再现，让人们感受到她们的存在以及女性思想迸发出的奇妙火花;通过各种形式译论争得了在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4]。2.1译者话语权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翻译与语言转换密切相关，所以性别问题不可避免的影响到翻译研究。Simon曾经说道“很难相信翻译竟然在女性思想的熏陶下发展得如此之快。”(Simon，1996)。由于女性的解放，女性思想致力于打破男女之间的不平衡，反对男性带来的不公平，压迫以及从属地位。DeLotbiniere-Harwood曾经在Abouttheherinother的序言里面说道”这个翻译运用了各种女性翻译策略来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这表明Harwood是坚定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的。她采用干预手段阐述了自己对父系语言的不满和失望。而且她把翻译看做是一项政治实践，来帮助妇女们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平等权利。除此之外，Kolias“女性译者和女性工作者从妇女运动中觉醒，反对社会无视她们存在的价值，并渴望自己的工作和翻译在社会中得到认可[5]。”受后殖民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女权主义者逐渐关注女性的地位，意识到要改变女性的地位，必须提高女性话语权及加强身份认同，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翻译体系，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再是原文的再现，而是一种对文化的干预和协调活动，打破传统的原文和译文的等级关系。传统翻译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认为性别隐喻是构筑“忠实”或“信”的基础，能从某种程度上强化原作者对原文的权力话语。法国翻译家GillesMenage(1654)使用的隐喻Lesbellsin⁃fidels(不忠的美人)，意即译文要么美，要么忠实，两者只可择其一。翻译就像婚姻一样应该忠实，忠实隐含着“译文(女人)和原文(丈夫、父亲或作者)之间的契约[6]”。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原文象征着父权话语，高高在上，威严不可侵犯，“注视”着译者和译文的一举一动，Chamberlain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女人和译文的传统式贬低[7]”。“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8]”要想让女性的地位得到落实，就必须让女性的角色在字里行间中显现，并让世界看见或听见女人。Simon认为，在女性权利和地位得不到彰显的年代，女性的角色在译文中总是得不到显现。在此过程中，译者同女性一样，地位处于边缘地带，话语权处于低等地位，而原文总是至高无上的。人们评论译文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以男性的威严审视其“忠”还是“不忠”，译者的地位也受到挑衅。译者经过多方努力，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力图使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得以发出，使她们的身影在译文中得以显现。译者通过对文本创造性的改写，为原文增添了活力和创意，为女性身份的凸显提供了隐性基础，同时译者的身份也得以彰显。这种女性主义翻译策略重视译者的思想，强调了女性思想，使整个翻译活动不再为原文和原作者主导，而变成了原文、原作者、译者的合作，是一项建立在女性主义基础上的翻译计划。2.2译者话语权下的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中国版本的文章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同时国外文学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除此之外，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作者大量发表关于女性解放思想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女性翻译家对文学的翻译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男女平等的迫切愿望，极大的彰显了女性话语权。女性权利是女人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因为她们一直向往着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五四运动之前，如果必须要提及“他”或“她”时，就会用代表男性的第三人称单数来指代。对此，女性不能忍受这种不公平待遇，并尝试用各种方法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沈兴仁把自己定义为女性主义者，并用新的词汇来指代女性。在TheEditor[6]第一章中，沈把“她”或“她的”译为“伊”而不是“他”。英语原文这样写道：Mrs.Evje:Halvdansooftentalksofher.Harald:Yes,Ibelievesheisthebestfriendhehas.中国版本：艾夫人：哈弗顿常提起伊的。哈：是的，我相信伊是他的好朋友。[9]汉字“伊”反映了译者掌控话语权的欲望，而话语权在这之前一直是为男人拥有的。沈兴仁用这个字反映了她内心的愿望，正如“cyprine”(美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被引用。“cyprine”是一个法语单词，指女性的私人生活。这个术语在法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起初出现在Bandlair的FleurduMal以及其他一些同性恋者和女性作者的作品中。然而，字典里面找不到它，因为“词汇创造者不想让女性接触这个单词。”[10]法语“cyprine”来源于希腊文字，赛普洛斯—古希腊爱的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出生地。伴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逐渐觉醒，英语便把法语的”cyprine”借来并删除最后一个字母“e”指代漂亮的女性。总而言之，“伊”在翻译中的出现说明女性意识已经开始在翻译和各类作品中凸显。沈兴仁的译本“伊”无疑是当时对“she”和”her”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体现了女性的身份和其个人的性别意识，并将沉默已久的女性融入文学作品，是早期的现代中国追求女性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文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女性译者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们通过操纵译文，打破了父系社会的观念，建立了一种新的平等概念，掌握了话语权，并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名著《镜花缘》的译者林太乙强调女性主义思想，呼吁女性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要求与男性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教育机会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如下例：中文版本：话说这位秀才名敖。英译版本：TheHsiu-tsaiTangwascalledAo.[11]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运用直译来解释了学术名第“秀才”。目的语中的Hsiu-tsai是对的那个事皇家考试名次最低的解释。在皇家考试中，如果学生得第三名，就被成为“探花”。若不加解释，受众者易对名次感到困惑，更不解语言中的深层含义。为此，男性的学术名第以及男性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就会大大削弱。下面是译者以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学术名第的解释：中文版本：因想当今既是女皇帝，自然该有女秀才、女丞相，以做女君辅州。[11]英文版本：IthoughtthatsincewehaveaFemalEmperor,theremustbewomenministersandadvisersatcourt.[11]在此，“女秀才”“女丞相”被分别译为女部长和女检察员，这表明译者对此译本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林太乙采用意译来翻译女性名第和头衔，译文和原文基本上是对等的。西方读者对此很容易知道女性在法律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被译为“LadyScholars”，“LadyDoctors”,“LadyMasters”。女性因有了荣誉头衔而使其地位得到凸显。此举被认为是女性话语权和身份认可的一大突破。译文旨在使女性的角色在文本中得以彰显，同时试图弱化或抹去男性的存在。因此在该译文中，女性被认为拥有比男性更多的政治力量。在林的翻译生涯中中，其创造性地提出要把话语权利的构建从父系语言中解构出来，发展女性特性，为女性概念的研究做出了很多实践性的努力。

　　3结束语

　　同时，话语在父系社会统治下必然成为男性的代言人，也会束缚和限定女性的思考和创造能力。因此，译者要想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女性的观点被听到，就必须通不过不懈的努力，使自己摆脱传统的语系束缚，获取独立话语权。然而能够把握话语权，绝非易事。为话语权而战，挪用与改写在所难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性别带入了翻译研究领域，强调了译者主体性。译者不再是隐形的，而是通过掌控和操作源语文本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开辟了新视野[12]。者应在忠实原语文化的前提下跳出翻译思维框架，或与外籍人士合作，合理推敲译文，提高译文的流畅性和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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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程少武.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及其构建[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1(1):81-85.

　　[3]谢雪娇,徐盼.如何运用逻辑思维克服英译汉中的翻译腔[J].海外英语,2013:154-157.

　　[4]李汝珍.镜花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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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jornson.TheEditorandBankrup[M].Beijing:PekingUniver⁃sityPress,20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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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arySnell-Hornby.TranslationasIntercultureCommunica⁃tion[M].JohnBenjaminPublishingCo,1995:147.

　　[11]林台乙.FlowersintheMirror[M].南京:意林杂志,2005.

　　[12]赵颖.为话语权而战——论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合理性[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10):31-33.

　　作者：叶秀君 黄影妮 单位：广西科技大学

　　推荐阅读：《中国哲学史》(季刊)创刊于1982年，是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编辑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理论性、专业性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