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酒神精神”体认朱耷作品的艺术意蕴

　　摘 要：“酒神精神”是西方文艺美学中重要的艺术精神，其核心要义指向了对人的生命原力的自我肯定。本文基于“酒神精神” 理论关联性分析朱耷抗争人生和艺术作品的酒神精神倾向，深度认知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成就，以准确把握其作品的艺术意蕴。

　　关键词：朱耷;酒神精神;心性传达;艺术意涵;悲剧性

　　孙晓玲; 杜雪梅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1-12-22

　　朱耷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画家，其作品笔墨极简、荒寒奇古、幽涩野逸、情态拟人，卓然独立，关涉复杂人性，考问存在和虚无，浸透丰富的生命哲学。一直以来，朱耷超然出尘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艺坛不朽的艺术丰碑，其人寄情佛门、遁入道院、复又还俗、放浪癫狂的特殊生平历程，以及极具表现力的艺术作品，成为后人参研无法绕开的重要史料和资源。可以说，朱耷作品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其成为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财富。然而，朱耷作品集神秘、幽冷、空灵于一体，其作品在艺术语言和内容方面呈现出艰涩、孤绝的气质，成为后人艰难参研、知解不彻的待解难题。

　　一、朱耷抗争人生的审美意蕴与酒神精神症候

　　1.认知艺术家是洞悉其艺术意蕴的先在基础

　　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开篇提道：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也指出“人人都是艺术家”。事实上，艺术家身份的认同和确立并非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西方自乔托起，艺术家才成为一种正式身份得以确立，而在文艺复兴前一直将“艺术家视为工匠行列”。中国文人历来有“尊崇文人、不耻画师”的心理，唐代阎立本被人直呼“画师”，而自觉耻辱。随着艺术理论的逐步完善，艺术的本质逐渐被人深度认知，虽然难以对其进行明确、统一的定义，但是艺术体系已经逐步建构，“艺术家”的概念以及其深层价值逐渐被人所深度认知。艺术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正是艺术家的创造物，也即是艺术家人生经历、感悟、经验的凝练升华。换言之，艺术创作活动本身便是艺术家个人“内在心源”外化于行的实践活动，深度认知艺术家本人便是鉴赏其艺术作品的先在基础。

　　2.抗争生命与酒神精神的“耦合”

　　朱耷人生经历的特殊性和悲剧性无疑可以成为探究其艺术意蕴的重要变量。一直以来，朱耷的遗民身份和入佛、入道、还俗等经历成为解读其作品的重要因素。诚然，朱耷作品深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延承中国传统古典美学，是个人艰难困苦经历和传统文化典范的双重反映。然而，朱耷坚守遗民身份，始终不肯归服清廷，佛法禅宗、道家思想的精神观照都无法使其脱离艰险困苦之境遇，他胸中之愤懑愈发强烈，终又还俗，不再寄情于禅宗道学，正面人生之凄凉惨淡，真正以俗世之身份，借助书画艺术一抒胸中郁结，实现了另一个层面上的不屈抗争。这种行为既区别于儒学教化规范下的屈服、绝望和悲观，也并非对宗教的盲目信任和崇拜，而是直面人生痛苦和悲剧，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毅和斗争，将自我的激情、活力和灵感诉诸纸面。事实上，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性，更是与美学崇高性相“耦合”。这种于抗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的人格力量和意志力正与“酒神精神”所代表的“肯定和张扬生命原力”如出一辙。如同尼采描述的酒神精神：“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 ——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与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是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1]。张琪瑛认为酒神精神代表一种存在哲学，他如此阐释“而酒神精神则不同，它通过瓦解个体意志，把痛苦转变为普世的存在哲学，带有幻想的方式，使苦难得以释放。而悲剧就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突与和解。”[2]朱耷书画艺术正是其在悲剧命运中抗争人生的外化物，其悲剧性审美意蕴也正是其强顽生命力的体现。

　　二、朱耷作品酒神精神的文化探源

　　1.中西主体艺术精神对比分析

　　艺术作品镶烙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印记。文化土壤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方不同的艺术精神。通常而言，中国绘画风格偏向于秩序、持重，特别是在尊崇典范的文化惯习下，中国绘画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和谐、宁静、典雅、克制的典型化的艺术风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植根于海洋文化的西方艺术风格趋于复杂多变，在整个西方绘画史中，贯穿着频繁的创新和变化，特别是近现代绘画艺术，更是眼花缭乱、推陈出新，其艺术思潮、艺术流派、艺术技巧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转变和翻新，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这种频繁的艺术发展离不开西方世界独特的艺术精神。事实上，西方文艺整体上遵循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两种倾向，探究其原因，既有源远流长的以希腊悲剧神话为基础的文化积淀，也有近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发展的影响和渗透。例如，塞尚、维米尔、丢勒等从绘画技巧、构图、色彩上多寻求秩序化、规律化，契合了以追求和谐、稳定、崇高为宗旨的日神精神;而培根、德拉克罗瓦、梵高、马蒂斯、蒙克、毕加索等则多以动态、夸张、扭曲的艺术语言创造张力蓄积、冲突涌动的画面感，以表达炽烈的、本能的情感，契合了张扬生命强力、自然原欲，肯定人强力意志的酒神精神。按照林语堂的观点，中国艺术是日神的艺术，西方艺术是酒神的艺术，这是从一个较为笼统的角度而言的。事实上，植根于平稳的农耕经济和严密宗法关系的中国文化具有平和、优美、超脱的特性。中国传统人物画集合了儒释道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精神和思想，始终以道家‘道法自然’之精神来显现艺术的文化精神，以‘气韵生动’来体现最高境界的中国绘画，贯穿的是对宇宙生命的整体体悟和对它的深刻把握”[3]，体现出超然物外的艺术追求。而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命运形成强烈冲突时，如出现朝代更迭的时代性变故，或者个人命运遭受极大挫折之时，群体性或者个体性的艺术风格便极有可能趋向非常态的、变形的、恣意的特征。这种萌发于痛苦、挫折之上的异质艺术风格正是酒神精神的艺术表现。

　　2.中国本土化的酒神精神考辨

　　徐复观在评价牧溪、玉涧等作品时，提到时代动荡与艺术高度的关系：“南宋末年，国势阽危，人心抑郁，人生失掉了生存的信心，于是出现了流传在日本的牧溪、玉涧、日温这一类带有幽玄气息的，偏于 ‘暗’的形相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客观的自然，被置于若存若亡的地位。他们从表面看，有近于米氏父子的墨戏，但气息却远较米氏父子为深厚沉郁。换言之，其艺术性实远在米氏父子之上。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含有更大更深的时代性。”[4]这种生自于深痛感受的艺术变化大多反映的是较高状态的生命力，而此时，痛苦更像是一种外在诱因，激扬起个体更强的生命力和抗争的胜利感，这种反映在艺术作品中的审美意蕴，蕴藏了个体追求精神自由、反抗社会和命运的强力生命意志，是个体自主意识的高度觉醒，是中国文化土壤孕育的“酒神精神”。考察中国朝代更迭历史演变的脉络，较大程度上存在着艺术风格骤变的事实，这种因时代变化所致的艺术风格显示出酒神精神的症候。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背负亡国之痛，自投汨罗江，其创作的《楚辞》，洋溢着无所拘束、自由奔放、悲壮忧愤的风格，呈现出特殊的审美意蕴。这种忧郁愤懑、激情四射的抒发正是酒神化的艺术表达。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黑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却展现出精神的高度自由解放和生命激情的释放。魏晋“风度”体现的悲剧性审美意蕴，是生命激情的另一种呈现，也是酒神精神的显著体现。及至元明易代、明清更迭之际，反映在诗词、绘画、书法、戏曲、小说中的悲剧性审美更加凸显，当国破家亡、功名不再，个人悲剧性感受更加深刻。另外，当个人身处怫逆之际，艺术语言的深度性和感染力也更加强烈，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圆笔中锋为主，辅以舒朗的结体章法，且渴笔较多，整体不计巧拙、一任自然，凝重峻涩而又意度泛然，哀痛和愤怒仿佛溢于纸外，呈现出强烈的悲剧性审美意蕴，此种源自于情感宣泄性的艺术表现正是酒神式艺术的特性。

　　诚然，中国艺术整体上节制有序、持重典雅，但是“酒神精神”是一种源自于人的自然原欲的自然精神，反映在绘画作品中的具体而微的“酒神”症候也时有闪现，这种特殊的、区别于传统典范的艺术气质是中国绘画史中不可忽略的、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也是透视中国绘画整体精神格局，从深层次上把握中国绘画整体特质的重要资本。

　　三、心性传达及其酒神精神

　　朱耷于花甲之年重新“入世”，他的书画艺术历经衰年变法，取得巨大艺术成就。朱耷隐逸多年，其 “忧愤郁涨”之情始终无法得以释放，最终走入“亢奋癫狂”之晚年，借助笔墨来直抒胸臆，艺术成为他苦涩生命中的靓丽色彩，正如尼采所言“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在悲剧面前，我们灵魂里的战士庆祝他的狂欢节;谁习惯于痛苦，谁寻求痛苦，英雄气概的人就以悲剧来褒扬他的生存”[5]。朱耷摒弃了写意花鸟的自然写生模式，专注于自我表现，可以说其书画艺术正是其个人心性的同构符号，体现出生命情感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正如熊立所言“当人的情感中的活力经验、生命运动，经过逻辑的转换变成了规范的客观形式，这样，主观的、随意的、动态的情感与另一方艺术的客观的、规范的、静态的形式就取得了统一。”[6]朱耷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高度阐释了生命的强力意志，也即酒神精神象征的生和本能，其借花鸟自喻，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可谓不辍前宗而自成一家，也正如其所言“法法不宗而成”。朱耷独创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实现自我心性的传达，可将其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作品的人格化倾向

　　囿于山水题材在表现自我微妙情感的局限性，朱耷主要通过花鸟题材来传达自我感情，他所绘花鸟具有极强的人格化倾向。例如，他独创的“白眼向人”造型，予人以森寒、恐怖、冷漠的视觉感受。事实上，八大山人创作了丰富的、人格化倾向的“点睛”造型，例如，《鸟石牡丹图轴》中的极小的圆眼;《双禽》图中两只鸟形态各异，一鸟似闭目养神、怡然自得，另一鸟作神情专注状，双眼突睁;《鱼鸟》图中眼睛无眼白，均为黑色墨点，空寂之感溢于纸上。此外，瞌睡状、惊恐状、凝视状、似笑非笑状的点睛造型跃然纸上，极现情绪之微妙。不啻“点睛”造型，朱耷创作的苍劲嶙峋的秃枝、危机四伏的怪石、沉坠的巨月、孤独的鱼、惊恐的鹿等均不同程度显现拟人化的情态，无一不是其自我心性的暗喻。

　　2.造型的极简化与视幻效应

　　朱耷为了突出主体物花鸟等的表现力，进一步使其符号化和象征化，自然形成了画面造型的极简化倾向。实物造型的极简化，会使得虚隙部分凸显，进而产生视幻效应，实现艺术作品意象共生的目的。其创作的《鱼鸟》作品，单看停在枯枝上的鸟，作品似乎意趣寥寥，而画面中“不合时宜”的鱼的出现，切割画面空间结构，虚隙部分纵深化延展，画面空间延伸至无限，作品意境陡然变得寥廓幽远，空寂苍凉。《芦雁图轴》中，画面上部和下部的芦雁似有对鸣、呼应之势，而中部出现的简括的数笔花草却将画面分割为两个空间，上下部的芦雁似存在于不同的空间，有 “咫尺天涯”的悲凉之感，也正是艺术家自我情感的抒发。

　　3.画面张力和视觉反差效应

　　艺术家对画面结构进行了精心设计，营造了画面形式的不稳定感，形成遏而不止、喷薄欲出的画面张力，是艺术家抗争命运的象征和隐喻。《鱼石》作品中，巨大、似顷刻伏倒的怪石与孤独、渺小，翻着 “白眼”的鱼构成了极大的视觉反差效应，形成了巨大的画面张力。《古梅图轴》中枯败、中空的主干梅枝，生命力似已耗尽，而横生的开着梅花的旁枝却苍劲有力、生机勃发，画面语言对比鲜明，似是艺术家倔强、不屈的抗争人生。著名的《滕月图》中，萧萧而下的藤絮中一轮巨月沉沉下坠，残月造型使得画面延伸扩大，意境呈无穷之势，而败落藤絮中一枝遒劲扭曲的枝干却恣意生长，倔强挺拔，仿佛是艺术家破败人生中不屈生命力的暗喻。

　　总之，朱耷脱离了单纯自然写生和传统文化系统的束缚，独创了强大表现力的艺术语言，以张扬自我不屈的生命力，实现自我心性的艺术化传达。

　　四、结语

　　朱耷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姿的花鸟世界，作品不惟古法、不拘实像，进行了深层次、多维度的自我象喻，展现了其艺术语言强大的表现力。他将诚挚的感情诉诸于艺术，以革命者和开创者的姿态进行了艺术语言的大变革，被誉为引领中国现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朱耷以艺术的形式来对抗和超越命运的悲剧，其抗争人生的态度体现了不屈的生命力，其艺术作品正是其悲剧人生的同构符号，均体现了酒神精神倾向。这种具有表现悲剧特性、肯定生命原欲、张扬生命强力的酒神式人生和艺术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枝独具特色的异质之花。总之，酒神精神理论有助于深度认知朱耷作品的准确意蕴，是构筑丰富、多元、完整的中国艺术生态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