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刺绣“魏犨擒貘”纹样艺术特征及文化内涵探析

　　摘要 “魏犨擒貘”是桃源刺绣的典型纹样，蕴含着鲜明的地域戏曲特征及深刻的文化内涵。文章为挖掘该纹样的民俗寓意，基于湖南省博物馆、桃源县博物馆、私人收藏的 21 幅清代和民国时期绣品实物，运用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归纳对比等方法，先梳理“魏犨擒貘”纹样的“文本-戏曲-刺绣”发展脉络，再分析其艺术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研究表明：“魏犨擒貘”纹样来源于武陵戏传统剧目;人物装扮富有浓厚的武陵戏曲特色;纹样构图遵循表演程式、配色雅俗互鉴、针法毫发毕现。“魏犨擒貘”纹样体现了桃源百姓辟邪和护子的心理祈盼，具有忠勇、爱国的教化意义。

　　《丝绸》杂志，月刊，于1956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由浙江理工大学主管，浙江理工大学;中国丝绸协会;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办的学术性刊物，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研究与技术、历史与文化、设计与产品、作品鉴赏等。

　　关键词 桃源刺绣;魏犨擒貘;戏曲故事纹样;艺术特征;文化内涵

　　桃源刺绣是常德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境内。清代至民国时期，桃源刺绣存世多、艺术风格鲜明，具有湖湘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然而，相比“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及湘西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刺绣，桃源刺绣——这一湘北地区极富地域特色的汉族民间刺绣艺术缺乏关注，因而，深入探析其中典型戏曲题材纹样的艺术特征及文化内容，能够为保护性传承湖湘汉族民间刺绣艺术提供一定参考。

　　桃源县素有“戏窝子”之称，戏曲故事自然成为桃源刺绣的典型素材。既有研究从整体内容和审美意蕴方面做初步探讨：如严珞菲[1]简述了桃源刺绣中“七擒孟获”“辕门斩子”纹样内容，何洁汝[2]认为戏曲纹样之美学受到巫傩戏的影响。以上研究均为宏观视角，未深入挖掘戏曲题材中典型纹样造型及民俗内涵，特别是未讨论经典的“魏犨擒貘”纹样内涵。据笔者调查统计桃源县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私人藏家收藏的共 76 幅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戏曲题材绣品中，以“魏犨擒貘”纹样为题的共计 21 幅(占总数的 28%)。

　　为了探析“魏犨擒貘”纹样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内涵，本文选取此 21 幅绣品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重点归纳纹样的艺术特征，挖掘纹样内在含义，以期了解并深层次地探究桃源刺绣戏曲题材的民俗文化意义，为桃源刺绣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魏犨擒貘纹样溯源

　　先看典籍。魏犨其人见于《史记》记载，魏犨(又称魏武子)，魏氏，名犨、谥武，毕万之后，以武力闻名，东周时晋国大夫。从《史记》《春秋左传》《吕氏春秋》来看，魏犨跟随晋公子重耳(晋文公)离国逃亡十九年，重耳掌权后被叙功、立为大夫，“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3]。魏犨助晋文公复国，忠心耿耿、骁勇善战，为文公五大贤士之一“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亡(流亡)十九年，守志弥笃”[4]，且被喻为辅佐文公五蛇龙之一“有龙于飞，周徧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文公五蛇龙，以喻赵衰狐偃贾他魏犨介子推也” [5]。由以上记载可知魏犨的忠勇美誉，然而，史书记载并未涉及“擒貘”一事，那么桃源刺绣中“魏犨擒貘”纹样是从何而来?

　　再看小说。“魏犨擒貘”故事出于明代冯梦龙著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十五回。该回目讲述了重耳流亡楚国，他同楚成王狩猎时忽现一貘，难以制服，魏犨请命徒手擒貘的虚构故事。作者以 “铜铁为食、刀枪不入”极力渲染貘的凶残与怪异形态，衬托了魏犨“不用兵器，活捉此兽”的勇猛，又假借楚成王语 “公子相从诸杰，文武俱备”彰显出魏犨非凡的武力。从典籍与小说记载来看，魏犨人物性格有两点特征：一为忠。魏犨随晋文公重耳流亡，对其忠诚不渝，为晋国五大贤士之一。二为勇。魏犨成功降貘，展示了晋国武士之风范，为流亡公子重耳在楚国君臣面前长了国之士气。《东周列国志》在塑造魏犨勇士形象的同时又极具戏剧性情节，清代至民国时期，列国小说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魏犨擒貘”故事被湖湘人民广泛传诵并被搬演至戏曲舞台，顺理成章地变为桃源刺绣中的典型纹样。

　　三看戏曲。桃源刺绣中“魏犨擒貘”纹样的形成主要受武陵戏的影响。笔者采访了 77 岁擅绣人物故事的老绣娘姚绍枝，她年轻的时候原来在戏班唱过戏，后来凭着记性，把原来唱的戏绣出来。近代桃源地区因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女性受教育较少，接触“魏犨擒貘”的故事主要通过听戏、看戏、唱戏的方式，并沉浸其中。此外，桃源刺绣中还有其他戏曲题材纹样与戏曲剧本可以对览，如 “楚宫抚琴”“三打平贵”“杏元和番”等。桃源、常德、汉寿等县城乡是武陵戏的孕育之地[6]，清道光年间由桃源寺坪人李标创立的文华为常德四大名班之一，将桃源刺绣中“魏犨擒貘”纹样与文华班传统剧目——《重耳回国》第八场“魏犨降貘”对照，相似之处则一目了然。该剧场目、内容与典籍记载、小说文本基本一致，如在描述魏犨擒貘动作时，戏剧中的“魏与貘斗，一脚将貘踢倒” [7]与小说中的“魏犨耸身一跃，离地约五尺许。那兽就地打一滚，又蹲在一边” [8]描述相似，并根据戏曲特征设计人物唱腔。故而，桃源地区的绣娘才能将耳濡目染的戏曲故事凭借针线、布绷、剪子等刺绣工具演绎为个人创作的实用绣品。故事自文本发展至戏剧，又由戏曲转换成织绣纹样，从而形成了 “小说文本—戏曲故事—刺绣纹样”三者之间的转换、演绎。

　　2 纹样特征剖析

　　2.1 清代至民国时期绣品概况

　　将 21 幅“魏犨擒貘”纹样绣品按照年代划分，各要素在清代、民国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表 1)。总体来看，绣品类型以门帘为主;在内容上，主纹由“多个人物组合”向固定化的“一人一兽” (魏犨、貘)转变，这说明“魏犨擒貘”纹样由戏剧故事逐渐删繁就简，演变为简明的象征符号;在材质上，绣地由绸缎向棉布转变，绣线也由丝线、绒线增加了棉线、腈纶线，这种材质的“从俭”趋势应与桃源县纺织贸易的变化密切相关，“民国 19 年(公元 1930 年)以前，县内绸布业以经营县产土布为主……20 世纪 40 年代，机制洋布(机制棉布)大量充斥县内市场”[9];在色彩上，整体以鲜艳的对比色为主，至民国时期出现较和谐统一的色彩，更强调装饰功能;在针法上，至民国时期增加了许多装饰性针法，“掺针”技法日趋成熟，反映了当时桃源刺绣的发展繁荣。

　　2.2 表演程式的构图

　　“魏犨擒貘”纹样的构图形式主要有横列式、两点式、三角式三种，包含戏剧表演过程中的走位、亮相等内容，反映了戏曲表演的程式化特征。

　　第一是横列式(图 1，桃源县博物馆收藏)。以清代刺绣门帘为代表，通长 484 cm、宽 95 cm，纹样以魏犨擒貘为中心，左右绣楚成王、重耳持箭驾马，旁绣子玉、孤偃、先轸等随从 8 人，或执刀、或持剑、或侧身、或背立，人物排列深受戏曲表演走位影响。在戏曲开始时，首先由四大手、四小手下将各执刀枪上，呈挖门(野外作战时的走位顺序)、跑龙摆尾走位，对称排列站于台角，随后魏犨上场与貘斗，再由赵衰、楚成王、重耳同上，根据人物地位等级，成王、重耳站中场。但绣娘却将“魏犨擒貘”绣于布面中心，视觉点向魏犨聚焦，其他人物左右相向，在遵循表演基本走位的同时又强调了“魏犨擒貘”的主体地位。

　　第二是两点式(图 2，桃源县博物馆收藏)。“两点式”是最主要的构图类型，即以魏犨与貘作主体，情境聚焦于一人一兽，展现武斗戏表演的高潮部分。其重点刻画魏犨斗貘时“扬头、握拳、蹬脚”的肢体动作，生动还原戏剧文本“魏右脚踏住貘头，一手又挖貘鼻孔，貘伏地”的描写[7]363。

　　第三是三角式 (图 3，张忠先生收藏)，在纹样空间中魏犨擒貘在前，赵衰(晋文公另一贤士)在后，两者的武净与生角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突出魏犨人物形态。结合表演时的打“央击儿”音乐(武陵戏中用于起霸的打击乐)和下“擂子”的肢体语言(牵野兽的一种表演身段)，着力刻画魏犨降貘后 “握拳、牵貘鼻、跨腿”的亮相动作。整体形态与戏剧文本“起‘快迎风’，魏抓住貘鼻孔介”描述相符[7]363。

　　以上三种纹样构图均以再现戏曲表演中的走位方式和亮相动作为依托，将走位、亮相、身段定格融会于丝缕针线，人物动势富有戏剧张力，主题突出，构图饱满。

　　2.3 雅俗互鉴的色彩

　　色彩是体现纹样艺术特征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 Datacolor 650 测色仪(美国 Datacolor 公司)对 21 幅绣品纹样的主要色彩进行提取，将测色结果的 HSV 数值范围在色环模型中标示(图 4)，HSV 是基于人的视觉感知特性建立的色彩空间，包括色调(Hue)、饱和度(Saturation) 和明度(Value) [10]。

　　根据测色数据分析，“魏犨擒貘”纹样色彩主要呈现以下规律：第一，人物服饰色彩明快，颜色鲜艳。魏犨上、下装以蓝色系和红色系为主，形成强烈的冷暖对比，除少量绣品饱和度较低之外，上装 S 值大体在 58%~100%，V 值约为 75%~96%，下装数值与之相近，两者属于中高饱和度、高明度色彩，与红、白、黄色绣地形成鲜明对比。第二，貘的毛发色调统一，以黄色系和橙色系为主，部分采用灰色系，明度上由低向高形成颜色渐变，饱和度较低，S 值大多在 17%~66%，与人物的艳丽色彩形成反差，反衬魏犨的中心地位。第三，情感设色。部分绣品人物面部为红色，貘眉毛为蓝色、紫红色，以上均不是自然设色，而是绣娘对角色的理解和自我情感的表达。笔者在桃源县观音寺镇的田野调查中，采访了 87 岁的桃源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敬桂芝老人，她说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只要自己喜欢就好，比如叶脉可以是红色，而青蛙也可以是橙色。因此，“魏犨擒貘”纹样色彩应是刺绣者的审美情趣和理想意念的表达。现和谐淡雅的风格。纹样色彩“俗”“雅”共存的主题配色，反映了桃源刺绣从民间“自作自用”向 “自作商用”功能的演变。以夏国安先生收藏“魏犨擒貘”博古纹样帐檐为例(图 5)：人物服饰及貘的色相虽遵循传统配色规律，但色彩纯度降低，S 值在 4%~15%，整体风格清雅，人、貘、瓶之间的色彩相互呼应，掺针技法娴熟，色彩过渡自然，呈现文雅、细腻的审美倾向。另外，“貘”的设色与博古纹色彩相统一，“貘”纹样从“魏犨擒貘”组合中分离出来，继而转变成独立图符——“貘”嵌于瓶耳之中化身“铺首衔环”并形成正、侧兽面立体纹饰，其整体色彩与瓶口、花卉颜色相协调，与芙蓉花、兰花、瓶、壶、寿桃组合搭配。相比早期“魏犨擒貘”传统纹样辟邪的民俗含义，更增添了 “平安如意、多福多寿、花开富贵”的吉祥寓意。在民国传世绣品中，绣有貘兽面的博古纹俯拾皆是，常与花卉、文房四宝等纹样组合。可见，“貘”纹样在演进过程中，其符号的能指发生改变，造型、色彩也伴随着组合元素的变化而变化，成为桃源刺绣典型的吉祥纹样。

　　2.4 毫发毕现的针法

　　“魏犨擒貘”纹样人物以平绣为主，刺绣者运用平绣中丰富的装饰性针法，以刻画魏犨的形象与细部特征。屈国军先生收藏的“魏犨擒貘”刺绣为例(图 6)：首先，“掺针”施于人物面部，刺绣者在人物胡须处采用掺针塑造层次感，并结合装饰针法(毛针、齐毛针)表现胡须质感;人物眼珠、鼻头均采用垫针，从正侧面看呈外鼓凸出造型，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视觉冲击力，体现“擒貘”时的武力和威慑力;眼角处使用交织针，额部图案采用盖针，人物的愤怒与凶猛之态溢于布面。从人物服饰看，魏犨多绣作武士简单装束，采用直针表现，部分绣品在腿裙部分运用网格针，模拟服饰肌理感，增添细腻美感。

　　其次，貘的绣制主要用毛针表现毛发的层次感，用线较粗，绣制时疏密有致、层层加绣，以体现毛发的蓬松细长的质感[11]，并用垫针来塑造眼部，突出兽之凶猛。在造型上遵循了小说描述的形体特征，“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似虎，其发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文黑白斑驳”[8]244。在动作特征上，与魏犨“奋力擒制”动作相反的是，貘瘫软在地，静止不动弹，这一动一静的对比更反衬出魏犨的惊人武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绣娘对故事的认知差异与不同的图像演绎，貘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如去掉长鼻，毛发异色，更似狮、似虎，但魏犨形象未见明显更异。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在戏剧表演中因道具有限，貘常用虎、狮扮相代替;二是侧面说明在绣娘心中魏犨勇猛刚健，无惧各类猛兽。

　　3 纹样内涵解读

　　丹纳[12]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魏犨擒貘”纹样在造型及工艺上显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然而，要进一步解读纹样的内涵，则需结合桃源地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文化艺术、信仰风俗，深入挖掘纹样的文化寓意。

　　3.1 戏曲文化的刺绣演绎

　　一方面，受戏曲文化影响，“魏犨擒貘”纹样中人物服饰和动作造型具有较强的武陵戏特征，同时又加入了绣娘的个性创造。武陵戏在“大净”的黑面中，发展了“武净”这一角色。通过剧本介绍，魏犨属于武净之一，重武打。“魏犨，净。青喳(扎)，青包巾，青袍子，套青褶子” [7]351，“魏犨擒貘”纹样中的人物造型与戏曲角色要求大体相符，扎髯露口，着青打衣，戎装以青色为主，下裤则采用对比色。表演造型上，刻画魏犨造型时强调“头、眼、口”的动态和“怒”之表情，遵循武陵戏注重内外“八大块”的表演规律，即“头、眼、口、手、腰、腿、裆、罡”八门形体和“喜、怒、悲、愁、惊、疑、呆、癫”八种感情表现。同时展示“起霸”亮相姿势，一手高举于空中，一手牵貘鼻，脚蹬貘头，展现粗犷、勇猛的人物形象。

　　另一方面，某些刺绣人物脸部扮相元素也具有武陵戏色彩。桃源县汉剧艺术团 80 岁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宋文豹先生介绍道：“武陵戏中的魏犨是武净花脸，人物讲究‘眼是铜铃，口是血喷，面似葫芦，鼻孔朝天’的扮相。”桃源刺绣生动地刻画了妆扮细节。如表 2 所示，魏犨眉眼呈倒八字形态，眼珠凸出，采用戏曲“净”行中青年武将常用的豹眼，竖耳插使头发立起，扎髯，张大口，描绘怒发冲冠的神态。首服方面，讲究“不同盔头的使用有明确的规范” [13]。头戴紫金冠(多用于青年将领)，前部饰绒球，后衔珠，顶端缀如意，主体呈金色(武将头盔主色)。另有一种扎巾盔，佩戴时在前额处勒有额饰，是“专用于正规战斗场合的特定大将，如《辕门斩子》之孟良、焦赞”[14]的扮饰。此外，武陵戏喜在净、丑行当的眉眼间绘各色图案，用作装饰及辨别人物身份。魏犨前额所绘图案呈倒三角，与雷横、甘宁额上图案相似，几位人物都是武生。可见，倒三角额饰标识武士身份的功能在刺绣纹样中仍被继承。从纹样色彩看，戏曲中的色彩对于人物的性格、身份及情节的推进往往起着隐喻作用[15]。魏犨脸部以红、黑色为主，根据湖湘戏剧以色彩象征人物性格的特点，有“红忠、黑勇、粉奸”之说，如红脸关羽、姜维，黑脸张飞、焦赞等，绣娘巧妙地借用戏曲色彩特点和情感设色的方法塑造了魏犨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

　　3.2 辟邪护生的精神寄托

　　“魏犨擒貘”纹样不仅是武陵戏曲文化的体现，更是绣娘表达情感的物质载体。纹样是一种图像，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学分析”重在解释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16]。“魏犨擒貘”纹样的构成是其表层结构，而隐藏在背后的是造物之人——“绣娘”与所造之物——刺绣“纹样”间的深层关系。桃源百姓将该纹样大量绣饰于生活用品中，且多用作陪嫁或日常使用，故刺绣的创作者与使用者身份合一，纹样的使用方式揭示出深刻的民间风俗习惯。

　　首先，在桃源百姓心中，“魏犨擒貘”纹样是勇士力量的象征，具有纳吉驱疫的功能。从“魏犨擒貘”纹样所运用的民俗生活范围来看，主要用于门帘中，约占总数的 60%。桃源人将此纹样作为门帘用于家中，其象征的内容意义远大于装饰意义[17]，希望借助勇士之神威趋福避凶。桃源百姓信奉门神、家家户户贴门神，“除日，易门神、桃符、春贴”[18]，以期驱邪避鬼、卫家宅、保平安，寓意吉祥。另外，到了腊八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18]116。可见，在桃源人民心中，勇士魏犨如金刚力士一般，具有保家宅平安、避邪镇恶的功能。

　　其次，绣娘还常将“魏犨擒貘”纹样绣制于红缎地绣儿童马甲背面(图 7，潘登先生收藏)，表达对儿童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刺绣者希望借助神武人物形象保护孩童安康，体现了人与物之间情感的关联。另外，“貘”纹样亦具有避瘟辟邪的含义。关于貘的形貌特征，众说纷纭，《尔雅》《说文》称貘为白豹、似熊，而桃源刺绣中貘的形态与白居易《貘屏赞并序》的描述较一致，呈现“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的外形，且“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19]。”可见，民间百姓认为其具有一定的辟邪功能。桃源刺绣中不乏虎头帽、锦鸡帽、狮头帽等儿童服饰，都是以瑞兽图案庇佑孩童健康成长，驱除灾难与病痛[20]。因此，桃源人将“魏犨擒貘”纹样刺绣于孩童马甲背心，护子平安的吉祥寓意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魏犨擒貘”纹样在桃源刺绣的姊妹艺术中也发挥着相同的“护生”功能。以樊祥先生收藏的民国时期桃源印染被面为例(图 8(a))：该被面中心是莲花童子圆形开光图案，“双童抱鱼”，具有生殖崇拜寓意;以双童为中心进行对称布局，上、下为“魏犨擒貘”纹样，左、右分列两组“貘”纹样(图 8(b))，貘的形象从组合中独立出来，环绕四周，更强调其护子功能。相比图 7，两者工艺、布局虽有差异，但内涵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均具有保护孩童健康、平安的吉祥寓意。因此， “魏犨擒貘”纹样作为固定的纹样，在桃源刺绣、印染工艺中，以及服装、被面载体上进行不同的演绎，深刻地反映其强大的护佑功能。

　　3.3 忠勇爱国的教化意义

　　“魏犨擒貘”纹样还体现了桃源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忠勇爱国的社会教化作用。在罗圹增先生收藏的“魏犨擒貘”挑花绣品中，绣娘采用“花中嵌字”进行纹样内部装饰，除了绣有 “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字外，在人物右胸处还绣有其他一些组织的信息。清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地区出现反封建斗争的帮会组织，为推翻腐朽的封建主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展现爱国主义精神。这些信息出现于桃源刺绣“魏犨擒貘”纹样中，并非偶然，因两者皆显现出抗争不屈的斗争精神，具有相似的内涵与意义，绣娘的个人释读完成了文字符号和人物形象之间“能指与所指”的交互。回顾桃源的历史进程，有许多如魏犨一般的忠勇之士，他们的英雄事迹代代流传，成为桃源人民爱戴传诵的对象。远者如东汉末年伏波将军马援，近者如被誉为“桃源三杰”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覃振、胡瑛，他们为桃源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与“魏犨擒貘”的故事一样传播着忠勇爱国的正义力量。对国忠诚是桃源人民的价值取向，桃源民间谚语言：“世间好事忠和孝，天下良图读与耕。”因此， “魏犨擒貘”纹样延伸为忠勇精神、爱国主义的象征，绣娘“藏字于绣”的创作，体现了桃源人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

　　4 结 语

　　通过对“魏犨擒貘”纹样溯源、艺术特征与民俗内涵的考证，本文认为在纹样溯源方面，“魏犨擒貘”纹样是绣娘受戏曲影响，从而对武陵戏《重耳回国》剧目进行刺绣创造。在纹样特征上，清代至民国时期“魏犨擒貘”纹样在各要素上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三种构图形式反映了戏曲表演中的走位、亮相等程式规律，色彩浓烈与清雅风格互鉴，运用装饰性针法塑造人物凶猛神态。另外，纹样形态受地方戏曲文化的影响，人物形象、肢体语言、面部装扮上富有戏剧张力，具有强烈的武陵戏元素特征。值得强调的是，“魏犨擒貘”纹样是绣娘情感的寄托与审美的表达，反映了桃源百姓祈福祛邪、护子平安的真挚祈愿，特别是貘的护生意义，在桃源刺绣姊妹艺术中也有体现。同时该纹样象征着勇于抗争的积极力量，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一种方式，具有积极的社会教化意义。综上所述，“魏犨擒貘”纹样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内涵是其频繁出现于桃源刺绣中的内在动因，纹样所体现的构成特征与民俗信仰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有利于桃源刺绣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