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瘦竹成就卓著的戏剧教育生涯,是从戏剧创作和翻译开始的,经过了戏剧研究的“中介”,国立剧专孕育和涵养了其戏剧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新中国成立后,从西洋戏剧礼拜到中国话剧、民族戏曲的深入探寻,陈瘦竹更关注本土话剧和戏曲,尝试中西融汇营构本土戏剧学体系,以之作为戏剧教育新理路。
本文源自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0(05):158-165.《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是我国仅有的两家戏剧类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之一,被国家学术机构确定为“戏剧艺术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评选的“中文核心期刊”以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评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评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陈瘦竹(1909-1990),本名定节,我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和现代戏剧研究学者,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田汉研究会副会长。陈瘦竹早年“曾写过长篇小说《春雷》,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奈何天》,这些作品,都曾享誉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文坛,但他贡献最突出的方面却是戏剧理论和戏剧教育,也可以说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新兴戏剧事业”。[1]作为我国现代戏剧理论和中国话剧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作为卓越的民族戏剧教育家,陈瘦竹一生执着于戏剧教育并以其为终身事业,从国立剧专到中央大学,再到南京大学,风雨数十年,陈瘦竹深入探索、潜心研究,以其非凡的睿智和学术勇气,从理论及实践上,建构了富有浓郁时代特色和艺术魅惑的现代戏剧教育思想,参与确立了本土戏剧教育的大视野、大气度、大方向、大格局,可谓厥功至伟,值得戏剧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和充分总结。
以戏剧教育践行人生价值,对陈瘦竹来说,有深刻的历史和艺术缘由,也有其必然过程,可以说,20世纪民族戏剧和戏剧教育的勃兴历史地选择了陈瘦竹。
陈瘦竹原籍江苏无锡,自幼喜欢听故事看滩簧(锡剧),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因为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致力于小说创作,他在上海《泰东月刊》发表了自己第一个短篇小说《红豆》,接着又出版了中篇小说《灿烂的火花》等数部作品。1929年,进入武汉大学外文系读书的陈瘦竹,在著名文化学者(也是同乡)陈西滢教授鼓励和指点下,笔耕不辍创作文学作品,先后加入革命文学社团“血潮社”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此时他的《曙光》《湖上恩仇记》《三人行》以及长篇小说《春雷》关注乡村社会的阶级对立,积极唤醒底层民众的抗战意识,一窥知识分子的乱世体验,获得广泛好评。特别是长篇小说《春雷》,“写出了在战争中新生的英雄性格”,是“文协公开征求长篇抗战小说后应征的十九部中比较最好的一部”,[2](P124)马彦祥曾将《春雷》改编为七幕十六场话剧《江南之春》,1942年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公演,一时观者如潮。
作为出色的戏剧艺术家,陈瘦竹成就卓著的戏剧教育生涯,是从戏剧创作和翻译开始的,并经过了戏剧研究这一“中介”,后者伴随其整个一生。陈瘦竹对戏剧最初具体可感的经验,与相恋相知的爱人沈蔚德(维特)有关。沈蔚德在神州女中读书期间,就痴迷戏剧,先后创作了多幕剧《春常在》《新烈女传》,后在湖北省立二女中参加了田汉《南归》《苏州夜话》《卡门》等学生演剧,并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陈瘦竹自始至终都是“同好”,与之一同观剧、讨论,自然获得许多直观的舞台经验。进入抗战阶段,陈瘦竹尝试戏剧创作,他在《东方杂志》1938年35卷2号上,发表了独幕剧《复仇》,在1939-1940年的《新西北杂志》上连载了三幕剧《醒来吧,农民》,它们抓住现实的江南农村场景,反映农人忍耐、沉沦、觉醒、反抗及至迎来“群体的胜利”,真实揭示了抗战大历史中的民族血性,赢得一定好评。这一阶段,陈瘦竹对戏剧的理解其实已很深入,业师陈西滢在武大讲授的课程就是英国小说和戏剧,1933年毕业进入国立编译馆后,陈瘦竹又先后翻译了萧伯纳的话剧《康蒂妲》,发表了大量戏剧文章,如《文艺月刊》1936-1937年刊载的《导演与演员》等。进入20世纪40年代,陈瘦竹几乎成为了《东方杂志》《观察》《文艺先锋》的专任“戏剧批评家”,《论三一律》《戏剧批评家莱辛》《戏剧与观众》《自然主义戏剧论》……一篇篇犀利而又饱含机智的论文,显示出敏明的戏剧翻译家陈瘦竹之博学、睿智和精约。进入新中国后,陈瘦竹全心致力于现代话剧和戏剧理论研究,他撰写的有关郭沫若、曹禺、田汉、丁西林等的剧作研究论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奠基力作,他的有关“悲剧快感”“幽默”“机智”“喜剧性”等方面的研究,拓宽了民族戏剧理论的新视野和新空间。《论田汉话剧创作》《现代剧作家散论》《论悲剧与喜剧》《戏剧理论文集》等,更以其厚重扎实的内容成为整个时代的经典,当代戏剧研究必读的学术著作。
1940年10月,正式踏入戏剧教育领域,陈瘦竹开启了戏剧追求的新阶段,也昭示出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的抱负,“偶然性的支配”,成了其人生转折的“重大关键”。[3]而这一切都是从国立剧专开始的,也可以说国立剧专孕育和涵养了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之基本框架和范式。国立剧专原名“国立戏剧学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戏剧专科学校,1935年创办于南京。抗战爆发后,国立剧专疏散长沙,转迁重庆,1938年底迁往四川省江安县城,1945年夏复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原址复课,1949年与延安鲁艺、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在北京合并成立中央戏剧学院。国立剧专崇尚校长余上沅的理念,以“研究戏剧艺术,培养戏剧人才”为宗旨,广揽戏剧和文艺名家,狠抓教学质量,虽偏于小城江安,但戏剧教学、戏剧活动红红火火,这里诞生了一大批名作—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吴祖光的《正气歌》、杨村彬的《清宫外史》等等,先后公演了《蜕变》《日出》《伪君子》《哈姆雷特》等144个剧目。抗日戏更是声势浩大,延展到附近的南溪、泸州。这个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摇篮”的地方,一大批戏剧艺术人才脱颖而出,可以说,江安国立剧专开辟了近现代中国戏剧的现代性场域。
抗战之初,陈瘦竹和沈蔚德,一个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从事翻译工作,忙于翻译英国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的《苏联新文化》,一个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研究实践部教学,频频从事戏剧演出,多年的两地分居,特别是孩子和母亲跟着颠沛流离,令他们不安。因此,当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写信邀请陈瘦竹到剧专任教,陈瘦竹立刻欣然接受,从文化陪都重庆来到了偏僻的小城江安,一家人得以团聚。有学者认为这“既是他戏剧研究的起步期,也是他戏剧研究的关键期,六年的艰难岁月奠定了他戏剧研究坚实的基础”。[4]
在江安国立剧专,陈瘦竹先讲授公共课“欧美名剧”(英文)与国文,后教专业课“剧本选读”,初涉戏剧教育,他就直取戏剧历史的巅峰成果,以莎士比亚等人权威性、典范性的文本,确立了一种宽视界和高品质。“剧专这个戏剧世界专家云集,有数量可观的中西文专业书,有经常性的演出,有艺术气氛,还有在他之前先行进入戏剧世界的妻子。”[5](PP181-182)陈瘦竹在这里,一方面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扎实的英文,广泛阅读原著,借助对两千多年戏剧思想史、艺术史的研判,对悲剧、喜剧、戏剧性以及易卜生、萧伯纳、梅特林克等予以深入钻研,他“建立起了以戏剧家研究为轴心,连接剧作与戏剧流派的戏剧史研究模式”,[5](PP181-182)另一方面,在“剧本选读”及后来接替曹禺讲授的“戏剧批评”等课程中,陈瘦竹以聂考尔的《戏剧理论》和H.B.克拉克编译的《欧洲戏剧理论文选》等作为主要材料,“以其严密清晰的理论思维和妥帖表达艺术感知的讲授方式,赢得了学生的欢迎,校方和同事的推崇”。[5](PP181-182)作为国立剧专理论编剧(教研)组组长,陈瘦竹广博的学识、启发探索的理念、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构成剧专一道特别风景线,正如一位剧专学子所说:“……我们不仅在戏剧理论与治学方法上深受您的影响,更深深敬佩您的道德情操。”[5](P190)
如果说,在江安,无论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还是武汉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的陈瘦竹,都以欧美正宗的戏剧理论和戏剧史案例,作为戏剧教育的核心和基础,那么,在1947年迁校返回南京后,国立剧专教授陈瘦竹依然推崇西方戏剧理论精髓和优秀剧作,努力将其介绍到中国来。在剧场艺术科与编剧理论科学生同上的戏剧思潮课、戏剧原理课上,陈瘦竹饱含独特理解和感悟的讲授,显示出极大探索意味。与此前后,被聘中央大学教授的陈瘦竹,接替杨晦讲授现代文学,这使他得以有机会思考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为什么用聂考尔等人的戏剧理论几乎解释不了中国话剧!
由此,新中国成立之际,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发生重要转折,即从西洋戏剧礼拜到中国话剧、民族戏曲深入探寻,通过中西戏剧比较,他更关注本土话剧和戏曲,尝试中西融汇,营构本土的戏剧学体系,并以之作为当代戏剧教育的新核心、新理路,以张扬中国戏剧教育的民族个性、主体立场为己任。他关注现代文学视界的现代中国话剧,对最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逐一予以剖析,从艺术美学高度加以诠释、评判,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学术批评时代,他在《戏剧论丛》《文学评论》等发表的《论丁西林的喜剧》《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等论文,科学而严谨,发人所未发,获得学术界高度评价,也赢得学生喜爱;他关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艺术,写了《论李渔的喜剧〈十种曲〉》《从〈破窑记〉到〈彩楼记〉—论川剧〈评雪辨踪〉的渊源及其艺术特色》等论文,称赞民族戏曲“奇光异彩”,不乏“绝妙好戏”,[6](P229)努力透析其独特美学情志。显然,陈瘦竹在50年戏剧教育生涯中,正是由于对民族戏剧融会贯通、潜移默化的深切参悟,才勾勒出本土戏剧的现代性自觉,并且浓墨重彩地诠释了中国戏剧教育的宏大内蕴。
陈瘦竹一生致力于戏剧教育,其戏剧思想和教育思想高度化合,熔铸鲜明的时代性和主体性。从国立剧专岁月到南京大学时期,他呕心沥血,培养了大量戏剧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戏剧教育的栋梁之才,民族戏剧讲台和戏剧美学之苑由此绽放壮丽的曼陀罗花。
戏剧于陈瘦竹不是爱好或职业,而是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之缘由,他在传统和现代、话剧与戏曲、思想和美学复合扭结的多维世界打量戏剧这一古老艺术,寻求其现代性意味和丰富精神蕴含,传播其艺术真谛,因而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堪称一座丰腴的戏剧艺术哲学宝库。
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显现出以下重要特征—
1.以研究性理念,把握戏剧作为“思想艺术”的特性。
戏剧是思想的王国,也是思想之殿堂,充斥哲学、道义、信念,打开戏剧思想的闸门,释放求索因子,才能让戏剧教育真正成为塑造新戏剧、新剧人的工具,也才能真正提升戏剧教育品质。陈瘦竹“为人正直,治学严谨,执着地追求正义和真理,为开拓戏剧美学作了种种探索”。[7]从踏入戏剧教育领域第一天,他就是以“研究”路径走近戏剧、认识戏剧和把握戏剧性,挖掘戏剧精神内核的。在江安,陈瘦竹融教研于一体,“他的系列论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性格》《论〈威尼斯商人〉之布局》《萧伯纳及其〈康蒂妲〉》《世态喜剧杰作〈巴瓦列先生的女婿〉》《易卜生〈傀儡家庭〉技巧分析》等逐渐见诸刊物”[4]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使自己成为真正“懂戏剧”的人,也通过教导学生研究戏剧,使其成为勤于思索、热爱戏剧的内行专才。陈瘦竹善于在教学中提出问题,通过学术研究解决问题,以研促教,研教合一,使得他的教学总有着丰富的学理内容,而他的学术研究也总是能抓到戏剧发展的关键。可以说,坚持“思想的艺术”的体认,是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的科学传统。把做学问的方法融入课堂,使得陈瘦竹的戏剧教育观念获得特别之深度。换句话说,陈瘦竹总是关注意义,关注价值,在特定空间探索戏剧本质,也总是在比较视野中确认戏剧与人类社会、与人的灵魂的广泛联系。
2.确立和坚守戏剧“对话”的本体、交流的本质,强化戏剧教育效能。
本质上戏剧是一种对话,舞台对话背后是社会对话、人生对话、情感对话,而陈瘦竹认为戏剧教育也是对话,坚持“对话”的戏剧教育,就是坚持正宗的本源的戏剧教育。陈瘦竹在戏剧教学中,建构了多重对话模态:一是不同国度戏剧、不同人物的“对话”,比如本土喜剧家丁西林喜剧和英国剧作家巴雷《十二镑钱的神情》的“对话”,巴金的小说《家》和曹禺改编话剧《家》的“对话”,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和其舞台剧《茶花女》的“对话”,通过这些横向“对话”,打破封闭的“话剧”与“小说”间的阻隔,极大地拓宽了学生视界。二是教师和学生的对话。当年在江安,陈瘦竹和妻子沈蔚德即以频频的“讨论”打发孤寂的小城生活,这也成为日后他重视教学相长的惯性。他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热衷多边对话,“师生一起讨论,从不强加于人。陈先生在课前布置作业,下次讲什么,让研究生看什么书。在下次课上,先由一个研究生讲,然后,再由陈先生给以总结,先表扬每个学生的独到之处,再指出不足之处,最后谈自己的看法。”[8]引导对话,就是引导学生创新思考,引导学生养成学术思维。孙家琇后来深情回忆说:“他教课认真,对待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他总是以充实的讲授内容和正确的教学方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9]他从不“背书”,他始终在以戏剧方式与观众(学生)“对话”,进行触及灵魂的交流,这就是陈瘦竹戏剧讲学以及涉剧演讲每每高山仰止、魅力无穷的根本原因。
3.注重而又超越感性戏剧层面,始终把人物、结构和语言的魅惑纳入人类精神的探寻,纳入一种美学追求的高度,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
陈瘦竹钟爱悲剧、喜剧等美学范畴,强调戏剧并非简单的人类经验,而是人类对真理和对美的探求,这使他无论何时都能站在人类进步的现代性高度去审视戏剧舞台,去捕捉戏剧的意义,这也使其戏剧教学总是富有高度。陈瘦竹不是那种空谈“概念”“逻辑”和“规律”的人,相反,他非常重视情感和感性,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答》一文中,他明确强调:“研究文学必须培养艺术敏感。对于作品,我们不忙先作理性分析,而先加以直觉感受,像作家那样去体验人物的喜怒哀乐,随着感情的波动,痛苦时就哭,高兴时就笑。先做欣赏者,再做评论者。”[10]这种观念充分贯彻到他的戏剧教学中,就是鼓励学生练就高超的“艺术分析”的本领。当然,陈瘦竹并未止步于形式分析,而更多的是尝试带领学子走向大历史大戏剧范畴,去领悟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现代戏剧艺术。他不断呼唤戏剧观念、戏剧本质、戏剧结构方面新鲜独特、高屋建瓴的观点,他也关注时代和特定政治对剧作家的影响,为此他撰著《法国浪漫运动与雨果〈欧那尼〉》《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理论与他的喜剧》《郭沫若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等以为后学示范。他甚至对西方象征派戏剧及荒诞派戏剧等“反戏剧”思潮也十分重视,潜心研究,写出《谈荒诞派戏剧的衰落及其在我国的影响》这类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显然,陈瘦竹眼里的戏剧教育,既是感受戏剧性,更是感受历史和美学。
4.以丰沛的理论素养,把鲜活的舞台—创作实践视为戏剧教育的着力点,使得戏剧教育自始至终沉浸在戏剧本体的恢宏天地,成为“呈现”的教育、“具象”的教育,饱孕戏剧生命的质感,充盈无比生动的蕴涵.
陈瘦竹强调戏剧教育要读剧看戏,要进入“现场”,要写剧评,只有对舞台和剧场了然于心,坚持不懈对具体戏剧作品进行解剖分析,才能把握戏剧的千变万化和千变万化的戏剧。据江安国立剧专学生回忆:陈瘦竹上剧本选读课,“从现代欧美的名剧讲起;然后是选讲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是古希腊、罗马。……陈老师不但对课堂讲授极为认真,而且还规定同学们每隔九天交一份读剧报告。”[4]笔者当年跟随陈先生读博士生,也先后被要求写了尤金·奥尼尔《琼斯皇》、老舍的《茶馆》、当代话剧《九十九间半》等剧的“读剧报告”,先生亲自批改。不断督促学生读剧看戏,进行“剧本分析”,其实是要学生摆脱理论羁绊,而在实践中发现戏剧的“创造性”,揣摩戏剧呈现的细节,发掘戏剧别开生面的艺术理路。陈瘦竹一向特立独行,他曾多次要求研究生把剧本“竖起来读”,即在脑海里还原舞台空间,再现剧场空间,在一个鲜明的流动的场域,徐徐展开戏剧进程,演绎那些突转与发现的机巧。这种创造性的读剧方法,熔铸着强烈的剧场意识,堪称地道的“实践戏剧”“展示戏剧”的教育范式,效果是极其显著的。其之所以具体实用,在于陈瘦竹自己就极其重视舞台情景,随时随地“心中有舞台”。杨有业曾感慨道:“听陈先生课,真是享受,老先生76岁高龄了,讲课自带一杯茶而已,连个提纲都没有。人名、作者、生卒年月,外文字母以及剧中人物大段对白,凭口而出,真是少见的记忆。”[8]陈瘦竹对舞台戏剧文本下了多大功夫,由此可见一斑。
5.抓住“人”这个关键,以人为天,以人为魂,追求戏剧教育的真价值、真境界。
毫无疑问,戏剧是一种“用人这种颜料来绘画的艺术”,戏剧也终究是演给人看的。因而,戏剧教育一定要“心中有人”“眼中有人”,努力观察人(性格),真正认识人(复杂性、多面性),深刻揭示人(灵魂),围绕人的世界演绎人类的激情、困惑和反抗。贯彻人的意识、人的自觉,其实是透彻参悟戏剧真谛的结果,也是扣住戏剧灵魂的表现。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贯穿着这种“以人为重”“人为戏本”的精神,这也正是其弥足珍贵所在。正像纪念美国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诞生100周年时,陈瘦竹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人类心灵的画师—纪念尤金·奥尼尔诞辰100周年》,所谓“心灵的画师”正是他对尤金·奥尼尔独特戏剧建树的精准褒奖。陈瘦竹在戏剧教育实践中,始终强调人的中心地位,把戏剧的全部动机和目的,都归为人的表现和灵魂的勾画,他在给博士生讲郭沫若的四部历史悲剧时,特别强调《屈原》等剧的主角都是“仁人志士”,崇高是其共有特征。在精研《雷雨》等曹禺剧作时,他又特别指出,“曹禺剧作的动人之处”,在于“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你争我夺”,“你追我逐”,“剑拔弩张”[11](P188)……人既是舞台的中心,也是观众的视点。在纷繁的历史现实中,直面劫难和挫折,始终关注和牢牢把握人的命运,而不是被那些奇诡的舞台机关机巧、花里花哨的场景道具设计所吸引,坚持把精神共鸣放在第一位,这是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的品格所在。
陈瘦竹是20世纪中国戏剧教育的旗帜,他的戏剧教育思想饱含着作为民族之子、戏剧之子和底蕴深厚的学术之子的担当和情怀,灌注着深刻的艺术哲学和舞台美学,充满历史和文化的意味,是民族戏剧教育的宝贵财富。诚如孙家琇所说:“瘦竹同志是一位最佳教师的代表者,他和青年学子们教学相长,共同战斗。五十余年来他哺育了众多得力的戏剧人才;在他的心中只有理想、爱和责任感。”[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弘扬和光大陈瘦竹戏剧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戏剧教育擢升具有特殊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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