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刊发浅析章学诚“史德”说解说

　　“史德”是《文史通义》中颇受重视的一个概念，以往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以“史德”指在历史研究中应当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史实。这是一个主流看法，胡适、梁启超、何炳松、仓修良等均持此种说法;二是把“史德”解释为史家的封建伦理道德。如杨翼骧①、乔治忠、饶展雄、高国抗②都认为“史德”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和纲常伦理为准则的道德标准，体现了章学诚作为一个封建史家的阶级本质，并对“史德”说持批判的态度。在本文中，我们试图把《史德》一篇与《文史通义》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一种对史德的新解释。

　　著书者之心术

　　《史德》篇中有一个关于“史德”的明确陈述：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③

　　可见，“史德”的内涵与“心术”的意思有关。现代汉语中“心术”多指居心，贬义色彩浓厚，如“心术不正”，即居心不良的意思，而且有从本性上、根本上论断人的品行的意思。章学诚用“心术”也从本性出发，《与史余村简》中谈到“史德”时候引用了孔子的话：“知德者鲜”，在章学诚那里，“心术”不是一个低限的道德要求，反而是一个颇高的标准：

　　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

　　这里说唯《春秋》可以当之，说大贤以下都很难达标，表明“心术”修养的无止境、高要求。也就是说，“心术”修养的理想境界，并不像(客观主义者理解的)“历史事实”那样，是一个供人不断接近的定点，而是深远延展的。那么“心术”是什么涵义呢?我们看《文史通义》中的实例，章学诚倒是屡次说过一个人“心术”不醇，这个人就是与章学诚“并世瑜亮”的戴震。《书朱陆篇后》亦劈头便称：“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同时还说，“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以“知德”作为品评戴震的条件(此处“知德者鲜”，很难解释成：坚持客观主义的人少)。

　　《文史通义》中非戴的文字不少，章之所以非戴，倒正因为戴震充分占据了章学诚的注意力，是一个章在心理上无时不期望与之一争高下的人物。章学诚实际上对戴震评价颇高：

　　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唯戴君可与几此。……唯仆知戴最深，故勘戴隐情亦最微中，其学问心术，实有瑕瑜不容掩者。(《答邵二云书》)

　　章学诚自认“知戴最深”，而以世人推崇戴震，都不到点子上，大有“毁也好誉也好，只有我才够格”的架势。《书朱陆篇后》称：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於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时人能识戴震的名物考订，而不识其义理，所以“其推重戴氏”，“似买椟而还珠”。戴震对“义理、考证”的真实看法，章学诚内心里颇引为同道。余英时的名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对章戴两人的“心术”幽深之处，曲折入微。余引用柏林“刺猬/狐狸”的比喻，以戴章都属于“刺猬”，而喻考证派为“狐狸”，乾嘉之时，正值“狐狸”当势。章深知戴为同类，戴却身为“刺猬”而行“狐狸”之术，甚至进居“群狐之首”，针对《书朱陆篇后》对戴震的指摘，余英时解释道：

　　东原的“心术”为什么“未醇”?……东原的笔舌分施，其根源正在于考证派的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紧张。东原深悉考证派对他的义理工作的歧视，并且曾一再努力以求消除这种歧视。其见诸正式文字如《原善》扩大本之“援据经言”和《孟子字义疏证》之最后定名，都是委婉地说明：他的义理并非空言，而是与训诂考证合一的。④

　　面对当时学界主流考证派的压力，章戴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章学诚一生都处于与“世风”的紧张关系中，落落寡合，这种境况甚至导致心理上的“被迫害妄想”，反过来又强化了他固执好斗的癖性。而戴震不同，内心虽或许有“考证家”和“思想家”的两个戴震之间的冲突，但至少表面上，他与世敷衍，长袖善舞。戴震生平经历与章学诚多类同之处⑤，治学从根本上说也是走同一路子，但两人生前的名声显晦，却如隔霄壤。章学诚始终郁郁不得志，著作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一生处于期求理解的焦虑中(连戴震也“未尝许可于仆”)。这样的对比，章学诚对戴震的手腕身段，不能不有微词：

　　抑知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化，权欺术御，何必言之由中。(《答邵二云书》)

　　章学诚本性与戴震类同，所以他一眼看出戴震的“狐性”之下的“刺猬”本色，欲引为强援、一并对敌，然戴震早已以考证功夫跻身当权派，没有学术勇气“阵前起义”，来参加章学诚这个在野草莽对学风世局的革命了。章学诚期望之余，不免失望。而且在章学诚构筑的学术谱系中，戴学即是朱学“数传而后起者”，但戴震却反过来“薄朱氏之学”，实在是“饮水而忘源”、“忘其所自矣”。“心术不正”的指摘，由此而来。

　　熟悉《文史通义》的人都知道，章学诚论学，以“个人学术性格与当世学风”的差异为一个原初点，他把合乎本人性情的治学为“诚”，反之为“伪”、为“欺世”，“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其所以入于伪者，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樨论学》)。所以，章学诚指说戴震“心术未醇”，既不是说戴震治史不够客观，重心也不在指责戴震论学不合于纲常名教或程朱理学，而是指戴震在治学中没有把自己的性情贯彻到底，对时俗宛转逢迎、“权欺术御”，有失其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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