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机制建构的双重拟态环境

　　摘要：从大众传播时代迈进以数据支撑、算法引领为新特征的智能传播时代，拟态环境在算法推荐机制的建构下，逐渐演化为双重拟态环境：传者搭建的第一重拟态环境，具有价值渗透的隐蔽性;平台营造、受众参与的第二重拟态环境，则充满个性极化的风险性。通过文献研读与案例探析，本文重点分析算法推荐机制构建双重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与表征，从而揭示当代大众在环境认知层面存在的种种障碍，以更好地为人们认知客观环境以及发挥价值理性所服务。

　　关键词：大数据;算法推荐;拟态环境;把关人;价值理性;补偿性媒介

　　大数据时代，标志着我们置身于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社会，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与多元。面对信息超载的数字浪潮以及万千受众的个性诉求，依托大数据技术的算法推荐机制应运而生，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互联网新闻的主流分发模式，正由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个性化智能推送的“算法分发”所占领。李普曼(WalterLippmann)早在二十世纪初便提出了“拟态环境”一说，认为它是由传播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与加工，并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大众所展示的“象征性现实”，而非镜子似的重现客观现实。从大众传播迈进算法引领的智能传播空间，当下拟态环境的形成在传者、平台和受者三者的相互作用下，逐渐演变为双重拟态环境，这对于人们全面认知客观环境，以及发挥价值理性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时代的选择：让信息选择权让渡给算法

　　截至2018年6月，我国的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7.88亿，占网民总规模的98.3%，这意味着移动用户成为了上网大军。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进程当中，信息也逐渐呈现出了指数型的增长与碎片化的趋势，广大用户对于垂直类、个性化内容的需求也急剧上扬。面对当下信息体量的膨胀以及用户规模的扩大，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張一鸣提出了关于信息过滤与权力让渡的创想：第一种思路，是把权力让渡给社交关系，大家共同担任编辑的角色，亲友之间相互推荐信息;第二种思路，是将权力让渡给智能算法，让算法追踪你的数据、分析你的喜恶，从而向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2015年起，将算法推荐机制应用于信息分发的进程悄然启动：腾讯、网易等众多头部信息分发企业相继进军算法推荐的领域，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也开始重视算法技术的研发投入。2016年更是敲响了“通过算法推荐的内容超过50%”的钟声，即算法推荐首次超过了人工推荐，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们将信息选择权让渡给了智能算法，算法不断渗透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无处不在的“第三只眼睛”，追踪并分析着广大用户的数字轨迹。被赋予信息选择权的算法，在广度上成为了我国主要的信息分发模式;在深度上则逐步走向交互传播，成为人类的综合延伸，如腾讯于2018年推出了“新闻超秘”的升级版“海豚智音“App，作为基于智能算法与机器学习的交互式新产品，它通过30秒的新闻热点短音频，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语音资讯服务。

　　然而，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到，阻碍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种种因素包括了人为的审查、社交的限制等等。回到张一鸣提出信息过滤的权力让渡中，可以发现，无论人们是将信息选择权让渡给社交或是算法，这两种思路实际上都阻碍着“我”直面客观世界：一是社交圈自有其限制，由朋友圈所形成的信息环境难以与公共世界重合;二是算法推荐本质上带有人为的审查痕迹，因为它并非纯粹的代码，算法源头规则设定离不开人的参与，从而使得算法推荐机制本质上是人工与技术的混合逻辑。

　　由此可见，人与算法的矛盾在于，当人们希望能够突破信息超载的困境，为高效地获取所需信息而赋予算法部分信息选择权，并使之规模化成为了当代主流分发模式的时候却很有可能坠入了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陷阱：我们轻易地为成本、效率等表层问题的改进而感到欢欣鼓舞，却忽视了伦理价值、人文关怀等更为重要的内核。实际上，科技互联网批评家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的此番言论也并非杞人忧天，当今的现实社会中已经爬出了种种恶果的藤蔓。近年来，作为算法分发模式的引领者——“今日头条”，因色情媚俗信息的持续传播、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违规提供等等问题而屡遭批评与整改。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将眼光落在，让渡信息选择权后的算法推荐机制，它在建构双重拟态环境过程中所正在出现、以及未来极有可能恶化的一系列亟待重视的现实问题。

　　二、演变的阵痛：算法推荐机制建构的双重拟态环境

　　(一)溯源：大众传播时代的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最早由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到，楔人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是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但它并非镜子似地重现客观环境，而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勾勒——大众传播媒介对新闻和信息进行选择与加工，并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呈现关于外部世界的景象。由于现代社会愈发纷繁复杂，人们也愈发依靠大众媒介这种间接方式得以感知超出经验以外的事物。

　　拟态环境的概念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当时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相对分明，传播者作为从事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是大众传播时代的权威把关人，处于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主导关口——通过网络空间化、时间类型化、新闻源选择以及表达叙述等等来搭建“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然而窗户的大小、形状、朝向与位置等等都决定着受众看世界的视野。社会学家塔奇曼(GayeTuchman)通过长达十年的田野调查著成《做新闻》一书，其中揭示了向来为人称道的新闻专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层面的“框架”。那么，通过框架建构起来的拟态环境，再如何强调客观性标准也是无法与客观现实等同的。而且，大众传播活动单向性强，缺乏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受者的作用微弱得往往未到达信息生产与传播环节的表面就已沉没。因此，我们可以归结为，最初的“拟态环境”主要是由传播者营造的，他们依据组织意志以及专业框架向大众展示重新结构化的信息环境，受者身在其中，并以此作为认知与行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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