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及其心理学意蕴

　　摘 要：近代初期的科學精神意味着人类能够不受任何外部的、既定的模式之约束，实现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探索问题的答案，却并未强调这种思想探寻应该采用何种方法。然而，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兴盛的原因归因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近代的科学精神转变成单一的对实证方法的崇拜。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程。当19世纪的哲学遭遇危机之时，这种实证精神便促使人们意欲通过实证的科学对哲学进行改造，即采用实证的方法来改造传统哲学。现代实验心理学是作为“科学的哲学”而诞生的，在实证精神的影响下，实验心理学以牺牲对意识经验性质的深入探索为代价，从而使得整个现代心理学不断出现危机与革命。

　　关键词：科学精神;哲学危机;实证哲学;实验心理学

　　《社会心理科学》(月刊)创刊于1985年，原名《犯罪心理研究》，本刊由林秉贤教授担任主编，由李文博、沈德灿、章志光等多位著名心理学家担任编委成员，是一本专门刊登社会心理科学的学术性刊物。

　　今天，我们谈到科学精神，往往意指一种摒弃主观臆断、严格遵从科学研究逻辑和程序并坚持客观真理的思想追求。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精神被具体化为一系列研究样板，观察力求精确，实验设计要排除无关干扰，实验操作必须标准化，研究结论的表述则寻求规范化。“客观、公正、无偏私”被奉为科学研究领域的行业准则。然而，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程式化是以损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大量实际特质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如心理学这样的具有人文性质的科学中更为明显。那么，这种对客观、公正、无偏私的科学精神的极力追求究竟是如何在整个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中流行起来的呢?

　　一、近代初期作为人类理性启蒙的科学精神

　　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末期，宗教对思想和精神的禁锢在11、12世纪市民阶层兴起后逐渐受到冲击，天主教会的神权也遭到来自王权的威胁。以市民阶层为后盾逐渐强大起来的王权政治在16世纪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催生的新教不再像旧教那样势力庞大，并且愿意有条件地承认国王或君主的首脑地位，这使得一些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16、17世纪涌现了很多著名的、杰出的科学家，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作为近代科学的先锋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科学结论，哥白尼的日心说违反了《圣经》，沉重打击了自中古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接受的教会的宇宙观。伽利略运用望远镜对太空的观测彻底打碎了人们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想象[1]534。虽然新教和耶稣会对于触及神学基本立场的“异端”仍然给予严厉的制裁，但显然未能阻止科学思想的传播，也未能减少其受欢迎程度，科学的种子很快在大众心目中生根发芽并铺展开来。有时这种科学的精神甚至在志同道合的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对传统神学抑或哲学的优越感。因为在思想进步的科学家们看来经院哲学家们太过陈腐而封闭，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银河是千千万万颗单个的星体集合而成的，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而当时的保守派因为这四颗卫星在数量上改变了原来太阳系七个天体这个神圣的数字，从而痛斥望远镜，拒绝通过它看东西，断言望远镜让人看到的是幻象。在伽利略与开普勒的通信中，提出希望一同对这些“群氓”(the mob)的愚蠢好好嘲笑一番的建议。

　　因此，在17世纪，神学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力不断衰弱，人类思维的主动性空前高涨，天文学、物理学的进步动摇了中古时代人们的世界观。科学在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虽然这种胜利是有所忌惮的、尝试性的，但足以冲破中古时代的蒙昧而使人类的思想与理性获得生命力。科学的进步昭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和光辉，至于这种能力和光辉的来源及其规律则仍旧留给神学。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建立于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客观主义观念广泛地传播开来，造就了很多无神论者。他们对上帝和灵魂是否存在产生了疑问，宗教神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岌岌可危。作为近代理性主义先驱的笛卡尔曾经对这种无神论背后所代表的客观主义进行过批判[2]，但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并未因此而放慢。在笛卡尔之后，科学的理性精神发生了分化：它的一部分为自然科学家们所秉持，强调用观察和实验的手段来认识自然，用数学公式和定理来解释自然，这种客观主义的科学精神起始于伽利略，却在19世纪被孔德发展成为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另一部分为哲学家们所继承，近代的哲学家们基本上脱离了宗教神学的限制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他们转而专注于了解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因此，可以说，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分野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并不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但是其尊重真理的严谨态度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兴盛的原因归因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近代的科学精神转变成单一的对实证方法的崇拜。

　　二、实证主义将科学精神改造为科学信仰

　　如果将理性视为人类所拥有的独特的思想和思维能力的话，那么从古代到近现代，人类理性曾有过三个强大的敌人，一是古典时代的超自然神祇，二是在认识路径的角度上以近代经验主义为始基的经验研究方法，三为现代反理性主义强调的生存本能。笛卡尔通过普遍的怀疑精神向旧有的超自然权威发起了冲击，同时又对感官经验做了细致而严谨的认识论批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笛卡尔作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另外，在笛卡尔时代，理性的第三个敌人还未壮大起来，直到19世纪，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攻击与经验主义才共同构成了对哲学理性的强大威胁。当然，笛卡尔对于感官经验的批判并没有阻止人类运用感官探索自然的步伐。自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以后，自然科学中观察法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观察法佐以实验法极大地加快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18、19世纪被称为科学大爆炸时期，知识逐渐分门别类地建立起学科的体系。有机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胚胎学等学科不断涌现。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改变了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坚定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19世纪，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对科学进行了分类，并将科学的方法延伸至社会学，提出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出现直接影响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程。

　　孔德认为，实证的方法代表了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水平。因为人类的心智放弃了受绝对观念引导的无谓研究，而将自己投身到对现象间的规律的研究上。实证哲学认为所有现象都遵循不变的自然法则。由此，实证哲学的事务就是准确地发现这些法则，并将它们削减至最少的数目。同时，又由于人们无法通过思考因果关系来解决任何关于起源和目的的问题，因此，实证哲学的真正事务是准确地分析现象的情境，并用自然的连续性和相似关系將它们联系起来。为了描述实证哲学的性质。事实上，孔德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目标是对已经进入实证阶段的科学进行总结并获得其实证特征，以作为全新的实证科学——社会物理学的样板，同时也即获得了一种实证哲学。在孔德看来，所谓实证哲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进行总结的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而这种科学研究模式就是运用观察、实验等经验的方法对现象进行归纳，从而找出其间的规律，并以最简练的原理表述出来。因此，实证哲学从一开始就把某一类问题弃之不顾，这就是关于现象的起源、意义的问题。在孔德看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实证哲学必须加以拒斥，否则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之中。然而，诸如引力和重量是什么这样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恰恰是物理学的终极问题，如果没有对引力本质问题的思考，便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本人也曾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实证主义的反对[4]7。如果全部科学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机械统计上，那么人类便不会再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很多科学事业中的人们在实证思想的影响下，忙于以实证的方法收集观察的材料，但由于缺少对问题本质的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而迷失在浩繁的资料之中。

　　在近代初期，科学精神意味着人类能够不受任何外部的、既定的模式之约束自由地思想、探索问题的答案，而并未强调这种思想和探寻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如在笛卡尔那里，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是通过系统的沉思实现的，在伽利略那里虽然强调观察法的重要性，但同样表现为个人摆脱宗教神学束缚的独立思考，只不过伽利略用实验的方法来向公众演示，以证明自己的论点。然而，在孔德看来，人们对传统经院神学束缚人类理性、自由思想的反抗就是实证科学的革命。他说“实证科学的革命大约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前，当人类心智在培根的知觉之下、在笛卡尔的观念之下、在伽利略的发现之下骚动起来的时候。正是这种实证哲学精神与那种掩盖了所有科学真正本性至今的迷信的经院系统相对立”[3]32。孔德认为，从那时起，实证哲学的进步与另外两种哲学(神学和形而上学)的退却明显呈现出来，这种革命注定要继续下去并达到完满，每一个知识分支早晚都要被置于实证哲学的掌控之下。这样，孔德将科学精神理解为实证的精神，这一误解直接决定了现代人对“科学”一词的理解。

　　孔德对实证方法的强调引起了19世纪人们关于科学观念的重大转变。科学精神在抵制传统哲学内省沉思方法的过程中转化为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坚持。事实上，按照孔德的设想，人们只需遵照他所规定的研究方案对问题进行按部就班的研究就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正如前面我们转引他对天文学和热学研究的总结那样。正因为他将科学的精神改造成为实证精神[5]，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在所有追求科学身份的领域变得异常重要，特别是当哲学遭遇危机之时，这种实证精神便促使人们意欲通过这样的科学对哲学进行改造，而不管这种改造是否符合其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于是，一种新的抑制人类科学理性精神的信仰被建立起来，尽管这种信仰具有科学的名号，但却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三、实证主义视域下的科学精神之后果

　　(一)科学对事实的追求与对人的生活意义的忽视

　　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生存状态的不断进步，但同时，科学对外在环境的关注也伴随着对人本身意义与价值的忽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类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科学的危机最为主要地表现为19世纪末人们对科学的总的评价有所转变。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6]。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亲眼看见了各种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非但不是真正地繁荣，反而是各种灾难，环境破坏、流离失所、断臂残肢、生命陨灭。从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一直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人类理智的进步和繁荣，然而战争使人们对其价值和影响重新进行了评估。人们常说，在我们生存的危急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说到底，实证的科学从来没有关心过意义与价值的问题，正是实证科学的观念使欧洲科学和人性同时陷入了危机。这是因为，这种科学对事实的注重使其从原则上排除了对于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所有这一切对于人的生存有什么意义呢?关于物体的和事实的科学显然什么也不能说，它甚至不考虑一切主观的东西。而那些以精神存在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由于对自然科学的效仿，对严格的科学性的追求使其必须小心地将一切价值的、评价的、人性的、思维理性的东西全都加以排除。全部科学的目标仅在于追求一种绝对客观的真理，这种真理所描述的仅仅是，“世界，不论是物质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实际上是什么”[6]。

　　(二)实验心理学：作为应对十九世纪哲学危机的实证主义方案

　　十九世纪，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面临危机。从内部来看，黑格尔是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在黑格尔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7]。此后，哲学家们显然失去了曾经的荣耀与光环，并且难于有更多理论上的突破。在黑格尔死后的整个时期，代表传统哲学的学院派基本没有多大成就[1]721。在外部，从十七世纪以来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学，取得新的胜利，特别是在地质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方面。技术的革新和机器生产的规模化日益向人们昭示着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基于此，许多自然科学家以及一部分哲学家向传统哲学发起了质疑。

　　这些质疑指向以黑格尔哲学为最高代表的传统哲学的两个本质的特征：一是传统哲学以思维自由地把握和解释世界为追求目标，二是传统哲学以哲学家个人头脑中的思辨活动为研究方式[8]252-253。从第一个特征来看，质疑的声音说，哲学和科学都起源于人类对知识的渴求，都以提供普遍知识为使命。在古代，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还不足以进行普遍的概括，而“人类总是倾向于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时就做出解答”[8]251，因此充斥着想象的哲学就成为认识的主要来源。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进步已经使自然科学足以承担起不断地提供新的“世界观”或“普遍规律”的职能了，那么哲学就只能作为科学的“副产品”，即以对科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的方式存在。一些思想家甚至预言，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最后是心理学的进步而与学科之母哲学的分离，哲学将告终结[9]。对传统哲学第二个特征的批评就更加尖锐而不留情面了。批评家们认为，“精确的”科学是伟大的，而“思辨的”哲学是渺小的;只有忽视甚至侮辱传统的哲学，才能使科学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只有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改造哲学，才能使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变成“科学的哲学”[8] 246。

　　对哲学进行科学改造的浪潮在19世纪的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最为惹人注目的结晶——实验心理学。G.缪勒、费希纳、赫尔姆霍茨、威廉·冯特等具有自然科学特別是生理学背景的人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全面地运用于研究心灵的相关问题。这其中冯特最为突出也最为明确地“完成了”对哲学的科学改造，从而成为实验心理学或者现代心理学之父。在很多人看来，实验心理学代表了新兴的现代心理学的典型特征。由于独立之后的心理学过分地追求经验证实的方法，而忽略了对心理现象或意识的本质探究，因而从冯特建立的实验心理学到美国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再到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现代心理学不断地遭遇危机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