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逻辑——基于推拉理论视角

　　摘 要 [目的]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逻辑，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加速农业现代化、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推拉理论视角，利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s 模型并综合实证调研，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因子及决策逻辑。[结果](1)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比例偏低，仅 30.6%的农户发生土地流转行为。未发生土地流转的农户中，将土地闲置或种植林木的比例达 21.1%，土地抛荒、非粮化问题较为突出。(2)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兼具“农民”和“市民”双重身份特征，其土地流转行为决策逻辑契合推拉理论，受个人自身特征、流动范围以及流出地、流入地特征“二维四要素”影响。(3)男性、年迈、重视老家风俗习惯、流动空间跨度大、在流出地存在家人照料问题、在流入地面临歧视或存在买房问题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偏低，而在流入地拥有高收入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则较高。[结论]在诸多决策因子的影响下，农户遵循 “乡土情怀维系、基本生存保障和流转风险规避”决策逻辑，对于离土离乡卷入城市化浪潮的农户而言，土地财产功能弱化，情感功能、保障功能凸显。

　　关键词 农村流动人口 土地流转 Logistic 模型 推拉理论 决策逻辑

　　许进龙; 卢新海; 滕明兰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01-13

　　0 引言当前，我国城乡融合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持续涌入城市成为流动人口①，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流动人口已达 4927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88.52%。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产劳动力逐渐减少，农业生产后劲不足。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率尚不足 40%，且区域差异明显，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增长速度缓慢[1-2]，形成“农村劳动力日益紧缺、土地流转率停滞不前”的悖论，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土地撂荒、土地非粮食化问题突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准确剖析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逻辑，从而具有针对性地提高土地流转率，实现农民放心流转土地、安心进城务工，对于促进土地高效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推进深度城市化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学者针对土地流转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土地流转现状评价。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变革和政策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取得长足发展，然而，近几年土地流转开始出现“内卷化”态势,土地流转增速逐年回落，且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土地流转率呈现东北及东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空间分异特征[3-4];二是土地流转意愿分析。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流转政策体系、社会保障机制、外部市场环境等宏观因素[5-6]，区域社会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条件等中观因素[7-8]，以及文化程度、就业情况、婚姻状况等微观因素[9-10];三是土地流转障碍研究。可将土地流转的障碍因素，概括为外生性和内部性两个层面。外生性障碍主要包括产权界定失范、监管体系乏力、交易成本高昂等[11-12]，内部性障碍主要包括农户风险意识强烈、乡土情怀浓重等[13-14];四是土地流转制度完善。可通过制定差异化流转政策、调整农业补贴制度等措施，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完善土地流转市场，降低土地流转风险[15-16];五是土地流转福利效应测度。土地流转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促进农村减贫、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农户社会福利水平[17-19]。

　　考察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推动土地流转奠定了扎实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四方面值得探讨和深化：第一，现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以纯农户或兼业农户为主，鲜有研究农村流动人口的。随着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户籍地务工成为流动人口，人口基数比例大，且受交通、时间等成本制约，农村流动人口无法成为兼业农户难以兼顾农业生产，土地抛荒、非粮化利用更为普遍，土地流转更为迫切;第二，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以农村或城市的单方面影响因素为主，农村流动人口从乡村中来，到城市中打拼，他们的决策行为不可避免地受流出地和流入地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第三，现有文献的研究范围以县域或市域尺度为主，且鲜有研究西部地区的。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农户数量庞大，由于土地流转率低而导致的土地抛荒、非粮化问题更为严峻;第四，多数研究内容以主观未发生的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主，鲜有针对客观已发生的流转行为及其决策逻辑，不利于准确剖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内在决策机理。鉴于此，本文以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推拉理论视角，测度个体特征以及流出地、流入地等因素中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决策因子，并剖析其决策逻辑，以期为提高西部地区土地流转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推进深度城市化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基于推拉理论的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分析框架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人口流动、迁移的重要理论。该理论的起源可追溯至英国社会学家拉文斯坦于 19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人口迁移法则”，拉文斯坦将人口迁移归因于歧视、贫困、自然灾害等不利生活条件[20]。20 世纪 50 年代末，唐纳德·博格对其进行深化，提出系统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迁移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流出地的“推力”(如较低的收入水平、较少的就业机会、较差的生活环境等)，二是流入地的“拉力”(如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等)[21]。但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面对同样的环境条件，同一区域的人并非集体全部迁移，人的“非理性”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对此，20 世纪 70 年代末，Lee 对推拉理论进行完善，将个人因素引入解释框架中，同时，他指出流出地和流入地均存在 “推力”和“拉力”，并且两者之间存在介入因素。由此，形成了“推拉理论”人口迁移解释框架的“二维四要素”，“二维”指同时存在于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四要素”指“流出地因素”、“流入地因素”、“个人因素”和“介入因素”，人口迁移的动力源于“四要素”共同作用下的推力与拉力之差 [22]。

　　推拉理论运用二分力量维度去解释人口流动迁移的原因，该理论引入我国后，大量学者借鉴其研究思路，广泛用于农村宅基地退出行为[23]、农户耕作意愿[24]等研究领域。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由乡村流往城市进行务工就业，具备“农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特征，其流动迁移行为适用推拉理论，其余行为决策也可借用推拉理论框架进行解析。从推拉理论视角看，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其本质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其土地流转行为决策受个人因素影响，同时，受到作为“农民”时的流出地(农村)因素影响，以及受到作为 “市民”时的流入地(城市)因素影响，还受到流动范围等介入因素影响。具体而言：流出地中，土地面积小、土地经济效益低等不利于生产生活的因素，以及流入地中，月均收入高、生活便利等有利于改善生活质量的因素，都可能会推动流动人口土地流转。但是，流出地中，家人照料需求大、风俗习惯影响力强等“吸引”流动人口回流的因素，以及流入地中，就业不稳定、买房压力大、子女入学难等不利于长期定居的因素，都可能会阻碍流动人口土地流转。另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以及流动范围、流动时间等介入因素，也会对流动人口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该文构建出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行为分析分析框架(图 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该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该调查通过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式进行，数据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以外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向、流出地承包地和宅基地利用状况、流入地就业和社会融入状况等，具有研究代表性。该文基于研究主题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发布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筛选出户籍地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西部地区省份及其户口性质为“农业”的样本，将研究样本严格控制在“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范围内。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剔除掉缺失值过多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4708 份。调研结果来源于课题组 2019—2020 年在广西、贵州等主要流出地以及广东、重庆等主要流入地，对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开展的深入调研访谈。

　　2.2 变量选取及特征

　　2.2.1 变量选取

　　因变量：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流转对象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类型，结合问卷特征及研究主题，该文所研究的土地流转，指承包地经营权的转出，将“承包地经营权是否发生流转”作为因变量。自变量：根据推拉理论，人口迁移流动受“二维”(同时存在于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和 “四要素”(流出地因素、流入地因素、个人因素和介入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推拉力影响。该文基于前文理论框架分析，参考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25-26]，并综合考虑问卷原有指标数据，将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承包地面积以及每亩年均收入等流出地因素，月平均收入、是否存在稳定就业问题等流入地因素，以及流动范围、流动年份等介入因素，作为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自变量，具体变量设计如表 1 所示。

　　2.2.2 变量主要特征描述

　　其一，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现状：根据问卷结果，仅 30.6%的农户发生土地流转行为，仍有 69.4%的农户未参与土地流转，值得警惕的是，这部分未发生土地流转行为的农户中，有 21.1%的农户将土地闲置或种植林木，土地抛荒、非粮化问题较为突出;其二，个体特征：调查对象中，男性 2890 人，占 61.4%，女性 1818 人，占 38.6%，平均年龄为 39.18 岁，初中学历占比最大，高达 47.4%，这与我国流动人口中以男性、青壮劳动力为主，文化程度偏低的现状相符;其三，流出地因素特征：调查对象家庭平均承包地 2.97 亩，每亩平均年收入 1256.98 元，户均宅基地面积 85.21m2，71.1%的调查对象在流出地存在老人赡养问题，20.4% 存在子女照看问题，63.3%重视老家风俗习惯。表明当前大部分西部地区农村流动人口承包地面积较小、土地种植效益偏低，在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倾向于将子女带在身边照料，老人赡养问题是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主要牵挂，同时，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化中依然保持着较浓厚的乡土观念;其四，流出地因素特征：调查对象在流入地的月均收入为 4683.53 元，与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中全国流动人口月均收入 4503 元基本持平，55.2%的调查对象在流入地存在稳定就业问题，65.7%存在买房困难问题， 12.1%面临本地人歧视，37.5%存在子女入学问题，11.4%存在生活适应问题。表明当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受歧视、生活适应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但就业、子女教育等权益问题仍较为严峻，在流入地买房安家落户的问题更为突出。

　　2.3 模型构建及检验 2.3.1 模型构建

　　该文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自变量有二分类变量、连续变量和有序多分类变量。探讨二分类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应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其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 0 或 1：Y =0 则为“无土地流转行为”，Y =1 则为“有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中有 18 个对Y值有影响的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