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外交观研究与当代新发展

　　[摘 要]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对 18、19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外交活动与欧洲革命运动等展开深入分析，深刻揭示具有时代性、经济性、阶级性和道德性的唯物主义外交观，指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内在地造成了国家间不平等并对外交实践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意义，强调环境对塑造外交决策的作用，认为真正平等的世界体系应成为各国的共同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共处、独立自主、全球化、共同体、义利观等的外交理念，为丰富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将继续指引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发展新的百年。

　　戴维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发表时间：2021-07-26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 外交观 习近平外交思想 对外政策

　　百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发展、辉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闪耀着时代的魅力。中国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获得远超以往的声望，没有什么思想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使时代着迷，也没有什么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具有现实穿透力。马克思外交观体现伟大哲人对人类的战争、和平、发展以及外交问题的深邃思考，蕴含人民性的核心内涵，构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外交观对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关系发展的精神内核、丰富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极富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外交观研究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的多数著作聚焦于经济产业、社会结构、阶级、革命等领域，不常见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对外交问题亦有触及。在外交问题研究上，马克思提出了那个时代具有创造性的见解，揭露了列强以维护宗教权利或维持现状为借口追求权力的自私目的，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革命的策略，为无产阶级独立外交政策奠定思想基础。

　　( 一) 马克思外交观的历史背景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欧洲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发生着巨大的变革。① 马克思对外交研究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在许多著作中都展现了他关于国家对外政策的思考。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在研究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时，经常转向外交史的考察。马克思查阅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外交手稿，在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威廉·科克斯的藏品中发现了大量 18 世纪的文件，其中包括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信件，可追溯到 18 世纪末，这些文件揭示了伦敦和圣彼得堡内阁之间持续不断的秘密合作。这些历史资料是判断 18 世纪欧洲外交关系的重要依据。这一发现直接激发了马克思在 1856 年初构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写作，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中，欧洲大国博弈刀光剑影。

　　最初，马克思打算在美国《普特南月刊》杂志上刊出其中一些文件，并发表自己的评论，但后来他决定就这一主题撰写一部关于 18 世纪英俄关系史的著作。然而，1856 年 5 月，他在伦敦与德国出版商尼古拉斯·特吕布纳就出版这部作品进行的谈判无果而终。马克思没有找到其他出版商，于是打算把它刊发在英国保守派记者大卫·乌尔卡尔特追随者出版的一份报纸上，后者强烈批评英国的外交政策。1856 年 6 月至 1857 年 3 月，马克思撰写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开始在谢菲尔德自由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上刊登。但由于编辑未经马克思同意随意删减文本，他停止了出版，并将作品交给了另一家出版社伦敦周刊自由出版社，这次没有任何删减。《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全书共分五章。超过一半的文件( 报告、信件和小册子) 涉及 18 世纪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关系史，包括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回的秘密书函和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子《北方危机》《防御条约》《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并加了详细的批注。① 马克思关于 18 世纪欧洲外交内幕的研究以及在同时代的其他论述，剖析了英国、俄国外交政策的实质特征，揭示了外交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它既受时代条件影响，又超越于时代。

　　( 二) 欧洲对外大扩张为外交活动提供了舞台

　　马克思认为领土扩张和资本争夺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对外政策的主要动力。19 世纪中叶，荷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俄罗斯的殖民和扩张冲动十分强烈，他们一起审视世界、征服世界，在假定“自我”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共享对“他者”的共同看法，共同开启对资本、土地、人口以及财富扩张掠夺的时代。例如，西班牙利用拉丁美洲实现有利可图的出口经济，英国成功地垄断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 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② 作为俄国历史上一位开创性的君主，彼得一世对土地尤其是对水域的渴望比以往任何国君更甚，他本人对西欧的艳羡推动着他探寻通往西方的水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的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一个外偏中心。③ 马克思认为，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 一个圆周尚待划定。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合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④

　　俄国在对外扩张中遭遇到了与法国争夺霸权的英国。彼时，英国一度推行亲俄外交，旨在遏制和削弱法国这个宿敌。不过，在北方战争期间，俄国对瑞典取得军事上的胜利，陆军、海军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其扩张野心引起欧洲大国的反对。马克思指出，英国认为如果沙皇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将由于征服和摧毁瑞典而成为离我们更近、更可怕的邻居。⑤ 对此，英国不能允许俄国继续向西扩充势力范围。于是，1714 年俄国全歼瑞典特遣舰队后，英国加入对俄外交斗争并准备组织反俄同盟。马克思警告称，自从英国“把俄国扶植成为那里的一个海上大国以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那个海上的均势了……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内阁的首要目的”⑥。因此，在列强扩张引发混战的年代，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牵引作用。

　　( 三) 欧洲封建君主的反动外交触发无产阶级革命外交

　　19 世纪，欧洲大国镇压当时的民族解放、民主和革命运动，特别是神圣联盟镇压了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运动，阻止工人运动发展。但是马克思坚信，新的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可避免。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职责之一是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 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① 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建立独立外交政策路线的看法，认为这是其解放斗争的一部分。1864 年 10 月，在 “第一国际”成立时，马克思以英国工人为例，强调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外交政策，以对抗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剥削。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流洒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② 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努力获得了正面和进步的成果，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犯罪愚蠢行为的英勇抵抗，才使欧洲西部免于一头扎进一场声名狼藉的在大西洋彼岸传播奴隶制的运动。③ 马克思称赞欧洲工人在美国内战中支持北方的英勇姿态，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获胜的新纪元。④ 马克思强调，这表明历史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努力做到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⑤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把沙皇俄国在欧洲的角色看作是反动的宪兵不足为奇。1815 年维也纳会议后，俄国成为神圣同盟的鼓吹者，旨在打击欧洲所有革命运动，完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立面。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剧变，内部社会矛盾加剧。农民大规模反农奴制抗议，让马克思看到一支能够终结沙皇专制的先进力量。1858 年 4 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我认为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能够挡住俄国传统对外政策的道路。”⑥马克思不再像过去那样贬低俄国，开始正面看待俄国社会运动。马克思注意到俄国的内部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农民动乱似乎证明俄国革命即将出现，这是西欧革命运动的潜在盟友。马克思在 1882 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 “现在，沙皇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了，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⑦马克思通过观察俄国社会变化，相信无产阶级指引下的新社会即将到来。

　　二、马克思外交观的原则要义

　　马克思的作品尽管充满历史感，但并没有太多叙述历史，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深入剖析国家对外行为动机和国际政治结构，揭示对外政策的基本根源，展示外交观的核心要义。

　　( 一) 时代性成为马克思外交观的出发点

　　马克思认为，任何对政治共同体的理解都须建立在特定时期该共同体所处的物质和经济条件之上，与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联系起来。政治与外交具有时代性，理解政治与外交，要聚焦特定历史时期，同时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判断外交政策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同时代的价值观为尺度。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 17 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⑧ 英国外交官们不会为英国违反与盟国( 瑞典) 签署的条约而感到惊讶。外交政策和外交路线的选择并不是个别政治家的一时兴起，而至少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 一种是正在讨论其外交政策的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一种是当时国际关系客观发展的可能途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国对外政策是紧密结合当时国内外环境因时因地制定的。换言之，就是要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⑨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不仅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他同样热切地探究国际政治的奥秘。当时欧洲各国在交往中，外交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国际关系的“晴雨表”。当时的伦敦是研究世界市场经济状况最便利的地方，就像晴雨表中大气压的最小起伏一样，每一个变化甚至最小的变化，都能反映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状况。英国外交政策变动体现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寡头见风使舵的特性，政治而非政策左右对外关系。马克思断言统治着英国的寡头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已不能起昔日的作用，它必将垮台。① 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关于战术问题的一封信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②正如陈乐民所指出的，国际关系既有历史的连贯性，又有历史的阶段性; 没有历史感，便不足以言今天的国际关系。③ 因此，马克思外交观要求以时代性的视角进行外交分析，真实理解国际关系互动。

　　( 二) 经济性铸成马克思外交观的着力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整个社会关系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批评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不能仅从个体本人的单方面考虑来理解一个人的本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深刻论述道，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⑤ 政治活动是相对于经济活动的衍生，政治动力、政治进程不过是社会动力( 阶级斗争) 的表达，而社会动力是产生经济基础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国家的形式、外交政策和外交方式也发生变化。

　　马克思将外交总体上归因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外交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其国内政策的延续，由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因此，包括外交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因素对政策制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对外政策是英国为维护其占主导地位的集团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国家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⑥ 英国内部政治对外交政策施加的影响，清楚地反映英国统治阶级的两个团体———辉格党和保守党之间为寻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激烈政治斗争。马克思驳斥了乌尔卡尔特关于外交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⑦ 只强调外交活动而忽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就容易忽视政治经济关键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和联系; 各国强烈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动机，强化了外交使命，不仅是政治利益，更是经济动机构成了外交的出发点。对此，美国学者艾伦·吉尔伯特认为，英法围绕争夺世界市场的霸权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明。⑧ 这充分表明，经济利益驱动外交行动，外交合作也是经济合作的外在表现。

　　( 三) 阶级性构成马克思外交观的主脉络

　　国际关系是社会有机体的复杂组合，主要参与者是社会阶级，即世界资产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国际体系的冲突不是因为它的无政府主义结构，而是因为阶级冲突。国际关系的阶级性是世界体系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就像任何社会现象一样，如果没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对它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析，就无法理解外交。外交的阶级性与世界市场发展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代所共有的事实。⑨ 世界范围内的剥削依赖于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通过控制世界市场，各国资产阶级演变成世界性力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对超级利润的渴望激励它不断寻找新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这导致各国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得到巩固，变成一种国际社会力量，扩大反抗剥削的共同阶级利益。基于获得超额利润、廉价劳动力、产品新市场等目标，资产阶级则将国家的外交政策工具( 军事和外交) 用于服务自身利益，变成不同阶级间对抗、同阶级间冲突的角逐场。

　　革命性的无产阶级运动也是一种全球性的运动，工人阶级将通过他们的共同经验在各个国家中团结起来消除贫困和改变受压迫的生活，旨在结束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具有世界性。世界革命不仅是单个国家层面的政治进程的动力，而且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政治动力。马克思发展了革命性的方法，就如何推动跨国性的工人运动提出指导意见，来自世界各地工厂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酝酿政治革命运动，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马克思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指出，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① 这种无产阶级国际斗争主要源于一个政治事实，即欧洲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对影响他们中任何一个的革命威胁存在作出共同反应的可能性。② 马克思关于阶级性推动国际革命斗争方面的重要论述，对于确定无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战略任务有丰富的理论价值。

　　( 四) 道德性体现马克思外交观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驳斥道德规则有神圣的源泉、道德是从外部强加给人类社会的观点，但他也拒绝康德认为道德具有纯粹理性基础的辩护。道德和正义的简单规则是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外交要讲道义，对外政策须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正义观念，人们应更多地关注世界良知。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不人道，认为国家对外政策不应公然损害基于人类社会的道义准则。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呼吁工人阶级首先要揭露这种丑恶行径，对西方列强在东方的野蛮殖民主义政策，持有道德上的强烈谴责，抨击英国、俄国等列强的炮舰外交，反对用暴力镇压殖民地解放运动。

　　“炮艇外交”是 19 世纪欧洲对外交往的历史流行语，它主张通过暴力来实施胁迫，以残暴的屠杀制造恐怖威慑力，迫使当地民众屈服，因此失去了道义基础。鸦片战争印证英国的野蛮与不道德。马克思对英国等列强罔顾事实、污蔑中国、屠杀人民的行为十分愤慨，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系列文章，控诉英国的暴行，揭露当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试图证明对中国人的暴行是正当的辩护，认为这几乎像罪犯的辩解。马克思强烈抨击英国以颠倒黑白的借口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指出，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不断地诬蔑中国，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 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③ 对于英国的暴行，马克思愤慨指出，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用海盗式的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④ 马克思对西方殖民者的道德鞭挞，对其虚伪嘴脸的无情揭露，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外交观的当代发展

　　一般理论往往关注解释世界，而科学理论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外交观已成为社会主义外交的生动实践，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 一) 丰富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内涵

　　马克思外交观在当代表现为和平共处、独立自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正确义利观等思想的融通、融合。

　　第一，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国际交往观。马克思外交观主张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和平共处，反对霸权外交，强调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主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主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⑤ 和平共处要求拒绝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中国外交的基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示中国愿与遵守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原则的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同时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人民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指出，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习近平提出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公平正义的六点主张。他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科学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和平共处思想的认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奠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文明观。马克思外交观立足世界经济体系，相信一个世界市场被创造出来，各国在各个领域上都有交往，越来越相互依存，各国的知识创造成为共同财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① 马克思期望未来社会能形成一个共同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马克思提出对未来社会共同体的认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强调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独特而值得尊重，不同国家、民族在参与现代化进程中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包容发展、休戚与共、和谐共生。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致力于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意识”外交观的当代表达，体现了新型世界文明观。

　　第三，“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观。马克思外交观着眼于国际合作。马克思主义提出通过国际分工提高生产力，由于包括国际分工在内的劳动分工，提高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生产力，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分工都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④ 因此，这种国际分工确实创造了一个普遍利益的国际社会。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互利共赢、开放合作，建构开放型世界经济，展现大国担当，体现国际合作观。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⑤ 中国的福祉和繁荣离不开参与经济和智力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国自身发展的最大化也同时惠及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双赢的，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公开地赢得“思想之战”。

　　第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马克思外交观鲜明的价值取向，彰显维护人类和平、追求公正平等的国际正义，谋求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要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⑥ 正确义利观既承袭中国传统价值观，又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崇尚国际道义，重视情谊与责任，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在全球抗击疫情中，中国外交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不计名利支持全球抗疫行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美元援助，向 150 多个国家和 13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援助，支持疫苗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内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⑦ 同时，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提供 600 亿美元支持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免除 15 个非洲国家 2020 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正确义利观以天下为己任，不计名利，崇尚国际道义，凸显国际正义，彰显中国情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外交观，生动展现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 二) 准确分析外交与秩序的变迁

　　马克思外交观有助于呈现外交分析的过程，准确判断时代特征与外交政治功能，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危机的根源。

　　第一，有助于理解政治与外交进程变化。马克思主义外交观不仅触及上层建筑的政治活动及意图，还深入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社会思想动态，这样更能准备把握外交研究的真正要义。① 无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贾斯汀·罗森博格，还是新韦伯主义者如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都曾试图通过重塑构成国际秩序的政治、社会和权力关系，对外交决策变化作出政治功能解释。② 外交研究还受到新葛兰西学派和历史社会学派两大谱系的影响。第一个谱系更符合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传统主题，即外交政策由统治阶级决定; 第二个谱系更专注于宏观历史社会学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结构性认知，即外交政策受制于国际社会结构。

　　第二，有助于准确认知国家统一历史任务。马克思主张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帮助消除经济和政治障碍，实现政治统一。对马克思而言，民族统一是德国民族革命的一项首要任务。他是德国统一的热情支持者，认为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统一，国力快速发展，才更有能力摆脱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当然，国家的自决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在每个国家的发展状况。马克思的国家统一思想对今天仍有深刻借鉴意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面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性任务。中国迈向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必然会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深度影响，必定伴随着与美国等国家的激烈博弈，尤为需要外交发挥重大保障作用。

　　第三，有助于准确判断西方秩序危机。马克思不仅预言了资本主义将导致不平等加剧、产生社会危机，还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机制，即西方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使社会政治结构发生裂变，资本积累和盈利能力的要求严重限制政府的选择，损害社会改革的长期可行性，导致社会新左翼运动与右翼保守势力的抗争较量始终伴随新自由主义危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西方社会不平等、财富分化、政治极化以及外部不确定因素不断累积，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制度危机、秩序危机、道德危机正成为现实，并加速向外传导，试图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要解决西方秩序危机，唯有向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根本性转型。

　　四、结 语

　　马克思对欧洲国际关系史的洞察表明，外交是政治本质、政治权力、政治活动的反映，也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欧洲列强追逐利润、争夺霸权的外在表现。但是，这个过程十分残酷，暴露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抗争，折射出西方列强唯利是图、不顾道义的真实面孔。马克思外交观不仅关注各国对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与参与，更在于时代性、经济性、阶级性和道德性的实践表达，折射出人民性的核心特质。今天，中国外交战略与外交行动，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在马克思外交观的理论基础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中国致力于建设多极化世界，加强同伙伴国的战略关系。多极世界不仅增加中国的影响力，而且通过赋予各国机会来提升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第二，中国外交坚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着眼于发展与治理的双重任务，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与全球多边合作乏力的双重挑战，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赢得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青睐与支持。第三，中国外交实践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认识，作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中国的发展崛起是非西方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典型代表者，为战胜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努力，为中国共产党新的百年征程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