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权力风险：挑战与应对

　　摘要：在风险社会，权力风险因其基因被激活而日渐频密，明显影响乃至规定着其他风险的生成和治理，其在新冠疫情中的集中呈现也深化了世人的权力认知。从疫情的最初爆发到全球大流行及其“震中”的相续变换，权力风险不仅暴露了相关官员低下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制约了政府和民众的互动与国家声誉，而且催生了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冲动，加剧了封闭与对抗。为了有效应对权力风险，各级官员应持续提升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在准确把握各自领域基本规律和民意中积极担当;各国政府应遵循权力属性的规定，实现其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国际社会更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开放和合作中优化全球治理，推动人类进步。

　　本文源自 江汉论坛 2020年12期《江汉论坛》(月刊)创刊于1958年，是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月刊，系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RCCSE中国学术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首届湖北省出版政府奖获奖期刊。内容侧重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史学、文学，兼及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

　　关键词：新冠疫情;权力风险;权力属性;开放性;公共性

　　尽管风险社会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和警示作用，但普遍的技术乐观主义明显制约了风险的社会感知，甚至关于社会风险的预警被认为是危言耸听。尽管现实中普遍存在为官不易的教训和认知，但仍缺乏将官员的职业风险与国家安全、权力文明联系起来的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尽管学界早有“太多权力”和“太少权力”的担忧①，也常有“权力风险”这样的表述，但这一概念至今尚未实现必要的学术化。然而，上述问题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发生改变，疫情不仅让所有国家深受其害，而且空前凸显了权力风险。相对于生产经营、社会交往、国家治理、国家安全等领域在疫情研究上的众多成果，权力风险仍未受到应有关注，这明显制约了疫情的溯源和处置，也掣肘了其他风险的治理和社会发展，因而要求学界在学科借鉴中创新视角，及时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权力风险及其在新冠疫情中的凸显

　　(一)权力风险：风险社会的权力宿命

　　作为实践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是长期伴随人类并被察觉的客观事实，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曾长期指代自然风险，并与先验因素联系在一起，因而常被认为与人类的行为并无直接关联②。但在现当代，社会发展明显褪去了长期盛行的乐观主义色彩，逐渐暴露出令人惊愕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了具有人为性、频繁性和整体性的社会风险。在此背景下，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玛丽·道格拉斯等人的学术建构掀起了风险研究的热潮，进而在风险社会的实践认知和政策供给中凸显了社会风险。一方面，自然风险中的人为因素日益明显。伴随人类至今的自然风险并没有因社会风险剧增而减少，却因社会发展而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生態的整体性退化、人为性地质灾害等风险已直观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掣肘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而空前加剧了“自然的反人化”，即“由人的活动造成的自然发生的不利于人的变化”③。另一方面，社会风险呈愈演愈烈之势。当下，曾经令人期待的科技进步和政策创新已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核技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挑战作为不争的新型风险，已频繁扰乱世人的生活预期。即便如此，社会风险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欲望驱使下的人们仍然陶醉在高新科技的盛宴中，普遍沦为无意识的风险制造者。就此而言，“更多和更好的知识正在成为新风险的发源地”④，当今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⑤。所以，就新冠疫情至广至深的影响而言，即使其最终得到有效控制，世人也不应就此放弃风险意识，更应具备应对风险的能力。

　　随着对社会风险的逐渐认知，其前因与后果中的权力因素日益凸显。就其前因而言，明显增多的社会风险逐步显现出权力的影响，诸多领域中的权力因素显著增加，即使曾明确反对权力置喙的市场也无法拒斥权力干预，甚至还因此获得了更多更持续的收益，最早获益的欧美国家在将权力干预推广至全球时，也将社会风险扩散至全球。所以，作为“自然与传统被终结之后的文明创造”⑥，社会风险也可被看作权力干预的副产品。就其后果而言，由于社会风险成因的复杂性、影响的广泛性和治理的系统性，即使国家也不见得能有效应对，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其此消彼长或持续恶化，由此引发的制度化风险更会掣肘社会发展，自然遑论资源和能力皆望尘莫及的其他力量。由此推论，其他力量即使将来持续壮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只能完善而难以取代国家的主导地位，唯有国家权力的基础性地位和全局性影响，才能稳定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社会发展的确定性。这样，国家权力在继续承担传统责任的同时，日益陷入代人受过和职能扩张的窘境：“风险以副作用的形式落在政治而非经济的责任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经济引发了风险，却无须负责，政治没有风险的控制权，却要为它负责。”⑦ 由此可见，权力是影响风险的关键因素，因而是风险治理的最可靠力量，但自身也因此面临相应风险，风险社会更是成为权力风险的出场背景和演进时空。就此次疫情而言，不同抗疫策略产生了不同后果，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幸免，那些应对明显失策的国家更是遭受了系统性风险，也真实凸显了权力风险生成的基本理路。

　　然而，备受关注的风险研究至今仍停留在社会风险层面，缺乏更深层次且比较集中的权力追问，即“在正式的风险评估中，组织机构本身是一个风险因素这一认识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探讨”⑧。事实上，作为其他风险原因和结果的权力风险不仅已嵌入社会风险，延续其普遍性、人为性和自反性，而且因为全球化机制而具有更复杂的生成机制和更基础的影响，以至于在风险制度化和制度化风险的相互作用下，日益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类型和关键因素，甚至作为现代社会的“灰犀牛”，影响国家的决策理念和世人的行为方式。相对于其他国家，当下我国国内层面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明显掣肘了权力生态的优化，境外异己势力也从未放弃对我国的政治图谋，进而使权力风险的概率更大、国别化特征更明显。为此，我国直面“政治安全”“四大挑战”等问题，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无疑是对权力风险的及时察觉和主动应对。因此，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对权力风险进行聚焦和预警，能够彰显权力研究的主体自觉和本土色彩，在政治自觉和学术建构中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现实关切的理论范畴，体现“风险社会政治学”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推动权力风险治理的全民担当。

　　(二)权力风险的生成机制及其在疫情中的呈现

　　从形而上的视角看，权力具有整合功能和协调功能。一方面，人的社会性要求权力具有化分散为集中的整合功能。个体只有通过权力从属于共同体，才能借助集体力量减少生存挑战，实现安全、秩序等基本需求，在不断提升的确定性中获得持续发展。可以说，“没有权力，便不可能存在任何家庭、市民社会、种族、整个人类”⑨。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要求权力具有兼顾不同个性的协调功能。仅有整合功能，共同体只能静态存在，根本无法满足个体加入共同体的个性需求，甚至会瓦解共同体的存续机制和实践价值。进而言之，权力只有发挥协调功能，满足个体的正当需求，才能与整合功能共同展现其实践价值。总的来看，无论是在人类之初还是在当下社会，权力的双重功能始终不可或缺：基础性的整合功能发挥集体力量，实现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而发展性的协调功能则持续拓展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升其成就感和幸福感，进而在双重功能的良性互动中凸显共同体的价值和追求，同时推动个体的全面发展，实现有限生命的社会意义。所以，作为人类发展的社会环境和重要保障，权力在产生强制与束缚的同时，也提供了保护与自由。尽管新冠疫情暴露了权力失范的严重后果，以国家为单元的抗疫行动仍证明了权力之于人类的不可或缺，进而说明人类的抗疫史就是权力动员和组织个体、保证个体和共同体安全的历史。

　　实践的社会性强化了个体与共同体的相互依赖，以至于个体在权力关系中获得了更广阔、更确定的发展空间。这样，共同体的资源和力量通常与其规模、组织力成正比，自然也希望更多成员加入其中，并允许特定个体执掌权力，进而使得权力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以保障成员的安全感、知情权和參与权。不仅如此，个体加入共同体通常也意味其自主性的稀释和自主权的弱化，但需求多样化的个体仍主动加入或被动融入，并相对稳定地留居其中，显然不只是迫于权力的强制性，更是因为权力具有公共性，能够保障成员的自身价值和成就感。虽说权力的公共性至今仍难如人意，但也随其持续开放而逐渐向好，进而激发了人们对更大发展空间和更高发展阶段的向往，以至于公共性成为权力的核心价值和道义基础，成为异化权力的价值遗存及其辩证回归的永恒动力。所以，作为权力属性的基本构成，具有价值理性的公共性能够持续引领具有工具理性的开放性，日益增长的开放性也必然催生同向乃至同步的公共性。权力开放性与公共性的互促共进作为共同体的发展机制，实现了利益稳定性与道德完美性的统一，彰显了权力与人类共始终的终极意义。事实上，国家职能的此消彼长也说明权力始终在追求开放性与公共性的共同提升，直至最终“完美的权力将倾向于使它的实际运用成为多余的”⑩。这样，相对于权力功能，不断彰显、渐受认同的权力属性以其现实关联性和受关注度，构成了权力评价的核心和权力纠偏的依据，自然也能够充任权力风险的现实标尺。

　　当然，权力属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应然状态和发展趋势，在绝大多数时空中仍难遂人愿，以至于权力始终存在着失灵风险，即权力运行难以保证充分、同步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极易制约权力功能与共同体的效能，滞缓个体的全面发展。换言之，共时层面的多样性和历时层面的曲折性使权力属性难有完满时刻，其时常缺乏或失衡的事实构成了权力风险的天然基因，一旦置身于特定时空，该基因极易被激活成权力风险。具体而言，一方面，国家对风险的权力干预无论多寡或缓急，客观上都存在失灵风险。就此而言，权力风险是权力演进到全球化时代的特殊表现，也是权力异化在风险社会的必然升级。另一方面，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会在主观上催生“权力太多”或“权力太少”的风险，也极易成为境外异己势力的可趁之机和可借之力。由此聚焦新冠疫情，其全球大流行使得几乎所有国家皆无法幸免，也证明社会风险并非学者的向壁虚构，其中的权力风险更为典型。其间，即使在尚存诸多未知因素的情况下，民众对各自国家的批判依然不绝于耳，遭解职乃至查处的官员也不鲜见，由此引发的政治信任危机仍在反复消解官方舆论，明显侵蚀了抗疫的制度安排及其成效，影响了国家的自主性和国际声誉。从武汉最初的迟缓反应、封城之初不尽理想的防控效果，到美国政党之间的政治角力、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政策龃龉和明显激化的社会矛盾，再到更多国家耗费巨资推行“居家令”，普遍暴露出权力整合乏力、协调低效的现实。而美国在隐瞒和谎言中反复进行疫情污名化乃至推责、索赔的政治操弄，也充分证明了境外异己力量的真实存在。

　　二、新冠疫情中的权力风险：现实挑战

　　(一)疫情中的权力风险：对官员的挑战

　　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其最终来源于全民，自然应由全民分享，但整合与协调功能则要求权力由少数人乃至一人执掌。当然，这种技术安排并不必然悖逆权力属性，仍可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开放性，在实施结果上实现公共性，从而对官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带来了相应的挑战。

　　一方面，专业知识匮乏将会催生官员的职业风险。鉴于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和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作用，权力风险通常产生于诱发或防控其他风险之中，因而要求官员具有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以便在与专家互动中把握相关政务的基本规律，在凝练民意的基础上形成精准的政策供给，以有效应对风险。否则，既有可能因政治贬抑科学、外行排斥专业而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也有可能在汹涌民意中采取非理性举措，付出惨重代价，因为“当巨大风险已经转化为巨大灾难时，人们不会去怨责虚无缥缈的神灵上帝，而是可能向作出风险决策的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倾泄其满腔怨气，并且有可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对其提出指控和弹劾”{11}。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官员都不同程度地忽视或低估了专家的警告，以至于全球最终沦陷其中。如果美国高层多一点专业知识，或适当听取专家的反复警告，及时采取对策，也不至于错失良机，长期处于全球疫情的“震中”。尽管付出的代价最终会转嫁给全民，但相关官员仍要承担双份风险，即社会层面的公共利益受损和职务层面的失职渎职，以至于一些美国政客设法向各方推责诿过，对疫情进行污名化、政治化，甚至以输出风险的方式化解其职业风险。

　　另一方面，职业道德缺失将会加剧官员的职业风险。从应然角度看，权力属性必然会转化为官员的职业规范，要求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因为其制度角色本身具有示范效应，由其主导制定的政策更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而民众对官员的道德期待也明显高于专业，毕竟获取专业知识尚可求得外部支持，而培养职业道德却只能诉诸严格自律。所以，权力属性要求官员超越一时一地的考量，始终谋求全民的长远利益，毕竟“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否则，也许官员能够迎合暂时或局部的民意，但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从而会在时过境迁中反复暴露其道德缺陷，连累权力功能，自身也难逃相应的职业风险，更遑论权力私利化的严重后果。所以，官员不应仅做道德的思考者或倡导者，更应成为道德的实践者乃至道德英雄{12}。由此反观当下，全球化进程尚未使利益共享，却已使风险共担。面对专家的反复警告，各国官员对新冠疫情的忽视、心存侥幸或别有用心也将其职业道德公之于世。从已有疫情预警的情况下武汉相关官员仍安排四万余户家庭共吃团年饭，到原黄冈市卫健委主任的“一问三不知”，无不折射出某些官员低下的道德素质;从英国官员以“群体免疫”策略来应对疫情，到美国高层在疫情持续蔓延时仍热衷于党派之争，反复尝试解除“居家令”，利用疫情内幕消息抛售股票，却忽视底层民众和中小企业的生计，甚至置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生命权于不顾，更是反映了他们重资本收益、轻民众生命的道德缺陷和狭隘、偏执的政治私利。

　　(二)疫情中的权力风险：对国家的挑战

　　个体加入共同体，目的是让渡其自主权换取更多更确定的利益，由此就形成了某种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该关系一旦失衡，便会引发权力风险，即无論强势的权力抑制权利，还是膨胀的权利冲击权力，权力运行皆会普遍或严重失范。鉴于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该关系可具体化为广义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权力风险自然也可简化为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失衡。人们关于“究竟是要一个强大到足以威胁其人民自由的政府还是一个弱小到不能维持和保护人民自由的政府”{13}的纠结，事实上就反映了政府与民众的现实失衡。

　　一方面，全能或低效的政府必然窒息权力属性。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政府的社会职能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也在持续走高的民意期待中日益凸显。这一趋势有政府政治自觉的成分，更是民众持续抗争或利益分化的结果，否则政府的政治自觉会极其有限，甚至可能会将统治阶级的自私、狭隘和任性固化为政府的本性，进而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掣肘权力属性的提升。在疫情之初，如果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能高度重视疫情的民间舆论，并积极加以应对，自然不至于出现最初的轻慢、之后的慌乱与最终的封城。由此推论，重集体安全、轻个体自由的抗疫机制和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重任，都将大概率催生政府的全能化，加剧其扩张和专断的冲动，从而侵蚀权力属性。相对于全能政府的表现，低效政府既不主动掌握情况，也不及时制定相关政策，甚至完全漠视权力属性，在惯性中任由权力风险蔓延。如果当初美国政府多一点权力属性的自觉和担当，以及全球化时代应有的战略思维和国际责任，少一点政治私利的算计、商业思维的狭隘与零和博弈的偏执，及时汲取他国抗疫教训，充分利用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医疗资源，自然不会导致不同层级的政府各自为政、反复的政策龃龉造成的疫情失控，自然能够避免“一场国家批准的杀戮”，也无需通过疫情污名化、政治化来推卸责任，其政府乃至国家形象更不会遭受重创。

　　另一方面，权利蛰伏或膨胀的民众必然弱化权力属性。治理良好的国家必定得益于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即善待民众的政府会因民众的理解和配合而实现可持续的治理，理解和配合政府的民众也能享有可预期的利益。所以，“一个好政府必须有一群它所代表的好公民。”{14} 然而，公民资格的法律确认并不意味着具备相应的公民素质，因为传统和现实对公民素质的影响远甚于制度安排。当下许多民众仍敬畏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意识，以至于权力偏重整合而忽视协调，权力属性自然难有持续提升的可能。在疫情初期，作为我国疫情“震中”的湖北居然慢于浙江、广东的应急响应，这显然与当地民众权利意识蛰伏、政治参与不足等因素存在关联。与此相对应，市场机制明显加剧了权利的迅速膨胀和对权力的轻慢，以至于必要的整合被斥为专制行为和暴力强制，真诚的协调被讥为形式主义乃至虚情假意，权力运行自然难有理想效果。从大量欧美居民违反“居家令”，到英美民众因疫情而迁怒、焚烧5G基站，再到美国大规模的反封城示威，都足以说明权利膨胀的恶果早已从理论研究的结论变成令人瞠目的现实，其中的狭隘、反智、狂热不仅明显侵蚀了抗疫成效，而且还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由此展望全球抗疫形势，如果世人仍在放任权利，疫情拐点将会姗姗来迟，后疫情时代更会风险频发，权力生态持续恶化、权力属性急转直下也将在所难免。

　　(三)疫情中的权力风险：对全球的挑战

　　在全球化进程和国力竞争的推动下，权力风险与国际因素密切关联，境外异己势力更是通过精准设计、定向输入的方式，恶化特定国家的权力生态。通常，这还不至于普遍催生闭关锁国的过激反应，但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仍引发了空前的封闭和对抗。

　　一方面，各国的暂时封闭加剧了逆全球化冲动。共同体规模渐趋扩大，顺应了资源共享的需要，尤其当交通、通讯和网络日益加快全球范围的要素流动时，各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空前发展，也提高了应对风险的能力。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基于抗疫需要的封国、封城乃至居家隔离无疑成为虽不理想却最现实的抗疫措施，全要素的空前停滞也成为无法避免的抗疫代价。在此情境下，一些国家加快了逆全球化步伐，实施产业收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如，美国不仅空前干预企业投资，推行产业本土化，而且持续打压他国企业，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严重削弱了全球抗疫的成效，也合理解释了全球疫情处置既逊色于以往又落后于时代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当下的全球化被许多国家仅视为一种策略选择，仍非常脆弱。因此，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情绪极易演变为逆全球化的行动，衍生成疫情中的另一种风险，进而在单边主义中恶化民生和全球权力生态，麦卡锡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也将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国家间对抗悖逆了合作共赢的需求。权力的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同体的扩张倾向，也要求权力与时俱进地保持开放性与公共性，以凝聚或发挥更大力量应对各种挑战。全球化机制真实展现了这一规定及其成就，也意味着任何逆全球化的国家都将无缘全球化的红利，甚至恶化本国的权力生态。然而，在利弊参半的全球化进程中，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在催生物理隔离的同时，也加剧了心理疏远乃至情感排斥，进而导致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冲动，甚至在制造“病毒政治”、强化地缘政治中加剧对抗。在我国的抗疫过程中，一些国家的不合作表现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和趁火打劫的行径。如，美国不仅趁机在我国南海、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兴风作浪，精心炮制长篇“反华剧本”，而且还通过政治操弄，鼓动多国玩弄索赔把戏。此外，自顾不暇的美国还多方掣肘伊朗、委内瑞拉等国抗疫，甚至要求别国抵制古巴抗疫援助，妄图买断他国研发的疫苗。显然，这种企图一旦成为气候，必将削弱人类共同抗疫的努力，把全球拉入混乱、分裂和对抗的局面，各国都将不得不面对权力生态空前恶化的危局，甚至丧失合作共赢的信心，而操弄“病毒政治”的搅局者也必将玩火自焚，沦为全球的“政治病毒”。由此也说明，在全球抗疫乃至风险社会中，“人类之间没有‘你输‘我赢，只有‘我们共赢”{15}。否则，只能是共输结局。

　　三、新冠疫情中的权力风险：应对策略

　　新冠疫情空前凸显和加剧了权力风险，但权力风险却无法随着疫情的最终消除而消失，其易爆发、难治理的特点要求所有人主动担当，及时治理权力风险，进而助力其他风险治理。

　　(一)疫情中的权力风险：官员的应对

　　权力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是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对权力日益明确的期待，因而会转化为官员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他们积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提升职业素养。

　　一方面，各级官员应当多渠道拓展专业知识。不同于传统社会，当下任何官员都已无法凭制度角色稳定获得职业权威，即使长期积累的行业经验也无法保证其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学识显著提升的民众更会以相应的专业优势持续倒逼官员增强专业储备。尤其在风险社会，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持续走高的民意期待已使权力运行举步维艰，权力丧失却轻而易举。即使官员的专业知识远胜于前人，仍应在自我提升的同时努力推动权力公开，鼓励民众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贡献其智慧，帮助官员在相关问题上形成全面和科学的认知。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全球蔓延及其“震中”的相续变换，无疑是对各国官员专业素养的全方位检视，他们是否具备或重视专业知识已经与抗疫效果形成了大致对应的关系。我国迅速采纳专家建议的抗疫良效不仅证明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而且凸显了官员专家化和权力公开的努力空间及其对公共利益的促进作用，也意味着沿此方向的不懈努力必将有效化解权力风险，为其他风险的治理夯实基础。

　　另一方面，各级官员应当努力提升其职业道德。在理论层面，权力属性构成了权力运行的技术规范和权力文明的核心标准，自然也会上升为官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自觉。尤其是当这一规范和标准日益获得社会认同时，民众对官员的角色期待会形成相应压力，迫使后者将外在压力转化为严格自律的内在动力。在此机制作用下，体制内外的持续协作必然将官员的道德实践置于持续规范的权力生态之中，所有官员都将面临不自律便出局的风险。因此，面对仍在肆虐的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困局，任何形式的推责诿过都于事无补，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会弱化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就要求各级官员将权力属性奉为圭臬乃至职权的首要价值，在尊重和凝聚民意中完善权力功能，并以此修正职业定位。进而言之，他们应当设法超越权力私利化的传统、职业主义者的陈规而迈向道德英雄的境界，在依法行使职权的基础上，遵循道德英雄的标准行使职权，切实承担身正令行的道德示范责任，展现国家意志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以重现权力的道德光辉，消除权力风险的自身诱因，丰富风险治理的道德资源。

　　(二)疫情中的权力风险：国家的应对

　　作为风险社会的“灰犀牛”，权力风险是对社会风险的溯源和聚焦，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又无法快速遏制的情况下，权力风险的历时累积和共时呈现在证明其真实存在的同时，也要求政府和民众从中汲取教训，共同加以应对。

　　一方面，政府应致力于权力风险的常态治理。在风险社会，权力风险的基因屡被激活，进而使得政府兼任着“系铃人”和“解铃人”的双重角色。此次疫情就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各国政府的处置缺陷，政府甚至无意之中充当了“系铃人”的角色，其中以美国政府整合无力、协调低效最为典型。各國何时、以何种代价战胜疫情，也将取决于各国政府的“解铃人”角色。当疫情在湖北蔓延时，我国最高决策层亲自指挥和部署抗疫的人民战争，各部委火线驰援，其他省区市全力支援，社会各界积极配合，不仅真实展现出权力强力整合和精准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明显激发了民众维护权力属性的信念和信心。尽管我国的抗疫经历远非完美，但在对突发疫情存有太多未知、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显然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大规模限制人员流动，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基本民生需要，并以此投放抗疫资源，由此迅速取得的成效及多国效仿也证实了我国抗疫举措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凸显了政府在抗疫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责任。由此推论，我国抗疫成绩凸显的优势以及经济的快速恢复无疑为风险社会中的要素流动提供了无法复制的“避风港”，由此提升的基础民生、政治信任、综合国力和国际声誉不仅能有效抵御各种异己图谋，而且能为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提供极具韧性的保障，进而为其他风险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基础。

　　另一方面，民众应积极投身权力风险治理。权力属性体现了共同体的价值以及个体加入其中的理性依据，也明确了个体相对于共同体的终极地位及其对权力风险的影响。换言之，权力风险不只是官员的职业风险或其他人的利益变数，置身其中的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自然应有所担当。在新冠疫情初期，我国各地的限制措施也曾引发不解，但经过引导，广大民众很快予以理解和支持，以个性化、精准化的自治行为投身于群防群治，涌现出大量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先进典型，显现出全民政治意识觉醒和公民素质成长的速度，也彰显了主体潜能和权力属性发展的空间。对照美国民众的大规模反封城示威及其严重后果，我国民众的现实表现凸显了风险社会公民素质的基本规定和社会自治的独特资源，因为“个体对政治共同体繁荣的责任优先于个体性权利”{16} 既是权力的本质规定，也是人的社会性的现实要求。尤其是在风险频仍的当下，如果民众只强调自身需求，忽视或无视社会利益，不仅无法形成社会共识以及基于其上的合力，而且必然削弱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政治自觉，由此形成的权力风险在危及官员职业生涯的同时必将反噬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反封城示威者虽有理由担心政府借机强化权力、侵犯权利，却也忽视了平衡权力与权利的永恒价值，遗忘了社会性对人的规定与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对疫情加剧更是难辞其咎。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民众不仅应摒弃政治冷漠的传统，而且应在政治觉醒中超越私利最大化的冲动，进而将功利性参与发展为道义性参与，用其道义担当提升公共利益，即“献身于公众利益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17}。

　　(三)疫情中的權力风险：全球的应对

　　虽然目前全球化进程明显受阻于新冠疫情，但也不会发生彻底逆转，个别国家的逆势而动终将在损失惨重之后重回正轨。而从权力属性的视角看，全球化进程也印证了权力文明的生长机制和路径，权力风险则体现了对全球化趋势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背离，因而权力风险的全球应对要求各国在扬长避短中推动全球化进程。

　　一方面，各国应主动顺应全球化进程。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和伤痛难免会催生“有效的全球化”乃至逆全球化的冲动。然而，少数人有此情绪尚可理解，在此基础上的国家行为则属极端偏激，因为全球化之前流行性疫病造成的损失并不逊于新冠疫情，病亡人数和病亡率更是高到骇人。因此，逆全球化并不能保证人类免遭全球性疫病，或减少损失。同样，新冠疫情并不是全球化的过错，相反，全球化能够在完善的产业链中提供更经济的替代路径，实现经济和生活的快速恢复，并在国际合作中及时找出疫病的原因和传播途径，在精准施策中减少损失，同时高效创造财富，提高全球的防疫能力和治疗水平。所以，坚定推动全球化进程既是抗击疫情、抵御风险的根本之策，也是新冠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后疫情时代自然应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均衡的要素流动，促进更公平的全球化。由此推论，面对疫情重塑中的世界格局，那些坚定拥抱全球化的国家必将在壮大综合国力中有效抵御输入型风险，从容应对内生型风险，在正和博弈中赢得基于自我完善的竞争优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在各国共赢中得以实现。“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 因此，疫情之下各国需要深刻反思和亡羊补牢，而非因噎废食，实施产业收缩。要将全球化视为战略前提，而非策略选择，唯此才能在更高水平的全球化中掌握主动，在权力风险的系统治理中实现发展的确定性。

　　另一方面，各国应努力加强合作。从特定视角看，权力机制也是一种合作机制，因为个体只有与他人进行合作，才能在集体中获得更多更确定的利益，这一机制催生的全球合作也在空前造福人类。而在风险社会，尤其在疫情肆虐的当下，空前重要和紧迫的国际合作更是要求各国在隔离不隔绝的状态下，利用多边主义机制共同应对疫情和其他风险，因为“世界是个地球村，一人不安全就是所有人不安全”{19}。为此，我国始终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守望相助、团结合作的精神，主动与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以多种形式援助那些愿意合作的国家，并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推动更高质量的全球抗疫合作。而美国的表现则从反面凸显了风险社会中国际合作的基础地位和保障作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20} 无论是仍在进行的全球抗疫和今后的其他风险治理，还是后疫情时代和后美国世界，都要求各国牢固树立合作理念，将其奉为风险社会的第一价值观。因为，唯有合作才能摒弃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重塑国家间严重缺失的战略互信，使得所有国家都能够在“环球同此凉热”中强化共赢信心，在减少内耗中降低各自的权力风险，进而共谋全球治理方案，以更多的智慧与合力推动人类的稳定发展。

　　注释：

　　① [德]尼可拉斯·卢曼：《权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③ 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④ [英]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⑥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⑦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91页。

　　⑧ [英]尼克·皮金、[美]罗杰·E·卡斯帕森、[美]保罗·斯洛维奇：《风险的社会放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⑨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⑩ M.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201.

　　{11} [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2}{14}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40页。

　　{13} [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译本序。

　　{15} 钟声：《全球战疫没有输赢只有共赢》，《人民日报》2020年5月19日。

　　{16} [英]安德鲁·多布森：《传统公民权的“生态挑战”——从政治生态学看公民权理论》，《文史哲》2007年第1期。

　　{17} [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4页。

　　{19} 钟声：《污名化是危险的“政治病毒”》，《人民日报》2020年5月1日。

　　{20}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