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政工师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

　　本篇文章是由优秀政治期刊《政策瞭望》发表的优秀政法论文，(月刊)创刊于2003年，是由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委政策室主管、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公开出版刊物。本刊是一本紧贴党的中心工作，关注浙江法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宣传介召浙江各级各部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的综合性刊物。她的主要特点是：指导性和政策性。

　　【摘要】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敏感问题，牵涉到很多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和利益因素。当然，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占有在国际法上是非法行为，日本也不能根据时效而取得钓鱼岛的所有权。钓鱼岛的权属属于中国。但是，目前解决钓鱼岛问题还存在很多困难，中日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还难以达到一致。在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方面，不可采取战争的方法，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也不可行。本文的观点是，欲解决钓鱼岛问题，应该先解决东海问题。 

　　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至今为止，该岛仍然在日本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中日两国政府在恢复邦交之际曾经有过君子协定：对有“争议”的钓鱼岛领土归属的纠纷，双方承诺在争执期间均不得在该岛上设置永久性固定装置。其争端的解决可以由未来更具智慧的中日两国的青年来接受处理。不过，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国政府态度暧昧，因而助长了一些右翼分子和个别国会政要公开登岛进行所谓宣示主权的活动，直接向中国政府进行挑衅。而就在数日之前，在9月7日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日本还在粗鲁地、蛮横地用日本国内法对中国渔民在中国领土海域正常作业实行所谓“司法程序”。他们“冷静、慎重”地处理了这一危害、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件，他们“冷静、慎重”地用日本法侵害中国公民权利，尽管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外交场合保持着相当强硬的态度，但事实上钓鱼岛之争并不能由此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将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就如何解决钓鱼岛的问题论述一管之见。

　　一、中日钓鱼岛之争的背景

　　1969 年5月，美国海洋学家埃默里发表了《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东海是“世界上石油开发前景最好而未经勘探的地区之一，而且储油量最大的区域就在钓鱼岛附近。”自那时起，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才引起了相关国家特别是日本的高度关注。中日双方在岛屿主权问题上互不相让，斗争日益激烈。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代的到来，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使钓鱼岛问题成为随时可能在中日之间引发摩擦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45年4月，美军占领琉球群岛，军政府第1号训令第2条使美国终止日本政府对琉球行使的所有权力，从此以后琉球群岛由美军占领，包括钓鱼岛的琉球群岛。但这是美国的错误，甲午战争以后，被日本强制编入琉球群岛的钓鱼岛实际上是中国领土。1951年9月，根据旧金山条约第3条，美国得到对琉球群岛的施政权。1971年6月美国把冲绳的行政权返还给日本政府，包括钓鱼岛的琉球群岛也返还给日本了。日本根据美日间的返还协定，主张此琉球群岛是自己的领土。

　　此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彰显了钓鱼岛潜在的巨大价值。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长期霸占，本已使该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复杂化，再加上1982年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是以此岛屿为依托，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此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以及未来潜在的资源等等，使钓鱼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价值。 学术论文发表

　　这些因素使得一个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岛成了纷争的焦点，再加上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近代的一些战争遗留问题和民族之间的情感问题，使得钓鱼岛问题成了国际法上的难题。笔者认为，钓鱼岛问题在国际法上的争论只是中日双方在法理上的争论，而事实上是两国在实际利益上的纠纷，特别是日方据此对钓鱼岛海域油气资源的争夺。此外，在现代军事条件下，钓鱼岛的战略价值也不容忽视，日本国可以以钓鱼岛为依托，实现自身的海洋扩张，以及对我国进行有力的牵制。这是钓鱼岛之争的实质。

　　二、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分歧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的纠纷，反映在法理上就是钓鱼岛的权属问题。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中日两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分歧较大。总体上看，两国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主张

　　1.从地理特征上看，钓鱼岛属于中国

　　中国认为，钓鱼岛从形成和地质特点上看是台湾附属岛屿。从钓鱼岛的形成来看，钓鱼岛与台湾列岛同属远古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他与台湾列岛同时形成和升起。地理上看，钓鱼岛具有明显的大陆架特征，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钓鱼岛的基层地形特点与祖国大陆的地块相同，据地质学家调查，钓鱼岛作为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曾在冰期时出露成陆地，与我国大陆连成一片，是祖国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才逐渐与大陆分离。总之，中国认为，从地理属性上看，钓鱼岛属于中国大陆的延伸，而不是日本列岛的一部分。

　　2.从历史角度来看，钓鱼岛属于中国

　　中国史料记载，最早发现钓鱼岛的是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杨载。1372 年，明朝册封使杨载奉命出使琉球，钓鱼岛位于杨载必经的航道上，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第一个驻足该岛。中国自明代起就对钓鱼岛实施了有效管辖。明代的历史文献中有中国古代政府对钓鱼岛进行军事防守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代政府早在那时就已经通过军事手段对钓鱼岛进行管辖。

　　中方提出这些历史证据的目的是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且管辖了钓鱼岛。这一证据在国际法上是有意义的，说明中国古代人先占了钓鱼岛这个无人的荒岛，并且取得了该岛的所有权，因此中方仍然对该岛享有所有权。

　　3.从国际法上看，中国对钓鱼岛享有主权

　　自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以来，时际法原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规则，因而也是我们用以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有效法律依据。

　　时际法，原为国内法原则，用以确定因法律变更而引起的新旧两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问题。根据时际法，法律不溯及既往。1928年，仲裁员休伯尔(Max Huber)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首次明确地阐述了“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概念，即一种行为的效力，只能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观点来判断，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国际法原则适用于该案。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权利在时间上的效力区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从而推导出时际法原则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日期(Critical Date)的法律予以确定。这一引申使时际法原则在所适用的法律上更加完善和严密。 学术论文发表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在发现钓鱼岛的时代是在明朝，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发现”或者“象征性的占有”来确立一国对某一土地的主权。因此，根据时际法这一国际法原则，中国确实已经取得了钓鱼岛的所有权。

　　此外，从现代来看，中国对于钓鱼岛的所有权也不存在抛弃或者放弃等情形。战争期间日本对我国领土的占领行为在国际法上本身就是违法的，不能作为取得钓鱼岛所有权的理由。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对日本不法所占的领土作了明确的规定：“同盟国，不寻求各自国家的利益，也不持领土扩张之念，同盟国的目的是剥夺日本国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国夺取或占领的位于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并把像满州、台湾及澎湖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华民国。把日本驱逐出由于暴力及强欲而掠取的其它的所有地域。”

　　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以中、美、英三国署名的《波茨坦宣言》，其中第 8 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国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的诸小岛之内。”《波茨坦宣言》不仅是要履行《开罗宣言》，而且进一步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外的诸小岛”是否归属于日本国规定了由“吾等决定”，也就是由宣言国决定，日本国自身没有决定权。

　　《波茨坦宣言》第8条在新中国与日本国的关系史上得到了重申。1972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从这些国际协议的规定来看，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日本并不享有对钓鱼岛的任何权益，且日本继续对这些岛屿的占有都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二)日本的主张

　　1.日本否认中国对钓鱼岛的实际统治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统一见解》中称：“日本明治政府于 1885年开始通过冲绳县当局用各种方式进行现场调查，确认尖阁列岛为无人岛，而且没有中国的统治痕迹。因此，日本政府才于1895年1月14日决定将其正式编入日本领土。从那以后，钓鱼岛一直作为日本八重山郡的行政区域。因此，钓鱼岛不是台湾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下关条约》第二条规定由清朝政府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2.日本通过先占取得钓鱼岛的所有权

　　日本根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的主权，并且己经对钓鱼岛群岛实行有效统治。日本方面提出的证据是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首先发现了钓鱼岛，并曾于1896 年向日本明治政府租借“尖阁列岛”中的4个岛屿进行开发经营，1918 年其子古贺善次又继承父业，改为有偿租用。这说明日本已经通过民间对钓鱼岛群岛实行了有效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