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形象自传入中国后,逐渐完成了从“勇猛丈夫”向女性化形象的变相、从天竺灵光到凡世女菩萨的平民世俗神化演变的中国化演变历程。明清时期德化窑观音瓷雕塑像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精品。文章对德化窑观音瓷雕塑像造型进行赏析,并深入挖掘潜藏其后的兴盛原因。
《碑林集刊》(年刊)1993年创刊,中文,大32开,出版地:陕西省西安市,是国内唯一以碑石文物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年刊。以碑石墓志、石刻艺术类文物研究为基本特色,办刊十余年来,立足碑林,面向全国,不仅在石刻研究方面为学界构建了便捷良好的资料平台,而且促进了石刻领域的学术研究朝纵深发展,加强了学术交流,得到了各方面专家、学者及同仁的广泛好评。
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德化作为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资料显示,其制瓷业源始于新石器时代,唐宋时期逐渐兴起,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阶段。特别是明中后期以来,随着窑炉技术的提高和胎釉配方的改良,德化窑陶瓷获得“中国白”美誉,是中国白瓷的代表,其中尤以观音瓷雕塑像发展最为突出。
1 观音形象的中国化演变历程简述
作为智慧与慈悲象征的观音信仰随着汉末佛教的传入而逐渐扎根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入民间。受中国古代文化、民间习俗和信仰诸多因素的影响,观音形象逐渐完成了其中国化演变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观音信仰体系。
1.1 从“勇猛丈夫”向女性化形象的变相
在印度早期佛教典籍、健陀罗壁画、塑像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之一的观音菩萨皆为“勇猛丈夫”;初入中原之时,《华严经》《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亦以“勇猛丈夫观自在”“善男子”“莲花童子”等男相度人;迟至宋代亦有男相观音文物遗留(图1)。现可见较早的南北朝时期的《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观音菩萨为救度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而化现为33种应身,其中女身占据7种,逐渐开始进入女性形象的转变[1]。随着北宋后妙善公主的传说、蒋之奇《大悲菩萨传》、管道昇《观世音菩萨传略》及明代《香山宝卷》等的演绎与完善,观音女性化形象逐步完成了中国化演变。
1.2 从天竺灵光向凡尘女菩萨的平民世俗神化转变
观音的主要表德之一即为救度、泛爱广大众生,其有求必应的大慈大悲情怀与社会大众关注生存困难的心理相契合。同时,妙善公主传说中纯孝感人的身世,也与封建王朝以伦理道德巩固自己统治的政治需要相吻合。随着观音信仰的日益世俗化,信众队伍逐渐扩大,人们赋予了观音送子、祈雨、求财、避害等诸多与世人现实利益相关的神职功能,其自身般若空性的天竺灵光逐渐褪去,逐渐演变成了着上长裙袄褂的中土平民女性或劳动妇女的平民世俗神化形象。
2 德化窑明清时期观音瓷雕塑像赏析
明代中后期,德化窑窑炉技术提高,同时改良了胎釉配方,在白瓷的发展方面实现了瓷与釉的深度结合,使其有了凝脂冻玉的“象牙白”完美质感。观音瓷雕塑像是德化窑白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天工开物》所言,“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2]。其在明清时期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获得迅速发展,诸多陶瓷雕塑匠人创作出一批观音瓷雕塑像精品,造型选择丰富,装饰千差万别,以水月观音、送子观音、白衣观音、童子拜观音、鱼篮观音、持经观音、坐岩观音、渡海观音和合掌观音等最为常见。
明嘉靖、万历时期,“瓷圣”何朝宗(又名来观)的观音瓷雕塑像特征鲜明,线条表达清晰,作品形态逼真,格调高雅,实现了胎、釉、人的完美结合,形成了颇负盛名的“何派艺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方形篆书印章款“何朝宗印”渡海观音立像(图2),椭圆形的底部中空,双手笼于袖中,面相丰润饱满、略带笑意,双耳长垂,神态富贵端庄又显慈祥;上部头发向上梳理后挽成发髻,外披如意形花冠,发线浓密;胸部以串形璎珞装饰,微露不袒;衣纹褶皱质感强烈、飘逸自然;左足显露,趾头修长,右脚横踏有莲叶而浮动于海水中的宝瓶;海水浪花如晶莹剔透的珍珠,作品颇具吴带当风的特色[3]。
与何朝宗同时代的观音瓷雕塑像名家林朝景,相传为德化宋代龙窑“窑坊公”林炳之后人。其作品觀音坐像(图3,私人收藏),造型颇为生动,呈圆形的底部中空,双手结印;面容秀美,大耳长纶;头部秀发向后合拢,上戴塑有合掌盘膝小佛和荷花的华丽头冠;坐姿端庄,身体稍略前倾,双足盘坐于莲花底座之上,衣服纹饰简洁,刻画质感精炼;胸部以串珠璎珞装饰,简洁精炼。整件作品釉色白中闪黄,釉面温润。
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清中期德化窑持经观音白瓷造像(图4),神态安详,体态丰腴优美;衣纹自然堆叠,轻软流畅,盘腿而坐,手持经卷;头发束顶高耸挽成髻,纹丝清晰不乱;面容丰满圆润,略带微笑,大耳垂纶;通体施白色釉,胎质明澈,莹润如玉,堪称佛像精品。
3 德化窑明清时期观音瓷雕塑像的兴盛发展原因
明清时期德化窑观音瓷雕塑像兴盛发展,与同时期景德镇、磁州窑、漳州窑、龙泉窑等相比,品种最为丰富,雕塑技艺精湛细致,造型传神生动,风格独特,在诸多观音主题的艺术作品中颇具特色,可谓德化陶瓷发展史上成就最高、最具“中国白”特色的代表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观音信仰的普及。明清时期,观音身世的宝卷、相关故事、传说在闽南民间广为传播,民间信仰进一步加深。同时其修持法门简单易行,特别是明末清初时期,南方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观音慈航普渡的悲悯情怀与百姓寄希望于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心理契合。据《德化县志(乾隆版)》记载,明代嘉靖以来,德化是闽南佛教中心之一,境内九仙山灵鹫岩寺18支派僧人广为弘佛,一度成为福建省佛教中心[4]。礼佛之风盛行,造像能祛灾禳福、消除罪恶以得福报,造像功德在根本上促进了观音瓷雕塑像的发展。
其次,材料、技术的提高。明中后期以来,德化窑窑炉技术提高,胎釉配方改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化窑观音瓷雕塑像在质量方面的提高。同时与铜像等材质相比,陶瓷产品具有陶瓷原料可塑性强、成本低、耐腐蚀、可大批量生产等优点,适合在深受观音信仰影响的中下层百姓中,特别是沿海视观音为护佑渔民的守护神人群中广为流行使用。
再次,雕塑匠人技艺水平的提升。明代中后期以来,德化地区涌现了诸如以何朝宗为代表的“何派”艺术群体,如何朝春、张寿山、心墨子、茴江山人、林希宗、林我范、陈伟、林朝景、陈念山、张翕、林子信等,他们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都另有创新。特别是清代,受观音信仰的渐趋世俗化和随着西学东渐潮而来的基督教的影响,在作品中加入小青牛、葫芦等道教元素和西方基督教元素,观音瓷雕塑像日益展现出多元宗教有机融合的新特点。
最后,书画艺术形式的影响。明清时期,观音自身般若空性的天竺灵光已基本褪去,变成了着上长裙袄褂的中土平民女性或劳动妇女的平民世俗神化形象,成为了文人画家笔下“佛释类”绘画题材的重要主题之一[5]。在崔子忠、陈洪绶、丁云鹏等画家笔下的观音形象上,经由创作者的主观加工和想象,造就了绘画母题的丰富,在客观上也为德化观音瓷雕塑像的创作提供了繁复多样的参考。
德化窑在进入清代后期,特别是民国时期逐渐衰落,观音瓷雕塑像作品的雕塑技艺大不如前,瓷器质感逊色,整体艺术水平也普遍降低。当前德化陶瓷处于新一轮发展中,世界陶瓷之都在继承前贤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亦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张婧文.从陶瓷观音造像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J].南方文物,2014(2):125-135.
[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3]傅慧敏.明代德化窑瓷塑特色暨成因探析——以“瓷圣”何朝宗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1):35-38.
[4]孙悦.故宫博物院藏德化窑观音瓷器研究[J].故宫学刊,2015(1):355-365.
[5]邵维娜.明中晚期德化观音瓷雕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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