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后武陵山垦殖区的生态再平衡

　　摘 要：改土归流后武陵山区移民人口数量大规模持续增加，移民在垦殖过程中破坏森林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地力下降、动植物资源减少等生态问题。地区群众通过种植经济林木、蓄肥、水耕技术、水利设施建设、融合汉地风习等途径实现了生态再平衡。

　　关键词：改土归流;生态问题;生态平衡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创刊于2009年2月，季刊，大16开。由贵州省教育厅主管，凯里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学术期刊。学刊始终以提高刊物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为目标，是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人生活于自然界中，受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制约，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也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从人类活动意义上来说，生态平衡指人类活动与所属生态系统间形成的相对协调、稳定、和谐的状态。因为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自然规律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与生态系统间的关系也总是处于反复变化过程中，但通过调适能够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武陵山区地处湘、鄂、渝、黔交界地带，域内多山，交通条件极为不便，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基于统治成本和收益对比考量，秦汉至清初，中央王朝在地区推行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元代以前为羁縻制度，元明清时期以土司制度为主。在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政治制度综合影响下，域内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口数量非常有限。在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不高条件下，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是地区群众主要生产方式。虽然生产方式比较粗放，但在土地和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的情况下，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清康、雍、乾三朝，中央王朝推动“大一统”战略，“苗疆”持续开辟，土司相继改流，负有监控任务的卫所也相继裁废，继而设置了数十个经制州县。制度障碍被破除后，移民拥入改流区垦殖，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充足劳动力的同时，也打破了地区生态平衡。对于改流后垦殖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学界已有部分研究，但是对于地区群众如何应对这些不利影响，从而在新的社會环境下实现生态再平衡，却无人涉及。总结历史时期社会重大转型后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互动协调的经验，对于厘清区域社会发展史、引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改土归流后武陵山区的垦殖与生态失衡

　　改流后武陵山区生态变化的直接动因在于移民的持续大规模流入，在移民垦殖过程中，森林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地力下降、动植物资源减少等生态问题，进而导致地区群众的贫困化。

　　(一)改流区的垦殖

　　受明清易鼎、三藩之乱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人口凋敝。经过清初流民安抚、招民垦荒、减免税赋等一系列修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到武陵山区大规模推行改流的雍正五年(1727)时，全国人口数量已达10603.5万，约为清代顺治八年(1651)初次人口记录时的2.5倍[2]501，人地矛盾凸显。为了解决中原地区的人地矛盾，清王朝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人口前往因战乱而人口稀少的四川一带垦荒，由此形成了新一轮的“湖广填四川”浪潮。武陵山区横跨湘鄂川黔四省，在地理位置上恰好处于由湖广通向四川的咽喉地带。

　　土司时期，由于特殊政治制度的限制，移民进入土司辖区存在较大障碍[3]，改流后，制度障碍被破除，改流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对移民来说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加之改流区在土地所有权、入籍、税收等方面出台的极为优厚的招垦条件，移民大规模流入改流区。从雍正中期到乾隆中后期数十年时间内成书的地方志书，对这种移民现象多有记述，如雍正九年(1731)保靖县，“幸皇恩浩荡，布泽流仁，生齿渐聚”[4];乾隆六年(1741)鹤峰州，“自改州以来，招徕安集，远乡乐归人户渐众，盖月异而岁不同矣”[5];乾隆二十二年(1757)沅州府，“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6](，乾隆四十年(1775)石砫厅，“数十年来，滋生日繁，流寓亦日集”[7]等等。从有详细人口数量统计的永顺府属四县、酉阳州、石砫厅、宣恩县等来看，到乾隆中晚期时，各府厅县人口数量较乾隆初期人口数量均有3-8倍范围之内的增长，显然，除小部分为自然繁衍外，这些增长人口大部分应为外来移民。

　　移民进入改流区主要目的是获取土地，当他们进入流入地后，立马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垦殖活动。从土地资源变化情况看，垦殖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流初期为第一阶段，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基本以“随力垦辟”为主，“地远山荒，种植无人，关土烧畲，惟视力励能任”[8]是其基本写照。垦殖地以自然条件较好的坪、坡、冲等为主，各地民间流传的大量类似“插占”“挽草为界”“指手为界”“牵牛圈界”的故事传说是当时粗放式垦殖的民间记忆;经历了粗放式“插占”后，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前期垦殖所遗漏的畸、峡、垣之地也被垦辟，后来者通过购买或租佃方式从先来者手中获取土地，“迨后者踵至，则以先至者为业主，典买耕种，略议地界，又或众姓共佃一山，自某坡至某涧，奚啻数里而遥。”

　　民间流传的大量以简单物资换地的传说为此阶段垦殖的民间记忆，此为第二阶段;乾隆中后期以后，人口数量继续增加，超出了土地承载力，人地矛盾凸显，土地租佃价格飙升，因土地而产生的争讼案件成为官府最为头疼的社会问题，外地移民和新繁衍人口被迫向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的高山、二高山地区流动，以前那些地势险要、植被丰茂的谷、岭、岗、台之地尽被开发，“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10]“零星散地、田边地角、篱边沟侧、悬崖隙土，亦必广种荞麦、苞谷、草烟、粟、菽、蔬菜、瓜果之类，寸土不使闲，惜土如金也”[11]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为第三阶段。

　　(二)垦殖区的生态失衡

　　长期大规模的垦殖活动必然引起生态失衡。改流前，武陵山区山大林密、人迹罕至，如明代“镇竿营哨相距各数十里，土城之内尚有房屋，出城则崇山峻岭，一望苍莽，绝无人迹”[12]，清康熙年间容美土司辖区，“地广人稀，山险迷闷，入其中者，不辨东西南北，宜为餐霞采芝者所居”[13]296。直到改流时，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改土归流时，地多未辟，山高林密，是生虎豹豺貉，行旅不通，铺递率多迂远。”[10]“乾隆初年城外尚多深林大箐，虎狼猛兽窟宅其中，附近如蹋沙坡等处树密如织，夏月行人不畏”[14]。在经历大规模垦殖后，森林植被持续大规模被破坏，“地日加开，民日加聚，从前所弃为区脱者今皆尽地垦种之，幽岩邃谷亦筑茅其下，绝壑穷巅亦播种其上，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矣”[15]“群来斯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叠叠青山，为之一扫光矣。”[13]92移民刀耕火种垦殖方式对植被影响尤其巨大，“按其榛芜，纵火焚之，然后开垦，所谓刀耕火种也，其地种三四年，则弃而别垦，以垦熟者硗瘠故也”[16]，直到同治时，“方春，视山可垦处，伐木烧畲，种植杂粮，悬岩峭壁皆满”[17]的习惯在地区仍普遍存在。而植被破坏极易引起水土流失，进而引发自然灾害，如在凤凰厅，“跬步皆山，溪流湍激，而均屯田地瘠薄居多，或于山坡层级而上挖土作塍，或于溪涧两岸砌石作堤，每当春夏之交，山水暴涨易于冲刷，往往石堆山压”[18];施南府，“常有因夏月骤雨，大水暴涨，阖室漂荡者;有耘耔山上，奔避不及，被急流冲去者”[9];思南府，“每因春厦之交，大雨骤集，山峻水陡，土裂石流，或将熟田壅塞变为沙石者有之，或将堰沟冲坍阻其水源者有之”[19]等。

　　常年粗放垦殖和水土流失，还导致了地力下降、石漠化等情况的出现，“开辟广而地瘠薄”[20]即是这种情况的描述。道光年间，施南知府王协梦针对“流人麇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的情况，就曾有“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尚何物产之有?”[9]的担忧。但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地力下降和石漠化情况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在鹤峰州，改流初移民初垦殖时，“蕉实庞停大逾把，笋箨密封长盈尺，丝如贯珠粒在房，熟验垂缕白转黑。实坚炊饭饱充肠，一夫耕足八口食，鸡鸣狗吠山谷应，往来行旅羡乐国”，但经过垦殖地力下降，“数十年来雨潦洗，磱确空余凿凿石，间有土山多不毛，和粪播种终嫌瘠”，于是居民被迫纷纷外徙，“流寓纷纷复他徙，贫者难迁腕徒搤”[21]。森林植被破坏，还使得珍稀动植物资源持续减少，土司时期“(卯峒)环司皆山，草木畅茂，禽兽多焉，猎者余冬日常鸣角逐犬以求之”[22]17，改流后“先年故多野兽，承平日久，深山穷谷开垦略尽，异类无所藏身，已非伊朝夕矣”[23]。水土流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对群众生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贫困化方面，“惟是重峦叠嶂，土少石多，虽终岁勤劬，卒不免卤莽以报，……，地瘠民贫，由来久矣。”[24] “终岁勤动，所获无多，在丰稔之岁，收获谷石除完缴颁租外，仅供口食。本鲜盖藏，一遇年岁歉收，辄形匮乏”[21]即是描述。

　　二、基于生产力水平提升的生态再平衡

　　改流后垦殖导致的种种生态问题与森林植被破坏具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问题影响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生活质量，在实践中，地区群众调整经济结构、改进生产进入、学习汉地文化，有效实现了生态再平衡。

　　(一)经济结构调整与植被修复

　　改流后武陵山垦殖区生态变化与垦殖目的有很大关系，在垦殖活动中，大量森林被辟作农耕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农作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宜种植玉米、红薯，特别是在石漠化地区、坡度较大山地、高海拔地区、宜干旱地区等生态脆弱区，若强行垦殖必然会导致水土流失、土质退化等问题。而地区多山、海拔落差大的现实情况决定了生态脆弱区面积大，这就是为何乾隆时期外来人口大面积垦殖后生态问题凸显的原因。但是，生态脆弱并不表示不能开发，只要是开发的内容在生态环境所能承载范围内，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因地制宜，找到既能维持生态平衡、又能满足人口粮食需求的品种。改流后逐渐兴盛起来的经济林木种植和商业贸易正好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土司時期，地区就有种植和贸易桐油、茶叶、药材的零星记载，如顾彩在《容美纪游》中就有多处容美土司内种茶、采茶、贩茶的文字描述，而乾隆《辰州府志》载改流前苗民赖以资生的物产有白蜡、铁和桐油三种[25]等。但是总体来看，由于政治制度的障碍，土司域内贸易并不发达，经济林木种植非常有限。改流后，随垦殖大军一同进入地区还有数量庞大的商人群体，“时土民不善贸易，列市通贷物者，半属江右之民”[26]“荆楚吴越之商相次招类偕来，始而贸迁，粮而置产”[15]等。商人的涌入，开辟了物质贸易渠道，使得改流区特色资源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往汉地，进而带来数量可观的物质和财富。为增加辖内群众的收入，改流初，各地流官就大力倡导群众种植经济林木。如保靖首任知县王钦命发布《劝遍山树桐》告示，针对保靖县“地方尽属深山，密箐毫无出产，又且土民性惰不务经营”“取利于自然者惟种桐一项，与民裨益良深”的实际情况，要求群众“坦平坡地可以垦植杂粮，自应勤力耕稼。至于土埠高岗尽可种桐”，并将其称为“成家之法，根本之事”[20]。乾隆二十五年(1760)，永顺知府张天如发布《掘壕种树》告示，称因为群众不知道种树可以发家致富，所以要求辖内四县群众尽可能地闲散土地种树。具体来说，要求群众在溪、河、沟等水源充足的地方多种杉树，在阳光不易晒到的背阴之处种植蜡树，在地势平坦之地广种油桐树，在沙石土质的犄角旮旯等边隙之地种植花椒树，在房屋周边和田埂等地种植桑树或者苎麻[2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