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民俗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黔东南是现代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融带，在复杂的文化历史变迁过程中，留存了大量以生态民俗为特征的文化。本文主要研究生态民俗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部图书，本书分为总论篇、项目管理篇、资金管理篇、组织管理篇、前景展望篇共五篇二十二章。分为总论篇、项目管理篇、资金管理篇、组织管理篇、前景展望篇共五篇二十二章，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要内容。

　　在黔东南少数民族村落里，作为乡土民俗的生态文化是在聚居地的自然环境和农耕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俗的生态性表现了人们强烈的乡土意识和群体性地域观念。在黔东南流传有大量的表现这种乡土观念与家园意识的谚语，如“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等等。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一村一寨，人们聚族而居，由于长期的劳动协作与频繁交往形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信任，拉近了他们与同宗族或其他宗族之间交往距离，在交往的过程中形成追求利益的共识以及彼此遵守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礼仪，为生态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1、聚落生态区位与居屋型式

　　“聚落”(settlement)一词的原意是指区别于都邑的居民点。但现多指人类生活地域中的村落、城镇和城市[1]。黔东南少数民族聚落的生态区位由住宅、耕地、林木及河川、道路等元素组成。同时，耕地与住宅以及住宅之间的配置关系、耕地的区块划分、道路网及水系构成、地形特点及林木种植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生态区位的构成。有房屋必有森林树木，有村寨必有悠悠碧水，民居依山傍水而建，生活凭山借水繁衍，已成了黔东南少数民族聚落环境的基本特征。在这里，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统一，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

　　从外部环境上看，有些聚落多选深山峡谷隐蔽之地，依山顺势，择险而居，聚族而立，自成一体。综观全局聚落建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层叠而上，尤显紧密团结。也有一些聚落由于受一些古朴的风水学影响，所处河流环绕地带，河道的走向、宽窄变化以及水的清澈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观特征。在不同的聚落

　　环境中，人们对于入口处的选择和打造也匠心独运的，其中以侗乡的寨门最为讲究，人们在进寨前必须经过一座木桥才能入寨，这就是著名的“风雨桥”。由于聚落各自生态区位的不同划分，人们对居屋的使用价值及功能取向也是不同的。如苗族民众大部分房屋就选择依山而建，在陡坡上搭建“T”字形结构，一半靠山，一半向前台撑出。台下以木柱支撑，上面铺上木板，周围用木板相隔，上面两层作为人的活动空间，底层则为圈养牲畜或堆放杂物之用。房屋一般为三层，台上台下连成整体，屋顶呈“人”字形样。居屋背靠大山、正面开阔，利于生产与生活;房屋挡风向阳，能减少寒气压迫，四周搭配绿化植物，前方阳光充足，空气流通，视野辽阔亦无阻挡。同时，房屋在内部空间的功能分割上立足于最朴素的自然原理，后半部分几乎没有什么隔断，人的室内活动空间直接跟后山相通;而前半部分则力求将太阳光引入室内环境，让自然光照射到室内尽可能多的区域，以满足人们的视觉需要，这是一种适应湿地环境的杆栏式建筑型式。

　　生态区位与居屋型式是聚落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区位的划分离不开居屋型式、耕地、水系等的布置。相比之下，居屋作为人们日常的活动场所，其作用尤为重要，居屋亲近自然和开放的室内空间设计理念，不仅增加了人的活动范围，同时也充满着人类本性对自然界的无限赞美和眷恋，将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界的节律紧密地集合在一起，为生态区位功能作用的发挥以淋漓尽致。

　　2、原始信仰与生态基础

　　所谓原始信仰是人类在经历对大自然的生存体验过程之后而遗留下来的产物，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模式。它包括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等。由于居住环境的特殊，酿造了黔东南少数民族富有特色的山地文化特征，在他们的眼里，山水是一切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祖先和神灵的所在。乡人们在山水之间寻找在此繁衍生息的机会。水源和山地，在这些朴实的乡人们心中是上等的财富。由于水资源永远是人们生存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对其产生了良好的依附性，自古就有了对水的亲近和崇拜意识;而树则作为他们跟山地密切联系的特殊符号，不仅代表了人的生命形式，还作为人类生存物质依托和精神信仰的双重意义。同时，以树为代表的一切植物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衣食资源和栖身材料。树木是繁育之本，生存之根，也是族群认同的标志[3]。在这里，树已成了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延续本民族生生不息的独特生命形式。树是山神的衣装，是村落的“保护神”，人们都寄希望于树护佑自己平安吉祥[4]。其中以苗族对枫树的崇拜最为典型，除此以外，还有柏树、松树等。在人们心里几乎树林都是自然之神，自始至终敬畏着、膜拜着、呵护着。这些源于植物崇拜所产生的原始信仰，既符合少数民族民众同自然界交往的心理特征，也符合“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理念。

　　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对环境资源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区别，因而对于资源的利用也有较大差异。

　　地处亚热带和寒温带的黔东南被人们冠以“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整体概述，有些地方虽然水源条件较好，由于受山地条件的限制，难以发展大规模农业，但对于畜牧业的养殖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在一些苗族聚落里就有民众从事专门的畜牧放养。同样，侗族民众凭着自己对水稻培植的丰富经验把不适合栽种农作物的山地利用了起来，形成和发展侗族特有的育林习俗，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木材源和收入来源。同时，在这种运行良好的循环经济体系下，也为许多民俗系统的生成烙下了深深的生态印记。如侗族民间的“女儿杉”，即父母在女儿出生时与族亲合作栽培一片杉林，并以女儿的名字来命名，杉林在女儿长大后婚嫁之时一次性砍伐，所获收入全部用于女儿的嫁妆上。其次，某些聚落看似资源极为紧张，而人们生活状况却并不贫穷。例如在黔东南的月亮山、麻山、瑶山等苗族和瑶族的聚居地，每年这些地方的人均粮食收入不会超过三百斤，远远低于全国的温饱线，长期以来都被政府视为极难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在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发现，这里不但没有闹过饥荒，甚至还有超生的现象。原来在与自然界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人们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法，比如当地还有一百多种野生动植物可供人们用作食物和饲料[5]。

　　自然环境能够影响人类的存在和发展，通常在意识的能动作用下，人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也会有自己看法和资源利用观念。这是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

　　综上所述，展现黔东南少数民族民众的资源观念与民俗系统的雏形，它既受民俗信仰方面的影响，也跟人们的某些传统观念和对自然资源的运用能力相关。文章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作了剖析，挖掘生态民俗文化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现实意义，皆在结合现阶段我国大力推行的新农村建设以发挥积极作用。生态民俗文化与人居环境建设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实现资源观念与民俗系统的成功构建，都将息息相关地域环境以及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传留下来的民俗文化，这是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也是实现新农村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金其铭著《农村聚落地理》[M]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1页

　　[2]江帆著《生态民俗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175页。

　　[3]李明权《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设计方法初探——贵州黔东南地区民族村落研究的启发》[J]重庆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4]《苗族史诗》[M]马学良、今旦译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5]杨庭硕《被调查对象的认知特点不容低估——苗族文化调查难点例释》[J]载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第298-29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