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新拓展

　　从社会史意义上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冲击。但是，运动的低潮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沉寂。相反，更需要理论上进行反思，并催生着理论上的创新。在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媒体曾纷纷评选推出了“千年风云人物”，或者叫“千年伟人”。在这些活动当中，卡尔·马克思被多家西方媒体评列为第一或者第二。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古今最伟大哲学家”评选，马克思再居榜首。[6]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特别是在法、德、美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特别引人注目。2000年9月21—24日，由美国《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大会盛况空前，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出席了这次盛会，大会组织了190多场专题讨论会， 3场大型专题报告会，认真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成就和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观。[7]而在法国巴黎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更是每三年召开一次，至今已连续召开过五次。第一次是在1995年9月27日，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召开了首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主题为“马克思主义100年：回顾与探索”。第二次是1998年9月30日到10月3日，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500名学者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这次大会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 76场小型研讨会。此次会议围绕“全球化与新国际主义”这一主题，共分8个学科进行讨论，其中包括法学;第三次是2001年9月26日到30日，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隆重举行，主题是“资本与人类”，来自3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学者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分为16个学科专题，组织了120场小型研讨会，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多学科的考察，其中也包括法学学科。第四次大会是2004年9月28日到10月2日，主题为“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战争”。这次大会参加的有近千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10个学科13个专题进行研讨，其中也包括法学。第五次国际马克思大会于2007年10月3日到6日在巴黎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替代全球主义、反资本主义以及世界政治选择”。

　　2008年以后，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逐步走入死胡同。于是，西方媒体纷纷惊呼“马克思又回来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步认识到，那种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当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张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其实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所谓的幸福。因此，很多人开始重新对马克思的文本与问题展开分析和深入理解，并进行全方位的理论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方面，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在1904年就在其发表的《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他以现行的法律规范制度作为出发点，试图说明同样的法律规范是如何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特别是经济结构的变革而改变其功能。为了理解一个法律概念，人们必须进入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未变，其功能却已经焕然一新，不变的法律制度具有一种塑造社会的功能。例如，资本家拥有资本(私有财产)，但资本本身并不会带来任何权力和权威，而是各种法律制度则设定了所有权的真正功能，私有财产这才能从私人的概念变成公法的(权力)的理论。伦纳在通过对法律制度尤其是私法制度之能动性的研究，提示人们理解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时，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认识法律变革和批判社会作用。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奥托·柯切恩海姆、哈贝马斯以及法国结构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尼科斯·普兰查斯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一股“批判法学运动”的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法学”。此外，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法律系保罗·菲利普斯也曾写过一本专著《马克思恩格斯论法和法律》。这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新马”)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开创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无论从卓越学者的数量，还是从其学术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其代表任务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技进步对人的操控，要求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8]另外，苏联法学家帕舒卡尼斯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尊重，这与他的政治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其名著《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帕舒卡尼斯认为法律理论是一种历史理论，因为法律仅仅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法律具有过渡性，它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使自己完全无效”[9]。而且，帕舒卡尼斯把法律看成为资产阶级商品交易的规范形式，法律发源于资产阶级的商品交易。法律主体是抽象的商品持有者，其主体地位之平等来源于商品交易上的平等。也因此，资产阶级重视财产的交换与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契约的理念和财产权保护的根本要求。当然，帕氏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经济优势阶级的控制地位是不一样的，为此他反对把法律当作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反对法律是保护宰制阶级利益的工具。他不认为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法律。法律有异于其它社会规范之处在于它充当商品交易的排难解纷的机制，一旦商品社会随着国家消亡之后，法律也会消弭于无形。[10]

　　以上现象说明，凡是严肃的学者，不管他赞不赞同马克思主义，都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理论学说，加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等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管出现多么大的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都永远不会消逝。

　　1、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状况

　　在中国的法学教育当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作为法学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西南政法大学自1979年招收第一届法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起，就开始开设这门课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了不少论著，包括种明钊教授曾经主编过一本《资本论关于法的论述》，是在1983年出版的。后来，公丕祥教授的《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李光灿先生和吕世伦先生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后来又进行修订再版。还有武汉大学李龙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前辈黎国智教授主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选著》等等，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当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学术界尚属于冷门的状态下主持完成的。这些学术成果的问世，对于我国法学界分析、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理论来源、核心范畴等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推出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举其要者如：孙伯鍨、张一兵主编的《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学明、马拥军的《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郝敬之的《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施正锋主编的《马克思学在东方———洪谦德教授66岁生日祝贺文集》(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版)，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孟氧著、孟小灯主编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同时，法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又涌现出了一些新成果，具有代表性者包括：吕世伦主编的《列宁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龚廷泰的《列宁法律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光灿和吕世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祝铭山、孙琬钟主编的《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胡玉鸿的《司法公正的理论根基———经典作家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李可的《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版)以及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出版的庞正博士论文《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形成的理论脉象》，等等。

　　以团队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应该属于西南政法大学，其法理学科一直保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特色和优势。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方向，一直是西南政法大学法理专业起步很早、学术积淀非常深厚的传统研究强项。从1979年开始，黎国智教授等法学前辈就在全国率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课程，一直到现在从没有中断过。法学前辈黎国智教授等启发和带领研究生，探索和开拓了这个重要的法学新领域。先后有许多研究生都将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硕士论文选题。突出者如本校首届研究生陈学明撰写的学位论文《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观及其法律思想初探》，于1983年即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随后，杜万华、李力、孙启福、刘想树、周伟、沈霞、付子堂、张永和等先后几届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比较集中而全面地研究了由马克思到列宁的每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法律思想。1990年，黎国智教授主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 1992年，司法部“七五”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新探》完成出版; 1993年的国家规划教材《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也由黎国智教授任主编。2005年3月，由我主持推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级研究生教学用书，这本书可以说是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科多年来师承相继、薪火相传的又一个成果。2008年4月12-13日，第四届“全国法理博士生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有13个学校的40余名法学博士生代表和博士生导师，参加了这次全国法理学博士论坛。这次论坛具体分为五个单元：一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基本问题，二是社会转型与法律转型，三是和谐社会与法律发展，四是民生法治理论的研究，五是依法执政理论研究。2008年6月，中央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的一些表现。

　　2、开拓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新视域

　　必须看到，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过去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本质及其权利义务问题的研究，这已经很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意义，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权利与自由、公平与正义的思想探寻对人类制度建设具有指导价值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相结合，对当下的法治与社会和谐都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有过精深的分析和研究，例如马克思关于法律社会理论的研究、“政治-社会”法律哲学的研究、批判指向的法律思想研究甚至后现代法律思想研究正是对这些核心概念和范畴的认识深入和理论创新。这表现为从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理论进行问题史研究。

　　关于马克思的法律社会理论研究，主要从马克思的重要文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出发，以社会理论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的法律思想进行了一种探索式的研究。可以发现，“法律社会理论”与“法律社会学”存在着一些实质性的区别。法律社会学是把法律当作历史的社会现象，并追究法律的形成、发展与消灭之规律性的经验科学。法律社会学重视描述与解释社会现象，强调价值无涉或中立，它将法律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对法律的“前世今生”所展示的面貌进行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并由此建立起法律的功能模型。而法律社会理论则在法律社会学所提供的经验生活素材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它将法律作为社会现象加以认识的目的在于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法律机理和法律系统进行总体性批判，对现代法律下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总体关系进行一种前瞻式的研究，这一研究在当代转型中国极富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于论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研究，可以提供研究马克思法律理论与当下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生存相关联的理论视角，对法律的“非自主性”进行全面论述，并从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等方面描述法律的诸面向，并结合当前中国法学与法理学研究的各种学说，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与反思。

　　关于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批判指向研究，则将马克思的法律思想及其批判品格与西方法律思想的整个传统加以贯穿联结，通过批判之链将马克思的重要文本《论犹太人问题》中所展现的自由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西方整个法律思想不够彻底解放的根本原因，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以及政治解放的内在局限性。关于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研究，是基于现代性理论及后现代变体的考察，将马克思法律思想中的现代性逻辑联结到西方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思潮之间的关联中去。在此，马克思是他们之间的一条至关重要的“中介”。这一理解将为理解马克思的法律社会理论提供整体性的历史与逻辑视野，有利于开拓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现代化和中国化的理论视域。

　　当然，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的社会理论，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研究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取决于其在中国的宪法地位，也不是因为其具有绝对真理(“道统”)的性质，关键在于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和影响。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很明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核心因素是实践。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是由实践的需要决定的;对理论指导作用的评价，不是根据理论本身，而是看其能否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在实际生活中，很容易产生理论崇拜，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理论主导乃至理论霸权，理论成为左右和裁决一切的标准，实践也得根据理论标准来剪裁。如果不借助外力的作用，理论要凌驾于实践之上是比较困难的，人们基于利益关系会从实际出发进行相关选择，不会基于理论的原因作出与自己利益相反的选择，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理论霸权难以形成。理论霸权往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才能形成，当政权与理论形成相互依赖关系时，特别是当政权的合理性依赖于某一理论的证明时，理论就获得了政权的强制性力量，形成与政权的一体化，极容易出现理论霸权和思想专制现象。理论霸权的政治强制性，使其比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大更深远。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中国化模式时，有必要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实践主导模式”。实践主导模式并不否定理论的功能和价值，关键在于对理论的态度和应用方法。实践主导模式是以实践需要为中心对理论进行取舍和应用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机制，是一种现实问题取向的应用模式，即根据存在的社会问题，决定所应采用的理论工具，并在实践中检验其选择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只具有指导性工具价值，不具有标准的内涵和意义，更不具有霸权的力量，理论要在实践中得到修正和发展。实践主导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社会实际和社会问题，它承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不认为理论具有超越实际的绝对真理的性质，不具有普适性标准的性质和操控现实的力量。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目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分析解决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从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发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法律制度的逻辑关联及其共同价值。